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学科体系
新中国伦理学70年的发展历程就是新中国70年历史的一部缩影。中国社会飞速发展,无论是社会经济政治状况还是个人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精神文化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面貌。回溯过去70年伦理学的发展历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等各种伦理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广泛开展,应用伦理学在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发展迅速。70年来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取得了极大成就,形成了一系列颇具代表性的观点和论著,但伦理学学科发展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梳理总结过去70年学科体系建设的经验以正视当下存在的问题,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一、 研究的基本历程和概况
中国拥有历史悠久的伦理学文化传统,古代传统社会中虽然并没有“伦理学”一词,而是19世纪从日本传入该词,但是“伦”“理”却有辈分和秩序的含义,却早已有之,作为伦常关系的道德规范在中国社会扮演着重要角色,起着调节人们道德生活、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作用。不仅如此,传统社会的伦常关系还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形成了以儒家学派、道家学派、墨家学派等为核心的一系列理论体系。总的看来,在中国作为一门正式学科体系的伦理学只是在20世纪才开始出现,到20世纪下半叶才真正开始了伦理学的学科体系建设。1906年,刘师培出版的《伦理教科书》从“伦理”释义、伦理起源等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入手,着意从学理上对伦理道德问题进行探讨,该书标志着独立而系统的伦理学学科在中国的形成。1932年,周辅成在中华书局主办的《新中华》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伦理学研究的论文《伦理学上的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这是我国学者较早地独立进行伦理学探索的开端。1933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版了《中国伦理学史》,这是一本系统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伦理学发生、发展及历史变迁的学术著作,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机遇,自此在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中占据着主导和支配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伦理学学科体系也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70年间,中国伦理学理论体系研究广泛开展,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主导之下,对德性伦理学、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等伦理学基本原理问题展开了充分探索,并从伦理学史的角度对中国伦理学史、西方伦理学史及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作了探讨,伦理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也促成了应用伦理学的兴盛。回顾70年来的发展历史,中国伦理学大致经历了开创和奠基时期、严重挫折时期、重建与勃兴时期、多样化繁荣的新时期。
(一) 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开创和奠基时期
70年来伦理学学科理论体系的研究,首先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发展。中国伦理学的学科发展,实际上也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伦理学基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伦理思想史、西方伦理思想史和应用伦理学的理论发展。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契机,以共产主义道德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开始创立,与此同时,对伦理学相关问题也作了研究探讨。伦理学界70年来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逐步深入,形成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成果。这一时期,许多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共产主义道德等基本问题作了早期研究和探索,如沈宗灵在《我国过渡时期社会的法与道德的关系》中认为,阐明过渡时期道德与法的关系有助于论证人民民主法制的优越性;周原冰在《试论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中认为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是共产主义的基础理论之一,必须阐明以澄清思想;李凡夫在《论共产主义道德》中,则主张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应当反对剥削阶级的旧道德、提倡社会主义新道德;许启贤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对象、任务和方法》中认为,伦理学的对象就是道德现象的客观规律;等等。这些都是早期伦理学人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体系建构所作的宝贵理论探索。
然而在50年代前后,由于当时受到苏联理论界极“左”思潮影响,伦理学学科遭遇了它的第一次低谷。在当时,伦理学一度被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遭到取消,各高等院校不再开设伦理学课程,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也取消了伦理学教研室,整个伦理学研究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才在罗国杰的带领下组建了第一个伦理学教研室,并编写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也相继建立起伦理学研究机构,开展了教学和科研工作,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一度取得良好进展。除此之外,随着对封建主义等旧道德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道德探索研究的深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相应地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这一时期伦理学界对道德遗产的扬弃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对象和方法等问题,对人道主义问题等的一系列探讨催生了学术论争,伦理学学科体系研究取得初步成果。相对应的伦理学代表作主要有:周原冰的《道德问题论集》,李奇的《道德科学初学集》,张岱年的《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人生漫谈》等。然而,囿于国内始终存在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情绪,伦理学的发展仍然存在诸多禁区,学术问题政治化现象十分突出,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发展始终非常有限。
(二) 伦理学学科理论体系的严重挫折时期
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伦理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发展再次遭受重创,遭遇其第二次低谷,伦理学研究陷入了停滞状态。这一时期,由于政治的波及使得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刚刚起步的伦理学学科体系研究再度被废弃,无论是伦理学的教学工作还是伦理学的科学研究都被中断。因此,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遭受到极大挫折。
(三)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体系的重建与勃兴时期
改革开放之后,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得到了恢复,中国伦理学的发展重新焕发了生机。1982年,罗国杰主编了新中国第一本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材《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一门科学,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科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对象、任务和方法首次作了规定,此后罗国杰又编著了《伦理学教程》《伦理学》,建立了一个系统的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道德为基本研究对象、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伦理学体系,这一伦理学理论体系是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所作的首次系统而完整的探索,在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中影响深远。唐凯麟在主编的《简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1983)中,完善了已有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本理论,将道德教育放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并指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理论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实践伦理学的统一。1984年,魏英敏、金可溪出版《伦理学简明教程》,用历史唯物主义阐述道德的本质、特征和作用,道德的起源和道德发展的规律,阐述共产主义道德原则。万俊人对共产主义道德原则作了论证和分析,他在《论共产主义道德原则的确证》(1985)一文中指出,共产主义道德基本原则应该有三条,即“忠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1) ,提出了一些颇为独到的学术见解。王小锡在《伦理学通论》(1990)中认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全面体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完整的伦理学特质,因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区别于其他旧伦理学的根本之点在于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从总体上和联系上考察社会道德现象,系统揭示道德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规律。它是一个有机的、完整的、各种特质符合逻辑地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理论体系”(2) 。魏英敏主编的《新伦理学教程》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论原则,以构建新的规范伦理学理论体系为目标,充分运用法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知识探讨了伦理与道德问题。夏伟东出版的《道德本质论》(1991),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释了道德的社会历史本质、道德的规范本质、道德的主体本质,系统地、深入地探究了道德的本质这一伦理学领域中的重大课题。朱贻庭的《当代中国道德价值导向》(1994)首次将“道德价值导向”作为伦理学自觉研究的重要问题,该书阐明了道德价值导向的实质、功能,道德价值导向与道德价值取向及道德规范间的关系,开拓了伦理学研究的新领域。章海山、张建如主编的《伦理学引论》(1999)介绍了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及当前道德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且介绍了国内外应用伦理学的几个主要分支。
除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取得了显著成就,伦理学学科的其他理论体系研究例如德性伦理学体系研究和规范伦理学体系研究也广泛开展,出版了一系列论文和专著,推动了中国伦理学事业的繁荣发展。龚群在其著作《人生论》(1991)中,他以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为主导,阐述了一种德性主义的幸福观,对生命本身和人的生活状态作了追问。他认为,“我国多年来对规范伦理学的研究,则主要侧重于对这些道德概念进行一种规范层面的理解,而没有意识到它们所具有的德性概念的意义,从而忽视了它们在主体意义上的存在价值。德性概念体现的是道德主体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自主性、自律性与他律性的统一。”(3) 此外,赵汀阳在其著作《论可能生活》(1994)中,批判了以社会规范为代表的规范伦理学,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提出了“可能生活”的全新定义和设想,以无立场方法论重新分析了幸福与公正问题,试图重建一种综合中西方理论优势的当代美德伦理学;其中关于幸福的两条原则即创造感和给与性,自成目的性等论述,显示了他在推进当代美德伦理学方面所作出的卓越贡献。自近代以来,古典德性主义开始衰落,以功利主义和义务论为代表的近代规范伦理学开始兴起,直到20世纪初被元伦理学所质疑和取代,20世纪70年代,以罗尔斯和诺齐克为代表的现代伦理学家就权利取向的自由主义与尊重少数的平等主义展开讨论,使得规范伦理学重新焕发了生机。中国的规范伦理学理论体系研究基本秉承了西方伦理学的研究范式,着重对良好道德规范的制定进行研究。罗国杰的《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卷》(1995)论述了公忠、正义、仁爱、中和、孝慈、诚信、宽恕、谦敬、礼让等多方面的传统道德规范,对于当代道德建设具备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焦国成的《中国伦理学通论》(1997)从天人论、人性论、义利论、人伦论等十个方面探讨了中国社会传统的伦理规范。
不仅如此,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传统集体主义道德影响下降,个人主义道德和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中国伦理学人根据现实生活的变化,立足于人的现实利益和价值诉求,尝试构建了许多符合中国经济发展变化的新的体系伦理学。宋希仁《不朽的寿律——人生的真善美》(1989)从人生的三大问题即人生是什么、人生应当是什么、人生能够成为什么出发,阐明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问题。何怀宏的《良心论》(1994)将伦理学的关注重心从“高线伦理”转向“底线伦理”,通过一种富有创意的思想转化,尝试构建出一种适应于现代社会的个人伦理学体系。万俊人在《伦理学新论》(1994)和《寻求普世伦理》(2001)中构建了一种人学价值理论的伦理学体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带来了社会的飞速发展,伦理学也获得了宝贵的发展契机,各种形式的伦理学理论体系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充分展开,伦理学学科体系得到极大的认知、反思与发展。这一时期,伦理学学科理论体系研究开始以马克思主义视野关注伦理学史,既注重对中国传统伦理和道德思想史的梳理,也注重对外国伦理思想史的译介。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方面,陈瑛的《中国伦理思想史》(1985)是新中国第一本全面而系统的中国伦理思想史学术著作,此书也开启了中国伦理学史研究的先河。沈善洪、王凤贤二人合著的两卷本《中国伦理学说史》(1985)亦是一部研究范围广泛、具备学术影响力的中国伦理学史研究著作。朱贻庭于1989年主编出版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按照时间顺序,以七章分别论述了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诞生、春秋战国时期的伦理思想、两汉时期的伦理思想、魏晋时期的伦理思想、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伦理思想、宋至明中叶时期的伦理思想、明末清初的伦理思想,为我们展现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的一幅完整画卷。罗国杰主编的六卷本《中国传统道德》(1995),是中国伦理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该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了中国伦理学史研究的宏大体系,体现了作者对中国伦理学史的独特思考。张锡勤的《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1984)则是较早研究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发展与演变的伦理学专著。此外,陈谷嘉的《儒家伦理哲学》(1996)、唐凯麟的《成人与成圣》(1999)、葛晨虹的《德化的视野:儒家德性思想研究》(1998)、郭齐勇的《儒家伦理争鸣集》(2004)、探讨了中国伦理学中的儒家伦理思想。
在西方伦理思想史方面,章海山的《西方伦理思想史》(1984)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西方伦理思想史的专著,该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力图用统一的思想线索贯穿伦理思想内容,注意从纵横两个方面增强思想史的组织性,将零散的史料结合成为有机的整体。1985年,罗国杰、宋希仁发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卷),时隔三年,又于1988年发表了《西方伦理思想史》(下卷),这是关于西方伦理和西方伦理学家的上乘之作。周辅成先生编著的《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1987)是我国系统研究西方伦理思想所作的开创性著作,该书较早地汇集了西方伦理学研究的文献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宋希仁的《西方伦理思想史》(1988)从思想层面上阐述西方伦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基本原理及基本方法,在深入研究伦理思想代表人物、流派和著作的基础上,梳理出西方伦理思想发生发展的基本历程,阐明西方伦理学理论体系的特点。王小锡的《当代西方人生哲学》(1989)以当代西方哲学流派为线索,全面扼要地评述了当代西方意志主义、生命哲学等人生哲学思想,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宋希仁的《当代外国伦理思想》(2000)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当代伦理思想分别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和阐述,使读者集中、完整地了解和认识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当代伦理思想,为伦理学研究者进行东西方伦理思想的比较研究,提供难得的现成资料和研究成果。
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方面,宋惠昌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学》(1986)则是较早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进行系统阐述的学术著作,该书立足于经典著作,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对旧道德的批判以及共产主义道德作了论述。周原冰的《共产主义道德通论》(1986)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特别是共产主义道德原理,力图用恩格斯的“合力论”与经济基础决定论辩证统一的思想阐述道德的历史联系及其与社会诸因素间关系。张善城在其主编的《伦理学概要》(1990)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产生是伦理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并对共产主义道德的形成、发展及其基本原则、共产主义道德规范作了论述和探讨。章海山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历程》(1991)系统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伦理思想,同时还论述了毛泽东的伦理思想,注重思想的继承性和发展性,是第一部较为完整而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学术著作。
(四) 中国伦理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多样化繁荣时期
进入21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和中国伦理学理论的其他相关研究的发展更是呈现多维度、多视角的变化,在文献与比较中,结合中国的实际和伦理体系的演变,探索经济变化带来的人的变化,为“全面发展的人”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唐凯麟主编的《伦理学》(2001)以社会道德论、个人道德论、道德规范论和道德建设论四大方面来谋篇布局,并结合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发展及其出现的新问题作了全面阐述。高兆明的《伦理学理论与方法》(2005)是国内学术界第一部较为系统地探讨伦理学基本原理与方法的专门著作,该书以伦理学的价值特性为切入点,以丰富的史料和具体的事实为基础,揭示了不同时代、不同类型伦理学思想方法之间的互补性,探究了全面、辩证的伦理思想方法形成的基本路径。2008年,王泽应发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论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三大杰出成果,即毛泽东伦理思想、邓小平伦理思想和江泽民伦理思想,详细解说了“为人民服务”的由来。安启念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研究》(2009)从社会伦理的角度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人性问题、道德评价所依据的标准、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来源等问题作出新的解读,从新角度深化了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理解。廖申白的《伦理学概论》(2009)对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和历史演变轨迹作了说明之后,从伦理学的基本概念入手,阐述了从常识道德出发到交往伦理学再到哲学的伦理学,探讨了总体的好生活和善的生活的可能性,致力于构建起一种基于实践概念的德性论伦理学体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以万俊人为首席专家)课题组编写出版的《伦理学》(2012),在总结以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材优秀成果基础上,用当代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而成,是一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伦理学教学与研究,具有突出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新作。2008年刘琳发表《<资本论>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则运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参照历史和时代经济伦理思想的多重视角,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的经济伦理思想,观点鲜明。万俊人的《现代西方伦理学史》(2011)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现象学、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派和实用主义等20世纪以来现代西方伦理学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伦理思想,内容丰富,材料翔实,学术价值重大。2012年,宋希仁出版《马克思恩格斯道德哲学研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哲学作了系统、全面的研究,作者以历时态的方式详细地梳理、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在伦理、道德的各个方面所作的论述,为读者完整地整理、深度地剖析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哲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中非常厚重的一部,具备较高的学术价值。2015年,吴潜涛发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系统梳理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的指导思想及其基本观点和主要内容,客观分析评价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当代中国道德建设实践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新世纪以来,国内伦理学界与国外伦理学的交流日益频繁,伦理学研究慢慢发生从单纯对国外著作的译介到独立创作的转变,伦理学学术界诸多学者对元伦理学、美德伦理学等20世纪兴起的重要伦理学理论体系都作了系统的考察和探究。孙伟平的《伦理学之后:现代西方元伦理学》(2003)是国内首部系统地研究元伦理学,特别是西方元伦理学思想史的学术著作,作者以时间发展为坐标,以史为序,顺序评介了元伦理学思想,总结了元伦理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唐凯麟将元伦理学产生的理论背景归结为“自然科学理论的突破促成了思维方式和方法论的更新、非理性主义伦理学的流行导致了传统道德形上学的衰落以及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引发了哲学范式的更新”(4) 。元伦理学以逻辑方法研究基本的道德概念和道德判断的真伪,具有元理论层次上的主导和决定意义。杨国荣的《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2009)致力于以科学之“真”和道德之“善”的交融,从形而上层面探寻何以有善、善如何可能等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该书廓清了“善”“应当”“德性”“规范”等道德概念的基本意义,是中国元伦理学理论体系研究的重要论著。李义天在引介国外美德伦理学、建构当代中国的美德伦理理论体系方面也作出了贡献。他在其著作《美德伦理学与道德多样性》(2012)中指出,美德伦理学不仅不会被指控为所谓“道德相对主义”,而且正是构成人类道德生活多样性的重要内容,美德伦理学挽救了自启蒙以来的抽象化和普遍主义的失败,并且探讨了美德与实践智慧关联的可能性,书中许多富有创见性的观点对当代中国美德伦理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江畅的《西方德性思想史》(2016)是国内第一部比较系统而全面地阐述西方德性思想发展历史的著作。该书不仅阐述了古代思想家们的个人德性思想和社会德性思想,而且阐述了近代以及现代的社会德性思想,揭示了西方德性思想的发展演变,阐明了西方德性思想的主要观点、历史逻辑和现实意义。
此外,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伦理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应用伦理学的兴盛。应用伦理学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逐渐形成,其目标在于运用伦理和道德理论来分析现实社会中所遇到的重大实践问题,特别着力于解决在新科技革命条件下和社会转型大背景下的一系列实践中产生的道德困境和道德悖论。应用伦理学的理论模型本身构建得并不十分完善,学术界至今对什么是应用伦理学仍然有一定程度上的争议,但是,在应用伦理学的各个分支学科领域,例如经济伦理、政治伦理、资本伦理、气候伦理、生态伦理、环境伦理、医学伦理、国家关系伦理、女性伦理、媒体伦理、生物伦理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斐然,令人瞩目,某些领域甚至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在国内外都具有一定影响。邓安庆认为,应用伦理学本身是后哲学文化的产物,在传统神义论和理性形而上学失效之后,应用伦理学不应当再追求所谓普遍统一的本质作为其道德基础,而“只有从根本上放弃本质主义的思维习惯,承认不同的伦理学风格具有平等的地位,才得以可能启动协商性的对话程序,为化解僵硬对立的道德原则提供一个共同参与的平台”(5) 。甘绍平指出,“解决社会实践问题的需求决定了在应用伦理学发展的一定阶段里,人们关注的只能是分析实践问题的伦理维度、探索解决道德悖论的途径与方法,而暂时还无暇顾及到作为一门学科的应用伦理学的理论建构。”(6) 因此,传统中国人经世致用的智慧、应用伦理学强烈的现实问题关怀等,都使得应用伦理学理论体系研究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
作为一种实践路径超过理论建构的伦理学理论体系,有学者认为应用伦理学研究重点不在寻求所谓“共识”,而是要更具哲学本身的批判性。卢风指出:“如果应用伦理学的惟一目标就是达成共识,那么其作用就微不足道,不值得任何人去研究。应用伦理学必须进行双向批判:既要反思、批判现实和潮流,又要经常反省自己的思想出发点,在批判反思现实和时尚的过程中,反思自身的思想前提。”(7) 确实,应用伦理学研究不仅要“埋头当下”,更要“仰望星空”和“放眼未来”,这就需要哲学的反思与批判精神。而关于应用伦理学学科的基本原则,王泽应指出:“应用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既源于规范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同时又有对规范伦理学基本原则的整合、处理与改造,有着适应具体问题解决和疑难应对之内在要求的创造性转化。基于此种认识,我们认为,应用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以人为本与尊重人权原则,民主平等与公平正义原则,自由自主与自愿允许原则,普遍幸福与均衡和谐原则。”(8) 应用伦理学关注的一定是以人为核心或者与人生存活动相关的领域,因此这些道德原则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从著作来看,国内关于应用伦理学研究的著述已汗牛充栋,并且涉及研究领域广泛,研究程度更是颇为深刻。邱仁宗的《生命伦理学》(1987)研究了生命科学技术以及医疗卫生中的伦理问题,在对应该做什么和应该如何做的问题进行探讨的基础上,也提出了对生命科技以及医疗卫生进行管理和政策方面的建议。卢风、肖巍的《应用伦理学导论》(2002)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应用伦理学;甘绍平主编的《应用伦理学教程》(2008)从宏观视角探析了应用伦理学在人类伦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通过具体分支学科的讨论展现了应用伦理学的品格。在具体学科方面,王小锡在经济伦理方面颇有建树,他先是在1994年出版了《中国经济伦理学——历史与现实的理论初探》,而后创造性地阐释了“道德生产力”“道德资本”等一系列观点。关于“道德生产力”,王小锡指出:“作为伦理关系的价值凝结和规则体系,道德普遍地存在于社会生产过程中,生产的有效性和经济的高效益都与社会道德密切相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道德在使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能够转化为可以带来经济价值的‘生产性资源’,道德能够成为一种可以带来经济价值的精神生产力。”(9) 而关于“道德资本”,他在《道德资本研究》(2014)中指出:“第一,道德资本与马克思提出的资本的本性有着本质区别;第二,道德资本与道德资本化没有逻辑联系;第三,道德资本概念的提出不会使道德陷入工具化的危险境地;第四,道德资本理论的提出不会使资本不受约束地肆无忌惮地赚钱并败坏社会风气;第五,道德规范性价值要求具有客观必然性。”(10) 周中之则相继发表《消费伦理》(2002)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消费伦理》(2012),不仅分析了消费伦理现状,探讨了其实质与人们应当坚持的内在原则,而且分析了全球化对中国消费伦理观念变革的影响和论证了当代中国消费伦理规范体系的构建,并从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两大层面论述了消费伦理在建设节约型社会和和谐社会中的价值。万俊人的《道德之维:现代经济伦理导论》(2000)阐述了市场经济的道德维度、市场的附魅与祛魅、效率与目的、公正与道义、交易伦理:相互性·公平·信任、劳动与“工作伦理”、消费还是生活等经济伦理的相关问题。厉以宁的《经济学的伦理问题》(1995)探讨了效率与公平、产权交易、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个人消费行为、个人投资行为、经济增长的代价、合理的经济增长率七方面经济行为中的伦理问题;孙春晨的《市场经济伦理研究》(2005)从逻辑、历史和现实三重视角,讨论了市场经济伦理丰富内涵中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如经济与伦理的内在关联、市场经济伦理的内涵、“经济人”行为的伦理特性、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正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陆晓禾《经济伦理学研究》(2008)从经济伦理在当代的兴起与发展、经济伦理学科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经济伦理实践问题研究、经济伦理学国际交流研究四个主要方面展开了论述,为我们完整地呈现出经济伦理的画卷。余达淮则发表了《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研究》(2006),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学说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马克思恩格斯从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开始,揭示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及其伦理关系的实质。”(11) 。乔洪武继写了《正谊谋利:近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2000)后,又写了三卷本的《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2017),对著名经济学家伦理思想和时代的经济伦理思想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刘可风的《企业伦理学》(2011)和陆晓禾的《企业责任:中国中小企业标准探寻》(2012)探讨了企业伦理的相关问题。就其研究现状来看,经济伦理表现为以下几个聚焦趋向:“聚焦金融危机以及延伸和生成的经济伦理研究走向,聚焦中国市场经济及其‘中国特色’经济伦理研究趋向,聚焦企业和经济中的伦理、创新与福祉研究趋向,注重中国传统和现实资源的经济伦理研究趋向。”(12)
在政治伦理方面,李建华的《执政与善政:执政党伦理问题研究》(2006)探讨了政党本质及其伦理内生、执政党伦理的特质、执政党伦理的理性基础、执政能力的伦理要求等重大理论问题;同时,作为个案分析,对中国共产党伦理道德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总结,并对如何通过加强执政党伦理建设来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和执政能力提出了有益的见解。此外,余涌的《道德权利研究》(2001)、甘绍平的《人权伦理学》(2009)、龚群的《追问正义》(2017)也对政治伦理思想作了系统探讨。余谋昌的《生态伦理学:从理论走向实践》(1999)、李培超的《自然的伦理尊严》(2001)、刘湘溶的《人与自然的道德话语》(2004)、杨通进的《环境伦理:全球华语,中国视野》(2004)、崔永和的《走向后现代的环境伦理》(2011)则对生态与环境伦理作了系统介绍、论述和探讨;王正平的《教育伦理学》、肖巍的《女性主义伦理学》(2000)、王淑芹的《信用伦理学》(2005)、阎昭武的《职业伦理学》(1993)、沈铭贤的《生命伦理学》(2003)、陈麟书的《宗教伦理学概论》(2006)、刘绍怀的《管理伦理学》、周鸿书的《新闻伦理学论纲》(1995)均是学者们对应用伦理学理论体系作出的可贵探索,王露璐的《乡土伦理》(2008)以及《新乡土伦理》(2016)则开辟了乡村伦理研究的新视域。
二、 研究的主要问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伦理学得到了巨大发展,不仅其他各种理论体系的研究如规范伦理学、应用伦理学等成就卓著,而且占据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也在几代学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中国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从无到有,如今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及人才培养体系,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70年来,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发展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体系研究取得了极大发展;关注伦理学基础理论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规范并重;伦理学研究积极回应现实问题,应用伦理学取得长足进步;在很多理论问题上展开了广泛的学术争鸣;积极探索伦理学其他体系。
(一) 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体系
作为新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的重要创建人之一,罗国杰编写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大纲》,此后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罗国杰对此教材进行了一系列修正,编写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伦理学》等书。在《伦理学》中,罗国杰系统地构建起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学科体系框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道德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对原始社会的道德、奴隶社会的道德、封建社会的道德、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等不同道德类型的历史发展作了阐述和论证,并首次对社会主义道德与共产主义道德作了辨别和区分。自他开始,中国伦理学研究逐步步入正轨,一方面不断吸收借鉴外国优秀成果,另一方面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理论体系。
第一,罗国杰确定了伦理学的对象、方法与任务。罗国杰认为,伦理学产生于人类对道德现象的思索与探究,他将伦理学对象定义为:“伦理学是一门关于道德的科学,是研究道德的起源、本质、发展和变化及其社会作用的科学。”(13) 而关于伦理学的方法,罗国杰认为伦理学既有一般科学的方法,也有社会科学的方法,还有作为具体科学的伦理学的特殊方法。相应地,伦理学的任务就表现为科学论证和阐述道德起源及其本质、发展规律的科学,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则是研究共产主义道德起源、发展和规律的科学。
第二,罗国杰对道德的结构和功能以及道德原则作了初步的介绍和探讨。就道德结构来看,他区分了道德的社会结构和道德的个体结构,并且认为道德是社会道德与个人道德的统一。就道德的社会功能来看,罗国杰从三方面进行了探讨,即道德的基本社会功能、道德认识功能的特殊性和道德调节功能的特殊性。在道德原则方面,罗国杰以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原则为核心,探讨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区别,还对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利他主义等一些道德原则作了论证和阐述。在《伦理学》中他着重强调了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原则,这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制度规定性,这种理论倾向对伦理学科体系的构建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为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总的说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既包括了理论伦理学,也包括了规范伦理学和实践伦理学,是三者的有机统一。罗国杰认为:“一个人是否掌握了伦理学这门科学,主要不是看他是否熟记、背诵作为知识形式的理论内容,而是要看他是否能按照这些原则、规范去行动。”(14) 马克思伦理学的品格也正在于此,它是区别于描述伦理学或元伦理学的道德客观事实描述和道德语言的逻辑分析,是一种真正面向生活和指导生活的实践伦理学。罗国杰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他开始,各项伦理学研究开始广泛开展,无数伦理学人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促进了伦理学的兴盛与繁荣。
唐凯麟主编的《简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1983)从道德的本质入手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进行了谋篇布局,比较早地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进行了探索和科学定位,认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主要研究共产主义道德的形成、发展及发生作用的规律,研究共产主义道德的原则和规范,研究社会主义中个人和社会的道德活动,研究共产主义新人成长的规律问题,并且得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社会道德——个体道德——社会和个体相统一的道德”的结论。随后唐凯麟在2001年出版的《伦理学》一书从人与社会的关系出发,通过论述社会道德、个人道德、道德规范和道德建设等,针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关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价值旨归,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几个基本问题》(2018)一文中,唐凯麟也指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主题就是要解决人的自由发展和精神完善的问题。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就是一种人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15)
魏英敏、金可溪合著的《伦理学简明教程》(1987)是另一部较早地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进行探索的著作。该书阐明了道德与伦理学的关系、伦理学的对象与方法及伦理学与其他学科间的关系,还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西方伦理思想的基本线索,最后对共产主义道德作了重点论述。书中材料翔实,内容丰富,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魏英敏的这部著作超越了原有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体系,结合社会的发展构建起自身富有特色的理论体系。而在《新伦理学教程》(1993)一书中,魏英敏综合运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的知识,多角度地研究和探讨了伦理道德问题,对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等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王小锡、郭广银主编的《伦理学通论》(1990)亦是一部特色明显、优势突出的伦理学教科书。书中提出伦理学不只是一门关于人的行为和规范的科学,而且也是一门关于人生的价值的科学,伦理学的使命就是探讨人的发展和精神完善等各种问题。从其结构来看,《伦理学通论》共分四个篇章,为读者全面地呈现了伦理学的学科框架体系:第一篇探讨了伦理学的对象、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任务及方法和伦理学思想的历史发展进程;第二篇探讨了人际关系遇到的特征、道德的基础、道德的结构和功能和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问题;第三篇则论述了人的本质、人生价值、人生目的、人生态度等人生哲学问题;第四篇主要阐述了道德行为、道德品质和道德评价等问题。全书理论逻辑清晰,贴近现实生活,丰富了伦理学的内容,很好地实现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由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研究工程(万俊人为首席专家召集人)课题组编写出版的《伦理学》(2012)则是一部在结合中国道德发展和道德建设的基础之上,在总结以往伦理学教材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材的基础之上,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价值引领的,具有当代中国实践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新作。该书从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伦理学的性质和使命、伦理学的研究方法及学习伦理学的意义入手,从伦理思想传统、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的产生发展、道德的起源与发展、道德的本质与功能、道德规范、道德范畴、道德教育、道德评价和道德建设诸多方面展开,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揭示了社会主义主流道德观念,注重价值多元化时代道德共识的整合与达成,是一本荟萃时代伦理精神精华且兼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意义的伦理学标志性成果。
此外,龙静云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2016)从道德、伦理的概念辨析、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类别入手,对道德的本质和社会作用、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和主要伦理规范、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与道德建设的重大价值等重大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探讨。王泽应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研究》(2017)以中国革命史和新中国建设史为主线,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作了系统梳理和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基本特征、主要经验、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作了探讨,是一本具有时代性的著作。武卉昕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兴衰史》(2011)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对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进行了考察,对其内在理论逻辑进行了深入探究,不仅对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提供了新的审视视角,而且对于俄罗斯的价值观转变研究,特别是对深受苏联影响的早期中国伦理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概而言之,新中国70年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取得了巨大发展,这是社会制度所决定的价值必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者们大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既重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建构,也重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实践应用,使其至今仍焕发勃勃生机。但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正统地位使其对自身的反思不够,作为哲学分支学科的伦理学需要哲学世界观意义上的批判性,以期更好地指引现实生活。
(二) 关注伦理学基础理论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规范并重
新中国70年来,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之中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众多伦理学人不仅进行了大量的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并且关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建设。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段时间,受制于国内国外的学术氛围,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非常有限,大多数时候为阶级斗争政治路线服务。伴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的进一步开展,伦理学研究开始关注该学科的核心领域和范畴。“伦理学界不再从一元化的视角讨论伦理学的定义、概念,开始站在不同的视角对伦理学予以全面的考量,伦理学的定义也呈现出复杂性。”(16) 另一方面,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密切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探讨了如何做人以及阐发了好生活与好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如何做人这一问题上,罗国杰把人生境界划分为极端自私自利的境界、追求个人正当利益的道德境界、先公后私的社会主义道德境界和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道德境界,鼓励人们从追求自我利益的狭隘境界中解脱出来,实现向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境界的飞跃。(17) 唐凯麟则把伦理学视为研究道德现象的学问,重点研究了社会道德、个体道德、道德规范和道德建设等问题,在他看来,就现阶段而言,努力把自己培养和造就成为一代社会主义“四有”新人,“这就是当代人塑造自己高尚人格,在道德上完善自我和社会的必由之路。”(18) 伦理学所关注的如何做人的问题既与先秦时期为代表的优良人格传统相呼应,也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实需要相吻合。此外,以江畅为代表的学者力图改变国内学术界伦理学研究与价值论研究相分离的状况,试图构建起使两者融通的幸福主义体系,他认为,“人类之所以需要道德,就是因为道德可以使人类拥有好品质、好人格、好社会、好世界、好生态、好自然,从而使人类过上好生活,避免人类过上坏生活。道德所谋求的就是好生活。”(19) 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兴盛对于认清伦理学的学科性质、明确伦理学的基本任务以及确立伦理学的研究目标具有指导和启发意义,对如何做人以及好生活的关注使得伦理学更加贴近生活,其“实践科学”的性质得到进一步彰显。
伦理学在关注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也密切关注现实的道德问题,表现为努力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1992年党中央提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目标,在面临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问题时,新的道德目标和道德规范开始彰显,个人合理利益吁求高涨,传统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需要适时作出调整,这些都对中国伦理学提出了新的问题与要求。一方面,传统计划经济形式下过分强调了社会和集体利益的优先性,忽视了个人的价值诉求,而如若个人的道德权利和合理诉求得不到保障,市场经济也将缺失其最重要的伦理基础;另一方面,传统的经济体制将市场视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词,传统道德对提倡个人合理利益获取的市场经济持排斥态度,因此唯有改变对市场的成见,赋予市场以道德正当性,才能为市场培育提供空间。中国伦理学者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勇于承担时代使命,寻求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道德价值的契合性,矫正计划经济时代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偏见,从社会发展繁荣和个人主体的道德应得等不同角度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合理性和必要性,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规范体系作出了孜孜不倦的探索。
(三) 在学科理论体系问题上持续学术争鸣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随着伦理学研究视域的扩展、研究深度的扩大,伦理学界就许多伦理学基本问题和伦理学相关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促进了伦理学学科的交流和繁荣,具体看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对伦理学研究对象和基本问题的争论。一门学科总是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伦理学作为以道德为核心研究对象的学科,从其产生以来就存在诸多争议。这不仅由道德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所决定,也是由其学科本身所决定的。尽管伦理学学者对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看法不一,但是界定伦理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仍然十分必要,它对于树立伦理学作为一门价值科学和规范科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对于伦理学研究的广泛而深入开展,都有其必要性。
关于伦理学的基本问题,王海明认为伦理学是关于优良道德及其制定方法和实现路径的科学。而有学者也认为尽管伦理学界对伦理学基本问题存在着诸多争议,但是争论之前必须首先考察争论的核心,即到底何为“伦理学基本问题”,“伦理学基本问题不等于基本的伦理学问题,也不等于研究对象的基本矛盾,只能是一个问题,而非是多个问题,不仅能从本体论意义上作为划分一切伦理学类型的标准,而且也能从价值论上体现伦理学自身的学科特点和理论本性。从这个标准来看,教科书体系的观点是目前最为完备和恰当的观点。伦理学基本问题的设立和论争是有意义的,其历史使命还会继续。”(20)
而对于伦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学界也存在着一定争议。有学者指出,学术界一直将“伦理”等同于“道德”,基于此将伦理学的认识对象仅仅归纳为道德,而正是这样的认识路径导致了伦理学学科体系一直存在着缺陷,“实际上,伦理与道德是两个有着内在逻辑关联的不同概念,关涉两个不同的社会精神领域,伦理属于社会关系范畴,道德属于社会意识范畴。道德的功能和价值在于维护伦理和谐,促使人们‘心灵有序’,维护和优化适应社会和人发展进步之客观要求的‘思想的社会关系’。伦理学应以伦理与道德及其相互关系为对象。”(21) 而韩东屏则认为,厘清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定义是构建伦理学学科体系首先面临的问题,他指出,“以往对伦理学研究对象的说法大致可以归并为德性、道德价值、道德行为、道德规范、道德语言、自由、幸福、人生问题和道德这九种。经逐一分析可知,前八种界说难以成立。第九种界说将伦理学的对象直接聚焦于道德是值得肯定的,可由此给出的伦理学定义还是不够准确与周延。虽然道德是伦理学的基本对象,但并不是伦理学的全部对象。能将伦理学全部对象一网打尽的概念只有‘道德问题’,因而伦理学就是系统研究各种道德问题的学问。”(22) 由此,韩东屏将道德问题视为伦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并认为它涵盖了所有的伦理学问题。针对他的这一说法,也有人指出这一界定并没有真正揭示伦理学的科学内涵,也没有如实回答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究竟研究什么问题,“伦理学是研究道德和道德现象的科学,也是研究伦理关系及其调整的学问。前者是目前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后者尚未受到足够重视。伦理关系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特殊的社会关系,主要存在于‘善’的领域,以伦理权利与义务关系为实质和核心内容,以非强制性的道德调整为主要调整手段。从伦理学的历史和现实看,伦理关系都是伦理学的重要对象,不仅在伦理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中具有基础性意义,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完成伦理学使命的关键所在。”(23)
2. 对伦理学学科性质和基本任务的争论。关于伦理学的学科性质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西方都有巨大的争议,哲学家斯宾诺莎和康德都曾为构建科学化的伦理学体系作出过努力。对于伦理学学科性质的看法,既有人认为伦理学是一种以价值和规范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因此不具备科学的严密性,也有人认为伦理学能够同科学一样构建起严密的推理和演绎体系,更有甚者,认为伦理学既没有理论意义,也不是科学命题,例如在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们那里就是这样。因此,辩明伦理学学科的性质,显得尤为关键,它关乎我们怎样认识这门学科,以及怎样用这门学科指导我们的生活。
大多数观点认为,伦理学不能进行像诸如数学、物理学等学科那样运用精准和精密测量以及严格的演绎推理,因此不是“精密科学”。针对这一观点,王海明指出:“伦理学体系构建方法——伦理学的公理化体系;该体系各个范畴从抽象到具体的推演方法;每个范畴内涵的从‘定义到结构、类型、基本性质、规律’之推演方法表明:伦理学可以是一门如同几何学和物理学一样客观必然、严密精确、可以操作的科学。”(24) 王海明是较少地以科学方法来论证伦理学客观性的学者,这一点上他确实提出了自身独特的学术观点。而与其相反,韩东屏则认为“科学主义”的强烈侵蚀使得部分伦理学家乐意将伦理学视为一门科学,他指出,“伦理学从来不是一门纯科学。通过分析伦理学所研究的道德问题的性质可以得知,伦理学是哲学性为主,科学性为辅的哲学分支学科。这就表明,哲学的方法与科学的方法在伦理学的研究中均不可偏废。”(25) 学者们针对伦理学学科性质发表了不同学术观点,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肖群忠认为,伦理学既是一门价值科学,也是一门规范科学,还是一门有直接现实性和直接应用性的科学。廖申白则基于德性主义的基本立场,指出“伦理学着眼于人的特有的生活活动、人的总体的生活的善来面对和研究人的问题,它内含一种生活者的观点。把伦理学的研究仅仅建立在评价者的观点上是不恰当的,它是一种实践性的研究。一种生活活动仅当发生了对生活者而言的内在善时,才成为伦理学研究的恰当题材”(26) 。江畅也循着德性主义的基本路径,将伦理学归结为人生哲学、价值哲学和幸福哲学的统一。伦理学界对伦理学的学科性质看法不一,但正是这种争论促进了伦理学学科对自身的反思,从而进一步繁荣了伦理学研究。
3. 关于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的争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超越德性伦理和规范伦理之上的伦理思想,是无产阶级利益与义务的统一。所谓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的争论,在中国并没有主流的价值与意义。德性伦理学主张伦理学应当注重研究个体的德性和品质,而以功利主义和义务论为代表的规范主义伦理学则主张伦理学应当重点研究道德规范,致力于构建良好的道德体系。方熹、江畅认为,“德性伦理学在当代以‘反叛’形式开始复兴的背景决定了其更多地通过寻找与功利主义和义务论相异乃至相反的特征来展现自身。这两大阵营之间演绎着一场持久而激烈的论战,彼此都试图找到对方的致命弱点以将对方归约到自身的理论范畴内。”(27) 围绕着这一话题,中国伦理学界也对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展开了广泛的争论。
李建华指出,伦理学的历史大致经历了德性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三大演变过程,伴随着哲学对人本身存在状态的关注,“人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重新受到关注,以麦金泰尔为代表的共同体主义者掀起了当代的德性伦理学复兴,要求重建现代社会的德性。但是,“任何一种伦理思想总是植根于一定的历史背景、社会生活之中,总要与时代的社会结构和道德运行机制相适应,否则难免一厢情愿,德性伦理的‘当代复兴’也不例外。德性伦理毕竟是一种与传统共同体社会相适应的伦理类型,在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种种困境。”(28) 另外也有学者指出,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一直没有建构起自身的理论体系,“而是这种研究状况作为结果证明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的研究不够成功。”(29) 此外,还有人指出,“德性伦理和规范伦理各有优劣缺失,同时它们产生的社会现实基础也有较大差别。尽管规范伦理有缺陷,但它比德性伦理更适合现代社会生活对道德的要求,因此,当代伦理学应该以规范伦理为中心,辅之以德性伦理的开掘,形成现代的道德文明建构模式。”(30) 可以看出,许多学者从规范伦理学角度或者德性主义批判的角度,强调了德性伦理学在当代的“不合时宜”,而应当更多注重规范伦理学建设。
相反,也有学者在二者的争论中更加注重德性伦理学。现代社会强调德性伦理学并非一种简单的“复古主义”爱好,而是德性本身对于现代社会有着深刻的借鉴和指导意义,注重规范必然会带来个体道德感的缺失,德性伦理学更加关注人的完整的道德生活。如廖申白曾指出,“伦理学可以或明确或隐含地以生活的实践的可能性和德性地生活的可能性作为它的基础。德性伦理学比其他实质性的伦理学更明确地诉诸这个可能性前提。”(31) 也有一些学者立足于德性伦理,试图将其与规范伦理学融合起来,“德性伦理是较之规范伦理更为卓越的伦理。德性伦理虽然优于规范伦理,但前者又不能离开后者。德性伦理的实现需要以规范伦理为前提。如果没有规范伦理所奠定的基础,德性伦理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不凭借强有力的,特别是诉诸制度的规范伦理有效地抑制不道德行为的发生,那么,即使已经生成的德性也难以继续存活下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虽然德性伦理优于规范伦理,但是,在道德建设中,规范伦理又要先于德性伦理。”(32)
(四) 积极探索伦理学其他体系
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为伦理学研究提供了极佳的发展契机,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运动对学术的影响逐渐淡化,伦理学迎来其繁荣和兴盛阶段。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被广泛议论,西方伦理思想中道德意识也被哲学家提出来认识,纳入新的伦理体系当中;另一方面,致力于构建一种中国特色的融规范伦理、元伦理及美德伦理为一体的庞大伦理学理论体系。
1. 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伦理思想的研究以王雨辰为代表,主要论述集中于其《伦理批判与道德乌托邦》(2014)一书之中。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把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称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并将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纳入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予以研究,而将70年代以后形成的诸如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西方马克思学等纳入国外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33) 王雨辰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划分为应用伦理和社会伦理两大部分,进行了重点论述。从其应用伦理思想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应用伦理既注重对现实社会道德问题的反思分析,具有一般应用伦理学的共同特点,又有着自身独特的特质,即聚焦于当代资本主义的伦理价值批判而非道德规范研究、注重意识形态批判以及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应用伦理。(34) 而从其社会伦理思想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伦理思想的形成根源于对当代资本主义总体统治下人的自由的丧失和异化生存状态的指认。(35) 具体来看,在社会伦理部分,主要论析了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思想、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对启蒙道德的批判、马尔库塞、弗洛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批判、哈贝马斯的交往伦理、萨特的自由论伦理以及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伦理。在应用伦理部分,主要论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消费伦理、科技伦理和生态伦理思想。在此基础上,还系统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理论得失与当代意义。
2. 道德意识现象学。这种新兴的伦理学理论研究以倪梁康为代表,主要思想集中体现于其著作《心的秩序:一种现象学心学研究的可能性》(2010)之中。
道德意识现象学主要是在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和舍勒的感受现象学的背景下,也是在佛教唯识学和儒家心学的背景下的一个伦理学的探索尝试,它意味着用现象学的方法来研究心中的道德律。“‘心的秩序’是借用了帕斯卡尔的一个说法和信念。在这里,‘心’主要是指道德意识,‘秩序’意味着道德意识发生和发展所具有的规律。”(36) 因此,道德意识现象学既不同于古典主义的德性伦理学,也不同于近代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规范伦理学,它是一种追究道德意识起源的描述伦理学或者说是道德意识发生学。道德意识发生学并不研究德性伦理学意义上的“什么是善”,而是研究“我们为什么以及我们怎么样意识到善”,因此,这就需要借鉴现象学方法,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作者称自己的体系为现象学的伦理学。另外,此书涉及的现象学家只有胡塞尔和舍勒两位,其他现象学家如萨特、梅洛-庞蒂、海德格尔等均未涉及,这是因为这些哲学家思想中已经与一般伦理学意义上的价值判断相去甚远,海德格尔甚至认为伦理只是人的“居留”场所,因此并未涉及。关于道德意识现象学,作者认为我们的道德意识无外乎来源于“个体自身的道德禀赋、主体间的约定与传承、宗教道德规范的信念”(37) 三种,因此他试图解决的问题就呈现为:道德意识三个来源间关系、道德本能在何种意义上是自然本能、良知由哪些因素构成。
应当说,道德意识现象学或者现象学的伦理学是一种富有创建性的尝试,倪梁康创见性地将现象学方法运用于伦理学,从而来追溯道德意识的起源和道德本能问题,为伦理学研究提供了新颖的方法论指导,为伦理学注入了全新的活力,也使得在国内外都关注甚少的描述伦理学焕发了生机。但是,作者这种纯粹哲学的形而上学思考,如何与现实道德实践挂钩和对应起来,如何充分发挥现象学的伦理学对于伦理实践的方法论指导意义,还有待深入研究、探讨和论证。
3.优良道德体系论伦理学。上世纪末,樊浩的《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1992)探讨了中国伦理精神的自我建构以及自我生长的内在逻辑,剖析了中国伦理精神生长的逻辑起点、生态体系、建构原理、内在矛盾等,是一本颇具特色的中国伦理学史著作。而王海明的《新伦理学》(2001)、《公正与人道》(2010)、《伦理学与人生》(2009)、《伦理学导论》(2009)等,则着力于新体系的构建。
王海明的《新伦理学》以解答“休谟难题”为主线,综合元伦理、规范伦理、美德伦理的各种理论,以真诚而严肃地为人类制定一部优良道德为目的,构建了优良道德体系论伦理学。王海明认为,伦理学乃是关于优良道德的科学,是关于如何制定和实现优良道德的科学,是关于优良道德的制定方法和制定过程及其实现途径的科学。(38) 伦理学的基本研究对象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道德主体:社会为何创造道德”,“道德实体:伦理行为事实如何”,“道德价值:伦理行为应该如何”。伦理学的任务和目的在于: 一方面系统探求关于伦理行为事实如何与社会的道德本性以及伦理行为应该如何之真理,从而制定优良道德;另一方面则探求如何使人们遵守优良道德之真理,从而实现优良道德。这是被作者认为有着极大原创性的当代伦理学模型建构的一个理论尝试。
优良道德体系论伦理学与其他伦理学相比,在体系构建上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是体系的完备性,二是形而上的构建原则。然而综观其整个思想体系,它还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尽管该体系的创立者竭尽全力地想为人类制定一部科学的伦理学体系,为人类追寻美德指明一条建立在深厚理论根基上的有效路径,但正由于其过于偏执地追求伦理学的客观有效性,过分强调善的现实效用性,不知不觉中又在另一个方向上背离了伦理学作为价值学的意义特性,存在着从根基处瓦解美德合理性的潜在危险。而这一点恐怕是有违该体系构建者的初衷的,也是其所始料未及的。此外,追求体系的完备性与架构体系的主题思想和主导思路具有矛盾性,其内在逻辑的混乱也就可见一斑。总的说来,无论是现象学的伦理学或“道德意识现象学”、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还是优良道德体系论伦理学,都是中国伦理学人建构当代伦理学体系的宝贵理论探索。
三、 简要评述
纵观70年来中国伦理学发展的历史,中国伦理学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伦理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开设的主要方向有伦理学原理、西方伦理思想研究、中国伦理思想研究、应用伦理学和比较伦理学。伦理学学科体系已经具备从专科、本科到硕士、博士以至于博士后流动工作站的完整办学规模和培养系统,正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理论体系。不仅如此,伦理学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成为塑造主流价值观念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70年来我国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取得了极大的发展与成就,伦理学作为集价值科学和规范科学为一体的学科,在引领各种思想潮流、塑造社会主流价值观和繁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中国的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仍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阻碍着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完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其独立性仍待完善。与其他学科相比,伦理学的发展仍然比较缓慢,研究队伍、教学队伍相对有限,而且在高校的课程设置中基本处于弱势,除此之外,伦理学在当代尽管极大地扩展了其研究范围,但是伦理学也存在着被泛化的现象。
第二,伦理学研究与解决现实道德问题之间存在脱节。伦理学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对于现实道德生活和伦理关系的调适作用,它是指引人们寻求善和良好生活、探索人生价值和意义的科学。然而现实社会中往往是出现某一突出性道德问题才引发伦理学对其关注,继而进行理论创新。现代社会是对传统宗教和形而上学统治时代的颠覆,在传统价值观念解体、新的价值观念亟待建构的背景之下,公众事件和道德问题频发,这就更需要伦理学发挥其对道德生活的理论先导作用。
第三,伦理学理论体系研究缺乏世界格局和中国特色,当代中国伦理学学术话语体系还亟待建构。针对这些问题,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首先要加强学科建设,彰显学科优势和学科独特性,明确自身的学科边界,避免将自身淹没在普通理性知识和经验主义知识的洪流之中。其次,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要注重发挥伦理学对道德生活的理论先导作用和塑造及引领价值观的中坚作用,使人们正确认识生活本身的意义。最后,既要汲取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优厚伦理资源,又要批判性地吸收他国伦理文化,构建中国伦理学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呈现出伦理学的“中国形象”和“中国风貌”。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当今世界正日益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统一体,而当代中国的伦理问题也因此显得愈发纷繁复杂,这就对中国的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任何伦理学理论体系都不可能以一己之力解决所有的伦理问题和道德难题,这就需要我们构建起一种兼容并包的、既蕴含传统智慧又富有当代精神、既富有理论深度又具备现实关怀、既体现中国精神又吸收世界文化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理论体系。
(1) 万俊人:《论共产主义道德原则的确证》,载《学术论坛》1985年第12期。
(2) 王小锡、郭广银:《伦理学通论》,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
(3) 龚群:《德性伦理学的特征与维度》,载《道德与文明》2009年第3期。
(4) 唐凯麟、高辉:《现代元伦理学述要》,载《道德与文明》2012年第2期。
(5) 邓安庆:《无本质的应用伦理学:对当前应用伦理学本质特征争论的质疑》,载《哲学动态》2005年第7期。
(6) 甘绍平:《论应用伦理学》,载《哲学研究》2001年第12期。
(7) 卢风:《论应用伦理学的批判性》,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8期。
(8) 王泽应:《应用伦理学的基本原则》,载《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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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小锡:《道德资本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46—151页。
(11) 余达淮、李克明、吴静:《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载《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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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罗国杰:《罗国杰文集》上卷,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页。
(14) 罗国杰:《罗国杰文集》上卷,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8—439页。
(15) 唐凯麟、周强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几个基本问题》,载《齐鲁学刊》2018年第5期。
(16) 李建华、姚文佳:《改革开放40年中国伦理学的回顾与前瞻》,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17) 罗国杰:《伦理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68—4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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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朱海林:《对伦理学的对象的再认识:兼与韩东屏教授商榷》,载《伦理学研究》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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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韩东屏:《关于伦理学性质与方法的辨正》,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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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方熹、江畅:《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之争及其影响》,载《哲学动态》2017年第3期。
(28) 李建华、胡祎赟:《德性伦理的现代困境》,载《哲学动态》2009年第5期。
(29) 黄显中:《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研究的迷失》,载《哲学动态》2010年第1期。
(30) 刘美玲:《德性伦理还是规范伦理:对当代道德文明建构之路的思考》,载《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
(31) 廖申白:《论德性伦理学的实践原理的两个基本含义》,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32) 吕耀怀:《规范伦理、德性伦理及其关联》,载《哲学动态》2009年第5期。
(33) 参见王雨辰《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与反思》,载《新华文摘》2010年第16期。
(34) 参见王雨辰《伦理批判与道德乌托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页。
(35) 参见王雨辰《伦理批判与道德乌托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36) 倪梁康:《心的秩序:一种现象学心学研究的可能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37) 倪梁康:《心的秩序:一种现象学心学研究的可能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38) 参见王海明《新伦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