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研究意义及论文框架
由于身份政治是涉及原住民-白人关系的澳大利亚历史小说创作的核心问题之一，通过批判性白人理论来解析小说文本可以突显官方历史叙事和从原住民视角出发的历史叙事之间形成的张力，揭示白人身份及白人特权在历史文本中的建构过程。迈克尔·多德森（Michael Dodson）认为，当原住民作家和学者的自我表达进入公众视野时，他们与众不同的声音有可能再一次被误读，“面临着被挪用和误用的风险”，非原住民社会可能“选择性地借用我们的表达再一次用绝对的、僵化的术语对原住民身份的解读固定化”（1994：10）。因此，在解读非原住民作家的历史小说作品时，既要看到其积极反思白人身份的一面，又需要质疑其诠释原住民身份时与主流的殖民历史叙事之间形成的共谋特性。
本书作者认为，尽管非原住民作家的历史小说在对原住民身份的诠释上仍存在一定的“原住民主义”倾向，但是小说叙事明显受到原住民自我表达话语的影响，也在历史学界的“黑臂章”史观中得到启发，通过对历史事件的重新解读反思殖民时期白人与原住民的关系，突出原住民在澳大利亚民族-国家身份建构中的地位。而原住民作家小说中的原住民身份则深植于原住民文化的口述传统，通过原住民的信仰、亲缘关系、与土地的密切联系来实现。非原住民作家小说对殖民历史的反思与原住民作家小说从原住民视角对殖民历史的重构形成呼应，只有将原住民作家和非原住民作家的小说文本放到一起解析，才能更全面地体现欧洲移居者和原住民对争议历史从不同视角做出的解读和诠释。
同时，借助批判性白人研究的理论框架可以将原住民作家和非原住民作家的小说文本放在一起对比，探讨这些小说文本之间以及与历史叙事之间产生的互动。尽管非原住民小说和原住民小说的叙事视角不同，但是二者都对白人身份进行了“种族化”（racializing）的剖析，“不是通过‘种族互换’或者种族挪用，而是通过接受存在差异的文本和意识形态”来探讨移居者的本土化问题（Ingram，2001：161）。在此过程中，学者们也会对原住民身份产生新的认识，并重新对其进行诠释。因此，本书从当代澳大利亚的历史小说代表作中分别选取三部非原住民作家的作品和三部原住民作家的作品进行文本细读。
本书第1章主要介绍澳大利亚小说与不同历史观之间形成的互动，分析历史小说的政治与审美特性，并探讨原住民身份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和界定，指出文学批评界对涉及历史和原住民主题的澳大利亚小说进行解读时存在的误区，并以批判性白人研究的理论为指导，提出本书的研究问题，并阐明其现实意义。
本书第2章将重点解析三部非原住民作家的历史小说：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的《树叶裙》（A Fringe of Leaves）（1976）、大卫·马洛夫（David Malouf）的《忆巴比伦》（Remembering Babylon）（1993）和凯特·格伦维尔（Kate Grenville）的《神秘的河流》（The Secret River）（2005）。《树叶裙》通过重现19世纪30年代的历史事件，反思英国社会存在的阶级差别及歧视，揭露欧洲文明的虚伪本质。海难幸存下来的女主人公埃伦（Ellen）被原住民俘获后，在与原住民共同生活的三个月里，虽然身体上遭受了种种折磨，丛林生活却使她返璞归真，摆脱了阶级意识的桎梏，并从大自然和原住民信仰中获取了神奇的力量，找到了精神依托。《忆巴比伦》主要反思定居地农民狭隘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在原住民中间生活了十六年的主人公盖米（Gemmy）从语言和行为上都几乎被原住民同化，因偶然的机会回到白人社会后，给定居地农民带来了恐惧和不安，他们的排斥使盖米最终选择回到原住民中间。《树叶裙》和《忆巴比伦》的历史反思都带有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主人公在适应新环境、寻求精神归属的过程中加深了对原住民生活和文化信仰的认识和理解。进入21世纪之后，凯特·格伦维尔的《神秘的河流》（2005）延续了以上两部小说对殖民历史进行反思的传统，但在写作风格上则更具有现实性。小说的创作参考了大量的历史档案，男主人公威廉·桑希尔（William Thornhill）是新南威尔士殖民地获得赦免的流放犯，小说叙事主要围绕他在悉尼附近的霍克斯布里河岸开垦土地时与原住民发生的冲突展开。为了质疑殖民历史的霸权叙事，对原住民的世界观表示认可和尊重，同时避免进入原住民角色的意识和内心世界，小说赋予男主人公一种双重视角：一方面，他与其他的欧洲殖民者站在同样的立场上，将原住民当成低等的原始人看待；而另一方面，随着与原住民的进一步接触和对原住民生活的观察，他又开始否认前一种立场，对原住民文化和世界观表示认可。小说叙事也受到身份政治问题的影响，原住民角色都是透过男主人公及妻子的眼睛和意识呈现出来的，基本上没有语言的交流和心理活动。
本书第3章以探讨原住民作家小说中的历史题材为主，选取的三部小说分别是埃里克·威尔莫特（Eric Willmot）的《潘坶嵬：彩虹战士》（Pemulwuy：The Rainbow Warrior）（1987）、金·斯科特（Kim Scott）的《心中的明天》（Benang：From the Heart）（1999）、和亚历克西斯·赖特（Alexis Wright）的《卡奔塔利亚湾》（Carpentaria）（2006）。三部小说都以对抗殖民文本的历史叙事为主要目的，但文类趋于多元化，除了《潘坶嵬：彩虹战士》遵循了传统的线性叙事框架之外，《心中的明天》和《卡奔塔利亚湾》都采用了空间叙事手法。埃里克·威尔莫特的《潘坶嵬：彩虹战士》（1987）再现了欧拉（Eora）部落的原住民在他们的民族英雄潘坶嵬的带领下抗击英国殖民者的历史。小说叙事基本上遵循了西方历史小说的线性传统，并融入大量殖民地建立初期的历史档案，包括当时的官方记载，还有未经正式发表的英国军官的个人信件与札记等，揭露官方叙事版本中企图掩盖的原住民反抗侵略的事实。该书从原住民视角重新书写历史，来对抗官方历史中将原住民视为野蛮人或抹杀原住民存在的白人身份霸权话语。随着原住民创作的不断成熟，原住民作家书写历史的形式也日趋多元化。吉姆·斯科特的小说《心中的明天》（1999）以半自传的形式将自己的努恩格（Nyoongar）部落原住民祖先的家族历史与引入文中的大段殖民时期的历史档案并置起来，并借助讽喻、空间叙事、元叙事、超现实主义等多种手法向历史主义小说的线性叙事传统发起了挑战，旨在质疑并颠覆充斥着西方文化霸权的官方历史，抨击澳大利亚政府通过同化手段淡化原住民血统并将其“升华”到白人行列的种族主义歧视政策，探讨原住民混血儿后裔的身份归属问题。与《心中的明天》类似，亚历克西斯·赖特的《卡奔塔利亚湾》（2005）也采用了多维度的叙事策略，将两个不同版本的历史叙事并置起来：一是德斯珀伦斯（Desperance）镇上的白人眼中的历史，一是普利科布什（Pricklebush）的原住民眼中的历史和现实。小说运用多维度、多中心的叙事结构描绘20世纪90年代卡奔塔利亚湾（Carpentaria）的原住民社会，并将原住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融合在一起，带有强烈的超现实主义色彩。
本书的第4章将探讨这六部小说在原住民身份的表达与自我表达之间形成的互动。尽管非原住民作家的小说作品只能代表欧洲白人的视角，对原住民身份的诠释依然与殖民帝国的主流叙事形成一定的共谋，但是小说中的白人主体通过对原住民信仰和自然力量表达的敬畏之情认可了原住民宇宙观的存在，并通过描绘白人与原住民在大自然中和谐相处的瞬间而在小说叙事中构建了主体间性空间，也就是马西娅·朗顿（Marcia Langton）所说的基于主体间交往形成的第三种原住民身份。这种原住民身份首先体现在认可多元历史的存在，其次强调在主体交往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原住民身份的弹性解读和混杂特性。
第5章是结论部分。本书旨在通过解析原住民作家和非原住民作家的历史小说中的文本策略和叙事技巧，描绘出在身份政治问题影响下澳大利亚历史小说在创作和批评中的发展轨迹。通过展现立场各异的殖民历史叙事和原住民口述历史中不同的宇宙观和土地观之间形成的张力，澳大利亚的历史小说在反思和重构殖民历史的过程中，与历史学界相互对立的“黑臂章”史观和“白眼罩”史观之间形成了互动，在原住民作家和非原住民作家的小说作品之间也形成了一种对话式格局。这种对话从民族间的误解、不信任甚至是暴力行为逐渐变成对历史的反思和责任意识，并探讨主体间通过近距离接触达到彼此尊重或者进行更深层次精神交流的可能性。
在倡导多元文化政策的当代澳大利亚社会，文学想象为民族-国家身份的建构提供了交流平台。通过这种交流，原住民用自我表达对抗主流叙事中的白人身份霸权，并与世界范围内被边缘化的、曾经或者正在遭受殖民侵略、文化摧残的所有弱势民族表达诉求的叙事文本形成了呼应。原住民作为澳大利亚小说作品中独具特色而且经久不衰的话题，对澳大利亚文学和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以及声援全世界原住民的自主诉求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注释】
[1]学界普遍认为澳大利亚原住民在大约五万年前从印度尼西亚移居而来。在位于新南威尔士西南部的芒戈湖发掘的原住民骸骨是已知最古老的骨架，经考古学鉴定证实距今三万八千年。而且，骸骨上还发现了赭石的痕迹，表明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可以追溯到至少四万年前。
[2]“文化卑微”（Cultural Cringe）一词出自澳大利亚文学评论家A.A.菲利普斯（Arthur Angel phillips）1950年发表的同名文章，他指出澳大利亚的读者往往将澳大利亚文学看作是英国文学成就的附属品，澳大利亚作家写作时会有一种文化卑微感，要努力迎合读者，因而制约了他们的创造力（Nile，Richard&J.Ensor，2009）。
[3]“边疆地带”和“初次接触”是澳大利亚历史文献中普遍使用也非常重要的两个术语。“初次接触”指的是欧洲殖民者登上澳大利亚大陆与原住民遭遇之后发生的交往和冲突，由于英国殖民者在澳大利亚各个地区开发的时间不尽相同，它大概涵盖了从1788年开始到19世纪中叶以前的历史时期。而“边疆地带”一词则专指殖民者与原住民“初次接触”的地域。
[4]关于斯坦纳对“澳大利亚大沉默”现象及原住民口述历史的阐述，还可参见Stanner，W.E.H.，1979，White Man Got No Dreaming：Essays，1938-1973，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5]1992年澳大利亚高级法院通过的《马博裁决》，承认了原住民是澳大利亚最早的居民，认定“无主之地”的言论不过是一个法律谎言。来自墨累岛的托雷斯海峡岛民埃迪·马博通过坚持不懈的斗争，最终为自己的民族赢得了欧洲法律体系对原住民土地所有权和继承权的认可，这是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在立法上取得的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因“马博案”应运而生的1993年《土地所有权法》为土地所有权的认定程序做出了具体规定，但同时也维持了过去联邦政府无视原住民私有财产权而将土地随意授予他人的行为的合法性。
[6]在澳大利亚的文化语境中，经常以原住民与欧洲移居者之间的肤色差异来代表双方的不同立场。“黑臂章”一词是杰弗里·布莱尼（Geoffrey Blainey）在1993年的约翰·莱瑟姆爵士纪念馆讲座（Sir John Latham Memorial Lecture）中首次使用，用以贬低那些为原住民哀悼、批评澳大利亚历史的左翼历史学家。
[7]澳大利亚的“历史战争”（History Wars），指“黑臂章”史观和“白眼罩”史观就修撰澳大利亚殖民时期的历史所进行的针锋相对的论战，参见《历史战争》（Macintyre&Clark，2003）。
[8]引文出自2005年12月1日麦克纳在格里菲斯大学的人文写作课程讲座，题目是《书写过去：澳大利亚的历史、文学和公共领域》。
[9]出自安妮塔·海斯（Anita Heiss）1997年10月9日对克雷吉的个人专访，转引自Heiss，Anita，2003，Dhuuluu-Yala=To Talk Straight：Publishing Indigenous Literature，Canberra：Aboriginal Studies Press，第12页。
[10]又名马德鲁鲁·纳罗金（Mudrooroo Narogin）。“马德鲁鲁”一词在西澳区西南部的努恩格部落语中表示“纸皮树”（paperbark），是原住民艺术的图腾象征。约翰逊在1988年原住民反对英国军队登陆澳大利亚建立殖民地200周年庆典时，为自己改名为“马德鲁鲁”以示抗议。然而，当他被证明没有原住民血统而遭到原住民社会驱逐后，文学界基本不再使用“马德鲁鲁”来称呼他。
[11]例如，亚当·休梅克（Adam Shoemaker）的《白纸黑字》（Black Words，White Page）（1989）和J.J.希利的《原住民与澳大利亚文学》（1989）都把约翰逊看成是原住民文学创作的先驱性人物，认为他的写作风格体现出鲜明的原住民身份，开创了原住民小说叙事的先河。
[12]“梦幻”一词是原住民文化和原住民信仰的核心，它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梦境，而是维系整个原住民社会人与人之间、人与土地和自然之间关系的精神纽带，与原住民仪式和原住民律法息息相关。在后面的章节中会进行更为详尽的论述。
[13]Dhuuluu-Yala在维拉杜瑞（Wiradjuri）部落语中意为“直言不讳”，书名本身彰显出一种坚守原住民文化、保留边缘叙事色彩的态度。
[14]出自安妮塔·海斯对亚历克西斯·赖特的个人访谈，转引自海斯的《直言不讳：原住民文学的出版》，第26页。
[15]此书的第1版在1978年发行，在200周年庆典之时出版了第2版。希利在第2版序言中总结了这十年间澳大利亚文学创作发生的变化，重点介绍了原住民文学的成长过程。
[16]几位出现身份危机的作家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柯林·约翰逊，还有阿奇·韦勒（Archie Weller）、罗伯塔·赛克斯（Roberta Sykes）和利昂·卡门（Leon Carmen）等。他们最初都以原住民作家的身份自居，并因此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可，最后却都被爆出他们都没有原住民血统，原住民身份也没有得到原住民社会的认可。
[17]关于我国当代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取得的成就，可参见：Huang.Y，2000，“Globalizaiton and Counter-globalization：Australian Studies in China”，in Palmer，Christropher&Iain Topliss，（eds.），Globalizing Australia，Melbourne：A Meridian Book；Wang G，2011，“A Hard-won Success：Australian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Antipodes，vol.25，no.1，pp.51-57；Wang L，2000，“Australian Literature in China”，Southerly，vol.60，no.3，pp.118-133.
[18]例如：陈正发（2007）和周文（2011）概括性地论述了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原住民形象及文学创作中的身份政治问题；周小进（2005；2009）和杨永春（2012）主要从后殖民批评角度谈了原住民形象和澳大利亚民族身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