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结论：争议历史的寓言式解读
在倡导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当代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权益问题一直是历史书写中最为敏感的那根神经。1788年英国在澳大利亚大陆建立殖民地之初，将这里看作是“无主之地”，白人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新大陆进行的“文明开拓”，对于视土地为家园的原住民来说，则是苦难的开端。由于政府对原住民推行同化政策，原住民社会的规约被西方社会的法律所取代，多个原住民部族的语言走向消亡，原住民混血儿被迫与原住民亲人分离，成为“被偷走的一代”。然而，在澳大利亚的官方历史叙事中，原住民的声音却被抹杀了，出现了斯坦纳（Stanner，1969）所说的“澳大利亚大沉默”。
本雅明（Benjamin）为唯物主义史学家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回溯被统治阶级主流历史故意遗忘的人类历史，“同历史保持一种格格不入的关系”（“brush history against the grain”（1973：259）。20世纪5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的左翼史学家以原住民的口述历史为参照，重新修撰了殖民时期的历史，突出原住民文化在民族-国家身份建构中的作用。本书所选的六部小说深受左翼史学家的影响，从不同的视角，借助不同的叙事手法诠释了澳大利亚原住民和白人的关系，从情节构建到叙事策略都关照了原住民寻求自我表达的身份政治问题，借助寓言表征真理，揭示救赎，力求在叙事中平衡政治与审美的关系。寓言具有二律背反的特性，既是常规的书写方式，又是表达神圣意义的方式。在寓言中，常规世界的“任何人、任何物体、任何关系都可以绝对指别的东西”，而且在意指其他事物时，“都衍生自一种力量，使它们似乎不再与鄙俗的事物相称，把它们提到较高的层面，事实上，也可以把它们变成神圣的东西”（本雅明，2001：143-144）。
三部非原住民作家的小说《树叶裙》《忆巴比伦》和《神秘的河流》借助文学想象对原住民和白人殖民接触时期的历史事件进行了重新阐释，以反思官方历史和主流叙事中的白人身份话语霸权，揭示其意识形态建构本质为主线，突出了原住民在澳大利亚民族-国家身份构成中的重要地位，与历史学界的“黑臂章”史观形成了呼应。小说叙事都围绕着欧洲白人殖民者和澳大利亚原住民之间“初次接触”的历史原点展开，体现了欧洲白人在国家身份认同问题上存在的一种无法摆脱的原住民情结，表达了欧洲移居者在澳大利亚大陆上借助本土的原住民文化寻求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心路历程。由于受到原住民主张自我表达、反对代言的身份政治问题的影响，三部小说的叙事都避免进入原住民角色的意识和内心世界，并对殖民文本中的白人身份霸权进行反思和解构。
怀特的小说《树叶裙》打破了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状态，女主人公埃伦只有远离所谓的文明理性社会，在原住民部族里经历重重磨难，才能得到精神救赎。小说寓示着原住民文化是澳大利亚构建民族-国家身份不可或缺的因素，澳大利亚作为一个新兴的主权国家，要脱离宗主国文化，彰显自己的民族-国家身份，就要从这块大陆密不可分的原住民文化中汲取营养和灵感。小说《忆巴比伦》借助主人公盖米身份中的不确定因素来思考欧洲殖民者与澳大利亚原住民之间达成和解的可能性，将盖米的混杂身份作为连接原住民社会和白人社会的纽带，盖米离开白人社会回归原住民部族的抉择则是欧洲移居者在澳大利亚寻求文化归属和身份认同的一种隐喻。小说《神秘的河流》通过主人公的双重视角反思殖民历史，使基于西方文明价值体系的殖民者立场和具有独立意识的原住民视角得到复调式的展现。这种分裂人格体现了当代澳大利亚与历史的对话，是白人主体对殖民者立场的反思和批判。三位主人公通过与原住民社会的近距离接触，认识到白人视角在理解原住民文化方面受到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文明进步观的限制，因而肯定原住民的信仰和价值观，强调其在澳大利亚民族-国家身份建构中的地位。
哈米什·达利（Hamish Dalley，2014：11）将这种后殖民的历史审美学称为“寓言式现实主义”，小说中的元素“在抽象和单一的指涉物之间来回穿梭”，在对过去解读时产生一种不断波动的指称过程，它可导致“时间性的断裂”，与查克拉巴蒂（Charkrabarty，2000：16）所说的后殖民主义历史意识相呼应，即“时间不是整体的，而是与自身脱离的”。澳大利亚历史小说借助文学寓言，为不同视角的历史叙事提供了表达空间。在这三部非原住民作家的小说文本中，有一条非常清晰的反思殖民历史叙事中白人身份霸权的脉络，作家们通过重新阐释殖民接触时期的历史事件，探讨了白人与原住民交往的另一种可能性，体现了倡导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当代澳大利亚与殖民接触时期的不同时空之间形成的交叠与互动，其对白人身份的反思与左翼史学家主张从原住民视角重新修撰历史叙事的观点相互呼应。
尽管三部小说对殖民叙事中的白人身份霸权都进行了反思，叙事中受限的白人视角无法充分地阐释原住民文化，依然与国家奠基神话中的白人归属形成了共谋。只有为原住民提供充分地自我表达空间，使原住民社会成为叙事的中心，才能真正体现出原住民文化在澳大利亚民族-国家身份建构中的地位，这也正是本文作者选取三部原住民作家的小说进行对比研究的原因。
与非原住民小说完全不同的是，原住民小说并不遵循西方历史的线性叙事结构，他们的口述传统中没有历史的原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空是交叠互动的，叙事在多维度、多中心的原住民社会展开，这种具有实验性的叙事风格与他们要表达的“原住民身份”更加契合，拒绝白人视角对原住民身份的本质化解读方式，在澳大利亚的国家奠基叙事中形成了一股反叙事力量。《潘坶嵬》通过口述传统传承下来的“雅娜达之谜”完美地诠释了原住民社会的价值观和原住民文化的丰富内涵。原住民视角、原住民词语与殖民者的视角和标准英语并置在小说叙事中，质疑了官方历史中将原住民视为野蛮人或抹杀原住民存在的白人视角和判断标准。《心中的明天》则以半自传的形式将原住民长辈口述的家族历史与殖民时期的历史档案并置于文本中，并借助讽喻、空间叙事、元叙事、超现实主义等多种手段对官方历史的线性叙事结构发起了挑战，质疑以文明进步为价值判断标准的种族优胜论。《卡奔塔利亚湾》也带有强烈的超现实主义色彩，通过多维度多中心的叙事将原住民的信仰、与土地的密切关联、原住民的文化传承等问题一一呈现出来，堪称一部恢宏的原住民史诗。
尽管三部原住民小说聚焦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原住民社会状况，但是都强调原住民身份的变通性，提倡原住民通过挪借西方文化在白人社会中求取生存空间，并与原住民宇宙观相融合，建构独立于主流叙事之外的原住民历史。在小说文本中，从共时角度，原住民主体之间的接触表现为原住民社会部族内部及部族之间基于梦幻法则的相互交往；从历时角度，则通过原住民文化的世代传承来实现。原住民文化传承与官方历史叙事形成对抗，歌咏故事、长辈记忆、岩洞壁画、彩绘技艺以及其他文化传承形式不仅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原住民社会连为一体，还可以不断地进行更新，代表着原住民社会适应变化的能力。大卫·劳埃德（David Lloyd，1991：88）指出，只有通过“解读历史的可能性，并描绘出除主流社会构造之外的多种选择”，才能重建“被官方文化排斥在外”的“庶民历史”。在六部小说中，并置的殖民叙事和原住民口述历史在小说中产生了文本张力，改变并丰富了人们对原住民文化和历史的理解，为打破“澳大利亚大沉默”提供了文学思考和路径。
从对六部小说的解析可以看出，在澳大利亚的文化语境中，白人身份和原住民身份并非二元对立的本质主义概念，而是在协商和对话之中不断得到重新界定。虽然原住民作家和非原住民作家的小说对原住民身份的诠释角度和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文本之间却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在以原住民文化为核心的主体间性空间里，原住民主体与白人主体通过表达与自我表达相互认可，相互建构。原住民宇宙观和原住民口述传统都为澳大利亚文化增添了历史的厚重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不朽的素材。对殖民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已经融入了当代澳大利亚小说的传统之中，文学作为叙事场上演着精彩纷呈的澳大利亚故事。在更为广泛的世界文学范围内，这些小说作品与其他原住民文化形成呼应，成为世界文学创作舞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