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心中的明天》：原住民混血儿的身份回归
《潘坶嵬》采用了线性的时间叙事，从文类上判断属于典型的历史小说范畴。与之相比，吉姆·斯科特的小说《心中的明天》在文类上则更趋多元化，虽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小说特色，但作者又以半自传的形式将原住民长辈口述的家族历史与引入文中的大段殖民时期的历史档案并置起来，并借助讽喻、空间叙事、元历史叙事等多种手段，向西方历史小说中传统的时间叙事结构发起了挑战。作者旨在质疑并颠覆官方历史中以文明进步为价值判断标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抨击澳大利亚政府采用同化手段淡化原住民血统、将原住民“升华”到白人行列的种族主义歧视政策，探讨原住民混血儿后裔的身份归属问题。
自1788年英国第一舰队在悉尼植物学湾登陆以来，英国在澳大利亚大陆的殖民地开拓就大规模展开了。在西澳大利亚，殖民者并没有像在东部那样受到来自原住民的大规模反抗。他们为了建设殖民地，将原来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努恩格（Nyoongar）原住民部族驱逐出去，把他们圈禁在位于殖民地城镇边缘条件恶劣的原住民定居点，不允许他们像以前那样靠狩猎、采摘为生。在这些白人殖民者看来，纯血原住民注定会灭绝。殖民者打着改良原住民基因的旗号奸淫蹂躏原住民妇女，并将她们生育的原住民混血儿从母亲身边强行带走，目的是为了避免原住民混血儿出现“返祖现象”。这些完全脱离原住民社会和文化的原住民混血儿在澳大利亚历史上被称为“被偷走的一代”，这种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倡导种族改良的同化政策，对原住民的身心造成了巨大伤害。[4]A.O.内维尔（Neville）就是种族改良政策的积极推行者，他在1915年至1940年期间担任西澳地区原住民首席保护官一职，主张通过改良原住民血统“升华”原住民。根据他宣扬的所谓科学理论，通过合理的配种，原住民的血统和肤色可以被白人吸收和稀释。他在当时的澳大利亚报纸《每日新闻》（Daily News）上发表了一篇《黑色可以变白：原住民升华工程》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描述的：“通过白人不断地吸收，澳大利亚的黑人原住民最终会变成白色。这已在四分之一血统的原住民身上得到证实。这就像一小股肮脏的溪流汇入清澈的大河一样，最终溪流的颜色将消失殆尽”。[5]内维尔的言论充满了对原住民的种族歧视，是当时倡导和推行原住民同化政策的典型代表。
在小说《心中的明天》里，男主人公哈利（Harry）的祖父欧内斯特·所罗门·斯盖特（Ernest Solomon Scat）是A.O.内维尔的远房亲戚，也是内维尔人种改良观点的积极实施者。欧内斯特听到内维尔宣扬的种族改良言论之后，热血沸腾，想起了自己到达澳大利亚的第一天在原住民圈禁营奸污一个原住民女人的情景。他的情欲和内疚转变成在“升华”原住民的工程中大显身手的决心，他想在其中“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Scott，1999：32）。对他而言，“这是一场挑战”，“尽管想做一个征服土地的开拓者仿佛已经为时过晚”，“至少还可以为驯化本土的居民做出一定的贡献”（Scott，1999：32）。小说主人公哈利就是祖父这项社会工程规划的成果，他从小由祖父抚养长大，却对自己的原住民血统毫不知情，祖父妄图通过割断他与原住民亲属的联系，将他“升华”为家族里的第一个白人。哈利16岁时才从父亲口中得知自己是原住民混血儿，而父亲还没有来得及详细解释，就在交通事故中丧生，从事故中康复的哈利谴责自己是杀害父亲的凶手，并开始追溯自己的身份渊源。小说的叙事战场在两种并置的立场中拉开，一面是祖父记录自己的社会改良工程进展情况的日志以及他整理的相关历史档案，另一面则是哈利的原住民亲属杰克舅舅和威尔舅舅讲述的家族历史。小说中的历史档案主要来自西澳地区原住民首席保护官A.O.内维尔的《澳大利亚的有色少数人种：它在社群中的位置》（Australia's Colored Minority：Its Place in the Community）（1947）一书以及官方档案中收录的内维尔和当地警察之间的往来书信。
在小说中，为了实施对原住民的社会改造工程，欧内斯特与警官霍尔的养女兼仆人、有着四分之一原住民血统的凯瑟琳（Kathleen）完婚。在哈利的叙述中，这桩以“拯救”原住民为目的看似平等的婚姻却是欧内斯特和警官霍尔达成的一笔交易：
他们谈到了繁衍和升华。这两个毛茸茸的天使希望把人捉到自己的臂弯里，将他们拽到和自己一样的高度。他们的脑海里不时闪现出画布上所绘制的耶稣升天时与白白胖胖的小天使一同盘旋升起，这一被光环笼罩的场景。他们看到了通往金字塔顶端的石阶，意识到即使台阶明摆在那里，有些生物也根本无法继续攀升。道德高尚的他们坐在顶端，不，他们看不见自己面露嘲讽的神色，看不见自己大笑着，向下面的人施舍着残羹剩饭。（Scott，1999：75）
这里，作者从原住民的视角将白人高高在上的姿态以及歧视贬低原住民的丑恶面目表露无遗，使白人身份的社会意识形态建构得以现身，白人看似天然的、中立的和隐蔽的立场变成了昭然若揭的种族优胜论。在这桩令欧内斯特感到自豪的交易中，原住民女孩凯瑟琳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和话语权。当他们询问她是否喜欢欧内斯特时，她只能点头，因为“她知道他们想让她做出肯定的答复”（Scott，1999：74）。这场不平等的婚姻自然避免不了悲剧性结局，欧内斯特因凯瑟琳没能为他生养儿子而大失所望，他又收养了一个原住民混血儿女孩托普茜（Topsy），并且完全无视凯瑟琳的存在，当着她的面奸污托普茜，并对外宣称托普茜才是他的妻子。托普茜比凯瑟琳更加逆来顺受，她“除了变成白种女人没有其他选择”（Scott，1999：368）。她为欧内斯特生下了儿子汤米（Tommy），也就是哈利的父亲。为了使托普茜的肤色变得更白皙，欧内斯特把她按在加入漂白剂的热水里洗澡，还会经常从火车站带回原住民女孩儿做帮佣。在儿子汤米的眼中，欧内斯特会经常拥抱这些原住民女孩儿，“帮她们整理枕头，翻弄被子”（Scott，1999：158）。这些故事是威尔舅舅和杰克舅舅讲述给哈利的，哈利在转述时用讽刺的语气质疑祖父欧内斯特的行为，“厄尼是不是觉得自己在完成一项无私的任务？他根本没有想到，他所做的这一切只是为了帮助这个不同的种族变得更像他自己？他想用他自己的形象来重新塑造我们，使我们升华到他的水平。”（Scott，1999：158）
汤米接受了白人教育，本可以成为家族里培育出来的第一个白人，但是1936年新颁布的《原住民法》规定，只有“1936年1月31日之前出生的少于四分之一原住民血统的混血儿”才能被视为白人（Scott，1999：149）。而汤米则不符合规定，所以“汤米处于一种困境，他自己都搞不懂自己的身份，外祖母给了他自豪感和精神支柱，但是厄尼和凯特阿姨又总是合起伙来羞辱他，让他四处逃避”（Scott，1999：364）。欧内斯特从原住民家族里培育出第一个白人的社会工程没有停止，厄尼有着“科学的头脑”，他“要把一项实验进行到底，看到不可逆转的证据”（Scott，1999：432）。他把希望寄托在汤米的儿子，也就是小说的男主人公哈利身上：“接下来祖父把目标对准了我，把我送到寄宿学校上学，放假时就和他一起住在他开的旅馆里。我的祖父在完善他的工程。他肯定怀疑在父亲身上他是失败的，现在是他纠正错误的最后机会。”（Scott，1999：367）
以内维尔和欧内斯特为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不只是想通过“配种”稀释原住民的血统，让他们在外貌上的原住民痕迹逐渐消失直到完全被清除，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切断原住民的文化传承，用西方的教育模式彻底改变原住民的思维方式。他们将这些混血儿从原住民亲属身边强行带走，使得他们对原住民语言和文化一无所知：“他们的英语，通过重新建构……严格监管……寄宿学校加上合理配种……将病灶切除……就可以像一小股脏水汇入清澈的大河一样被吸收并稀释……”（Scott，1999：74）。欧内斯特切断了哈利与所有原住民亲属的联系，隐瞒了他的原住民血统。当哈利最终从父亲口中得知自己身上的原住民血统时，感到愤怒、自怜和绝望：“似乎在祖父馈赠给我的短暂的家族史中，我已经别无选择。这进程仿佛势不可挡，由我们变成我，把原本丰富多彩的集体变成了不堪一击、精神匮乏的个体”。（Scott，1999：31）被切断了原住民根基之后，哈利的世界变得一片虚无：
作为家族中成功培育出来的第一个白人，我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承受着可怕的压力，而鼻子和前额处的压力尤其大，感觉自己好像是失明了。实际上，根本无物可看，只有正前方的茫茫白色，这片白只有表面，没有深度，也没有任何变化。最终，我意识到自己的脸贴在了天花板上。（Scott，1999：11）
作者吉姆·斯科特在此处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哈利飘浮在空中的状态象征着原住民混血儿一代经过澳大利亚的同化政策，被切断了与族人和土地的联系，失去了民族文化的根基，只能飘浮在空中。哈利的鼻子、前额所承受的压力以及阻挡他视线的白色天花板，喻指白人社会妄图通过教育改变原住民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剥夺他们与原住民族群的认同感。同时，“只有表面，没有深度”的天花板也象征着白人身份，意在讽刺他们的文化浅薄，没有内涵，在澳洲大陆上没有历史根基。尽管在持有种族优胜论的殖民者眼里，同化政策是在提升原住民的身份，但是他们却失去了文化根基，而只能飘浮在空中。作者通过哈利的特定视角，重新建构了白人身份，对殖民者的人种改良学说表达了无尽的嘲讽，表明他们想要灭绝原住民的种族改良理论如空中楼阁一般，毫无根据可言。哈利同时指出，祖父也是飘在空中的：“那时，欧内斯特·所罗门·斯盖特浮在空中，四处观望。他触摸到了堤岸、铁路、被电话和电报缆线覆盖的道路。他却几乎没有触碰到土地。他一生都飘浮在空中，但与我的情况不一样，他自己竟然从未认识到这一点”（Scott，1999：52-53）。白人身份在这里被重新建构，将内维尔和哈利祖父所倡导的种族灭绝言论抨击得体无完肤，同时讽刺西方文明无法与土地相接，欧洲殖民者在澳大利亚大陆上没有历史根基，也没有精神依托。作者通过哈利在经过白人同化之后只能像祖父一样飘浮在空中的事实说明，这种所谓升华后的白人身份是苍白的，既没有文化内涵，也没有历史根基。
小说中各种白色的意象围困着像哈利一样被同化的原住民混血儿，企图将其吞没，让他们感到彷徨无助。“白色的沙滩”“白色的船帆”“白色的衣服”“白色的塑料桌布”“白色的灯光”“白色的垃圾”“白色的巧克力”“白色的鸟”“白色的花朵”，尤其是反复出现在小说中被白色浪头不停拍击的小岛，更表现出原住民被同化后陷入孤独无助的困境。在父亲汤米的葬礼上，哈利描述了这座孤岛：“一小群人低着头，围在坟墓周边。微风从树上吹下一朵橘色的花儿，它张开的花瓣儿像浆叶般在风中打着转儿，向着远方蔚蓝的大海中一座小岛飘去，白色的浪头不断拍打着岛的边缘（Scott，1999：20）。这里用介于黑色和白色之间的橘色代表原住民混血儿的肤色，这些混血儿的文化根基被切断，只能孤零零地随风飘去，而其飘向的小岛则象征着挣扎在困境中的原住民。“白色的浪头”意指殖民者的西方文明，它“不断地拍打着岛的边缘”，大有将小岛整个吞噬之势，原住民混血儿一代就像“没有根基的明艳的花朵，可以自由地飘向小岛”（Scott，1999：86）。
孤岛意象在小说中多次出现，它代表着原住民的家园。从远处看去，它“孤零零地缩成一团儿，看起来还没有云彩显得真实”（Scott，1999：217）。月色中的孤岛也忍受着白色浪头的侵袭，它“凝结成一个黑色的小块儿，在岛的一侧，白色的浪头不停地闪烁着，涨涨落落，那白色的脉搏清晰可见”（Scott，1999：110）。但是当哈利用钓鱼线拴住身体在空中四处飘荡时，他“从空中俯瞰的视角”（Scott，1999：164）看到的小岛却又呈现出一番不同的景象：“地平线向远方移去，小岛不再停靠在地平线上，而是屹立在海的中央，岛边的白浪不再像以前看上去那样与岛碰撞出千姿百态的形状，而是陷入海陆相接处的裂缝里，像时隐时现的花朵”（Scott，1999：162-163）。哈利飘在空中形成的三维空间对地平线上看到的二维景象提出了质疑，也表现了原住民尽管处于困境，却依然可以在海浪中岿然屹立，而平视远方时看似凶猛的海浪在哈利俯瞰的视角下却失去了气势，被海陆之间的裂缝吞噬。此处表达出哈利在与两位原住民长辈的交流中逐渐寻回了民族根基，对原住民在困境中求取生存充满了信心。
对于祖父的社会改良工程，哈利先是愤怒，继而采取了各种抗争行动。祖父在中风以后，走路摇摇晃晃，生活需要哈利的照顾，也失去了控制哈利的权威。哈利在祖父的书房中找到了一本每页都做满笔记的书，扉页上还有几个“祖父绘制的家谱”，“严格说来，是用线条勾勒出的图表”，而“每一张图表的末端都是我的名字”（Scott，1999：27）。哈利不想变成一个简单的“句号”，使原住民血统和文化就此终结。他开始采取各种方式表示抗争，破坏祖父“升华”原住民的计划。他“一边快速地翻阅着资料，一边让它们自由落体”（Scott，1999：26），把祖父悉心收集和整理的各种档案从抽屉里拽出来，扔到地上，搞得“书本四处飞扬，索引卡片惊恐逃窜”（Scott，1999：27）。愤怒的哈利“就像是一股狂风，将那些长方形的纸片刮得翻卷起来，像船帆一般往屋角飘去”（Scott，1999：28）。尽管祖父对改良原住民的实验工程感到自豪，认为是帮助原住民在人种上得到了“升华”，在哈利的眼里这却是毫无根据、子虚乌有的言论。哈利要对祖父的改良工程表示抗争，“我只承继了一边家族的传统，而丢弃了另一边，我希望把这个抚养过程颠倒一下，不仅仅是为了我的子女，也是为了我的祖先，以及他们的子孙。因此，归根结底，还是主要为了我自己。”（Scott，1999：19）
哈利出了车祸之后，和祖父一起搬到海边的一处比较偏僻的房子里。窗边有一棵高高的灰白色的橡胶树，树干高过了屋顶。祖父“觉得树根威胁到了地基”，就让哈利把树砍掉。祖父写道：“砍倒那棵树。烧掉它，挖出它的根。”这棵本土生长的灰白色橡胶树象征着血统被淡化的原住民混血儿，祖父的命令则代表着意图切断他们根基的同化政策。哈利认为，“祖父可能还会加上这样的字眼儿：取代他们，驱散他们，消灭他们”（Scott，1999：107-108），这一切都代表着白人殖民者对原住民的种族歧视思想，甚至是种族灭绝言论。而祖父就在下达完砍掉那棵大树的命令的当天，突然得了中风，卧床不起。哈利只是剪去了伸到窗前的树枝，躺在床上的祖父“透过窗户，看到树已不见踪影，脸上露出感激的微笑”（Scott，1999：108）。然后哈利就把祖父抱到外面，当祖父发现哈利“只是剪掉了挡住窗户的树枝，而整棵树却安然无恙”之后，他的反应让哈利感到了一种报复的快感。哈利甚至还在想象中“把祖父从地上举起，把他的脖子和下巴挂在两个被截短了树枝的枝杈上，让他感受一下自己的体重有多大”（Scott，1999：108）。
哈利又将这种仇恨转嫁到这处祖父购置的位于海滨的房子上。这是一座地基牢固的石头房，在哈利眼里，它象征着围堵限制原住民自由的西方文明和殖民帝国。于是，哈利开始了拆除这座房子的工作：
叮当，叮当。我开始凿除这座古宅石墙上的灰泥。我不太想提及此事，它在这个故事里仿佛极具象征意义。但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些什么呢？这是事实啊。叮当，叮当。有太多的墙需要凿除，而我每次的进度却只有一点点。我无精打采，但是这项工作，加上我使用的工具，以及装进我口袋里的灰泥碎片，至少能够让我固定在地面上。（Scott，1999：24）
这里凿墙时发出的重复的叮当声酷似原住民说唱的节拍，哈利用凿除石缝里的灰泥来表达他对殖民者同化甚至残害原住民的抗争。这座房屋就像是殖民者所建构的帝国神话，哈利要将其拆除，解构这充斥着霸权的帝国叙事。
《心中的明天》在写作风格上利用多维度的空间叙事将视角从水平的二维叙事拓展为立体的空间维度，表现出原住民文化信仰中的时间循环意识和空间意识，以此来书写原住民自己的历史。西方的历史叙事以线性发展、文明进步为特色，在这种叙事里，澳大利亚的原住民被定型为原始人类，需要白人帮助升华、纯化，否则只能面临灭绝。哈利在翻阅祖父书房档案的过程中，发现祖父欧内斯特将所整理的各种档案资料都用各种索引卡片进行了科学分类，将自己原住民家族成员的照片严格按照“纯血、黑白混血儿（第一代杂交）、四分之一原住民血统的混血儿、八分之一原住民血统的混血儿”的顺序排列，每张照片的后面都用“各种分数以及这些分数交叉缠绕在一起而形成的各种组合”加以说明，而哈利本人则是“里面是一个数值很小的分数”（Scott，1999：26）。这意味着在祖父的眼里，哈利已经被成功地“升华”为原住民家族的“第一个白人”，这令哈利感到恐惧不安。为了对抗祖父欧内斯特所代表的殖民历史叙事，小说中运用空间叙事手法，跳出了西方线性叙事的圈套，意图打破代表西方发展观的时间叙事的羁绊。哈利不只无视祖父每一处文字都要提供证据的要求，在写作时充分发挥想象，作为小说的叙述者，还故意把事件发生的顺序打乱，在不同的时空之间不断切换。正如哈利自己所承认的：“我又一次把事情混置在了一起”，“没有按照正常的顺序”（Scott，1999：97）。
在哈利讲述过去发生的事件时，偶尔也会使用一般现在时和将来时态。例如，当他描述盖巴鲁普（Gebalup）的原住民混血儿被驱赶到原住民保护区时这样写道：“他们中的一些人，汇入到不可逆转的大潮中，成为其家族中诞生的第一个白人。剩下的，则不论其是第一代混血儿还是有几分之一的血统，大多数都将走向一个不同的未来。”（Scott，1999：97）这种用一般现在时和将来时态描述过去事件的手法，使得事件混置的效果得到进一步的增强。文中很多描述都体现出了作者对西方文明秩序的挑战，连杰克舅舅观察到的地平线移动的方向都跟他阅读文字时的顺序相反：
杰克·坎特朗常常眺望远处的地平线，看着它从右向左移动，竟然与他学习认字的顺序刚好相反，直到地平线的两端重合在一起，世界突然裂开了一条缝，一朵白色的浪花从中间喷薄而出。它张开花瓣，又凋谢下落，可能还将自己的种子播撒了出去。每朵浪花看似不同，却又相同。（Scott，1999：261）
这里从地平线重合之处“喷薄而出”的白色浪花就像是被同化的原住民，尽管力量微弱，也没有放弃抗争，即使失败，即使消亡，但他们播下了种子，他们的后代会继续抗争下去。这些浪花看似是不同的个体，但却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一个种族。
与祖父收集资料时随时都要求提供证据不同的是，哈利的叙述突出了一种不确定性。哈利在介绍他的原住民亲人时，故意打破时间的顺序，使小说中原住民角色之间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以此来对抗和讽刺像祖父欧内斯特这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所特强调的科学方法。库尔曼（Coolman）死后，木材厂被收回，整个原住民家族由白人警察监管，送往圈禁原住民的保护区，然而范尼却趁监管人不备跳下了火车，永远地留在了家园。在范尼消失之后，官方档案中却再次出现了范尼·本昂（Fanny Benang）的名字，一位警官在报告中声称目睹一位叫范尼·本昂的原住民女人带着两个孩子在沃拉普港（Wirlup Haven）和杜比奇湾（Dubitj Creek）之间的乡间流浪。尽管哈利猜测这应该是范尼和老森迪的另一个女儿黛娜（Dinah）和她的一对儿女，但是他又说也不排除范尼逃跑后“返老还童”，“或者与死去的老森迪团聚后设法使他们所代表的精神复活，以应对家族中接连发生的背叛”（Scott，1999：103）。在原住民看来，土地和自然具备复原的能力，范尼所代表的原住民传承会在原住民混血儿身上复活，成为他们精神信仰和文化归属的源泉。
同时，各种意象在小说中循环出现，体现了原住民文化的时间循环意识。在原住民的宇宙观中，过去、现在和未来不是线性的发展，而是循环交织的，是没有起点和终点的。而这些反复出现的意象又将小说的叙事串连在一起，不同时空发生的事件交叠在一起，来对抗以发展进步为特征的西方文明，完全打破了时间叙事的限制。咏唱和口述是原住民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形成了他们的口述传统。小说开篇以哈利飘浮在营火上空唱歌开始，结尾又以这种歌唱结束，终点亦是起点，代表着原住民文化中循环往复的时间观念。当哈利在寻根途中，第一次在营火边唱歌时，他感到非常紧张和尴尬：
当我第一次在营火边唱歌时，身体随着我的歌声上下飘荡，一个刚刚经过介绍而相识的表弟走过来想和我一起唱，但是我们却怎么都合不上拍。他大声说：“别紧张，放松点儿，你这个唱法跟那些白人又有什么两样？”说罢，一跺脚，离开了。我忍住眼泪，让歌声变得更自然些，我上下漂浮着的身体就像一个迪节里杜号角[6]那样打着节拍，只是曲调还是太高，也不够沉稳，过了一会儿表弟又回到了营火边。（Scott，1999：87）
哈利飘在空中唱歌的场景有多重的象征意义，在哈利看来，歌唱更能表达原住民的心声，代表了混血儿原住民身份的回归。通过歌唱，他与原住民亲属重新建立了联系。同时，原住民祖先也跨越时空，他们的心声通过他的歌声得到了表达：
唱？也许用在这里并不恰当，因为这不是真正的歌唱。而且，真正唱歌的也不是我。因为，尽管整个表演过程中我只碰触过一次地面，在白色的沙滩和灰烬中只留下一个浅浅的脚印，但是通过我，我们听到了许多只脚踏出的声音，听到了无数心脏强有力的跳动声。（Scott，1999：7）
另一个循环出现的意象是萦绕着整个小说叙事的一种“气味”。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一样，斯科特运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使“气味”变成了衔接不同时空的隧道。在小说开头，哈利的曾曾曾外祖父母，范尼和老森迪·梅森带着他们的儿子小森迪在政府提供的饮用水罐旁边，被“一股腐臭的气味熏得捂住了鼻子”（Scott，1999：8），他们以为是腐烂的袋鼠尸体。然而，时空瞬间切换，哈利借助祖父收集的历史档案指出，祖先所闻到的那股腐臭的味道来自被扔在路边的一个原住民男孩儿的尸体。根据档案记载，当时“凯利湾的卫生委员会曾经给管理原住民事务的部门写信，要求提供资金来处理刚才提到的那个孩子的尸体，黑人把他扔在了城镇边，危及镇上人的健康。”（Scott，1999：9）哈利同情原住民男孩儿的遭遇，在阅读档案时也“闻到了一股气味，那是什么东西被丢弃，任意漂流，直到现在才被冲到岸边的气味。那是紧张、愤怒和背叛的气味”（Scott，1999：9）。这股背叛的气味也发自那些放弃了原住民传统的混血儿，在家族中有些成员“高高兴兴地坐在那里用漂白剂洗澡时”再一次被闻到（Scott，1999：387）。当哈利的父亲死于车祸时，哈利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也闻到了“一股臭气熏天的味道”（Scott，1999：444）。当原住民陷入绝境之时，“腐臭的味道”再次来袭，“几乎没有了生机，没有食物，没有水。到处都是谋杀”（Scott，1999：481）。这股腐臭的气味代表的是对原住民传统和文化的背叛，既有来自白人社会的围困，也包括原住民社会内部因种族歧视的隔离和同化政策而产生的分裂。气味的循环出现，将不同时空的原住民艰难抗争的生存历史串联起来。
尽管哈利采取了各种方式来表达对祖父的种族改良工程的反抗，但他也深感势单力薄。为了探求自己的原住民根源，回归原住民身份，在原住民亲属威尔舅舅和杰克舅舅的指引和带领下，哈利踏上了他的寻根之旅。他以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为核心描述整个旅程，用空间叙事打破了线性的时间叙事。在整个行程中，威尔舅舅和杰克舅舅的讲述在过去和现在的时空里任意穿行，哈利从他们的故事中重温家族历史。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营火”，也是非常重要的意象，它是原住民分享家族故事的地方，像一个能量源将原住民家族团结在一起。在小说开篇，人们就在营火边围成一个小圈听哈利唱歌，每当原住民家族面临困境时，营火都给他们带来温暖和希望，成为他们寻求归属、承继家族传统的动力源泉。在整个寻根旅程中，每到一处，他们都会暂作停留，生起营火，听威尔舅舅和杰克舅舅讲述在这里发生的家族故事。最后，哈利漂浮在营火的烟雾中，更加卖力地歌唱：“我要说出我的心声，我要告诉你们我就是一个更加古老的故事的一部分，它伴随着海边亘古不变的涛声，回归，回归，留守……我并不是形单影只。我要申明，在我脚下的灰烬里有许多故事……”（Scott，1999：495）营火、气味、歌唱这些反复出现的意象形成了一种重复、循环的叙事结构，是作者对抗殖民历史线性叙事和种族改良主义的发展进步论的有效手段，也体现了原住民宇宙观中时空交汇的循环叙事风格。
在澳大利亚西部殖民开拓初期，哈利的努恩格部族祖先曾经遭到白人殖民者的驱赶和屠杀，那一幕场景实在是惨绝人寰：
可能在马上驰骋着射击、在人身上打洞是件令人兴奋的事儿，看着他们乱作一团，四处摸索找寻身边可以用来防御的东西。马蹄乱踏，后退、转身、装弹、射击。在他们眼里，这些被猎狗撕咬蹂躏的不是人类，不是男人、女人和孩子。
之后就有了他们的言论。噢，他们本来就不能称之为人，和我们不一样。我们要比他们高级（这就是我们的证据）。（Scott，1999：175）
此处在小说叙述者的语气中满是讥嘲和愤怒，再现了充斥着种族歧视言论的殖民话语，指出种族优越论总是基于残暴行径的。德里达（1982：213）指出，西方思维模式是一个“白色神话”，它“擦掉自身形成的瑰丽背景，但是隐身在白色墨迹下复写层中的架构却依然活跃，并在不停地扰动着”。通过原住民的视角，殖民叙事中隐藏的意识形态从“复写层”中得以显现。为了重新建构努恩格部族充满创伤的历史，哈利和威尔舅舅、杰克舅舅一起，回到部族人被屠杀的现场，捡拾收集在屠杀之后被焚烧和埋葬的祖先尸骨[7]：“收集它们，把所有的尸骨摆放起来，让它们一起安息。尸骨，白得如年轻一代的皮肤，孩子们的生命继续，肤色越来越白，就如死去一般。”（Scott，1999：269）这段简洁的文字富有原住民的歌咏风格，言辞铿锵有力，表达了原住民对那段被屠杀、被压迫以及后代遭到同化的历史的愤怒和悲哀。这里白色尸骨象征着原住民混血儿一代在不断被“洗白”，逐渐走向灭绝。
在殖民历史档案和原住民口述历史并置的空间叙事里，小说还引入了另一个维度，即利用元叙事方式展开叙述者（也是文中的隐含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直接对话：“我感谢你们的关心，尽管我的叙述飘忽不定，不切正题，感谢你们仍坚持着读到现在。我满怀感激，我的感激超出了你们的想象，请相信我。”（Scott，1999：22）这里，叙述者反复强调自己的感激之情，以期得到读者的同情和共鸣。而这种对话式文体又类似于原住民口述历史中长辈给年轻人讲故事的风格，既向传统的西方小说的叙事风格发起了挑战，又体现了原住民的口述传统。
为了得到读者的理解和同情，元叙事声音还不时地解读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做出的各种选择。在小说中，许多原住民角色的身份都非常模糊，分不清辈分，有时还重叠在一起。虽然哈利称呼杰克和威尔为舅舅，但他们都只是他“母亲的远房亲戚”。哈利用元叙事的声音对读者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我又一次把我们这些人都混在了一起，让你们感到费解。就仿佛我们不只是个体的存在，仿佛没有进步或者发展的概念，仿佛这段历史只是一个主题变换形成的不同版本而已。毕竟，我要讲述这个故事，和你们分享我这并不宏大的家族历史。（Scott，1999：367）
哈利想要说明的是，原住民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是各种原住民角色的叠加，他们之间的纽带是切不断的。他们的反抗，不只是个体的行为，而是作为一个民族祖祖辈辈共同的行动。哈利作为一个叙述者和作者向读者表达，原住民借助英语写作进行抗争是为了借此使原住民走出孤立的处境：“尽管我们感觉不适应，但这却是一种可行的方式，希望我们借此能得到你们中更多人的理解，通过手掘锤凿，打破既有的孤立，从内部拆除我祖父创建的现实中的文字监狱”；“我写下这个故事是为了拥抱你们大家，这是我用这种我们所共用的语言能做到的最好选择。当然，还有另一个更古老的语言也在诉说着同样的故事。”（Scott，1999：495）哈利尽管希望得到更多读者的理解，但在话语中又对与殖民叙事形成话语共谋的白人读者表示谴责，也暗示着原住民时至今日依然要在种族歧视的困境中挣扎求生：“我这席话专门送给你们这些被我搞得局促不安的人，你们看到我就耻辱地背过脸去，或者，也可能是因为风把烟吹向你们，刺痛了你们的眼睛，让你们听到了千千万万个不同的心跳声，听到了浪花、树叶、草地的低语声……”（Scott，1999：495）
《心中的明天》借用元叙事手法清晰地表达了作者斯科特重新书写原住民历史的愿望，同时又以空间叙事来质疑白人历史的建构特性，对西方传统的线性历史叙事形成了挑战，揭开霸权殖民历史的面纱，让被隐藏、压制的原住民发出庶民的声音。小说从原住民视角重新阐释了澳大利亚历史，原住民的声音和视角使白人霸权建构的意识形态暴露无遗，将白色的澳大利亚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正如原住民艺术家菲欧娜·富利（Fiona Foley）所表述的那样：“是无处不在的原住民视线将殖民者的注视映射出来，在这富有种族排他性的注视中，我看到的是一个无法言喻的、满是负罪感、处于尴尬中的澳大利亚。”（19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