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结语
虽然基础设施与整个现代化历史与现代性话语密不可分，我们依然需要认清这个话题产生的特定时空背景，这有利于我们理解它的纲领与意义。由基础设施主导的城市研究在美国的崛起，并成为新城市主义与景观城市主义之后的美国城市学研究新思潮，是在两个相互关联的背景下发生的。其中一个背景是里根-撒切尔时代所开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崩溃。在空间层面与这种崩溃相佐证的事实是整个美国基础设施的老化与城市社区的碎片化与疏离。斯坦·艾伦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在文化领域的等价体——建筑学的符号化与形式主义趋向终结了建筑学作为社会价值的积极创建者的社会地位。另一个背景来自现当代建筑史研究潮流的推动。近年的美国学术圈对福利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先锋主义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量的专著开始介绍已经沉寂了多年的发端自欧洲的新先锋主义运动，而基础设施问题是新先锋主义运动的重要关注对象。在这些情绪背后是对19世纪之前建筑师主导公共领域营造时代的留恋。但是，建筑师已经不可能回到劳动分工模糊的前现代时期，21世纪的城市更新项目往往涉及广泛的知识门类，问题的多学科化与复杂的工种合作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因此，建筑学应该设定基本的学科态度与方法论以将关于基础设施的知识纳入学科体系中。
近年，西方建筑学脱离公共政策的焦虑已经蔓延到国内，2008年金融危机时欧美建筑学与城市规划所遭遇的一系列问题都很快有了它们的中国本土版本，经济的转型升级压力迅速向空间层面渗透，在大城市，生产空间向消费与游憩空间的转型需求十分迫切（工业遗产更新就是一例），既往各行其是的基础设施系统在空间更新的压力下寻求互相协调整合的可能，这对专业人士的知识结构的重构，对广义建成环境学科的研究对象的再定义，对空间干预的前沿领域的拓展，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1）由于劳动分工细化所造成的建筑师设计劳动价值萎缩，建筑师逐渐失去了参与现代化进程与城市更新的话语权，建筑师传统的“画空间”技术显得不合时宜，参数化找形与性能驱动设计、设计信息共享管理与预制建造技术等都是对这个问题的多种反应措施。除了对工具进行革命，建筑学的对象也需要向公共领域拓展。
（2）交通、环境、生态、物流与信息等基础设施网络变得非常强大，它们可以忽略既有的城市肌理而自行扩张，社区必须跟随基础设施以取得发展。由于基础设施的复杂度与组织形式早就超越了传统的功能区划与规划总图所能掌控的领域，目前的建筑学与城市规划对基础设施的控制依然缺乏有效工具。在形式上，基础设施往往被分解为相对友好的用户界面（端口）与黑箱式的后勤系统（后台），传统的建筑学对处理用户界面尚能应付，而对背后的深层运作机制往往不求甚解[13]。建筑学应该对包括两者在内的整个空间体系建立相关的术语系统与研究框架。
（3）中国改革开放后的40年高速城市化时期的基础设施建设暂时缓解了急速城市化带来的人口与交通压力，但是这些设施的仓促规划与建设也造成了新的城市病症。许多交通设施刚投入使用即显过时。道路桥隧、轻轨地铁、仓储物流与停车设施等各种基础设施所形成的“模糊领域”变成藏污纳垢之地，并且割裂了有机的城市社区。部分基础设施较长的结构设计年限与其快速更新的要求正在发生矛盾。基础设施在城市图底关系中的消极地位应该被改变，模糊领域必须变为积极的公共空间以求进入城市的前景。
这些本土上发生的趋势也是全球城市化境况的局部表现，这些矛盾的本质是建成环境相关各学科的封闭操作体系与城市持续现代化要求的脱节，也是公共诉求与学科价值的脱节。因此，以单一著作权（设计者拥有“设计”的完全著作权）、单一向度的设计—被设计关系、单一流程的设计—施工为核心价值的建筑学已经越来越无法适应基础设施引导的新时代。越来越多的空间干预需要面向普遍化的系统、网络与场景，在不断涌现的新需求中，建筑学不仅可以学习当代的城市形态发展趋势与规律，也可以发现新的机会与领域。传统的建筑学核心技能并非无所施展，例如，按照伊斯特林的主动性形式理论，基础设施这个庞然大物往往需要一个友善亲切的“代理人”或者一个展示其特征参数的界面并接受反馈，就如同机器需要一个操作界面，或者如同全球物流与市场需要一个中央商务区。这个映射的空间能够将基础设施的性能合理地转化为相应的体验，同时，这个终端部件同时也有机会成为城市触媒，它的空间组织与行为的变动会牵动整个基础设施系统乃至生活方式做出相应改变。
【注释】
[1]本章内容最初以《寻找现代性的参量：基础设施建筑学》为题发表于《时代建筑》（2016第2期），收入本书后有较大删改。
[2]《韦氏英语词典》中原文为“the basic equipment and structures （such as roads and bridges） that are needed for a country，region，or organization to function properly”。
[3]有学者认为帕特的图示并非历史上第一次用剖面表达街道的排水基础设施，葡萄牙工程师德斯桑托斯（Eugenio dos Santos）大约在10年前就运用了类似的表达方法，这说明当时排污设施与街道的结合已经相当成熟。只是德斯桑托斯在图纸中依然以建筑物为中心，其街道也未呈现为一种公共场所。相比之下，帕特的贡献是将给排水设施置于同一总管内，并将街道用水设施与地下给排水设施视为一个整体的两面。
[4]基础设施城市主义也被翻译为“基础设施城市化”，并已经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同名教材问世。严格意义上来说，基础设施城市化并非直译，但是在中文语境中，“城市化”一词有具体所指，可以避免因“主义”一词的模糊性而带来的误解。西方主流建筑学学术机构都有针对基础设施城市主义研究的课题、论坛与出版文献。虽然基础设施城市主义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宽泛，但是它的最基本研究问题就是基础设施空间的质量。
[5]地形的原义是自然地貌，是建筑学的基本要素。但是在城市化地区，由于各种大型基础设施的覆盖，自然地形已经被彻底改造，因此当代建筑学所谓的地形学是研究包含自然与人工地貌在内的综合城市环境的研究领域。
[6]基础设施城市主义涌现于1990年代，正好处于解构主义理论占据建筑学主流的时期。解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中的文脉主义是整个20世纪后期极具影响力的理论，但是这一理论与当时商业资本的兴起同步，即将空间视为主题化的体验，而忽视其超出体验功能的其他社会服务功能。举例来说，商业资本下的后现代主义过于注重将形式打包为某种可以符号化的环境，只关心这一环境代表了什么，而不关心它事实上是什么。基础设施城市主义希望以基础设施为阵地，重拾现代主义的社会理想。
[7]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又译为新古典自由主义，是以放松管制、私有化、自由贸易、自由市场为特征的政治经济实践与理论，在1980年代开始兴起，以里根与撒切尔治期的英美世界为标志。在建成环境上的表现就是主张城市机动性，消弭城市社区边界，均质化基础设施资源。但是这种均质化的空间想象并不符合复杂的城市地理环境的真实状况。“新古典自由主义”与“社会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或Social Liberalism）有区别，不可混淆，后者更主张政府对社会公正的干预。
[8]1980年代欧美转向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政策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停滞不前。美国基础设施崩塌事件不断发生，如卡特里娜飓风造成的新奥尔良海岸溃堤，明尼阿波利斯的断桥事件，华盛顿州的铁路脱轨，近年不断发生的断电、雪灾、内涝与洪水等。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在2017年的报告中把美国的基础设施整体状况评为“D+”级。D级是该协会对基础设施评级的倒数第二级。根据协会官网的解释，D级是指“基础设施条件处在较差和尚可之间，大多情况下低于标准水平”。
[9]“例外”（alternative）是建筑学试图在“现代-传统”或“普遍-特殊”等二元对立中寻找第三条道路的探索。库哈斯的纽约研究、非洲研究与珠江三角洲研究都是从精英建筑学视野以外寻找新的空间类型的努力。近期，大量的亚非拉地域主义现代建筑范例也进入西方建筑学视野，构成了一种独特审美，但是这些地域范例之间尚未构成相互对话，也无法构成一个现代建筑面貌的整体。
[10]弗兰普顿在其《作为城市景观的巨型地形》小册子中对巨型结构与巨型地形的区别作了详细的阐述。他认为虽然巨型结构与巨型地形都以体量巨大为特征，但是巨型结构对独特的结构秩序极为强调，其形式表达往往通过清晰可见的结构逻辑与周边环境卓然区分，而巨型地形则不以表达独特结构为目的，它创造了一种融合于环境的整体地形，并且其功能机制也与整个城市环境无缝连接。弗兰普顿的演讲有多个版本，这里引用的是他于1999年在密歇根大学的劳尔·瓦伦堡主题演讲所出版的单行本。
[11]本雅明认为那不勒斯是传统的欧洲城镇的典型代表，是一种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互相混合、不分彼此的城市形态。
[12]经过本书作者多方求证，商业裙房与塔楼的结合是东南亚大都市在20世纪中叶所发展出来的独有空间类型。其他地区，尤其是欧美地区的裙房-塔楼形式几乎都是亚洲模式的迁移与发展。“podium”一词在东亚与东南亚地区以外并无中文中裙楼的含义。
[13]这一关系可以类比空间的可见、可互动的端口部分，与不可见的后台运作部分，例如地铁车站的月台与车辆段之间，垃圾投放的社区内垃圾站与垃圾处理系统之间，雨水花园与其溢流储水系统之间的关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