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白人主体与原住民主体的相互建构
在1788年英国人在澳大利亚建立殖民地之前，原住民社会具备完整的价值体系和道德标准，属于马西娅·朗顿所说的第一种原住民身份。尽管原住民社会在族群内部存在权威和依附关系，各个部族之间却是相对独立自主的，在交往时保持着一种平衡和对称关系（Rose，1992：44）。在小说《潘坶嵬》中，潘坶嵬所属的欧拉部族以及周边的其他部族都有各自独立的规则体系，部族之间的语言也各具特色，并不统一。各个部族内部的大事都是由男性长者通过协商来决定，各部族之间会通过互派使者的方式保持联系和交往，并在食物富足的季节举行部族间的大型集会，便于年轻人结识，为部族间的通婚做好准备。小说中由原住民长辈讲述的故事“雅娜达之谜”是原住民社会道德标准和伦理观的完美诠释，它所蕴含的原住民社会规约律法，也是部族领袖潘坶嵬所恪守的原则。
大英帝国将澳大利亚变为殖民地之后，原住民的身份在与白人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得以重新塑造，原住民社会原来的单一部族文化也杂糅了其他部族和欧洲人的文化，向着多中心、多维度的方向发展。小说中的原住民领袖潘坶嵬能够熟练运用英语及其他部族的语言，并能够将西方文化挪为己用。他意识到原住民与欧洲人相比力量悬殊，便与从殖民地逃出来的爱尔兰裔流放犯人以及其他受到英国军队压迫的民族结成同盟，共同抗击殖民者的军队，他们的阵营中欢迎任何遭到殖民地军队凌虐到原住民部落寻求庇护的个人和群体。潘坶嵬与同盟军之间相互协作，相互包容，原住民主体和白人主体相互建构。潘坶嵬为一位爱尔兰流放犯人肖恩·麦克多诺（Sean McDonough）举行了正式的入族仪式，接纳他为自己的兄弟，并为其改名为贾瑞维。贾瑞维不只与潘坶嵬并肩战斗，抗击英国军队，还与原住民女子那吉尔演绎了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尽管最后被英国士兵抓获并杀害，却留下了与那吉尔的爱情结晶布拉尤。布拉尤作为第一代原住民混血儿，“受到新神灵的庇佑，它源自两方土地”（Willmot，1987：152），代表着西方文化和原住民文化的完美融合。他既从母亲那吉尔那里传承了原住民文化，也因体内的欧洲人血统而对天花病毒产生免疫力，更能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原住民复杂多变的身份尤其体现在1990年代以后出版的两部原住民小说《心中的明天》和《卡奔塔利亚湾》之中。
白人社会用血统对原住民进行分类，这种本质主义的定义“带有刻板的价值取向标准”，通过区分非原住民和原住民，赋予他们一定的特权或对他们进行惩戒，因而所有的原住民都希望摆脱这种定义的限制，不愿意被视为堕落的醉鬼，或被剥夺基本的经济、社会、公民和政治权利，因而“他们只能在公开场合放弃自己的原住民身份”（Dodson，1994：7-8）。这一定义具有意识形态力量，切断了原住民混血儿与原住民社会的联系，使原住民文化传承面临着危机。在《心中的明天》里，原住民混血儿的人格遭到了严重的扭曲，既得不到白人社会的认可，也因不能传承原住民文化而丧失了民族自尊，找不到归属感。托普茜在白人丈夫欧内斯特那只碎裂的镜子中只能看到自己“斑驳不全”的形象，她的人格变得碎片化，身上作为原住民主体的自我意识逐渐丧失，最终成为白人社会中的“隐身人”（Scott，1999：161）。
为了对抗将原住民形象本质化的定义政治（politics of definition），逆写帝国殖民历史，斯科特借用镜子的意象唤起原住民混血儿的主体意识。主人公哈利得知自己的原住民渊源之后，在镜子中看到了“不断变化的自我”，先是夕阳映照下有着“褐色皮肤、尊贵神态、完美身姿”的远古祖先，继而变成“低头弯腰”“满面愁云”“拎着酒瓶”的样子，接着又变成足球运动员、拳击手、乡村和西洋乐手，继而变成被丢弃在荒野中身体已经腐烂的原住民男孩。这些镜中的形象“最后全部汇集在一起”，它们“相互推挤，重叠起来，变成了镜中的自己”（Scott，1999：12）。这些形象的交叠不仅体现了原住民社会在欧洲文化冲击下发生的变化，也表现出以哈利为代表的原住民混血儿希望在原住民社会中寻求身份认同，传承原住民传统。拉康（1977）的镜像理论认为，婴儿通过观察镜中的形象认识到自己与母亲及周围的其他实体是分离的，从而产生一种自我意识。这里的镜子成为哈利观察审视自己和寻求认同的一种手段，他从镜中看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境遇的原住民形象，意味着他作为原住民主体的自我意识开始苏醒，来自不同时空的原住民形象相互交叠体现了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视为一体的原住民宇宙观，这是对殖民历史线性叙事的一种否定和挑战，也体现了原住民主体之间跨越时空形成的主体间性。原住民混血儿的杂糅身份是白人主体和原住民主体相互建构的最佳例证。
这种身份的相互建构还表现为白人和原住民角色跨越种族界限所建立的友谊和心灵上的契合。尽管在小说《卡奔塔利亚湾》中，德斯珀伦斯镇的白人被置于原住民自主世界的边缘，但是白人伊莱亚斯·史密斯却是个例外。他虽然长着黄头发、白皮肤，却与普利科布什的原住民有着许多共通之处，他对大海了如指掌，夜晚喜欢独自观察星空。他和诺姆·凡特姆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带威尔·凡特姆一起出海，帮助威尔“驯化他孩提时代的灵魂”（Wright，2006a：163），成为威尔的导师。伊莱亚斯得到了原住民社会的认可，他的故事甚至“与梦幻时代的故事一起”被载入原住民的记忆，成为原住民文化的一部分，并代代传承下去（Wright，2006a：54）。也就是说，原住民并非拒绝与白人社会交往，而是强调这种交往需要尊重原住民社会的律法，以原住民宇宙观为价值判断标准。
然而，在《卡奔塔利亚湾》中，德斯珀伦斯镇和矿山上的白人却无视原住民部族的律法，谋杀了伊莱亚斯，并把他的尸体放到原住民的圣湖中企图嫁祸给他们。诺姆在暴风雨中护送伊莱亚斯的尸体及灵魂返回大海深处，这次航行也是他自我反思和自我剖析的精神旅程。在航程中，诺姆与伊莱亚斯的灵魂进行交谈，并从中得到了慰藉和启发，开始反思与妻子安杰尔、儿子威尔的关系，逐渐意识到自身的问题，从中寻求与妻子和儿子和解的途径，也改变了最初与米德奈特为首的东部原住民部族势不两立的想法，体现了现代原住民社会的泛原住民联合（pan-Aboriginal unity）意识。诺姆作为“一个对生活丧失信心的无知老人”（Wright，2006a：307），在伊莱亚斯的指引下，重燃对未来的希望并救出了自己的孙子巴拉。这位拒绝和解的原住民族长最后通过自我反思也开始转变，他带着东、西部族融合的结晶——自己的孙子巴拉一起积极地计划重建原住民的新家园。在小说末尾，祖孙相互依偎走向未来家园的图景象征着原住民文化的过去和未来的承继与延续。
在《树叶裙》中，女主人公埃伦与原住民孩子之间虽然语言不通，却能够和谐相处。埃伦清晨在丛林中散步时迷了路，两个原住民女孩儿找到她后三人一起返回部族的路上有一处下坡，埃伦的脚无意间被一根藤蔓绊住，“像马车上掉下的口袋一样滚了下去”。两个孩子也模仿她跌倒的样子，蜷作一团滚到了山下，“三个人都躺在那里哈哈大笑”，“阳光下两个小巧黝黑的身躯和已经变黑的皮包骨头的她融为一体”（P.White，1976：257）。此时的埃伦觉得“这些小孩子本来应该是她的”，她感到“心满意足，希望这一切永恒不变”（P.White，1976：257）。埃伦感到口渴走向湖边时，善解人意的原住民小姑娘把她带到灌木丛掩盖的泉水边。喝着清甜的泉水，埃伦对小姑娘说，“你是我唯一的朋友”，“小姑娘笑了起来，露出两个酒窝”，还“抓住埃伦伸出的手，按了一下，但动作极为小心”（P.White，1976：286）。尽管埃伦只在原住民部落生活了几个月的时间，无法通过语言与原住民小姑娘达到更深层次的交流，此时的肢体语言却胜过千言万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天然单纯，种族、权力、地位和阶级差别已经显得微不足道。这种心灵上的沟通在原住民主体与白人主体之间形成一处主体间性空间，通过相互认可、包容和协商，求得和谐共处。这种主体间性在流放犯杰克·常斯的身上体现得更为深刻。他不堪忍受看管士兵的酷刑，从殖民地逃入了原住民生活的丛林之中，并与原住民部族达成了一种共识。他了解原住民的生活习性，并在长时间的共同生活中学会了基本的原住民语言，融入了原住民的部族生活。当女主人公埃伦在科罗波里舞会上初次见到他时，已经几乎辨认不出他的白人身份，连他说出的英语都模糊难辨、结结巴巴。尽管在埃伦的劝说下，杰克曾经决定与她一起逃出丛林回到殖民地的白人社会，但是在他们历尽艰辛到达丛林边缘，看到所谓“文明”社会的那一刻，却又改变心意，再次返回到丛林之中。曾遭受酷刑折磨的杰克·常斯对白人社会已经失去了信心，对于他而言，原住民生活的丛林远比白人社会更能给他以安全感，成为他最终选择的归宿。
在《忆巴比伦》中，作者马洛夫借助身份可塑的孩子形象来实现原住民主体和白人主体之间的相互建构，探讨在族际交往过程中建立良性主体间性的途径。小说的主人公盖米刚刚流落到原住民居住地时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世界观并没有完全定型，经过16年的部族生活，他熟练掌握了原住民语言，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也完全融入了原住民社会，但儿时的记忆又不时浮现在脑海里，令他无法切断与白人社会的联系。作者马洛夫还把与盖米初次相遇的定居地的居民从历史原型中的成年人改成三个农家的孩子，他寄希望于这些在澳大利亚大陆上长大的具有可塑性的年轻一代，在与这里的土地和环境建立起深厚情感的同时，能够最终消除对原住民的偏见，跨越种族的障碍，为民族和解搭建起一座桥梁。盖米的身份具有明显的跨疆界性，将原住民与非原住民两个世界连接在一起，这是对意识形态领域白人身份特权的一种自我审视和反思。[5]经过与盖米朝夕相处，珍妮特开始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看待自然界的生物。在观察哈钦斯夫人家的蜜蜂巢穴时，她看到了“另一种生命，完全独立于人类的世界，但是却有组织，有目标，有许许多多复杂的仪式”。当珍妮特无意间走进蜜蜂的势力范围，身上瞬间被密密麻麻的蜜蜂覆盖时，她并没有惊慌失措。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屏住呼吸，“让自己完全臣服”。她的脑海中只剩下蜜蜂世界的嗡嗡声，一种“崭新的独立的思想”从中诞生。她完全融入了蜜蜂的世界，并感到这个世界接纳了自己，正在为她举行神圣的仪式（Malouf，1993：142）。这种境界就是布雷迪所说的“阈限状态”，是“个体或群体与正常的社会结构暂时分离一段时间的含混的神圣的社会状态”，“为新的价值观形成提供了机会”（1994b：98）。珍妮特跳出了定居地农民狭隘的思维范式，不论是对蜜蜂的独立世界还是对原住民社会，都表现出包容和敬畏之心。在盖米看来，珍妮特身上有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神秘力量，她的注视“坦诚而柔和”，盖米从中看不到任何威胁，这使他内心深处产生“一种宁静感，一种温柔的轻松感受”，他觉得自己“不是暴露在她的目光下，而是暴露在自己面前”（Malouf，1993：36）。从目光相接中，珍妮特和盖米之间产生了一种默契。阿什克罗夫特指出，“孩子的形象原本是帝国主义的发明，用来代表易于教育和改进的殖民主体”，而在小说《忆巴比伦》中却“变成了轨迹完全不同的寓言主体”，“一种变幻莫测的力量”，“成为体现差异和反殖民可能的场域”（2001：53）。
在小说《神秘的河流》中，汤姆·布莱克伍德是白人定居者中努力与居住在霍克斯布里河沿岸的达鲁格部族原住民达成妥协并能和平共处的代表人物。他初次与原住民相见时，用卑微的态度和自己的帽子换来了对方的认可。他尊重原住民社会的规约，了解土地对原住民的重要性，并不像桑希尔和其他殖民地白人那样不顾及原住民的感受，一味地占有和开垦土地。他曾经用“索取一点儿，回报一点儿”（Grenville，2005：104，109，149）的格言多次劝说桑希尔要取舍适度，并且向桑希尔解释被他当作杂草拔掉的雏菊根茎是原住民重要的食物来源。他学会了原住民的语言，并且与一个原住民女人共同生活，还养育了几个混血孩子。在他与原住民女人建立的家园上，“没有成堆枯死的树木来标示文明与野蛮之间的界限”，“开垦的土地和森林在同一片土地上并存”（Grenville，2005：206）。这片土地是白人主体和原住民主体在相互协商和理解的基础上创建的一处主体间性空间，这处关照原住民情感的乌托邦之地折射了当代倡导多元文化共存的澳大利亚政策和社会现实。布莱克伍德身上体现出一种动态的多层次的跨疆界性，是从内部对殖民历史叙事中白人身份霸权的一种反思和否定。
自我只有在与他者的接触中才能感受到自身的局限性，而要超越自身的局限就要通过不断的学习来重新体验自身。原住民学者艾琳·莫尔顿-罗宾森指出，不论黑人还是白人，对“他者”的认知都是受限的，“这种局限性影响着主体间的关系和权力的实施”，“要想了解原住民世界的社会结构必须依靠自己从内部的亲身经历”（2000：185）。白人主体和原住民主体在交往中不断通过协商和对话进行身份建构，使话语中白人主体的霸权地位得以消解，原住民主体的自主意识不断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