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战后规划与准福利主义[1]

香港代表着一种极端地理、文化与社会条件下的特殊城市类型。它拥有比上海、纽约、伦敦等全球城市更高的居住密度，却掌握着极为高效的空间管理办法与利用方式。以往的香港城市研究的误区在于将香港视为一种高密度城市的解决方案，尤其是公交主导型都市（TOD）的范本，却忽视了它成型的历史时空。香港的任何片段无法被轻松复制，它极其苛刻的空间利用也不适用于多数城市。在教学与研究的实践中，关于香港的讨论与疑问时而浮现，因此本章将摒弃“公交都市”或“紧凑城市”这一论述套路，从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年的城市规划思想史中，梳理一个城市寻找自身合适形式的心路历程，从中发现公共空间作为一种溢出价值（福利）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