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福利主义规划回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香港城市发展史可分为3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945—1967年，这个时期人口激增，住宅需求暴涨。以石硖尾大火、偷渡难民大幅度增加与“左派”动乱为代表的事件不断冲击香港的社会基础，港英政府基本上只能以被动的姿态对各种社会问题做出回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秩序缺失，只能由政府来主导现代化。第二个时期为1967—1984年，香港社会最靠近欧洲福利资本主义。各种社会危机在1966—1967年集中爆发之后，香港事实上进入了一种全民动员状态，这在整个香港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它以麦理浩治期为核心，是香港政府大幅度提升以住宅为主的社会福利供应，本土意识增强，初步实现现代化的时期。麦理浩治期之后，社会危机逐步消除，规划政策常态化，但是与之相关的就是全民动员的历史条件不复存在。这与新加坡形成了一定的反差，后者用政治干预的手段使得全民动员的状态长时期维持。第三个时期从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到1997年的香港回归为止，此时香港的公屋与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初具规模，香港已经发展为一个高收入社会，消费空间与交通空间的结合进一步改变了社会生活形态。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与2003年的公共卫生危机（SARS）后，香港的空间生产与消费主义的结合日趋紧密，与早期的准福利政权体系已经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