3.5 小结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原住民社会强调其特有的民族身份和自我表达，出现了反对非原住民社会为原住民代言的“原住民主义”现象。从原住民与欧洲殖民者的初次接触开始，从抵抗侵略到遭受同化，原住民社会结构被瓦解，大部分语言消亡，文化传承曾一度被切断。他们作为社会边缘人在重重危机和困境中求取生存，在不断适应外部世界、与非原住民社会交往的过程中，通过对西方文化的挪用，结合自身文化传统中的口述历史，建构出多层次、多样化的原住民身份。这三部小说借助原住民口述传统、循环叙事、空间叙事、反讽、陌生化等多种手法，展现了多层次的原住民社会现实，拒绝白人社会对原住民身份的本质主义解读方式。
与非原住民作家避免正面描述原住民角色意识和思想不同的是，原住民作家的小说强调原住民的自我表达，彰显出原住民叙事的边缘色彩。三部小说以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的原住民的境遇为背景，将原住民视角建构的历史与殖民历史叙事形成对抗，“使西方历史中蕴含的文化价值观种族化”（Neal，1971：258）。《潘坶嵬：彩虹战士》从原住民的视角重新建构了殖民地历史，解构了强盗与英雄、野蛮与文明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塑造了捍卫原住民家园的英雄形象，展现了原住民与土地息息相关的社会文化和精神信仰。《心中的明天》聚焦于澳大利亚对原住民实行同化政策的时期，借助文类杂糅、口述传统和空间叙事等多种手段，使以主人公哈利为代表的血统被淡化、文化传承被切断的原住民混血儿一代，在原住民文化传统中重获身份认同感。《卡奔塔利亚湾》则以居住于白人城镇边缘地带的原住民社会为叙事中心，借助口述传统和其他文化传承方式展现了原住民的土地观和时空观，重新解读了民族和解时期因土地所有权在矿业公司与原住民之间以及原住民社会内部引发的纷争。
根据德勒兹和瓜塔里（Deleuze and Guattari，1975：16）对小民族文学的定义，“小民族文学并非产生于少数族裔的语言（minor language），而是少数族裔在大民族语言（major language）之内建构的”。原住民作家用英文进行的写作，可以视作一种“小民族文学”，它通过强化语言中固有的特质使语言“脱离疆域”，这种语言的“小民族”用法乃是透过“发声的集体装配”运作，并且具备政治行动的功能（博格，2006：172）。原住民作家要在“文学场域”被认可，就不得不经由官方教育体系的学习过程，并运用、挪用或混用所谓“主流社会”通行的共同语——英语进行文学创作。正如原住民作家吉姆·斯科特在《心中的明天》里所说，原住民作家借助英语来弘扬原住民文化，尽管艰难却是很好的反击方式，也能够引起更多读者的共鸣。格罗斯伯格（Grossberg，1996：90）指出，“‘小民族文学’的中心概念是庶民的概念，代表了任何语言（或身份）构成的内在含混性和不稳定性，它使语言界定统一稳定身份特征的力量不断减弱”。通过对殖民历史叙事的这种挪用和戏仿，原住民作家在以白人为主导的西方叙事话语中为原住民主体争得一席之地，并融入代表原住民叙事传统的口述历史和说唱风格，构建起第三空间，使殖民叙事中被压制的“庶民”得以发声，以此来建构原住民视角的历史，接续原住民的文化传统。
从原住民视角出发建构的历史与殖民时期的官方历史并置，形成复调式叙述，使殖民历史叙事中的白人身份建构特征暴露无遗。正如原住民历史学家哈金斯（Huggins）所指出的那样，非原住民社会在研究和书写原住民文化和原住民伦理观上都有局限性，“他人的历史无法翻译成我们自己的历史”，“只能将它们并置（juxtapose）起来”（Huggins，1995：166）。沃尔特·斯科特爵士（Walter Scott）的韦弗利（Waverley）系列历史小说已经证明，苏格兰高地的民间传说和语体可以为英语文学增添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而澳大利亚原住民作家的小说文本对历史的重构也展现了原住民的文化内涵。这与非原住民作家文本中对抗殖民历史主流叙事时对原住民文化表达的尊重和认可相呼应，体现了在当代澳大利亚倡导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大背景下，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社会之间形成的互动。
【注释】
[1]“欧拉”在原住民语中的含义为“人民”，是原住民部族的名称，世代生活在现在的悉尼地区，是英国第一舰队1778年登陆澳大利亚大陆之时接触到的第一个原住民部族。
[2]努恩格是生活在澳大利亚西南部沿海区域的原住民部族。尽管在澳大利亚历史上西部边疆地区的开拓一直被认为是“和平定居”（peaceful settlement），但是澳大利亚政府推行的“白澳”（White Australia）政策主张同化原住民，这使“被偷走的一代”（the Stolen Generation）失去了原住民的文化传承。
[3]这声音是殖民者船上押解的罪犯身上发出的镣铐声。
[4]大规模掳走原住民儿童的政策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使在1948年澳大利亚签署了《世界人权宣言》之后，这一政策还在隐秘地、变相地执行着，直到1970年才被完全废止。
[5]Auber Octavius Neville，“Black May Become White：Work of Elevating the Natives”，Daily News（3 October 1933），转引自吉姆·斯科特《心中的明天》小说正文开始之前的扉页。
[6]迪节里杜号角（didgeridoo），是澳大利亚原住民使用的低沉音木管乐器。
[7]小说封面上肤色深浅不一的原住民站在烈火中炙烤的一幕即再现了原住民遭到屠杀和焚烧的场景。
[8]“黄祸”论（Yellow Peril）是成形于19世纪的一种针对亚洲民族的极端民族主义的论调。“黄祸”论调在小说中指澳大利亚历史上对东亚人可能会入侵其北部海岸线的无端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