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树叶裙》：寻求精神救赎
帕特里克·怀特（1912—1990）是澳大利亚文学界的泰斗，1973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是迄今为止澳大利亚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作家，其作品为澳大利亚文学摆脱宗主国文化附庸的身份、走上民族化道路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怀特的小说中，有三部涉及原住民与白人的关系，分别是《沃斯》（Voss，1957）、《战车乘客》（Riders in the Chariot，1961）和《树叶裙》（A Fringe of Leaves，1976）。怀特积极支持原住民争取自主和土地权益的运动，这三部小说都对原住民在澳大利亚民族-国家身份认同中应有的位置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将被边缘化的原住民展现在聚光灯下”（Budurlean，2009：166），通过将原住民写入澳大利亚的奠基叙事来探讨原住民文化对外来的欧洲白人起到的精神救赎作用。然而，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的第三部小说《树叶裙》，因受到1960年代以来原住民强调自我表达的身份政治问题的影响，在叙事手法上与前两部小说有着明显的区别。
《沃斯》是现代人探求精神世界、认识自我的一个隐喻，主人公沃斯（Voss）通过远离殖民地进入沙漠，经历重重磨难寻求自我救赎之路[1]。正如沃斯本人所说，“要想实现自我，就必须要毁灭自我”（P.White，1957：38）。沃斯最终死在原住民青年杰基（Jakie）的手里，原住民既是沃斯的毁灭者，也是他的救赎者，将他从“奸诈、卑劣、贪婪、善妒、固执、无知”（P.White，1957：411）的人性弱点中拯救出来。经过血的洗礼，他的灵魂得到净化，永远地留在了这片土地上。这部小说将原住民与白人共同写入了澳大利亚的奠基神话，但是书中对原住民的描写则存在着明显的“原住民主义”倾向，把原住民想象成了与现实社会脱节的远古时代的原始人。小说中有一幕描写了原住民把沃斯写给爱人的信件当成邪恶的魔法而撕毁，而实际上原住民在18世纪末英国殖民者来到澳洲大陆时就已经逐渐开始借用英语叙事作为与白人移居者的交流方式了（van Toorn，2006：1），不可能在历经一个多世纪之后还无法理解文字的含义。《战车乘客》则具有寓言史诗的特点，小说的主角是四个原型人物，老处女、犹太人、原住民画家和帮佣，他们从性别、阶级和种族上遭到社会的歧视，经历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和重重苦难。小说将年轻的澳大利亚比作一辆四轮战车，这四个身份卑贱、被社会边缘化的小说主人公则是战车上的乘客。小说通过将这些社会边缘人写入帝国叙事，来表达对他们悲惨命运的同情和对他们身份的认可，他们所经历的磨难则使他们的灵魂被净化，得到了精神上的救赎。小说叙事恢弘，用意识流的手法展现了四位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但是这种构建原住民内心世界的叙事手法仍然具有明显的“原住民主义”倾向，剥夺了原住民自我表达的机会，所刻画的原型“尽管富有感染力却被置于真实的世界之外”（Hodge&Mishra，1991：63）。
20世纪60年代以来，原住民争取平等权益及民族自主的运动风起云涌，他们强烈要求自我表达，反对非原住民社会为他们代言，向文学创作提出了非常尖锐的身份政治问题。怀特的第三部描写原住民和白人关系的小说《树叶裙》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尽管小说叙事依然围绕着民族-国家身份认同中的原住民身份问题，但由于受到身份政治问题的影响，在写作手法上不再通过原住民视角直接刻画原住民角色，而是从白人女主人公的视角出发，展现白人主体在与原住民和陌生的自然环境的接触中通过自我反思寻求精神归属的心路历程，并强调原住民文化在其中所起到的救赎作用。小说女主人公埃伦·格鲁亚斯（Ellen Gluyas）通过内心反思，以及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对原住民生活方式的效仿，从大自然的庇佑中找到了精神上的依托，质疑并批判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宗教文化及等级观念。
该书的故事情节基于伊丽莎·弗雷泽（Eliza Fraser）在澳大利亚的亲身经历而创作，并赋予其新的象征意义。在官方历史的记载中，伊丽莎是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ser）船长的妻子，她与丈夫所乘的船只“斯特灵堡号”（the Stirling Castle）于1836年在距离现昆士兰州弗雷泽岛（Fraser Island）北部大约几百米的地方撞上了珊瑚礁而沉没[2]。根据弗雷泽妻子伊丽莎的讲述，船上当时共有18个人，分乘两只小船逃生，其中一只小船在弗雷泽岛的瓦迪角（Wadipt.）靠岸。船上的人在这里被巴吉拉部族（Badtjala）的原住民俘获，他们在岛上被原住民剥光衣服，弗雷泽可能死于饥饿，也可能是因为不能搬运木头而被原住民杀害。大约五个星期之后，伊丽莎在一个从殖民地逃跑出来与原住民生活在一起的英国流放犯的帮助下，回到了莫顿湾的殖民者定居地。伊丽莎·弗雷泽的故事对殖民想象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因为这是“白人女性与传统原住民社会的第一次接触，她的‘被俘’为初次接触提供了想象空间，她对‘原住民’生活和习俗的描述体现了一个优等民族对“低等民族”、文明进步对野蛮状态实行帝国控制的政治意图”（Schaffer，1995：11）。这一事件为从1969年到1976年之间的各种艺术形式提供了灵感，成为多部戏剧、电影、小说及绘画的主题，也为帕特里克·怀特思索欧洲移居者在澳大利亚的身份归属问题提供了思考契机。
在小说《树叶裙》中，女主人公埃伦·格鲁亚斯是一个英国乡村女孩，与上层社会的奥斯汀·罗克斯伯勒（Austin Roxburgh）先生结婚。奥斯汀是一个病弱、冷漠、压抑情感的男人，对埃伦很少表露激情。与奥斯汀结合之后，在丈夫和婆婆的精心打造下，埃伦脱离了朴实无华的农家女形象，一跃而成为英国上层社会的贵妇人。他们旅行去澳大利亚看望奥斯汀的弟弟加尼特（Garnet），但是在返回途中，船只在范迪门地（Van Diemen's Land）附近遇难，丈夫和其他船员在与当地原住民的冲突中死去，埃伦成为原住民女人的俘虏和奴隶。埃伦在原住民的一个游牧地点巧遇从殖民地逃跑出来的流放犯人杰克·钱斯（Jack Chance），从那以后才摆脱了语言不通的社会孤立状态。他们两人走到一起后，埃伦劝杰克和她一起重返文明社会，但是当杰克把埃伦送到一处农家院落附近时，因对公正不抱希望，也不相信埃伦能够说服官方使他脱离罪责，他又返回了丛林。埃伦虽然最终回到了文明社会，但是她那被社会规约压抑的本我却留在了丛林里。小说以海上航程开篇，又以海上航程结束，这是主人公在精神上实现自我发现的航程，在这个航程中埃伦通过对文明和背叛的思考，探求欧洲白人在澳大利亚这块新大陆上通过对原住民文化和信仰的认可实现了精神上的救赎。
作为历史小说，《树叶裙》再现了19世纪30年代的澳大利亚社会现实。自1788年指挥官菲利普（Arthur Phillip，1738—1814）率领他的英国舰队在现在的悉尼湾登陆，宣布建立新南威尔士殖民地之后，宗主国英国不断将国内无处安置的囚犯运往澳大利亚这块“偏僻、残忍的流放地”（P.White，1976：22）。这些囚犯成为开拓澳大利亚大陆的主要劳动力，他们既会不时地被鞭笞，又要戴着镣铐做苦力。但是，如果他们能够忍受各种非人的折磨，辛苦工作，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可以获得赦免，恢复自由。在这些囚犯的开拓下，英国政府的殖民区域在澳大利亚大陆上沿着海岸线不断延伸。小说开篇像戏剧一样有段开场白，场景设置在范迪门地，即现在的塔斯马尼亚岛（Tasmania）。测地员梅瑞维尔（Merivale）先生带着妻子及其朋友斯克林肖（Scrimshaw）小姐在船上为罗克斯伯勒夫妇送行后，坐上了回程的马车。从他们的议论和心理活动中，可以综观当时的澳大利亚社会现实。
梅瑞维尔太太将自己看作是高高在上的贵妇人，虽然不得不追随丈夫从英国来到澳大利亚，但是在她眼里，这里是“地球上最荒凉的角落”，她“一想到曾经在烈日炎炎下被一只蜷伏在枯草中的蜥蜴直勾勾地盯着，就满身起鸡皮疙瘩”（P.White，1976：10）。她的生活完全脱离了澳大利亚的现实世界，整日隐居在格列博（Glebe）的一处别墅中。在她眼里，“因值得信赖从英国本土被移植过来”的梅瑞维尔先生显然已经适应了当地的生活，他“历经风吹日晒，皮肤晒得如皮革般黝黑，如帆布般粗糙，与他常用的马鞍尤其般配”（P.White，1976：10）。梅瑞维尔太太的生活空虚，靠与斯克林肖小姐这样的女人一起编织他人的闲言过活。两个女人既势利又虚伪，在马车上议论的话题是在船上见到的罗克斯伯勒太太。尽管梅瑞维尔先生对罗克斯伯勒夫人大加赞赏，说她“美得像一幅画”，而梅瑞维尔太太却“总是着眼于物质的东西”，只夸赞罗克斯伯勒夫人的披肩“美得出奇”（P.White，1976：16），而斯克林肖小姐则对罗克斯伯勒夫人的出身表示不屑，认为她空有其表，“缺乏内在的东西”（P.White，1976：17）。梅瑞维尔太太和斯克林肖小姐是追求虚荣外表、歧视平民的英国上层社会的代表人物，她们的价值观与澳大利亚这块新大陆显得格格不入。而作为土地测绘员的梅瑞维尔先生则代表着已经适应了新大陆环境的欧洲白人，他的价值观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他摒弃了欧洲上层社会泾渭分明的阶级意识，能够欣赏罗克斯伯勒夫人身上所展现出的自然美，并与刑满释放的迪兰尼成为朋友。
斯克林肖小姐在小说中担当着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她作为一位“女预言家”，指出罗克斯伯勒夫人身上存在一种不安分因素，认为“她是一个谜”（P.White，1976：17），虽然看似“一张白纸，呵口气却能显露出隐形的文字”（P.White，1976：20），给人的感觉是“她在生活中某些最根本的方面被欺骗，并为此做好了随时受苦的准备”（P.White，1976：21）。结果斯克林肖小姐一语成谶，罗克斯伯勒夫人，也就是小说的女主人公（埃伦·格鲁亚斯是她出嫁前的闺名），即将面临人生的严峻考验。而斯克林肖小姐本人则像是戏剧开场的报幕人，她以先知的身份为小说叙事预设了悬念，却又不能参与其中，到了曲终人散落幕之时，读者才会再次看到她的身影。
故事开篇不久，代表另一个澳大利亚社会阶层的典型人物进入了我们的视野。爱尔兰人迪兰尼曾是个犯人，刑满释放后“靠着不知什么有利可图的勾当”（P.White，1976：18）发迹，成了当地的一位富翁。梅瑞维尔先生与迪兰尼打得火热，决定在回程中绕道拜访，拿上迪兰尼许诺给他的在农家得来的一条猪腿。而马车上的梅瑞维尔太太和斯克林肖小姐则对迪兰尼的出身非常不屑，拒绝下车到他家里做客。在迪兰尼将梅瑞维尔先生送上马车时，在他的眼里，“油光水滑”的梅瑞维尔太太和“精瘦奸诈”的斯克林肖小姐“永远不会允许他步入她们的世界”。但是，迪兰尼却“偏要把她们当作是他那个世界的成员”，他故作不知地大声与她们开着玩笑，这种“公然蔑视传统”的挑衅使两个女人非常恼火（P.White，1976：22）。听到斯克林肖小姐将要到莫顿湾的司令官家里给司令官夫人当随身护理，“没有足够的自制力约束人性之恶”的迪兰尼“忍不住撩拨面前两只笨鸟竖起来的羽毛”，“满脸诡诈”地谈起莫顿湾的牧羊人与当地原住民的冲突，并描述了牧羊人被原住民开肠破肚、砍去一条腿的惨象。在他们眼里，生活在丛林里的原住民就是“讨厌的野蛮人”（P.White，1976：22），是低等的人类，完全被排除在他们的世界之外。尽管迪兰尼遭到代表英国上层社会的梅瑞维尔太太和斯克林肖小姐的歧视，被看作是英国社会下层的边缘人，他本人的观点却与以欧洲为中心的帝国叙事形成共谋，他的态度代表了那一历史时期殖民地白人对原住民的刻板化印象和殖民叙事体现出的白人身份霸权。
至此，开拓者、流放犯和原住民，澳大利亚奠基叙事中的三个核心角色在小说中一一登场。善于戏剧创作的帕特里克·怀特堪称是艺术大师，上述情节尽管只有寥寥数语，却让人对当时的澳大利亚社会现实一目了然，清晰地再现了当时英国社会尊卑分明的阶级意识与新大陆定居者的价值观之间产生的冲突。女主人公虽然还未登场，其形象却已通过三人的对话深深植入了读者脑海之中。正如梅瑞维尔先生所说的，“不知道罗克斯伯勒夫人面对苦难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P.White，1976：24），复杂的澳大利亚社会现实为白人女主人公埃伦·格鲁亚斯（以伊丽莎·弗雷泽为原型）的坎坷经历做好了铺垫。怀特意图通过埃伦远离殖民者的文明理性社会、在原住民部族里求取生存这一经历来挑战殖民叙事中种族和阶级的界限，通过展现埃伦的精神世界，反思殖民者对原住民狭隘的种族偏见，解构殖民叙事中的白人身份霸权。
《树叶裙》借助文学想象，通过再现伊丽莎·弗雷泽被原住民俘获又回到白人中间的历史事件，探讨澳大利亚的民族身份问题，寻求脱离欧洲文化禁锢的自由之路。小说中处处彰显着传统欧洲文化与澳大利亚大陆的格格不入，阶级意识和等级偏见对人性的禁锢都束缚了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国家的身份建构。埃伦身上散发出的蓬勃生机和适应能力与其丈夫的羸弱压抑、悲观逃避形成了鲜明对比，象征着欧洲文化在澳大利亚大陆的不适用性，欧洲大陆的宗教信仰在大自然面前也显得苍白无力。在小说中，对白人身份的反思与批判是叙事的主线，两个英国白人女性代表了上层社会歧视社会底层人、追求虚荣的阶级本质。她们从小说叙事中的退场，也代表着阶级意识分明的宗主国文化价值观的退场：“马车上的乘客在颠簸中融入了越来越浓的暮色，最终，就像说完开场白的配角演员一样，退到了舞台的边厢”（P.White，1976：24）。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埃伦·格鲁亚斯代表着19世纪30年代英国社会中的皮格马利翁。埃伦在英国乡村的自然环境中长大，本是一个粗鲁、不懂礼节的农家姑娘，嫁给来自上层社会的奥斯汀·罗克斯伯勒先生之后，在丈夫和婆婆的悉心调教下，她学会了压抑自然的天性和内心的情感，从而变身为受人尊重的上层社会的贵妇人，成为身体羸弱、性格抑郁的罗克斯伯勒先生的得意作品。然而，丈夫和婆婆虚伪的宗教道德说教像枷锁一样禁锢着埃伦的心灵，使她变成一个压抑天性、没有灵魂的玩偶，而在澳大利亚大陆的痛苦遭遇使她有机会恢复自然本性。通过褪去象征欧洲社会体制的层层外衣，从原住民身上学得生存技能，并从自然中寻求力量和抚慰，埃伦得到了精神上的救赎。
一场海难使得罗克斯伯勒夫妇所乘坐的船只沉没，丈夫在与原住民的冲突中身亡，埃伦也沦为原住民女人的俘虏。面对这个“仿佛超自然存在的生物”，原住民女人感到惊奇和胆怯。在逐渐平静下来后，她们开始向她投掷沙子、揪拽她的头发、抢夺她的戒指，并把她身上的外衣一件件撕扯掉，直到埃伦“得到了彻底的解放”（P.White，1976：243-244）。强加在埃伦身上的代表英国上层社会的道德说教和阶级意识压抑了她的自然天性，只有通过剥除束缚她的层层外衣，才能使她得以解脱。然后，原住民女人又开始进一步在赤身裸体的埃伦身上实施她们的改造工程。她们先是用手揪扯、用贝壳乱砍她的头发，然后弄来腐臭的动物脂肪在她的身上涂抹，继而“又满脸厌恶地将炭揉进她那让人感到羞耻的白色皮肤里”。她们把蜂蜜涂在她流血的头皮上，一位年长的妇女把一束束羽毛插到她的蜂蜜头盔上。最后，“原住民女人看着自己的工艺作品发出了温柔的赞叹声”（P.White，1976：251）。在原住民女人的努力下，埃伦的外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剥除层层外衣象征着埃伦从欧洲文化规约中解脱出来，那么砍短头发、插上头饰并且抹黑皮肤的过程则抹杀了埃伦身体中从“转喻角度代表的所有‘可见的’差异表征”（Ashcroft et al，1995：321），使她成为原住民女人中的一员。
尽管埃伦对于这一系列原住民女人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表演性行为”（Butler，1993）只能被动地接受，身体现实的改变却为她心理上和精神上的转变奠定了基础。当她身上虚伪的文明外衣被原住民女人剥光，从外貌上与原住民女人形成认同之后，她身上农家女孩的天性又逐渐显现出来。虽然原住民女人对她身体的摧残使她痛苦不堪，她却从大自然中找到了慰藉，“无法对四周美丽的自然环境无动于衷”（P.White，1976：246）。对自然界万物生来就有的亲切感使她认识到“岩石是她的圣坛，泉水则是她的圣餐”，尽管在这块“为折磨人类而专门设计的土地”上，“土地的精灵不属于她”，“她对它们没有招之即来的魔力”，自然界万物却能带来“一种让她如痴如醉的宁静感”（P.White，1976：258）。埃伦通过适应原住民的生活习惯，重新建立了与自然界的联系，在自然环境中得到了精神上的抚慰，“脚下踏着的野草和行进时擦肩而过的灌木散发出一股清新的露水香味”，这使她对原住民的“厌恶和反感有所减轻”（P.White，1976：252）。同时，她开始以欣赏的眼光重新审视原住民，发现他们与自然美景相得益彰，生活得有尊严，并且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暮霭的余光把黑人的体形抚弄得雍容高贵，给这个尘土飞扬乱七八糟的营地增添了生动的图案”（P.White，1976：247）。埃伦的视角与前面迪兰尼以高高在上的殖民者视角将原住民描述为残忍可憎的野蛮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当两种叙事版本并置在一起，它们之间的张力使小说变成了反思白人身份的叙事战场。
埃伦的变化并没有停留在外貌上，随着小说叙事的展开，她逐渐融入了原住民女人的日常生活，并开始学习各种生存技能。作为原住民女人的战利品和俘虏，埃伦要像她们的佣人一样承担各种劳动，比如帮助一个比较有权威的原住民女人照看满身脓疮、奄奄一息的孩子，在不停迁徙营地的途中背负最沉重的包裹。同时，她也开始跟原住民女人学习丛林求生的本领。开始，看到原住民女人寻找可食用植物根茎时“在坚硬的土地上兜兜转转”，埃伦感觉“像走迷宫一样”，但“在经验和科学的指导下，她们几乎总能取得成功”，而埃伦“在地上瞎捅半天，却大多一无所获”，“灼烧着肩膀的烈日”使埃伦“渐渐地开始憎恨起这块又灰又硬上面长着一撮撮半死不活却又坚硬如铁丝般野草的土地”。然而，“经过在一块块土地上反复挖掘的尝试，她意识到自己掘‘土豆’的技术竟在慢慢地提高”（P.White，1976：253）。不仅如此，埃伦还在一群原住民的逼迫下练就了上树捉负鼠、掏鸟蛋、找蜂蜜，下水挖莲藕的本领，从一开始的“一个白人，一个窝囊废，一个伫立着被这群鄙夷不屑的黑人团团包围的文明女士”（P.White，1976：263）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原住民女人。这些技能在她的体内深深地扎了根，变成了一种本能的习惯。在杰克·钱斯带着埃伦从原住民部落逃离的路上，她不自觉地跳入水中去挖掘莲藕，又因脑海里不时浮现捉负鼠和掏鸟蛋的经历而敏捷地爬上了一棵大树，尽管这时已经没有原住民在下面逼迫她，这些生存本领却已经内化成了她的本能，或者也可以说激发了她体内原本受到压抑的农家女孩的天性。这些经历已经刻入了埃伦的灵魂深处，在重返文明社会恢复贵妇人身份之后，她会经常“为自己的慵懒受到一阵阵良心上的谴责”。即使在睡梦中，都会时常“因为没有加入寻找甘薯或劈蕨茎的行列中，害怕马上招致手掐或责打，而突然从无精打采的状态中惊醒过来”（P.White，1976：360-361）。根据早期的殖民历史档案记载，在欧洲移居者的眼里，原住民是令人厌憎和受到鄙视的“他者”，他们是“一个低等、野蛮、奸诈的种族……是地球上最为低劣的种族。他们是肮脏、懒惰的……人类物种”。[3]而在埃伦眼里却刚好相反，原住民在丛林中为了生存奔波忙碌，他们的生活方式积极而有意义，反而是重返白人社会之后她的无所事事才是真正的懒惰，让她感到了自责。这是对背叛自然天性的一种忏悔，也突显了基于种族主义歧视思想的殖民历史叙事的意识形态建构特性。
在丛林中，自然界的壮美图景与人类生命的渺小脆弱形成鲜明的对比，英国上层社会的道德说教让位于自然界的生存法则。丈夫的死切断了埃伦与欧洲上层社会的联系纽带，她的精神信仰也面临着危机，她发现自己崇拜的“至高无上的存在”不过是“机械地照搬照抄了罗克斯巴勒家的万军之主”（P.White，1976：248）。埃伦的心灵长期受到英国社会道德说教的禁锢，在身体刚刚解开束缚时，精神上还处于一种茫然无依的状态，婆婆和丈夫所信奉的“万军之主”和欧洲社会各种虚伪的繁文缛节在残酷的生活现实面前也失去了约束力。与原住民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埃伦从渐渐熟悉的原住民宗教仪式中找到了精神依托，“原住民的恸哭”帮她铲除了“身上一些比较难缠的幽灵”（P.White，1976：249）。
同时，埃伦还对共同生活的原住民女人产生了身份认同感。如果说原住民是受到白人殖民者歧视的社会边缘人，那么原住民女性则遭受着双重的苦难。在小说中，她们与高高在上的原住民男性相比，总是无精打采、垂头丧气。为了争得男人的宠爱而大打出手，甚至因此丧命，而原住民男人却如看客般无动于衷。吃饭时，她们只能看着享有特权的男人们狼吞虎咽，等着他们扔过来一点儿残羹冷炙。埃伦作为这些原住民女人的俘虏和奴隶，苦难则更深一层，地位更为低贱卑微。然而，面对殖民地司令官的讯问，埃伦却毫不避讳地谈起她在丛林中与原住民女人在一起时的经历：“人们指望女人做的一切我都参加了。表演舞蹈的是男人。女人们只是唱着单调的歌，拍着大腿给男人伴奏。噢，对了，我也这样做了，因为我是她们中的一员”（P.White，1976：364）。在埃伦眼里，白人社会的等级歧视和虚伪的道德说教带来的精神束缚，远比在丛林中身体所忍受的痛苦要可怕得多。在她逃离丛林、回到所谓文明社会的一刹那，恨不得“四周的墙在某个时刻向她开启”，那样“她也许会转身跑回丛林，宁可选择她已熟知的危险和赤身裸体的生活，也不愿在人前遮羞蒙耻”（P.White，1976：392）。尽管埃伦希望逃离丛林中的原住民部落，她对虚伪的文明社会却不抱任何信心。在她看来，她和杰克·常斯是“从一座地狱逃向一个最后或许会比地狱更糟糕的地方”（P.White，1976：332），这是对殖民叙事中欧洲中心主义的文明价值观的质疑和颠覆。19世纪的各种媒体报道和官方记载，都将欧洲的文明进步观看作判断种族优劣的标准，把原住民描述成原始的野蛮人，他们对大英帝国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建设构成了威胁。
在埃伦身上发生的，从外貌形态到生存方式，再到内心世界的转变，作为一种反叙事手法，带有一种跨疆界性，具备“潜在的、富有创造力”的“生成少数”（becoming the minoritarian）的力量，与主流叙事形成对抗。这“能够引发不可控的机制，使主体解域化”（Deleuze&Guattari，1987：105-106），成为对抗和解构殖民历史叙事中白人身份霸权的有力武器。埃伦只有以这种“卑贱”（Kristeva，1982）的身份经历过痛苦和磨难，才能激发出她天然的生存欲望，从自然界和原住民的信仰及宗教仪式中获得精神上的抚慰和无限的力量，使她摒弃华而不实的、束缚人性的欧洲上层社会的价值观，摆脱强加在她身上的阶级意识和宗教枷锁，从虚伪的道德说教中解脱。
尽管在小说最后，埃伦重新回到了代表西方文明社会的殖民开拓地，她在丛林中对原住民和流放犯杰克·常斯所产生的身份认同感使她能够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审视阶级分化鲜明的英国社会制度。在司令官问及原住民怎样对待白人时，她为原住民杀害罗克斯巴勒先生和船员进行辩护：“他们并非不友善——毕竟是我们先朝他们开枪的”（P.White，1976：363）。埃伦在丛林中与逃跑的流放犯杰克·常斯达到了灵与肉的结合，对在殖民地处于社会底层、失去自由的流放犯人产生了一种身份认同感。对殖民地所谓的文明世界的回归也象征着埃伦对丛林世界所代表的自然天性和爱人杰克·常斯的背叛，这种背叛使她受到了良心的谴责。当她在清晨外出散步的路上，听到殖民地士兵押解着一群男犯人向她走来时，“一种魔鬼般的欲望让她想再次参与她在苦难经历中早已知晓的一切，她像生了根一样站在这些男人要经过的道路上”（P.White，1976：370）。尽管这群久未接触过女性的男犯人在见到埃伦之后“诅咒、下流话、狂笑和一股股无法得到满足的欲望倾泻而下”，埃伦却“在一阵可怕的骚动之中与这群乌合之众融为一体”（P.White，1976：370）。埃伦选择与这些犯人亲密接触，并承受他们的谩骂和羞辱，是对自己背叛自由天性的一种自我惩戒。
小说中白人角色的“食人”行为打破了“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原住民部落中两个年轻女人因争夺男性宠爱而大打出手，其中一个女人因此丧命。部落人为她举行葬礼时禁止埃伦参加，但是她在清晨散步时，无意间撞上了刚刚举行完仪式的原住民，看到他们像“刚刚走出教堂的礼拜者”一样，“脸上一副被主宽恕、怡然温和的表情”，“一心想与这些单纯的野蛮人分享这份不曾期望的精神体验”的埃伦却发现地上有一张黑色的人皮（P.White，1976：271）。埃伦先是站在高高在上的欧洲文明人的立场上，对原住民的这种食人行为进行评判，“她不清楚自己是感到恐惧还是惊奇，是厌恶还是对这些挨饿又愚昧的野蛮人，也是她的主人，生出了某种怜悯之情”。然而，就在这时，她突然看到了不知从哪个原住民女人包里掉出的一根大腿骨，“她弯腰把它拾了起来，这可怕的东西上面还连着一两片半生不熟的肉和一些烧焦了的脂肪”。接下来，埃伦竟然“把骨头打扫得干干净净之后才把它扔掉，然后跟在她这些吃人肉的导师后面”（P.White，1976：272）。当埃伦回想起自己的所作所为时，尽管有些恶心，但更多的却是“为自己竟然会这样做感到震惊”。然而，在格外清静、万籁俱寂的森林里，在单调的笛声中，埃伦却“不由得相信自己参加了圣餐仪式”，尽管“按照基督教的道德标准，她永远不能再想这件事”（P.White，1976：272）。在这次沉船事故中，除了埃伦之外还有一位幸存者——船上的二副皮尔彻（Pilcher），他最终也回到了定居地。在司令官安排的埃伦和皮尔彻的单独会面中，皮尔彻闪烁其词地说，当他和其他几个乘舢板漂流的船员靠岸后，由于食物短缺，其中有些人被其他人吃掉。尽管他没有承认自己也参与其中，但却表现得烦躁不安。两个经受过人性之恶洗礼的人内心波涛汹涌，都无法正视对方的眼睛。当然，这里仍然有对原住民文化不了解的臆断和对食人场景的想象，但是怀特却避开描写原住民，而是反思白人身份自身存在的问题。白人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为了生存，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或者表现出同样的倾向。野蛮和文明之间的界限被消解，欧洲白人自恃高人一等的种族优越感不复存在了。只有亲身经历过同样的苦难，才能平视另一个种族和文化，这是澳大利亚作为民族-国家寻求身份认同的寓言式解读。
把文学作品纳入更为广阔的历史和文化视域中进行思考，更能体现其现实和社会意义。对于像澳大利亚这样的新兴国家，为了满足自身的精神需求，“迫切需要不断地进行自我定位”（Vanden Driesen，2009：iii）。如果说埃伦选择逃离原住民部族回到殖民地是历史的必然结局，那么作家帕特里克·怀特借助文学想象对殖民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的重新阐释，则是向读者展现了一种可能性，甚至是一种必要性。怀特的作品成功地“把握了不同历史、文化和景观相互交错的澳大利亚空间的精髓之处”（Bhattacharya，2015：120），通过探求与原住民的关系，对澳大利亚民族-国家身份进行了思考和书写，融合了原住民主题的小说也成为澳大利亚文学彰显地方特色、摆脱宗主国附庸身份的重要表达载体。通过描述女主人公埃伦与原住民共同生活的经历，作者想要表明：要构建澳大利亚的民族-国家身份，原住民身份是必备的，原住民文化和信仰可以为新的民族身份提供精神源泉，原住民与自然界的密切关系和他们身上展现的适应能力都是在澳大利亚构建民族-国家身份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