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原住民主体与原住民家园的相互建构
主体性作为主体表达自身的方式，是“我们与宽泛的文化定义和自身理想协商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和个体存在”（Donald Hall，2004：134）。主体性建构既是个体化的过程，也是社会化的过程，因为个人不可能处在孤立自足的环境中，而是会不断与周围的世界建立联系，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文化是任何群体的主体性不断发生变化的完整体现，主体性在文化中得以塑造，同时也反过来塑造着文化。1788年大英帝国在澳大利亚建立殖民地之后，原住民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同化，原住民社会结构分崩离析，历史也被严重割裂。原住民要想在以西方意识形态为价值准则的主流话语中建构主体身份，就需要接续被欧洲殖民者切断的文化根基，从滋养原住民宇宙观的原住民家园中重建民族自信。
这里的原住民宇宙观主要指以“梦幻”（Dreaming）信仰为核心的原住民文化，它表现为原住民的家园意识以及原住民社会的规约律法。对于原住民而言，部族人生活的地域是他们的“家园”[3]，各个“家园”之间的界限是以天然形成的山川、湖泊、河流等景观来划分的，与西方文明中以开辟种植庄稼的田地、修建的篱笆和铺设的道路来划分地域截然不同。原住民眼中的家园概念已经“从一个普通名词变成一个专有名词”，可以被具化为个体，因为它与其他部族的家园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有“自己的组织结构、情感纽带，是自足式的”，“他们与家园交谈，歌唱家园，拜访家园，为家园担忧，为家园难过，渴望家园”（Rose，2008：110-111）。
土地与自然不只为原住民提供了可供生存的物质条件，也是维系原住民社会亲缘关系的精神纽带。每一处熟悉的景观都有其梦幻法则，有着与众不同的故事和特殊的意义。这些法则不是简单的知识，而是涵盖整个社会文化领域的原住民智慧，“只有通过在相应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亲身经历和体验才能领会其真谛”（Rose，1993：118）。原住民用宗教仪式表达对自然的崇敬，通过家园的梦幻路径进行精神朝圣，并从中产生身份认同和归属感。与工业社会的人相比，“原住民身份更加具有发散性和民主性。在个人与环境相融合的过程中，人类自恃清高的想法不复存在”（Lucashenko，2006b：28）。这是原住民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显著差异：西方文化以人为中心，虽然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但是把环境看作是与人分离的；而原住民文化则处于多变的空间之中，体现的是人类与景观和动物之间的相互融合。原住民认为自己是土地的守护者，土地就是他们的历史和文化，人与自然万物之间可以相互理解和关照，原住民主体与原住民家园之间可以相互建构。
原住民家园被赋予文化和历史记忆，以宗教仪式、歌咏、岩画、彩绘技艺等文化形式在祖先那里代代传承下来，成为他们的精神归属。从《卡奔塔利亚湾》中菲什曼为三个原住民男孩举行水葬仪式的山洞，可窥见古老悠远的原住民历史及其恢宏厚重的历史传承。在进山洞举行葬礼之前，菲什曼让其他人等在洞边，他走到密林深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已经消亡的语言与死去的原住民亲人交谈了十几个小时”，那些都是“被枪杀在这里的部族成员”（Wright，2006a：435）。洞中的一切都彰显着原住民古老的历史，带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山洞地面上积聚的尘土在他们走过时“像红色的粉末一样在陈腐的空气中飞扬，可见其年代之久远”，洞顶被炊烟熏出的炭灰“承载了千万年的梦想”，洞壁上绘制的“梦创时代的神灵用隐秘的语言向你呼喊”（Wright，2006a：436）。菲什曼带领族人穿过迷宫般的山洞，来到历代祖先死后举行水葬的圣河边，按照传统的宗教仪式，将三个男孩的尸体分别放入三只用树皮做成的独木舟中，“没有人能够猜测出这些小舟在那里漂浮了多久”（Wright，2006a：438-439）。当威尔帮助菲什曼将三只小舟串连起来时，发现所用的绳子“仍然像几千年之前刚刚做好时那样又柔软又坚韧”，“小舟像摇篮一样在水中荡来荡去，已经为驶向永恒之夜的海上航行做好了准备”（Wright，2006a：439）。这里把独木舟比作孕育生命的摇篮，诠释了原住民宇宙观中的时间循环概念。在原住民看来，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再生的起点，原住民信仰的时间循环与生态系统的生命循环相契合，原住民家园承载的历史记忆也不断更新，代代传承下去。
在原住民信仰中，星空是一个核心意象，它既是文化传承的源头，也代表着原住民祖先幻化而成的原住民神灵，可以为原住民指引方向，并带来精神上的抚慰。在小说《潘坶嵬》中，当潘坶嵬被英国军队俘获受尽折磨时，他的妻子那吉尔在星空下悲哀地低吟时，“那些星星仿佛探下身来抚摸着她，将她的哀痛散播到风里……低吟从未停歇，也从未变换主题和音律……到了第五天歌声高亢激昂起来，当天晚上歌声停止，潘坶嵬在英国人眼皮子底下消失了。”（Willmot，1987：211）这里星星不仅能够抚慰那吉尔悲伤的心情，还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调动自然界的万物，让风把那吉尔的歌声在星空中原住民神灵的庇佑下在家园的土地上传递，还可以帮助奄奄一息的潘坶嵬恢复生机并得以逃脱。
在小说《心中的明天》里，星空成为原住民混血儿的方向标，使他们能够在被白人社会同化后找回归属感，承继原住民传统。哈利作为科学配种工程的试验品，成为祖父培养的“第一个白人”。他既愤怒又绝望，认为自己是“一个孤独的句号”。当原住民亲人杰克舅舅和威尔舅舅搬来与哈利和祖父同住之后，哈利才感到“充满信心和力量”，意识到还有无数和他有同样境遇的原住民，尽管在白人社会的同化政策下，被切断了文化根基，但是却“像星星一样，使夜间的天空更加完美”（Scott，1999：109）。这些星星代表着原住民神灵和祖先以及文化传承，它们所散发的光亮成为其他原住民的精神源泉和方向标。杰克舅舅在孩提时代曾经跟随范尼一起在家园的土地上漫游，在晚上与家人围在篝火边分享完故事之后，入睡时就可以通过天空的星星得到原住民文化的滋养：“星星坠入了他的眼帘，词语从他耳中溜走”（Scott，1999：245）。这句话具有双关的含义，既描述出杰克因为困倦视线逐渐模糊，声音在他的耳中逐渐淡去的情景，也暗示着象征原住民传统的星星取代了白人灌输给原住民混血儿的话语，给他们以精神力量，使原住民文化得以代代传承。
在小说《卡奔塔利亚湾》中，星空是梦幻信仰中创世虹蛇的发端之地，大蛇在太古时代“满载着创世的神力，从星星上盘旋而下”（Wright，2006a：1），并“在卡奔塔利亚湾潮湿的泥土之上笨重地爬来爬去”，形成了深深的峡谷和大大小小的河流。围绕着神圣而隐秘的星空，形成了普利科布什原住民的“内部知识”（Wright，2006a：3），这是原住民社会的规约律法，德斯珀伦斯镇上的白人无法理解，也无从获取。原住民部族的族长诺姆·凡特姆是小说中原住民传承的关键人物，他对星空和大海都了如指掌。部族长辈们说，诺姆“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在夜晚追逐星星”，“他知道到达那里的秘密”，在“大海上风暴来临水天相接之时，他能够在鲷鱼的陪伴下直达星空”（Wright，2006a：7）。年轻一代原住民的精神领袖莫吉·菲什曼在雨季到来之前，带领由年轻人组成的“护卫队”沿着世代祖先所走的路径在家园的土地上踏上朝圣之旅。当他夜晚入睡之后，“他所熟知的过去的声音也从记忆挥舞的魔杖中不断地涌现出来，亮闪闪的，一串一串，无数的记忆汇聚起来，最终与星星连成一片，在他的脑际回荡”（Wright，2006a：149）。在原住民宇宙观中，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三位一体的，星空成为原住民历史记忆汇聚的地方，个人记忆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与代表原住民传承的星空达到完美的融合，形成原住民的历史记忆。
在日常生活、大型集会和宗教仪式中，原住民主体都会以歌咏的形式颂扬家园，赋予其丰富的文化和历史记忆。在小说《潘坶嵬》中，原住民库比和族人在悬崖上岩石的彩绘前用歌咏表达对祖先和土地的敬意，他们的吟唱“在山谷中轻轻回荡，吸收了此处幽深静谧的美感”，“使这里的生灵、造物主在这片土地上绘制的一切图景都成为永恒”（Willmot，1987：36）。歌咏也是原住民口述故事的主要载体，潘坶嵬用歌声向混血儿男孩布拉尤（Burrewun）讲述他父亲的故事，还用歌咏在祖先的圣地与祖先的神灵交流。
歌咏也使《心中的明天》中的原住民混血儿哈利与原住民社会重新建立了联系。殖民叙事中的种族决定论将原住民视为需要“升华”的“低等民族”，哈利要对此表达抗争，只能借助英文写作的方式，而祖父却嘲笑他，认为语言是他“无法逾越的障碍”（Scott，1999：36）。为了克服语言的障碍，哈利借助咏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哈利第一次与努恩格部族人围在篝火边唱歌时，因跟不上亲人的节奏而伤心不已，哈利在表弟的建议下逐渐放松下来，让“飘浮的身体像一支迪吉里杜管那样发出共振”（Scott，1999：87），才跟上了节奏和步调，在原住民社会中找到了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歌唱使哈利有一种根基感，他能够“踏及地面”，并“在白色的沙土和灰烬上留下一个脚印”（Scott，1999：7）。更为重要的是，歌声还能使哈利与原住民祖先取得精神上的关联，从他的歌声中能够“听到许多只脚踏出的声音，听到无数心脏强有力的跳动声”（Scott，1999：7）。由此可见，因受到白人社会同化而只能在空中飘浮的原住民混血儿通过咏唱可以承继原住民的文化传统，从而回到代表文化根基的地面上来，而哈利在白色沙土和灰烬上留下的脚印则象征着原住民混血儿在白人社会里的抗争。这里的歌声不仅使哈利能够回归原住民社会，使他产生归属感，还成为原住民混血儿一代传承文化的重要手段。
在原住民主体和原住民家园相互建构的过程中，原住民与自然和土地之间保持着平等的契约关系，梦幻信仰中的规约律法使原住民能够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在小说《卡奔塔利亚湾》中，普利科布什原住民的“内部知识”指引他们与创世虹蛇和原住民神灵之间订下“盟约”，它“可以渗透一切”（Wright，2006a：11），成为原住民宇宙观的核心意象，从中衍生出许多对自然界现象和动植物行为的解释。原住民神灵可以化身为包括苍蝇、青蛙、树叶、影子、海浪、风、火在内的各种生物和自然现象，时刻庇佑着普利科布什人，并成为他们的精神导师和智慧源泉。在危机时刻，原住民祖先的神灵会引导各种力量启动契约，来保护原住民。在风暴来临，诺姆和他的孙子巴拉失去联络的危急时刻，是整个原住民幽灵部落引导他驾着船驶向巴拉被困的地方；当莫吉·菲什曼的护卫队想从矿山人手里救下威尔·凡特姆时，他们放的火得到了风的助力；不论多么恶劣的天气，诺姆·凡特姆和威尔·凡特姆父子在海上航行时总能安全渡过。
即使是小说《心中的明天》里受到白人文化同化的原住民混血儿，也热爱着自己的家园，想方设法与土地和族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范尼·本昂为了原住民部族的生存，主动与“白人”森迪·梅森[4]组成家庭，为了后代能够得到白人社会的认可，他们为自己的孩子哈莉爱特和小森迪登记注册了身份。然而，范尼尽可能保持着原住民的生活习惯，她经常带着丈夫和孩子在家园的土地上狩猎和采集食物，晚上他们则生起篝火，围在一起分享故事。即使是与白人警官霍尔夫妇一起生活的凯瑟琳，也会趁他们不注意时到哈莉爱特姨妈家里帮助照顾孩子们。凯瑟琳对原住民文化也并非一无所知，当她与霍尔警官夫妇和欧内斯特一起野游时，看到遍地美丽的野花，她“把长着钟形花冠的栝勒蒲花指给他们看，但是她知道最明智的做法是不要提及它有着甜丝丝的根茎，可以挖掘出来，一边咏唱，一边食用”（Scott，1999：76）。像凯瑟琳一样的原住民混血儿有着无比坚忍的性格，尽管从表面上只能遵从澳大利亚社会的同化政策，却并没有像那些宣扬种族优胜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所期待的那样，放弃抗争和文化传承。
几部小说中的原住民角色都与孕育自己部族文化的土地和自然环境之间保持着和谐亲密的关系。在原住民的宇宙观中，自然界的万物以及风、雨、雷、火之类的自然现象都与他们从祖先那里世代传承下来的梦幻信仰息息相关。原住民与家园的景观产生了认同关系，因为这些景观滋养孕育了他们的祖先，对后代形成了无法言说的深刻影响。原住民作家卢卡申科指出，“对于深受传统影响的原住民而言，离开自己的家园就意味着在精神上、感情上和身体上时刻处于危险之中……因为赋予生命以意义的故事……蕴含于自然景观所表达的语言里。”（2006b：27）由土地和自然景观组成的家园被赋予了主体意识，原住民主体与原住民家园之间相互建构，体现了一种主体间性，二者通过原住民梦幻信仰维持着平等和谐的契约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