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2006年，在大洋彼岸的密歇根大学，我第一次接受了城市主义的启蒙。在城市史学家罗伯特·费舍曼（Robert Fishman）教授的美国城市史课上，我对美国社区的物质与思想发展史有了初步的认知。后来，我赴洛杉矶开始新的学术旅程，在导师丹娜·卡夫教授的指引下，我以基础设施空间史为研究领域，撰写了以香港城市空间与其制度驱动力为题的博士研究论文。

5年前在同济大学开始正式任教后，我一直在张永和教授的指导与支持下开展教学与研究工作，张老师始终将我定义为一个“城市主义者”（urbanist），不仅向我介绍各种学术资源，也督促我在日常事务中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在多变的学术风向中把握具有长期探索价值的问题，由此，我开始关注良好社区的制度与技术基础设施，并通过研究性的设计实验来探索当代中国社区形态的深层决定机制，并以新城市主义的规范性理论为分析框架，对关注的许多城市空间现象一一清点。最终，我将多年关于城市主义的研究整理成书，并先于我的博士论文发表。

本书的主要内容完成于2013—2017年间，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组织了多次海内外的合作教学与研究实践，带领学生深度调研城市空间，邀请大量业内知名的建筑师、规划师、政府决策人员、策展人与学者参与教学与研究、踏勘海内外的各类城市。此间，在各位师长的提携下，我发表了十余篇城市研究论文，参编了多部中英文著作，参与并主持了多项以城市空间生产机制研究为主题的大型展览，完成了多个城市更新类的设计项目。这些阶段性的成果都融入了本书的最终呈现。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我辗转于太平洋两岸的高等院校与设计公司进行研究与实践，几番在设计与学术这两条各自独立的路径间切换。由于经常切换“频道”，不免处在各种学术流派冲突的最前线。终日在各种思想与观点的激流中浮沉，必须通过写作来整理思想、调整身位，逐渐养成了周期性撰写随笔的习惯。久而久之，零散的学术写作变成了我的生活方式。

在网络化的时代，书是一种非常尴尬的物品。年轻读者的阅读习惯早已发生改变，书对他们是一种“累赘”。在纸媒时代成长起来的较年长读者也往往在信息的海洋里无所适从，书只是众声喧哗的媒介之一种。书必须在承载信息的同时成为一个可供把玩的艺术品，在收集思想的同时成为一纸探讨学术的邀约。书既满足他人，也取悦自己。书也是思想存在的高级状态，论文与评论可以致力于一点而不及其余，而书的写作要求在大众的视野下叙说一个专业问题的来龙去脉，追求的是构建常识，其难度远远过于以专业读者为对象的论文与评论。以往我的写作以文章为主，成书不多，所以，本书的写作历程也是对自己长期的工作惰性的一次手术。

本书得以面世是无数师长友人协力帮助的结果。除了以上提到的张永和教授的持续鼓励，江嘉玮博士撰写了第四章，不仅长期配合我执行教学研究工作，辅助指导本硕学生，也为本书贡献了大量内容与资料。其他研究生也对本书有贡献，陈迪佳撰写了第三章的部分内容，于云龙博士候选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本书的写作，但是担任团队研究工作的协调人，另有大量的本硕同学参与了基础资料收集与图纸绘制工作。在此对这些同学表示感谢。

香港城市大学的薛求理教授是将我带入华语建筑学术圈的引路人，香港的研究经历是我博士论文写作的重要阶段，在香港，我从一个知识的消费者转变为一个知识建构的参与者。我的硕士导师项秉仁先生虽然已经不在教学与实践的一线，但是持续地关心我的工作与学习，本书的写作动机也部分因他的博士论文《城镇建筑学》的“再”发现而起。“城市笔记人”刘东洋老师扮演了我的网上导师角色，亦对我的人类学色彩浓重的研究方法有深远影响。

多位同事对我的学术成长有深远影响，2015年，我参加了由李麟学教授主持的“设计应对雾霾”夏令营活动，在夏令营的工作成果基础上，配合李麟学教授完成了《热力学建筑视野下的空气提案——设计应对雾霾》。这一次经历充实了我对城市建成环境的理解。多位同济大学的同事曾经对我的研究工作提供帮助，李振宇、章明、徐磊青、姚栋、刘刚等老师持续对我的研究方向进行指导，孙澄宇、王桢栋、李彦伯、王衍、李颖春、田唯佳、叶宇都与我有过切磋合作，在此一并对他们表示感谢。许多友人也在不同阶段对我提供帮助，这包括俞挺、张佳晶、徐燊、杨扬、克里斯·福特（Chris Ford），玛利亚·皮亚左尼（Maria Francesca Piazzoni）等。

许多机构与媒体都是我的长期合作者，《时代建筑》《新建筑》《城市中国》杂志社对我的提携帮助十分巨大，也是我长期进行学术发声的平台。2018年，应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上海馆之邀，我与王翊加博士联合策划组织了名为“基建江山——共同体话语的空间根基”的展览，展览联合了北京、上海、香港与海外的多位十分活跃的青年空间实践者，并通过公共教育活动明晰了城市学研究的背景、方法、对象与意义。

由于数据挖掘与分析技术手段的极大发展，规范性研究后继无力已经是既成事实，但是，在日益复杂的城市设计实践中，专业人士对规范性理论研究的需求又十分迫切。为了应对这一矛盾，本书尝试提供理论研究者与专业实践人士对话的桥梁，各个章节都完成于特定时期，都有各自对话的语境与对象，比如《西木村与商业街区模式》来自《城市中国》所组织的一次公共论坛的讨论内容。《古北新区与开放街区模式》是对“街区制”倡议所引发的专业内外的大讨论的集中回应，也是我在长宁区图书馆公共讲座讲稿的改写。在成文之后，我根据近年的经验研究素材，对相关内容做了最新修订，以求符合当下的讨论环境。书不同于杂志乃至博文，虽然舆论环境与公共话语不停地发生改变，我希望书中讨论的内容具有持久的研究价值，且在复杂动荡的学科嬗变中保持一定的自主性。

谭峥

2019年6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