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澳大利亚小说中的身份政治
澳大利亚是一个由英属殖民地逐步发展起来的移民国家，小说中的历史叙事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的影响。历史主题的小说以其明显的政治取向和独具一格的叙事手法，彰显了澳大利亚文学的地方性特色。在澳大利亚文学力图摆脱“文化卑微”状态、探求民族化道路的过程中，原住民主题对文学作品中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及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澳大利亚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峡岛民艺术委员会主席凯西·克雷吉（Cathy Craigie）指出，“任何关于澳大利亚的写作都应该带有潜在的原住民情感，以对原住民的认可或者其他形式出现。如果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成就伟大的澳大利亚小说。想要表达澳大利亚精神，就必须做到这一点”[9]。
从1920年代开始，许多非原住民作家开始在小说叙事中正面刻画原住民角色，对原住民的处境表达同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纠正了人们对原住民的看法。代表作品有凯瑟琳·苏珊娜·普里查德（Katherine Susanna Prichard）的《库那图》（Coonardoo）（1929）、泽维尔·赫伯特（Xavier Herbert）的《卡普里康尼亚》（Capricornia）（1938）、埃莉诺·达克（Eleanor Dark）的《永恒的土地》（The Timeless Land）（1941）、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的《沃斯》（Voss）（1957）、《战车乘客》（Riders in the Chariot）（1961）、托马斯·基尼利（Thomas Keneally）的《吉米·布莱克史密斯之歌》（The Chant of Jimmie Blacksmith）（1972）等。这些作家用娴熟的写作技巧描绘了原住民的悲惨处境，力图展现原住民文化的丰富内涵，为原住民在民族-国家身份建构中争取一席之地，使原住民作为主体回到历史叙事的舞台上。然而，虽然这些作家的出发点旨在维护原住民的价值，文本中的原住民形象却被想象为不可知的“他者”，从而剥夺了他们自我表达的能力，使原住民失去了话语权，沦为被控制、被描述的客体。
基于赛义德对“东方主义”的阐释，贝恩·阿特伍德（Bain Attwood）和约翰·阿诺德（John Arnold）（1992：i）指出，澳大利亚文化界在解读原住民文化时也存在类似现象，他们称之为“原住民主义”（Aboriginalism）。阿特伍德认为，“原住民主义”可以归纳为三种独立的形式：其一，作为“原住民研究”——欧洲学者讲授、研究或展示关于原住民的学术知识，他们认为“原住民无法自我表达，因此必须由比原住民更了解他们自己的专家来代言；其二，作为一种基于认识论和本体论中区分“他们”和“我们”的思维方式——欧洲人把“原住民”想象为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他者”；其三，作为凌驾于原住民之上行使权力的联合机构，就原住民事务发表声明、批准意见并实行管辖。
“原住民主义”在澳大利亚非原住民作家的小说文本中主要表现为一种将原住民理想化的倾向。以埃莉诺·达克的《永恒的土地》为例，小说将原住民放到了超脱于物质世界和现实时空之外的“梦创时代”（the Dreamtime），宣扬原住民的神秘性，最终导致原住民的身影被从澳大利亚的历史中移除。这种被理想化的原住民形象，即“高贵的野蛮人”（the noble savage），就像人文主义学者托马斯·莫尔爵士所描绘的乌托邦一样，“没有实际的出处”，最终也会变成“非人的存在”（Sardar，2008：xiv）。再比如托马斯·基尼利的小说《吉米·布莱克史密斯之歌》，男主人公吉米作为原住民和白人的混血儿被原住民排除在外，而小说中描写的纯血原住民却又无法理性地思考自己的文化和文明，无法理解白人的动机，处于一种逐渐消亡的状态。这些小说中刻画的原住民形象和对原住民文化的诠释都是一种静止不变的状态，完全与现实中的原住民社会割裂开来，是从白人视角出发的，是“服务于白人的话语、白人的世界观、白人的经验和白人的需求的”（Hodge&Mishra，1991：63），无法真正代表原住民的声音。
1964年原住民作家凯斯·沃克（Kath Walker）的第一本诗集《我们即将离去》（We Are Going）发表之后，澳大利亚境内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主流听众听到了“强有力的原住民声音”（van Toorn，2000：29）。20世纪60年代以后，知识文化界为原住民代言的声音逐渐被原住民的自我表达所取代，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问题也在涉及原住民社会的澳大利亚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中引发了更多的关注，非原住民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建构原住民角色的内心世界、解读原住民文化的方式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原住民认为，澳大利亚知识界对原住民文化的解读不能体现原住民的经历和感受，是对原住民文化的挪用和剥削。
原住民作家纳迪亚·惠特利（Nadia Wheatley）指出，非原住民作家的小说创作面临着一种两难困境：如果不包括原住民角色和主题，就可能描绘出“一幅单一白人文化的澳大利亚图景”，而“不经意间助长了种族主义”；相反，如果作品中含有原住民角色和主题，又有可能被指责“只是把他们当作象征物”，仅仅是“为了使白人作家和读者感到心安理得”，或者，更严重的后果是，又创造了“一种新的进行文化剥削和挪用的途径”，即使这可能“并非作者的本意”（1994：23）。在澳大利亚文学界关于代言与自我表达引发的身份政治问题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作家兼文学批评家柯林·约翰逊（Colin Johnson）[10]的身份争议问题。
在约翰逊的原住民身份遭到质疑之前，他的小说《野猫落下》（Wild Cat Falling，1965）曾被认为是澳大利亚的第一部原住民小说。因小说的叙事风格颇具实验性，不仅从情节构建上引入了具有原住民传统特色的循环叙事手法，还采用了杂糅原住民口述传统的语言形式，在当时以非原住民学者为主导的文学批评界得到了很高评价[11]。这些评论家认为约翰逊的写作风格彰显了原住民文学的边缘色彩，其叙事风格在1990年代以前也被其他原住民作家所效仿。然而，在1990年代以后，约翰逊的家人透露他身上没有原住民血统，尽管他本人强调自己年轻时与原住民一样受到社会的歧视，他所声称的原住民身份并没有被原住民作家及原住民社会所接受。来自珀斯市达姆巴通（Dumbartung）原住民协会的罗伯特·艾金顿（Robert Eggington）坚持认为，“真正的原住民身份必须包括血统鉴定和所属部族原住民长辈的认可”。在他看来，约翰逊的身份具有欺骗性，“是对我们原住民不断进行精神殖民的例证……是种族灭绝的延续”（转引自Heiss，2003：6）。努恩格部族的原住民作家罗斯玛丽·范登伯格（Rosemary van den Berg）也认为，约翰逊坚持自己虚假身份的做法是“盗用”原住民身份，“为自己谋求福利”，是对位于西澳区西南部的“努恩格部族人的羞辱”（2000：77）。除了原住民血统引发的身份争议，有些原住民作家对约翰逊作品中建构的原住民身份（Aboriginality）也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尽管约翰逊的作品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却“缺乏大多数原住民作品中常见的实证和经验细节”，读起来就像“19世纪‘坐在轮椅上的人类学家’的著作”（Little&Little，19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