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原住民与国家奠基神话

本内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一书中通过比较史学和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民族主义历史进行了长时段的考察。安德森认为，历史叙述在建构民族主义认同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指出，随着宗教和古老文化的衰退，人们理解时间和世界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弥赛亚的时间观念”、人与神之间的垂直关系，逐步让位于“同质、空洞的时间观念”（1991：24-26），“资本主义印刷术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用深刻的新方式对他们自身进行思考，并将他们自身与他人连接起来”（1991：36）。根据考察结果，安德森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现代性想象的形式，是现代社会中人类历史进行深刻的重构和建构过程。人们以多元、复杂的方式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的空间中，通过对他性差异的统合性叙事以确认自我身份的这一过程，塑造和建构民族身份的不同模式。

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的成立标志着澳大利亚正式脱离了宗主国英国，从殖民地变成了独立的主权国家。作为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构建统一的民族身份和意识形态成为增强国家凝聚力的首要任务。文学作品作为非官方的叙事文本，在建构澳大利亚民族-国家身份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过程中，对探讨澳大利亚社会生活所面临的重重矛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多样性和透彻性往往是官方叙事所无法比拟的。在澳大利亚建国之初，文学作品中的民族-国家身份建构以塑造典型的白人男性拓荒者形象为核心，他们在资源极其匮乏的艰苦环境中努力开拓，在荒原上种植庄稼、发展牧业，将其改造为文明的绿洲。然而，这一奠基神话却将原住民完全排除在外，因此以欧洲文化价值观为中心的殖民叙事以及殖民帝国的“合法性”（legitimacy）时刻面临着来自原住民的质疑。

尽管在当今的澳大利亚，包括混血儿在内的原住民在澳大利亚人口构成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百分之二，能够造成的实际威胁非常微小，但是“在合法性问题上却是极大的威胁”（Hodge&Mishra，1991：25）。在原住民看来，澳大利亚大陆从几万年前开始就是他们祖先世代生活的“家园”（country），土地既为他们的生存提供了物质条件，也是他们精神信仰的来源，并不是白人殖民者眼中的“荒原”（wilderness），需要征服和开垦才能得以生存。从原住民立场出发的叙事对以欧洲文明为中心的价值观和基于殖民开拓的国家奠基叙事都提出了质疑和挑战。霍奇和米什拉指出，在澳大利亚树立国家自身形象的过程中，决定民族身份的关键事件不是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的成立，而是1788年英国殖民者对澳大利亚大陆的入侵。1988年针对英国人登陆澳大利亚200周年举办的庆典活动则是“沙文主义的、不成熟的”表现，在这一庆典背后隐藏着“一种强烈的对民族自身形象的焦虑感，并受到合法性问题的困扰”（Hodge&Mishra，1991：x）。荒原与家园、开拓与侵略，两个不同版本的历史叙事之间形成的张力将澳大利亚的历史小说变成了叙事战场。

20世纪后半叶，历史小说占据了澳大利亚文学的半壁江山，小说叙事受到左翼史学家修正主义观点的影响，对民族身份及其历史和文化渊源引发的争议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霍奇和米什拉指出，殖民叙事“必须基于过去的特定时刻和特定事件建构一个奠基神话，从而确定群体作为所有者不可置疑的权利并代代相传”（Hodge&Mishra，1991：26）。然而，尽管这些没有原住民身份的澳大利亚人企图围绕他们的先驱者和早期定居者遭受的苦难以及取得的成就来建构奠基神话，这一叙事却“不具备绝对的延续性，因为真正的合法化影响深远，往往会打破这一明显似是而非的观点”，所以澳大利亚白人需要不断创建出新形式的奠基神话，来“废止、缓和、替代并抵消奠基事件中难以处理的状况”（Hodge&Mishra，1991：26）。在澳大利亚的奠基叙事中，从白人移居者与从原住民视角出发的历史版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和难以调和的矛盾，为了使想象的共同体中的历史叙事得到统一，文学作品才会不时地返回殖民者和原住民“初次接触”时的历史原点，反复改写并重新诠释发生在“边疆地带”的历史事件。

在涉及原住民和白人关系的非原住民作家的小说文本中，白人主体在良知奋战中呈现出一种动态的跨界趋势，希望通过解构自身的文化霸权并接受原住民的文化和价值观，来达成与原住民的和解。本书所选取的三部非常有影响力的非原住民作家的小说作品：《树叶裙》《忆巴比伦》和《神秘的河流》，尽管分别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但是小说叙事都围绕着欧洲白人殖民者和澳大利亚原住民之间“初次接触”的历史原点展开，体现了欧洲白人在民族-国家身份认同问题上存在的一种无法摆脱的原住民情结。正如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指出的那样，构建民族-国家身份的基础是“民族必须要纯化，去除其异质性，除非基于某种多元主义情境可以衍生出同一性”（Butler&Spivak，2007：32）。三部小说力图通过并置的视角和历史构建一幅共同体图景，借此“衍生出同一性”，表达了欧洲移居者在澳大利亚大陆上借助本土的原住民文化寻求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心路历程。

这三部小说在刻画人物性格和心理上都有很高的审美和艺术造诣。其创作受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原住民要求自我表达、反对代言的身份政治问题的影响，在叙事策略上有别于20世纪中期以前的历史小说，在刻画原住民形象时不再采用非原住民作家小说中惯用的原住民视角，避免进入原住民角色的意识去展现他们的内心世界，而是由小说中的非原住民角色从自己的经历和视角出发来表达对原住民文化的认可，并通过白人角色反思殖民开拓时期白人社会自身的问题，来重新诠释澳大利亚的奠基事件。通过对白人身份的反思，以欧洲中心主义为特征的意识形态和话语霸权受到质疑，并突出了原住民在澳大利亚民族-国家身份构成中的重要地位，与历史学界的“黑臂章”史观形成了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