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建筑学引介背景综述
1980年代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上思想异常活跃、文化极度蓬勃的一段时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术界长期的封闭和死寂之后，1980年代对于在思想上迅速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对于本土的民族性、地域性文化理论的需求日益强烈。作为人文学科中的一员，建筑学在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热潮中取得大量前所未有的进步。在这其中，外文论著的引介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一方面，许多海外学人的留学背景为理论引介提供了足够的支撑；另一方面，国内学界和各个高校对于国外理论的渴求也促使了理论引介的发生。
纵观1980年代文论翻译的情况，我们可以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当时国内建筑学发展的理论倾向，并明确罗西及《城市建筑学》得到引进乃至在1990年代初得到翻译时的背景。在1980年代，被翻译引进的建筑类理论书籍主要集中在当时相当时兴的后现代主义、符号学和“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上，例如《街道的美学》《后现代建筑语言》《现代建筑语言》《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等，学生们比较熟悉的建筑师也集中在勒·柯布西耶、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路易斯·康（Louis Kahn）、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伯纳德·屈米、雷姆·库哈斯、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黑川纪章、芦原义信、丹下健三等。总体而言，相比之下对于美国和日本的引进较多，对欧洲的引进较少。可以看到，这些外来理论的冲击对中国建筑师思想与实践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们反映了中国建筑师在长期的闭塞之后，急于赶上世界上最新的潮流以武装和充实自己的心态；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当时建筑界对于如何协调全球化的现代文明与民族性的传统文化之间矛盾的思考。在这两方面动力的驱使下，后现代符号化的历史主义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建筑师借以解决问题的途径。
在国外建筑理论著作的翻译之外，1980年代的一些核心期刊也起到了学术引介的重要作用。尤其对于许多在高校中的学生来说，杂志几乎是他们快速了解国外建筑师、了解前沿设计和理论知识的最有效途径。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常见的一些重要核心期刊，譬如《建筑师》《世界建筑》《时代建筑》《新建筑》《建筑学报》等，几乎都创刊或复刊于改革开放以后[2]。其中《世界建筑》是中国第一本学术性专业建筑期刊，长期引介大量西方理论，在1980—1990年代充当着思想启蒙者的角色。而罗西与《城市建筑学》一书及其类型学（Typology）与“类比性城市”（Analogous City）等概念第一次被系统地介绍也是在1988年第6期《世界建筑》登载的沈克宁的《意大利建筑师阿尔多·罗西》一文[3]。沈文援引了罗西的类比性城市思想来自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与荣格（Carl Gustav Jung）的观点，并认为“集体记忆”构成了罗西的类型学基础，同时也强调了“类比性”将空间部件抽离历史语境并加以并置的操作方法。
除却文论翻译的热潮和学术杂志的兴办这两个大背景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1980年代的理论境况在其他方面对罗西著作引进和普及构成的条件。
（1）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的话语引进。1980年代西方的先进哲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理论引入了中国，这种转向在中国的各个人文社科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引起了反响，在建筑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理论家和建筑师都开始意识到了这一转向的重要意义。譬如在1985年项秉仁先生的博士论文中，有专门的章节谈到了“建筑符号学”的问题，后来他也曾多次撰文，试图借符号学的视角来解读当时的最新建筑创作[4]。这些观念，遑论是否在解读上达到了足够的深度，都于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个适于解读《城市建筑学》的话语底色。
（2）环境概念的形成与“城镇建筑学”的提出。1980年代对于建成环境的理解开始有了新的突破，在这其中，“环境”概念的兴起便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上述项秉仁先生的博士论文以“城镇建筑学”为题，主张将建筑及其城镇环境看作一个统一体来进行设计和解读，引用了大量与环境相关的城市理论，如凯文·林奇《城市的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克里尔兄弟的类型学手法以及芦原义信《街道的美学》等。这种对于环境认识的提升，为关注建筑与城市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城市建筑学》的引进提供了一定的话语条件。
（3）对后现代历史主义的反思与批判。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从未在我国的学术语境里真正得到公正有效的解读与批判，甚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下，由于当时建筑师对于“拯救中国建筑”和发扬传统的某些急功近利的想法，而造成了一大批急于求成、粗制滥造的建筑出现。到1980年代末，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反思渐渐出现了。在一些描述罗西思想和城市建筑学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对罗西和文丘里的对比，罗西的城市态度和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以文丘里为代表的图像化手法之外的另一种视角。
（4）对于功能至上设计观念的挑战。自1953年以来，“单位社会”模式下的国有设计院成立，它们作为我国建筑设计中的主力军，从重工业建筑起家，主要服务于技术施工，建筑师少有自由创作的空间。大设计院长期处于把控地位，直到1980年代末才出现了最早的独立建筑事务所（设计事务所的合法化与注册建筑师制度有关）。《城市建筑学》中许多观念最初的引入，与试图打破国内单位住宅（简称“大院”或“单位大院”）中固有的功能至上观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以上4个条件以及总体的学术引介背景，为我们解读罗西及城市建筑学引介的缘起、过程和意义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基础。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1980年代理论引介有着相当积极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但由于在短时间内，1920—1980年代的大量理论以极度迅猛的姿态涌入了中国，许多理论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囫囵吞枣、不求甚解、信息不对等、解读偏差等问题。在罗西及城市建筑学的引介中，也同样会或多或少地看到这样的现象。甚至直到今天，仍能听到资深学者指出它“从未得到引介，只能算是介绍”，它“在中国一直没有被深入研究”[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