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弗兰肯斯坦式”城市
(2016年“弗兰肯斯坦之人造城的故事”讲话稿节选)
张永和
弗兰肯斯坦与人造城
《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是英国作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一本小说，故事的主角——弗兰肯斯坦是一名科学家。他对科学有着坚定的信念，这个信念就是：科学可以使得人类有能力创造各式各样的东西，甚至包括人。他做实验，造了一个人，造出来的这个人跟他的想象差了一丁点儿，是一个科学怪人……这是一个文学故事，弗兰肯斯坦把不同人的肢体片段缝接在一起，面目狰狞，并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伦理道德问题、社会问题，还有科学怪人的感情问题。
当然今天我讲的问题不是人造人，而是人造城。谈到城市，有一个背后的问题，就是我们作为人对城市以及城市生活是怎样想象的，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出发点。换句话说，我们想要过什么样的城市生活?我们想要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再有，今天在中国，城市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是不是有价值?还是应该只是接受现实，就是说城市只能是这个样子，即使我们也许不喜欢现在的城市，但也没办法。
如果我们对新的中国城市存有一定的质疑，觉得有某些问题的话，并且大家也知道城市是规划出来的，也是想象出来的，那是不是可以问一个问题：我们的想象是不是出错了，为什么规划出来的城市是这样的?当然，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如果是有问题的，那我们还要不要维持这个想象，或者说我们是否接受这样的城市状态?
俯瞰北京，大家可能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因为已经看惯了这种城市景观，现代城市不都是这样的嘛，一大堆高楼。这个景观有问题吗?咱们现在先不用下这个结论，起码这个景象初看不出什么规律。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中国的城市规划都包含“高低错落”的考虑。这个“高低错落”也就被赋予了特殊的价值，变成审美上非常明确的东西。相反，巴黎完全是一个平的城，只有一根“棍子”伸上去，就是埃菲尔铁塔，但是我没有听到一个游客批评巴黎为什么不高低错落。并不是说哪个对，哪个好，只是本来有选择的事情被绝对化了，变得没有选择了。我看巴黎这样的城，它的天际线更像一个被重新设计过的地平线，而中国城市实际上是想展现出一个“奇观”。这两个方向是不一样的。
规划指标与千篇一律
有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将城市形态量化或抽象了。我指的是城市规划的种种指标，这些指标一开始让人觉得特别神秘，简单来说，城市的每一地块都是由若干个指标来进行量化地描述或控制的。指标背后的一个重要逻辑是经济，今天的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当城市完成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任务，它又承担起橱窗的功能，成为一个巨型的形象工程。对城市的视觉规划更多和后者有关。
具体谈谈这些指标。这些数字能定义的东西很多，其中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就是拥挤。今天的城市，哪座城市不拥挤?我想半天也想不出来。几乎是每座城市都有车辆拥挤问题。现在汽车优先的城市只有两种状态：街上没车和街上堵车，没有车流量正好的时候，没有不堵车的城市。如果说人的拥挤，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还真的不太知道怎么去定义，有3个数字跟拥挤感特别有关系：容积率、密度，第三个是规划不限定的，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空间指标——尺度。
作为建筑师，我常被人问：为什么中国城市千篇一律?潜台词是你们建筑师怎么不把它设计得不那么千篇一律。其实千篇一律是必然的产物。“律”就是规律，在今天所有中国城市是同样的经济和开发模式，同样的一套规划条件，同样的空间结构，同样的指标，同样的审美趣味，城市怎么会不一样?
城市空间是人的空间
那么，理想的街道是多宽?卢森堡建筑师罗伯·克里尔（Rob Krier）在1980年代就明确地说过，理想的街道宽度就是：一个人站在街道中间看得清两边的橱窗。实际上，街道的性质也被他顺带定义了：第一个是步行，显然不是在说开车；第二个是商业街，两边一定有商业活动，是有城市内容的。这里面还描述了一个城市空间的定义和质量：它有明确的边界定义（即围合），有几何形状，有适当的尺度等，所以你能感知得到这个空间。如果是一条街道，两边连续的建筑界面就构成一个叫作“街墙”（street wall）的立面，古典欧洲城市的审美，跟街墙很有关系。我觉得很奇怪的一点是，尽管中国现在进口大量的外国概念，但是“街墙”这个非常重要的城市设计概念却一直缺失。
我觉得未来的城市更应该首先考虑人。波士顿原本的一条高架公路，现在被降到地底下去，地面上建成了公园，而不仅仅是一个装饰性的绿化。这个项目叫“大开挖”（Big Dig），投入近160亿美元，施工时间超过15年，加上设计时间约22年。我看到一篇中国的评论文章是批评这个工程的，说花这么多钱、那么多时间，波士顿的交通改观了吗?波士顿的交通也许没改观，但“大开挖”的目的首先不是改观波士顿的交通，是还城予人，要把地面上的空间腾出来给老百姓用。“大开挖”代表了一种观念的改变。
调整指标与调整程序
我提议调整一些规划指标：提高覆盖率；不退红线，街道和建筑之间不需要过渡；集中绿地做公园；日照、景观和户型的大小关联起来设计。举例来说，如果一套房子是东西向的，但户型特别大，房间多，窗外又有景观，朝向就不是太重要。还可以效仿柏林做垂直分区：街道这层的功能是商业加公共空间，服务于城市；上面几层办公；再往上是住宅。垂直分区，实际上就是一种混合功能的方式。
中国现在的城市规划、建筑、城市设计之间的顺序，我觉得是不合理的，特别是我们还有详细规划这个环节，每个房子的形状就应该定了，而不应该是做建筑时又重新设计一遍，那还要前面的规划干什么呀，更无法保证城市空间的整体质量，这也是我的一个困惑。城市设计是改进城市空间质量的手段，不能当室外装修做，应该放到建筑设计前面去。我在上海为诺华制药做了园区设计，我们做的城市设计就是把每个房子的轮廓完全定好，不管怎样的建筑师进来，都必须跟着这个游戏规则走，这样做出来的园区是统一中带变化，不会乱。现在抽象的规划控制指标很严，但对具体的城市空间和建筑形态的控制是不够的。
向简·雅各布斯学习
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不是建筑师，也不是规划师，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念了两年大学就不念了。美国在战后的一轮城市化大拆大建，把老房子整片地推掉，终于有一天推土机到了简·雅各布斯家门口。她住在曼哈顿的格林尼治村，为了捍卫自己的家园，她不但发言，做了很多研究，还写了一本叫《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的书。她成了一名社会活动家，把邻居们都组织起来，最后，不但格林尼治村保下来了，还使得美国所有城市以后的发展都变了样，都按照她的思路走了。如果今天我给自己的讲话重新起一个题目的话，就是——向简·雅各布斯学习。
规划指标控制下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