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我国伦理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理论领域,构成了我国思想上层建筑的基础性内容。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巩固和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完善,推动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道德建设实践,形成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体系。在新时代理论需求和实践发展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研究在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原著精神内涵的基础上,融合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精神,并且在全球伦理文化的交流激荡下,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史实践不断创新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理论成就。
一、 研究的基本历程和概况
从宏观角度来分析,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历程,以改革开放为界,经历了坎坷曲折、变革进步、繁荣发展三个阶段。
(一) 坎坷曲折时期(1949—1976)
1949年至1965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初步奠基及发生争论的时期。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和研究的社会主义政权基础,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成为占主导地位的道德意识形态,并且在全社会得到宣传和教育。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杰出代表,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大力传播和发展的情况下,作为一门学科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也逐步在中国建立和发展起来。1960年前后,经有关领导部门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设立了伦理学研究室。同时,经教育部批准,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设立了伦理学教研室,伦理学教学和研究开始有了专门机构与教学研究人员。经过两年的时间,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教研室编写了我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大纲》,并在哲学系开设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课程。
1966年至1976年,是新中国以来不少人文社会科学思想研究遭受严重挫折,并被政治斗争所取代的时期。“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把50年代后期以来的“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不仅造成了伦理学研究的停顿与扭曲,而且造成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混乱和道德危机,教训十分深刻。这段坎坷发展时期于1976年结束,之后的改革开放才真正开启了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学术研究道路。
(二) 变革进步时期(1977—1999)
1979年至1991年,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恢复并得到初步发展应用的时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至今的30年间,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研究和发展迈入变革进步、繁荣发展的历史时期。全国高等院校恢复招生,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先后恢复、建立了伦理学教研室。随着1979年教育部正式将伦理学列为大学哲学系的必修课和1980年全国伦理学会的成立,伦理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方面的学术讨论和研究工作全面展开。1982年,受教育部委托由罗国杰主编的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出版,接着关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各个领域和主题研究的教科书和专著先后组织编写翻译出版。之后还陆续出版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许多教材、著作和论文等。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获得飞速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不断完善的时期。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研究为适应新的时代发展要求呈现出变革进步的趋势。当代中国的哲学思维越来越关注一些较为具体的问题,即日益具有“问题意识”。尤其是在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全面推进之后,在争论最激烈的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问题讨论中,提出了许多新观点,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研究在经济实践基础上取得了长足进步。
(三) 发展繁荣时期(2000年至今)
进入新世纪之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和学科建设在国家高度重视之下进入发展繁荣时期。党中央提出并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道德、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思想论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道德观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围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伦理思想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的伦理思想展开了多维度的研究,推出了一批有一定理论深度、有相当社会影响的学术著作,发表了数以千计的学术论文,在化理论为德性和用伦理学改造社会凝聚人心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绩。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呈现出日趋深入精进并多有理论创新的特点。
二、 研究的主要问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和研究在经历了曲折之后,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走向科学和繁荣的发展之路。新中国成立带来了区别于旧社会的社会根本政治制度的改变,但是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建设却不能一蹴而就,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如何继承传统并开辟新境界,就是甫一建立新社会的思想建设总问题。迄今为止,这个问题仍然在思想文化领域起着涵摄和引导反思的重要作用。统观70年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在各个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研究重点和热点,结合不同阶段的思想争鸣焦点,总结70年来的发展成就和历史经验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伦理学研究至关重要的理论任务。
(一) 科学对待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问题
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其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伦理思想。新中国成立之后新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基础需要包括伦理道德思想在内的观念上层建筑的巩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思想文化领域的建设需要进一步破旧立新。在1957年发生的关于中国哲学和哲学史若干基本问题讨论中的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讨论背景下,引发了关于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的讨论。回顾这场讨论,我们可以发现,用科学的学术研究态度对待思想争论,避免“左”的思想干扰,对于推动理论发展至为重要。
这场讨论的议题主要包括:阶级的道德是不是仅指统治阶级的道德?统治阶级道德与被统治阶级道德的相互关系是什么?剥削阶级的道德能否继承?道德继承的方法是什么?诸如此类问题都关系到如何在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变革之后、如何在思想文化遗产继承和发展上探索新方法和新道路。当时在关于道德的阶级性问题上,共同的观点是统治阶级有统治阶级的道德,被统治阶级有被统治阶级的道德。有学者认为统治阶级利用道德来说服、控制、剥削被压迫的臣民,并通过各式各样的办法进行它们的“道德”的宣传、教育。(1) 统治阶级的道德论在一般情况下,也就成为被统治阶级的道德论,是为了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反对者主要认为,“所谓阶级的道德也就是统治阶级的道德”的观点否认了被统治阶级道德的存在,否认和抹煞了统治阶级道德和被统治阶级道德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把统治阶级道德变成一种全民的、超阶级的东西了,“与对立统一的规律是不相符的,同时把一般和个别混同了起来”(2) 。应该看到,1957年后我国的政治形势是处于反右斗争扩大化之后逐渐趋“左”的氛围中,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决没有把任何一种道德的来源归之于过去的道德传统,而是反复强调道德的时代性和阶级性的(3) ,故而倾向于过分强调道德的阶级性而忽略继承性的观点。因此在统治阶级道德和被统治阶级道德的关系问题上,对立的阶级道德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互相斗争的关系而不是别的。因为阶级道德所反映的阶级利益是不可调和的、不可改变的。(4) 从而反对“对立阶级的道德是对立的统一体”(5) 的观点,甚至指责是在混淆道德的阶级界限,宣扬超阶级的道德。(6) 由此,在这种“左”的政治氛围中,关于剥削阶级道德能否继承的问题,多数文章坚决地否定了剥削阶级道德可以批判继承的论点。批评者认为,剥削阶级道德中没有丝毫可以继承的东西(7) 。但是,也有一方学者认为,过去统治阶级的某些道德是可以批判地继承的。(8) 历史上统治阶级道德的基本原则、主要道德规范,是不能继承的,但统治阶级道德中的某些个别道德因素(命题、原则)可以批判地吸取。(9) 20世纪80年代拨乱反正的开展,使得关于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问题的讨论得以走出禁区,走进正常的学术讨论的范围和视野,在承认道德的阶级性的同时阐明道德的继承性问题,在肯定道德阶级性的前提下,存在着各阶级所承认的共同道德。(10)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道德阶级性理论是伦理学史上的重大变革,但道德的阶级性并不排除道德的继承性。(11) 从总体上看,20世纪80—90年代的广泛讨论,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摒弃了极“左”的阶级分析方法,形成了关于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关系的正确认识。
通过回顾考察关于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的整个争鸣讨论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因为受到了当时“左”的政治倾向的严重影响,使得正常的学术范围内的讨论和争鸣步入误区,使得正确的思想无法在争鸣中起到澄清错误思想的作用,甚至有的用极“左”的思想方法歪曲理论,导致实践中的思想混乱,直至产生严重的思想文化上的破坏性后果。这些都是我们反思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时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
(二) 共产主义道德研究与意识形态巩固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与我国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批判继承历史中的伦理思想,更好推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伦理学研究,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之思想建设的重要工作。从西方伦理学的发展历史来看,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启蒙进程中破除神学伦理的束缚,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根基的资产阶级功利主义伦理成为主导性的伦理道德思想,为巩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提供意识形态。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同样需要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主导性的伦理意识形态。
老一代的专家学者如张岱年、周原冰、李奇、许启贤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密切联系新中国道德建设的实际,在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道德的基本问题、共产主义道德理论问题等方面作了大量的论证,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伦理意识形态巩固奠定了理论基础。
张岱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分析道德现象和道德范畴,对中国古代传统伦理道德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研究和贡献是从哲学体系的理论研究生发的。他在《关于哲学思想的阶级性与继承性》中指出:“哲学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在有阶级的社会中,哲学思想必然是有阶级性的。研究哲学中,首先要对于过去的哲学思想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同时,哲学思想的发展又是有继承性的,哲学的历史是一个不可割断的发展过程。”(12)
改革开放之后,理论界的拨乱反正使对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问题的讨论有了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张岱年对道德的普遍性与相对性、道德的阶级性与共同性、道德的普遍性形式与特殊性内容、道德的继承性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证。他指出,社会既然有共同的利益,必然也有反映社会共同利益的道德观念,这种道德可以称为共同的道德,即不同阶级共同承认的道德。从古以来,道德都是具有普遍性形式的,这正是道德所以为道德的特点,否则,就失去了道德原则的严肃意义。随着历史的发展,道德也在演变。道德演变的方式有二:一是随着时代的需要特别是革命的需要而创立新的道德规范、宣扬新的道德原则。二是利用旧形式,赋予新内容,亦即接受旧概念,注入新含义。他说,五四运动批判旧道德、提倡新道德,表现了历史的进步。当时所批判的是封建主义的道德,所宣扬的主要是资产阶级道德。今天,为促进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我们就要大力宣扬共产主义道德。(13)
20世纪50—60年代关于道德继承问题讨论中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共产主义道德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问题。周原冰在谈到研究道德科学的目的和任务时说:“我们研究道德科学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从理论上阐发共产主义道德的精神和实质,探讨它的发生、发展规律,以利于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更好地进行共产主义道德的教育。”(14) 周原冰于20世纪50年代写了《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一书,80年代写作出版《共产主义道德通论》,对共产主义道德作了较为系统的阐发和论述。在《共产主义道德通论》中,周原冰对道德的基本原理,共产主义道德产生、发展阶段,共产主义道德的实质,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共产主义道德实践的若干特殊领域,共产主义道德的教育和修养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事实上,《共产主义道德通论》是一本马克思主义伦理理论初步体系化的著作。
李奇重点论述了共产主义道德的原则及其历史作用。她认为:“共产主义或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是以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为最高利益,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都应该服从这一最高利益。因此,共产主义道德成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重要精神武器,它对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有巨大的摧毁作用,对革命阶级有团结、鼓舞的作用。”(15) 许启贤认为共产主义道德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人们的最高要求。他认为在道德宣传和教育中,首先应大力提倡全体公民都应该做到的一般道德要求和基本道德要求。同时,也要考虑共产主义事业的长远利益以及少数先进分子的道德状况,总结和认真提倡高层次的共产主义道德。许启贤着重论证了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的相互关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存在着社会主义道德,也存在着共产主义道德。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二者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16)
共产主义道德在今天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伦理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一度受到市场经济逐利意识的冲击和影响,“潘晓来信”让人们看到了全社会的个人利益追求释放后所产生的精神迷惘和信仰动摇。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建设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既适应经济基础同时又兼收并蓄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共产主义道德仍然是在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先进模范身上的共同道德信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
(三) 与时俱进地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伦理原则
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最高原则。改革开放至今,关于集体主义的讨论围绕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持续进行。集体主义原则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坚持不懈探索的经验总结,也是伦理学理论工作者持续不断理论探讨的智慧结晶。20世纪80—90年代初的理论探讨主要集中在集体主义的含义和本质,集体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现实基础,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对立等问题上。关于集体主义的含义和本质,有学者通过辨析“虚幻的集体”与“真实的集体”认为,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基本含义应该这样来表述:在充分认识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一致性的基础上,自觉地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努力发挥个人主动性为集体作贡献,积极在集体中求得个人自由发展;在二者发生矛盾时,能够无条件地、愉快地做到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17) 有学者认为,集体主义作为一种伦理道德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在总结、概括先进工人身上那种把工人集体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行为和意识,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批判地继承古代集体主义精神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社会利益之间关系的最高行为要求。(18)
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关键时期,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尊重个人地位和作用,激发个人的活力和首创精神,唯有借助于个人主义才能实现。现在提倡集体主义是对其积极作用的一种桎梏,并且与改革开放的要求相悖。对此,罗国杰指出,不应该把由于一些“左”的影响等原因而强加给集体主义的某些解释看作是集体主义,也不应把由于“左”的影响等原因而否认的某些属于集体主义的内容看作是与集体主义不相容的。罗国杰分析了集体主义与封建整体主义的根本区别,它们的基础和各自所代表的“整体”性质完全不同。在集体主义中,整体主义与个人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绝对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尤为重要的是集体在现代社会中,不但不是个人利益实现的桎梏,而且是个人利益实现的必需条件,个人只有借助于集体,方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利益。他认为,在艰巨的改革开放事业中,唯有这种把整个国家团结起来的共同富裕、共同完善的集体主义精神,才能使我们将困难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获得改革事业的最终成功,集体主义仍然应当是我们国家全体人民所应当奉行的价值目标。(19) 1996年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后面,加上了罗国杰提出的“以集体主义为原则”这一建议,使这一文件更完整、更全面地体现我国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方面的思想要求。
除了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区别和联系问题上的讨论,关于集体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有学者针对一种误解即发展市场经济和讲道德特别是讲集体主义道德是格格不入的观点指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经济形式与分配方式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其发展宗旨、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决定了它的发展与加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道德建设是完全一致的。首先,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道德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集体主义道德的贯彻执行提供了更为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和更有成效的运行机制。(20)
针对集体主义“左”的理解,有学者从道德主体性的角度来澄清集体主义的真实含义。有学者指出,集体主义道德原则有两个核心,一个是利益原则,另一个是个体与集体关系上的主体原则。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主体学说是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理论前提。人既作为经验的个体存在和发展,又作为类的社会的人存在和发展,真正现实的人是作为个人的人和作为类的即社会的人的统一。因此,必须从个人和类这两者的辩证联结上来把握两者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从来就像重视整个人类社会一样地重视社会中个人的价值、地位和发展。集体主义道德原则,正是以个体和类、集体、社会的和谐统一为理论前提。(21)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深化,关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交锋也在市场经济道德建设的理论讨论中凸显出来。有学者指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受到了挑战。因此,有学者提出了将集体主义道德放入实践中进行新的审视和修正的方法:第一,应当实事求是地评价集体主义道德实践的巨大成就,而不能将它说得一无是处。第二,应当完整准确全面地看待集体主义的道德理论,充分肯定集体主义道德的基本理论即使是在今天的形势下,总体上仍然还是正确的、科学的,没有过时。第三,应当把握修正集体主义道德理论的方向。第四,应当在道德实践中,将集体主义道德真正落到实处。第五,应当准确把握集体主义道德调节的道德关系领域,客观分析集体主义道德面临的特殊环境。(22)
总的来看,对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理论探讨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完善逐步深化的。通过对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概念的多维辨析,阐明和确立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集体主义原则,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是对集体主义道德的否定而是一种深化,这种深化将从整体上提升社会的道德水准,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的和谐发展。
(四) 罗国杰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建构的全面研究及贡献
已故我国当代著名伦理学家罗国杰教授,是新中国伦理学事业的奠基人。他终生耕耘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术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培养了一大批我国当代伦理学学者。罗国杰一生出版和发表学术著作20余部、论文100余篇,主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合编《伦理学教程》《西方伦理思想史》等教材,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开拓者。
综观罗国杰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可以分为这样几个主题:其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伦理的基本概念的思想;其二是关于社会主义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设;其三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建设;其四是关于中华传统道德思想的研究等。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建设事业在拨乱反正之后,刚开始恢复重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内容体系尚未建立,罗国杰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的人的价值问题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体系结构问题进行了阐述。罗国杰指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需要对人的价值理论进行探讨,来批驳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的资产阶级试图把“人的价值”视为适用于一切时代、民族的所谓永恒不变的价值。虽然资产阶级重新发现了人的价值,提出了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理论,对于打破封建宗法统治和宗教禁欲主义来说是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但是过分夸大这种进步意义和作用也十分有害。资本主义社会把财富和金钱的多寡看作人的价值的标准,以边沁、穆勒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者,把人的最高价值目标规定为“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给资产阶级的价值目标披上了一个耀眼的美丽的外衣,但实质是维护少数资产阶级剥削者的利益。罗国杰指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人的价值问题,实质上就是一个人生目的和人对社会的关系问题,也即人如何生活才有意义的问题。他说:“人们对客观利益的正确理解,即把利益理解为包括个人需要在内的社会的、阶级的、集体的需要,理解为改造世界的革命的实践活动,他就能建立起明确的正确的价值目标。”(23) 罗国杰指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一个人的价值,就是他的生活目标和他的社会实践的统一,是他对社会和人民的利益理解和奋斗的体现。无产阶级的价值目标是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即为人民服务。虽然马克思主义的人的价值的思想强调集体的利益,但也更强调个人选择价值目标的能力。罗国杰的观点更进一步巩固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石概念,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体系结构方面,罗国杰梳理了建立在伦理学体系结构基础上的四种类型,指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体系结构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理论上的科学性,是一门研究道德的起源、本质、发展、变化及其社会作用的科学。这种伦理学要使它在社会和个人的道德生活中起指导作用,要对道德问题进行哲学思考,对人的本质、自由和必然、真理与价值关系等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就不应回避人生哲学的那些问题。其次是内容的规范性,即由阶级性引申的特殊的规范性。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主张的无产阶级道德即共产主义道德。它十分重视对道德规范的研究,重视建立共产主义的道德规范体系,这也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需要。最后,是它的彻底的实践性。罗国杰认为这种实践性在于整个伦理学的理论都必须是在实践基础上的并且接受客观实践的检验,同时伦理学中所阐述的理论、原则和规范必须付诸实践。总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实践中是为了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实际目的,要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全国人民中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而服务。(24)
在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经济大潮中,罗国杰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和原则诸如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等方面,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方面继续探索。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他提出在改革开放中正确地强调“个人”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要注意提高当代青年对国家、对社会、对民族的责任感。(25) 针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究竟还应不应该坚持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这样的争论,以及“要以个人主义原则来代替集体主义原则”的看法,罗国杰剖析了西方个人主义的本质以及在当前意识形态斗争情况下的问题实质,指出弘扬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的重要意义在于,当前意识形态的斗争情况下,西方国家试图在与中国打交道过程中,用他们的价值观念来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念,从而达到改变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罗国杰指出集体主义既是我们的基本道德原则,也是我国社会要特别弘扬的重要的价值导向。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采纳了罗国杰先生的“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建议,提出了当前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总的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罗国杰系统论证了为何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和以集体主义为原则。(26) 对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的研究,罗国杰始终保持高度关注。他明确指出,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要坚持注重效率与维护公平相协调,坚持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统一。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要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积极吸收人类的优秀道德文化成果。(27) 这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体系内容的完善和丰富。
中国是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国家,有着丰富的传统道德内容。罗国杰在继承和创新中国传统道德思想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80年他主持编写了《中国伦理思想史》,20世纪末又主持编写了7卷本《中国传统道德》和6卷本《中国革命道德》,这些都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的奠基性著作。罗国杰把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内容概括为十个方面,即道德原则同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道德的最高理想问题、人性问题、道德修养的问题、道德品质的形成问题、道德评价的问题、人生的意义或人生的价值问题、道德的必然和自由的关系问题、道德规范问题、德治和法治问题。他认为可以将中国古代传统道德的特点概括为六个方面,即重视人伦关系、强调精神境界、提倡人本主义、凸显整体精神、重视道德修养、力行推己及人的道德思维方式。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台湾召开的两岸伦理学的理论讨论会上,他第一次提出了这个观点,并得到了在场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也得到了国内伦理学专家和学者的认同。
罗国杰还总结归纳了中国革命道德传统,他认为应该大力弘扬中国共产党人、人民军队、一切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形成的优良革命道德传统。关于中国革命传统道德的主要内容,他认为可以这样概括:中国革命道德,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为最终目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和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高举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旗帜,形成了无私奉献、顽强拼搏、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等革命精神。这是我国特有的革命道德传统,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中,仍然可以发挥重要的精神支撑作用。除此之外,他还对“以德治国”的理论问题和公民道德建设的问题进行了集中细致的思考,对于以德治国的重要意义、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关系、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等,都提出了具有时代意义和价值的认识和看法。(28)
罗国杰伦理思想的形成从1962年编写《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讲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大纲》以及对学生讲课和撰写讲稿时开始,经过《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伦理学》《中国伦理思想史》《中国传统道德》《中国革命道德》《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的编写,终于形成了被称为“新德性论”的伦理思想。罗国杰曾在回忆自己的学术生涯和思想形成时说道:“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过程中,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的观念、恩格斯关于道德的理论、列宁阐述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伦理思想,都极为赞赏,‘新德性论’理论渊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吸收中国古代丰富的传统伦理思想、西方古代和近代伦理思想的合理成分。我的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新德性主义’的伦理思想,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德性论’的伦理思想。”(29) 罗国杰把“新德性论”总结为六大方面的内容和特点:其一是具有为人类理想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献身的精神。其二是强调和重视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应抱有崇高的“道德理想”,都应当有达到这种崇高道德理想的追求。其三是具有先进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要求。其四是在道德行为的动机和效果的关系上,新德性论主张动机和效果辩证统一的思想,认为功利主义的思想,或者说功利论的思想,容易引导人的行为向着“追求功利”的目的、向着“追求最大利益”的方向倾斜,这是无益于人的道德素质和道德品格的塑造和形成的。其五是新德性论特别注意人的道德修养,提倡“修身”“慎独”,把个人的自我完善看作是道德行为的重要方面。其六是新德性论重视一个人对他人、集体、国家、民族所应负的道德责任。(30)
通观罗国杰先生的毕生研究,他在构造我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研究历史中具有无可争议的奠基地位。他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德性论”,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崭新体系。其思想贯通中国传统伦理、西方伦理、马克思主义伦理三大领域,并且都提出了具有开拓性的学术创新观点,是中国当代伦理学的创新性发展和对传统伦理学的创造性转化。
(五) 拓展对国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研究
近十年来,对国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的代表人物思想的研究逐渐增多。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学者开始对日本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进行探索性介绍。吉林大学王中田在《柳田谦十郎在日本伦理思想史上的贡献》一文中指出柳田谦十郎是日本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道德的学者,早年他是唯心主义者,但是1948年写作《我的世界观的转变》后,柳田告别了宗教,把主要精力集中在道德问题的研究上,先后写了《无产阶级伦理》1949年7月版、《伦理学》1951年5月版、《现代实践哲学》1952年4月版、《唯物主义伦理学》1959年11月版(副标题:“道德现象学试论”,是柳田的代表作)等著作。在《唯物主义伦理学》一书里,柳田把眼光扩大到人类历史发展过程,说明道德的基础是从生产力最不发达的原始社会阶段,发展到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阶段的社会制度,说明道德是属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是从现象学上来阐明道德内容的变化。(31)
进入21世纪以后,学者李萍又从总体形态层面对日本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研究进行了初步考察,她指出中文世界在这方面的研究甚少。在日本,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业并不是“显学”,她指出,“大体上,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领域:一是经济学领域,二是历史学领域。与之相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伦理学)的研究不仅起步较晚,也没有形成明确的学术传统,未能发展出有影响力的流派。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大多散见于一些学者的理论研究以及针对某些社会事件的评述之中,尚不足以形成日本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完整体系。”(32) 日本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以社会批判为主,在方法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一基本立场,同时关注日本现实道德问题。与经济学和历史领域的问题意识不同,日本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着力于将批判性和建构性相统一,虽然并不直接等同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和日本共产党的理论学说,但确实在公民权、人道主义、发达国家性质等问题上对其给予了指导。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更多集中到学院派的学者及其理论研究之中。(33)
对苏联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研究也是我国学者们涉足的重要领域。在苏联解体之前,我国学界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关注和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和介绍著作和论文成果方面,苏联解体之后,我国学界开始关注并反思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方面的历史经验。有学者指出,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变化,是苏联意识形态领域变化的表现之一,是苏联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变化的反映。认真探讨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历史演变,开展伦理反思,无疑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时代使命。我国学者归纳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历史演变,主要表现在如下六大方面:关于伦理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问题,苏联伦理学从20世纪60年代相对独立,到80年代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提出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基本纲领后,在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演化方面走向了伦理社会主义的道路,而这是19世纪末新康德主义的伦理社会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变种;同样,在道德本质问题上,从道德的社会意识形态本质论转变为道德的本质是人的生命的自我价值的道德本质超阶级论观点;否定道德的阶级性,强调道德的全人类性;在道德与政治的关系方面,认为道德并不是为政治服务的特殊手段和方式;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这种建立在超阶级性和全人类性论调基础上的伦理人道主义被提到全部理论的首位,成为批判无产阶级革命,否定苏联70多年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的思想武器,有的苏联伦理学家甚至提倡全人类的价值高于民族、国家、阶级、社会主义的价值和利益等伦理人道主义原则的观点;相应地,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在苏联解体之前已经被所谓新伦理学的人的生存权原则所取代。(34) 从这些反思中可以看出,苏联解体与其在伦理意识形态领域失去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有密切关系,甚至是加速了苏联解体的进程。
进入21世纪以后,对苏联伦理学的反思结合着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史中的历史人物的思想评述,丰富了我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历史考察路向。有学者研究了俄罗斯伦理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指出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伦理学保留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在研究内容、结构模式、理论基础、学术团体构成等方面与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保持着继承关系,同西方伦理学研究中的“反马克思主义”倾向比较起来,后苏联时代伦理学中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是目前俄罗斯伦理学的独特之处。宗教伦理思潮逐渐占据中心位置,伦理学和道德教育开始部分转向对现实幸福的关注。过去苏联解体前夕走向极致的人道主义的全人类价值逐渐让位于俄罗斯国家利益、传统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些都标志着俄罗斯伦理学研究向社会现实的回归。(35)
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个别历史人物的伦理思想进行研究也是近年来国内研究的一大特点。普列汉诺夫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著名哲学家,他的伦理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有学者对其伦理思想进行了系统归纳总结,普列汉诺夫坚定地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对近代旧唯物主义的伦理思想作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在运用唯物史观对近代旧唯物主义的系统清算中具体而系统地阐述和捍卫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和核心内容,是普列汉诺夫伦理思想的基本特色之一,给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伦理学理论财富。普列汉诺夫批判了抽象的人性论,在此基础上揭示道德产生的物质经济根源,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只能是阶级利益的反映。他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实际上也就是资产阶级个人利益的合理化、全民化和普遍化。(36)
考茨基是西欧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过去被“正统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历史人物,近几年出现了对其伦理思想的梳理和对比研究。有学者比较了考茨基《伦理与唯物史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两本著作,从文本学解读视角考察了考茨基的既反对修正主义又同时具备机会主义特点的思想分裂。总体上来看,虽然考茨基批判了康德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但是自身也偏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有着经验论和不可知论的认识倾向。考茨基秉持的是进化论伦理学思想,因此虽然他批判了伯恩施坦的以康德伦理学为基础的修正主义,但是在实践中却走向了机会主义。(37)
对于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本观点的阐述,多数学者认为是正确的,认为考茨基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从理论基础、现实依据和价值旨向等几个方面建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38) ,对于揭示马克思主义之伦理与传统伦理学的本质,准确而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精神实质,以及解决自第二国际以来关于伦理与历史唯物主义、伦理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纷争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39) 也有学者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正义”的争论,指出这一问题所蕴含的理论问题,特别是唯物史观与正义的关系问题,早已存在于第二国际时期伯恩施坦与考茨基、梅林等人关于伦理与唯物史观的关系的争论之中。伯恩施坦转向了“伦理化的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唯物史观与道德、伦理相对立,批判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否定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看法,否定阶级斗争,主张通过修正唯物史观来拯救道德、伦理。考茨基和梅林等马克思主义者都自觉捍卫马克思主义,阐发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史观和道德的观点。道德、伦理领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涉及并加以研究的领域,忽视或不懂辩证法无助于阐发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伦理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不仅能够阐释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也提出了正确的价值主张。(40)
近年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研究开始引发关注,也产生了一些理论成果。有学者对法兰克福学派伦理价值观进行考察,得出几点结论:第一,先验唯心主义是法兰克福学派伦理价值观的哲学基础。第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法兰克福学派伦理价值观的核心内容。第三,浪漫主义传统是法兰克福学派伦理价值观的重要特征。第四,悲观主义是法兰克福学派伦理价值观的最后结论。(41)
有学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许多方面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和道德理念:坚持社会批判和道德实践;主张建立“知识—道德集团”;提倡消除人的异化、复归人性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倡艺术革命、解放美学和确立新感性;反对极权主义、霸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宣扬国际和平主义、生态主义、新人格主义;提出“否定的幸福观”、包容理论、社会交往伦理学,倡导交往主体的平等性和互动性;力主存在主义的自由论、道德相对主义、多元伦理观、社会游戏道德观、规定主义的伦理学和彻底的人道主义;立足后现代主义,否定旧道德,确立新道德,抑制自我膨胀、利己主义,弘扬集体精神;凸显社会美德;接受道德革命;渴求全人类的和谐与友谊;促进世界公民之间的团结,构建新文明;超越资本主义,建立多元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42) 有学者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可分为应用伦理和社会伦理两部分,其应用伦理主要可分为科技伦理、生态伦理和消费伦理三个方面的内容;其社会伦理则主要包括他们对权威道德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批判以及交往伦理和正义理论三个方面的内容。他们的伦理思想是其社会批判理论的内在组成部分,其理论特质在于是立足于哲学本体论的立场,对当代西方社会现实问题展开研究,其目的在于培养人的自主意识和健全人格,为实现西方人的自由和解放创造前提条件。(43) 西方马克思主义应用伦理以对“科学技术合理性”问题的追问为逻辑起点,围绕科学技术与哲学、科学技术与生态、科学技术与消费关系的探讨,形成了系统的科技伦理、生态伦理和消费伦理。他们不同于一般应用伦理探讨现实问题应遵循的道德规范,而是立足于人的自由和解放这一本体论角度探讨上述问题,主要表现为一种伦理价值观,其应用伦理是其社会批判理论的内在组成部分。(44)
此外,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研究,还有讨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否是功利主义或者相对主义等议题,特别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正义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引起重视。综合观之,近些年来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之研究的逐渐增多,开拓了我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丰富了我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理论史维度。
(六) 在思想史及对经典文本的研究中厚植理论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史、经典作家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研究,经历过“文革”的中断后,在改革开放时代重新成为基础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要改变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教条主义理解,真正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精髓,真正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方法论指导下,把握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真正精神实质。
1. 关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史研究
章海山撰写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的历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历程及其取得的理论成就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梳理和研究。他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列宁思想和毛泽东伦理思想与梅林、考茨基(早期)、拉法格、斯大林、普列汉诺夫、加里宁以及刘少奇、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上的理论贡献进行了研究。同一时期,许启贤主编的《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思想史进行了更为全面系统的梳理和研究。该书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史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进行了宏观、综合性的研究和阐述,以人物为序,对马克思、马卡连柯、毛泽东、方志敏、邓小平、卢森堡、布哈林、加里宁、列宁、考茨基、朱德、刘少奇等中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家、理论家的伦理思想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其学生论道德”的问题。此外,罗国杰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和唐凯麟主编的《简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湖南师院学报编辑部,1982)等著作也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进行了宏观、综合的研究。
2.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伦理思想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虽然没有写过直接以伦理学为题目的著作,但是他们的著作当中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思想。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探寻他们蕴含其中的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新中国70年来,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研究总体上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1) 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思想
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研究,有的把马克思与恩格斯分别研究,有的把他们放在一起来论述理论。从研究路径上看,有的是从思想史、主题或者从著作解读来研究的。有的学者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著作的解读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历史,这方面研究的代表学者是许启贤、章海山等。有的学者是从经典作家论述主题入手阐明他们的伦理思想,如宋惠昌等。还有许多学者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单篇著作入手深入理解其中蕴含的伦理思想。
改革开放后,较早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进行专题性研究的有宋惠昌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学》一书,该书从唯物史观变革的视角剖析马克思恩格斯在伦理学上的革命,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旧道德,即宗教道德、封建主义道德和资本主义道德的批判,并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的形成和历史特征、基本原则,论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道德规范和道德范畴,以及道德品质和道德要求,共产主义人生观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道德实践。(45) 可以说,该书是一本较早开始系统全面地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著作。
许启贤是我国较早从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伦理学家,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系列重要理论著作进行了认真研读、深入挖掘和系统整理。许启贤在解读经典著作的过程中梳理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的历史。(46) 他认为,马克思的伦理思想的内容主要关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论人性和人的解放,二是论道德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三是对旧道德的批判,四是论无产阶级道德,五是论爱情、婚姻家庭道德。(47)
同样基于对经典原著的解读,章海山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的历程》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伦理思想作了详尽的阐述,并提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方法,主要是从伦理思想与哲学、剩余价值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的相互联系与区别中,研究伦理思想的特殊性及其特有的发展过程。(48) 章海山在书中按照人物划分,结合各经典作家的著作,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思想,列宁、斯大林的伦理思想,毛泽东的伦理思想这三大部分进行深入解读。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原著伦理思想的解读方面,章海山依据原著,把马克思恩格斯早期伦理思想划分为三个时期:(1) 1842年《莱茵报》之前时期;(2) 1842—1844年从《莱茵报》到《德法年鉴》时期;(3)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1845年《神圣家族》之前期间。(49) 他细致地分析了马克思早期的伦理思想,认为对马克思早期伦理思想的研究,涉及它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与成熟的伦理思想的联系。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之后不断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同工人运动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潮进行斗争,进一步否定和批判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潮,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50)
李培超认为,马克思的伦理思想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向现实、回到“生活世界”是马克思伦理思想的出发点;在社会发展的洪流中探询伦理道德发展演变的规律及其功能限度,是马克思思考伦理道德问题的广阔视阈;在立足于无产阶级利益的立场上,关注全人类的解放和个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坚定不移的价值立场。(51) 而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克服道德说教,都是符合马克思的道德思想的。(52) 另有论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是建构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基础上的无产阶级伦理观。第一次科学深刻地揭示了人的社会性本质,回答了个人与社会、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关系等根本性意义的伦理问题等。(53)
近十多年来,随着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新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陆续面世,学者们从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单篇著作中的伦理思想入手,回到经典著作,更加深入研究了经典文本中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有的学者为此申请到国家社科项目进行深入研究。有些重要篇章的思想过去被忽视了或者没有系统地深入挖掘其中的内在伦理意蕴。比如有学者指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包含丰富的伦理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对施蒂纳利己主义思想的批判,阐明了道德基础以及人类伦理思想发展演变的轨迹,强调了人们的道德观念都与其现实生活条件密切相关,批判了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空洞的道德说教的错误倾向。(54) 在解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伦理思想时,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的伦理价值诉求定型的重要标志,要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放在伦理思想整体中予以定位,还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来分析问题,在伦理视域中所要呈现的是马克思探讨工人阶级的使命和责任,为人类解放寻求主体力量的价值立场。(55)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批判了鲍威尔等人的抽象道德观,强调道德的现实利益基础,自觉地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进行价值辩护,为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56) 有的学者解读《资本论》中的发展伦理来剖析现实发生的金融危机,指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应该是人的全面发展,但是金融危机的发生却是背离这个目的的必然后果,使应该成为主体的劳动者反而成为被奴役的工具,以金融危机为表现的虚拟经济危机更进一步地说明了这一点。(57)
此外,学界还从经济伦理思想、制度伦理思想、政治伦理思想、生态伦理思想、爱情婚姻伦理思想、技术伦理思想、新闻伦理思想等层面进行了探讨。比如经济伦理思想研究方面,以章海山、王小锡、余达淮、刘琳等研究为代表。除了章海山的研究之外,余达淮所著的《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研究》,集中进行了对经济伦理的挖掘。特别是《资本论》,不仅是马克思的一本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经济伦理学著作”。(58) 因此,对《资本论》经济伦理思想的研究将大大深化目前经济伦理研究的理论基础,拓展经济伦理研究的理论视野。王小锡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可谓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典范,马克思的辩证分析法始终是与道德分析法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道德分析法堪称马克思的“经典分析方法”。(59) 近几年,在经济伦理研究的视野下出版了诸如《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研究》《资本现代性的伦理批判》等著作。这些都大大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基础理论的研究。
还有学者对马克思的伦理思想和近代人道主义以及把马克思的经济伦理思想与亚当·斯密的相关理论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也有学者对恩格斯伦理思想进行了探讨,认为恩格斯的有关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最集中、最系统的概括。(60)
(2) 列宁伦理思想研究
与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相比,对列宁伦理思想的研究显得要薄弱得多。许启贤主编的《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卷》对列宁伦理思想进行了总括性的研究。该书认为,列宁伦理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发展。列宁依循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进一步揭示了道德的起源、本质和发展规律等重大理论问题,并进一步揭示了道德与利益之间的关系,还第一次提出和使用了共产主义道德概念,并对它的含义、实质、基本原则以及道德评价、道德教育等问题进行了科学的阐述。(61) 章海山等的《伦理学引论》一书对列宁的伦理思想进行了简明的概括,指出列宁的伦理思想坚持以下两点:一、 决定论和道德评价相一致;二、 共产主义道德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62)
除了宏观总体研究之外,近十多年来,学界还对列宁的政治伦理思想进行了重点研究。学者李建华对列宁的政治道德思想进行探讨,认为列宁针对当时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和国家机关中严重的官僚主义倾向,提出了完整的无产阶级政治道德理论,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宝库提供了新的宝藏。他概括了列宁政治道德思想的四个层面,即政治与道德的一致性:无产阶级道德的出发点;反特权、反官僚、做人民公仆: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基本道德原则;道德威信: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特殊效用;脚踏实地和开拓进取的统一:无产阶级领导者的政治道德作风。(63) 而何建华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时期,围绕革命与道德、党性与良心的关系问题,列宁坚持批判性、实践性、结合性、创新性的原则,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伦理思想,为俄国党和人民的伟大实践提供了坚实的伦理支撑和强大的道德动力。(64) 张振认为虽然列宁没有直接提出执政伦理的概念,但是列宁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执政党必须依法执政,这些人民利益至上的执政理念,都突出了执政党坚持民主执政、人民利益至上的执政伦理原则。列宁还重视党员道德素质,要求通过相关制度不断拓宽执政党伦理建设的途径。(65) 此外,还有诸多论者对列宁的经济伦理思想、道德教育思想、婚姻家庭思想等进行了探讨。
上面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伦理思想分开阐述,当然,也有论者从某一要素或理论层面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伦理思想进行研究,比如王小锡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的特征进行了研究,并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形成、实质、基础、功能、价值等五大层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特征,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是在与旧道德的斗争中不断自我完善的道德,是主张将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并崇尚真正平等、自由以及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道德,是真正的全人类道德。这些经典阐述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认清现实道德建设的复杂性,自觉地把握道德建设的规律,发挥道德建设对于社会生活的积极作用,以及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民生改善等方面具有多维启示。(66)
(3) 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伦理思想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的重要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的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和继承发展,尤其是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下面,我们就毛泽东伦理思想、邓小平伦理思想、江泽民伦理思想和胡锦涛伦理思想逐一加以阐述。
第一,毛泽东的伦理思想研究。
毛泽东确立了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体系,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一共产党人的政治宗旨和道德目标。他对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等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内容作了新的补充发展。他以是否有利于人民大众、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为道德评价的标准,要求把动机与效果统一起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评价的理论,对文化遗产的批判和继承、人性论、革命人道主义等问题,都作了科学的回答。周恩来、刘少奇、张闻天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毛泽东伦理思想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尤其是阐述了培养共产主义理想人格的理论。
学界对毛泽东伦理思想进行专门性的探讨的著作有刘广东的《毛泽东伦理思想简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魏英敏主编的《毛泽东伦理思想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刘广东在书中首先对毛泽东伦理思想进行了总括,分析了其成因、构架、核心,民族特色和历史命运。之后分为上下篇对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和毛泽东伦理思想(即成熟时期)进行了论述。王彩铃的《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专题性地对毛泽东的早期伦理思想的转变进行了深入阐述,该著“从中国近代以来的整个历史走向来分析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的变化脉络;紧密与当今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来论证扬弃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的问题,使论文有较高的立意,较宏大的背景,较厚重的历史感,该论文不只是一篇书斋中的文章,而忧国忧民的‘经世致用’之言,具有现实意义”(夏卫东语)。魏英敏主编的《毛泽东伦理思想新论》一书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而作,依次介绍了毛泽东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道德遗产批判继承的理论、道德原则规范与范畴的理论、道德评价的理论、培养造就一代共产主义新人的理论以及毛泽东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道德实践等问题。另外,冒君刚的《毛泽东的道德思想和伟大人格》(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论述了毛泽东早期至新中国成立后的道德思想与实践及其光明磊落、乐观豪放、清廉超脱的伟大人格。
学界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框架的探讨,比较趋于一致地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集体主义是毛泽东伦理思想的原则(67) ,“五爱”规范是道德评价的依据、原则和方法论,道德实践即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
此外,学界还对毛泽东的伦理思想与毛泽东伦理思想进行了必要的区分,但是对毛泽东伦理思想的分期问题尚存在争议。学界还研究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贡献:一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道德基本理论的发挥和发展,包括无产阶级的道德与功利主义以及道德活动的评价——动机和效果的统一。二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道德基本内容的丰富和贡献,包括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道德基本原则、以共产主义人生观为目标的道德价值观以及提倡以“五爱”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公德。
学界还从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等维度对毛泽东伦理思想进行了研究。比如王秀华的《为政治立“法”——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主要包括五个部分十一大问题:其一,导论部分,主要涉及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论题的形成、意义及方法等前提性问题。其二,“价值”部分,包括毛泽东关于政治的理想追求和现实正当性两大问题。其三,“制度”部分,包括毛泽东关于政治的制度准则及制度设置方面要处理的四大问题:集体与个人;功利与道义;冲突与和谐;德治与法治。其四,“主体”部分,包括革命者(公民)的政治道德与政治家的职业伦理两大问题。其五,结论部分,在分析总结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精神特质的基础上,研究其历史定位及继承价值。它包括逻辑分析与现实总结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二,邓小平的伦理思想研究。
学界研究邓小平伦理思想的论文和著作较多,对其进行总体性研究的主要代表性著作有陈玉金的《邓小平伦理思想》(南京出版社1990年版)、廖小平的《邓小平伦理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李时权主编的《邓小平伦理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吕志敏等的《中国伦理思想的承传与发展:邓小平伦理思想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陈玉金的《邓小平伦理思想》系统性强,是国内第一部研究邓小平伦理思想的学术性专著,主要论述了邓小平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本质特征和历史地位。廖小平的《邓小平伦理思想研究》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的实际,较为深刻地论述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关于公平与效率、关于培养“四有新人”等观点,并给予了中肯评价。李时权主编的《邓小平伦理思想研究》则重点探讨了邓小平伦理思想中的若干价值关系,全面展示了邓小平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特色及其理论贡献。
温克勤概括了邓小平伦理思想的思想体系包括的主要内容有:关于两手抓,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想,关于道德建设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思想,关于培养“四有”新人的思想,关于干部道德和党风对社会道德风尚的决定作用的思想,关于发扬“五种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精神优良传统的思想,关于以人民利益为本位的价值观,关于爱国主义,关于集体主义,关于人道主义,关于反对封建主义道德影响和抵制资产阶级腐朽道德侵蚀,关于加强道德教育与加强法制纪律。(68)
此外,王泽应研究了邓小平伦理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他认为,邓小平伦理思想是继毛泽东伦理思想之后我们党和人民又一重大的伦理学成果和宝贵财富,它以改革开放的道德价值视野、“三个有利于”的道德价值取向和在“三个面向”中培养“四有新人”的理想关怀,给20世纪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宝库贡献了许多新的内容。邓小平伦理思想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理论特质,全面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如何建设先进的现代化的伦理文化的问题,并以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和未来的开放胆识昭示于世界伦理学之林。(69) 王泽应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一书中总结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的贡献时指出,邓小平的伦理思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建设的客观环境和现实条件、指导方针和战略步骤、伦理原则和主要任务等问题,为新中国伦理学的繁荣与振兴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的贡献。(70)
学界对邓小平的经济伦理思想、企业伦理思想、政治伦理思想(包括国际政治伦理、政党伦理)、科技伦理思想、教育伦理思想、爱国主义思想[如朱炳元的《邓小平爱国主义思想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方面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在经济伦理思想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王小锡、郭建新主编的《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简论道德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该书上篇对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作了系统概括;中篇对邓小平理论的一些重要命题作经济伦理的分析,从不同角度展示了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深刻内涵;下篇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用独特视角、分专题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特征、内容和目标作了分析探讨。还有论者指出,邓小平经济伦理观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经济和伦理道德的密切结合,是当代中国经济建设实践和时代精神的结晶。深入分析邓小平经济伦理观,对于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71)
第三,江泽民的伦理思想研究。
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新发展、新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政治伦理建设方面,提出了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本质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核心、原则、重点、基本要求和落脚点,构建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在经济伦理方面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与公平相协调以及建立公正合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论断;在消费伦理方面,提出了合理消费的核心价值理念,阐述了合理消费的重大意义,提出了引导合理消费的基本路径;在科技伦理方面,精辟概括了科技伦理的核心问题,提出了加强科技道德建设、科技发展应当服从伦理引导的思想;在生态伦理方面,深刻阐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大意义,提出了‘促进了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建立生态环境保护道德规范的思想,等等。”(72) 王泽应认为,“江泽民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时代主旋律,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面向世界和未来,推动伦理道德观念的现代化等方面,其贡献表现在既继承了邓小平伦理思想又发展了邓小平伦理思想,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体系的认识,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新变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伦理道德命题和观点,阐述了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和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建设社会主义道德,提高全国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团结合作、平等互助的新型人际关系和社会道德风尚的问题。”(73) 学界近年来对江泽民伦理思想的形成、发展,主要内容和历史贡献进行了研究,取得了系列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刘镇江的《江泽民伦理思想研究》(2006)一书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新成果的探索性学术专著,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江泽民的政治伦理、经济伦理、消费伦理、科技伦理、生态伦理以及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等丰富内容,从不同侧面揭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包含的伦理底蕴,并深刻地探讨了江泽民伦理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理论来源、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江泽民伦理思想涉及的研究主题是:江泽民伦理思想的特点及其贡献,以德治国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伦理内涵,经济伦理思想,科技伦理思想,生态伦理思想,和谐社会的伦理维度,安全生产伦理思想等。
关于其以德治国思想,学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74) 而关于“三个代表”的伦理内涵,学界进行了多维度充分的探讨。比如,汪荣有认为,坚持“三个代表”,就坚持了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道德核心;“三个代表”与集体主义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三个代表”是判断人的各种道德观念、道德行为向善与否的一个根本性标准。
关于其经济伦理思想,有论者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党的中心工作。江泽民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从经济、政治和伦理三者相结合的新视角,深刻阐述了中国大力发展经济的意义与价值以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之间的本质联系;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提出了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科学论断。(75) 另有论者认为,在江泽民经济伦理思想中,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成果共享是利益分配的根本原则,德法并举是经济运行的重要保障,和谐共生是经济发展的精神实质,以人为本是经济发展的价值准则。(76)
关于科技伦理思想研究,刘振明认为,江泽民对科学技术的重要论述中蕴含着丰富的科技伦理思想,即科学技术要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于人类的进步事业,弘扬创新精神,勇攀科技高峰,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发扬“四种精神”,加强科技职业道德建设,社会科学家的道德责任。研究、运用这些思想对于加强科技界的思想道德建设,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健康、蓬勃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77) 当然,学界对江泽民的伦理思想的研究尚有待进一步加深和拓展。
第四,胡锦涛的伦理思想研究。
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胡锦涛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有学者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思想渊源、理论基础、基本特征、主要内容以及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时代价值与历史必然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同时对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意义、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内涵本质和大力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探讨,并分别对“八荣八耻”进行了解读和阐释。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研究,学界主要关注的还有: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出的背景与形成的基础,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内涵与结构,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定位和特征,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意义和价值,关于树立和落实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总体思路,关于学校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实践。
关于科学发展观的伦理蕴意,学界进行了大量探讨,比如,陈爱华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当时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提出的符合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新发展观。它揭示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伦理关系,体现了当代“以人为本”、促进全面发展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伦理精神,对于确立科学的发展目标、评价机制和发展方略具有重要的伦理价值。(78) 刘振明从伦理学的角度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承认并尊重环境、资源的价值,确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价值观;坚持公平原则,确立人类长期发展的责任与义务,并指出,提高人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保证。(79) 此外,学界还探讨了科学发展观的生态伦理维度。
学界就和谐社会的伦理维度展开了探讨。如王小锡认为,社会主义道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和基本保证。而作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表现形态,和谐社会也必然会体现这一价值维度。社会主义道德,不仅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信念支撑和价值目标,同时它以制序化的规范要求协调着各种社会关系(尤其是利益关系)。(80) 有学者认为,和谐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追求和谐,体现了主体在人、社会、自然系统中崇高的道德使命感,蕴含有丰富的伦理内涵:一是和谐本是一种伦理价值追求;二是和谐社会需要伦理道德的维系;三是和谐社会有其德性要求。(81) 也有学者从政治伦理维度来探讨和谐社会问题,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具有鲜明的政治伦理维度。这些政治伦理维度,反映了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价值目的;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伦理建设和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历史课题。(82)
三、 简要评述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国内学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在实践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综合观之,70年来的发展成就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中国话语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在批判传统文化中不适应新制度建设的伦理道德内容的同时,面临着重建新的社会伦理道德思想体系的问题,这个摸索的过程有挫折有成就,直至改革开放才真正找到实践创新路径。虽然我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体系的建立是脱胎于苏联的伦理学理论,但是经过了改革开放的洗礼,伴随着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道路的开辟,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探索在概念、范畴、原理、方法等方面都形成了本国的研究特色,特别是2004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教材建设工程编订出版了新的《伦理学》教材,集中反映了70年来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基础上的反映中国特色的伦理学话语体系。
第二,在文献积累上涌现出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的理论成果。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需要文献基础,在积累了基础文献的基础上才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历史长河的冲刷才能留下真正的理论珍珠。经过70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的文献数量可观,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特别是在理论争鸣方面,有批判有创新,既澄清了理论问题,又推动了实践应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公民道德建设纲要,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等实践层面,都呈现出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成果的深厚理论基础。
第三,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较多从事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的基地和专家学者。70年来的薪火传承使得一代代伦理学人接力成长,从最早由中国人民大学设立的伦理学教研室,发展到多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伦理学研究基地,直至全国各地的伦理学研究机构开展了频繁的中外学术交流,从人员、资金到研究机构实体,都形成了欣欣向荣的学术研究局面。一大批青年学者接续前辈的传统,依托着全国各地有影响力的研究基地,续写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的光辉历程和精彩篇章。
在回顾研究历史、考察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也应总结历史经验,认识研究现实状况,看到研究的不足。归纳起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第一,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与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是上层建筑的核心内容。要把意识形态贯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公民道德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战略的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等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的理论维度中去,并且在应用实践领域体现理论发展的价值。因此,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研究必须真正地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深刻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乃至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的相关论述的精神实质,而绝对不能进行随意的极“左”或极右的解释。从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看,我们曾经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研究当中因为极“左”的政治倾向而曲解误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具体论述,为错误的政治倾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负作用,在理论上混淆视听,在实践中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因此,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要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的著作,分清具体论述的具体历史条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二,要与时代主题相契合,开辟出适应新时代的理论体系和应用路径。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的发展状况和所面临的国际局势都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我国面临着消除贫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与此同时,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给全人类的生活带来了全方位的变化,尤其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带来了诸多伦理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在诸如人工智能技术(人类增强和机器人)、医学(安乐死)、生态(环境恶化)等方面,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囿于传统的研究主题和视野,往往对这些领域出现的新问题解释乏力,缺少应用性解释维度,学者们似乎也习惯了这样的思维定式,在面对这些新问题的时候,往往从西方社会相关理论中寻找阐释根据,这就需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的学者们共同努力,结合新时代的发展和面向未来百年的“两个阶段”的谋划,突破旧有的研究框架,改变思路,为实现中国梦奠定思想基础。
其三,要结合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处理好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问题。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能够大众化、民族化的重要思想资源和基础。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引用中国文化典故来剖析现代政治生活中的伦理问题,比如“为政以德”“治不必同,期利于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以势交者,势倾则绝”等。这些都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特性。除此之外,积极跟西方伦理价值文化进行比较和对话,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创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教学和研究体系,在实践中形成新时代的全民族的共同伦理价值观,凝聚和提振中华民族之精神,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广大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者的紧迫任务。
(1) 参见吴晗《说道德》,载《前线》1962年第10期。
(2) 许启贤:《关于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的一些问题》,载《光明日报》1963年8月15日。
(3) 参见石梁人《试论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载《哲学研究》1963年第6期。
(4) 参见李之畦《<三说道德>一文提出了什么问题》,载《光明日报》1963年9月21日。
(5) 参见王熙华《统治阶级道德的批判继承问题》,载《光明日报》1964年4月6日。
(6) 参见以东《讨论道德继承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载《光明日报》1964年4月9日。
(7) 参见李凡夫《革命的道德观》,载《江淮学刊》1963年第6期。
(8) 参见吴晗《三说道德》,载《光明日报》1963年8月19日。
(9) 参见江峰《也说道德的继承问题》,载《光明日报》1963年10月6、7日。
(10) 参见臧乐源《略论道德的阶级性和共同性》,载《文史哲》1980年第6期。
(11) 参见张岱年《论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载《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12) 张岱年:《关于哲学思想的阶级性与继承性》,载《新建设》1957年第107期。
(13) 参见张岱年《论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载《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14) 周原冰:《试论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载《哲学研究》1963年第10期。
(15) 李奇:《道德科学初学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页。
(16) 参见许启贤《伦理道德与社会文明》,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5年版,第26—28页。
(17) 参见龚乐进《略论集体主义》,载《哲学研究》1990年第1期,第116—123页。
(18) 参见王淑芹《论集体主义道德原则》,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第19—24页。
(19) 参见罗国杰《集体主义:我国全体人民应当奉行的价值目标——罗国杰教授谈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建设》,载《瞭望》1990年第18期,第23—24页。
(20) 参见温克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集体主义道德》,载《中州学刊》1993年第2期,第61—65页。
(21) 参见尹继佐《集体主义道德原则中的主体性理论》,载《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第14—17页。
(22) 夏伟东:《关于集体主义道德理论的若干问题》,载《中州学刊》1995年第3期,第53—57页。
(23) 罗国杰:《试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价值观》,载《哲学研究》1982年第1期,第9—17页。
(24) 参见罗国杰《试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体系结构的特征》,载《哲学研究》1983年第2期,第31—36页。
(25) 参见罗国杰《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应注意的一个问题》,载《中国高等教育》1995年第2期,第15—16页。
(26) 参见罗国杰《论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和原则》,载《高校理论战线》1996年第11期,第4—10页。
(27) 参见罗国杰《建设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几个问题》,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年第6期,第42—50页。
(28) 参见罗国杰《以德治国与公民道德建设》,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9) 罗国杰:《我的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伦理学的教学、研究和探索历程的回顾》,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年第11期,第78—83页。
(30) 参见罗国杰《我的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伦理学的教学、研究和探索历程的回顾》,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年第11期,第78—83页。
(31) 参见王中田《柳田谦十郎在日本伦理思想史上的贡献》,载《日本学论坛》1988年第2期,第38—42页。
(32) 李萍:《日本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形态论》,载《日本学刊》2010年第4期,第121—133页。
(33) 参见李萍《日本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形态论》,载《日本学刊》2010年第4期,第121—133页。
(34) 参见金可溪《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历史演变》,载《道德与文明》1995年第6期,第12—15页。
(35) 参见武卉昕《俄罗斯伦理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载《浙江学刊》2009年第6期,第25—29页。
(36) 参见万俊人《普列汉诺夫伦理思想初探》,载《道德与文明》1987年第1期,第27—29+21页。
(37) 参见徐军《考茨基对康德哲学的批判与反思——<伦理与唯物史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比较性文本解读》,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第41—45页。
(38) 参见陈爱萍《论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阐释及其意义——对新康德主义者关于伦理与唯物史观之关系的反拨》,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年第1期,第54—59页。
(39) 参见陈爱萍《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何以可能——论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建构及其意义》,载《伦理学研究》2017年第6期,第7—12页。
(40) 参见林进平《马克思主义与正义——伯恩施坦与考茨基、梅林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之争》,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年第9期,第80—88+109页。
(41) 参见金羽、荣剑《法兰克福学派伦理价值观剖析》,载《哲学研究》1985年第8期,第49—54+74页。
(42) 参见张之沧《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2期,第121—130页。
(43) 参见王雨辰《略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年第2期,第74—83页。
(44) 参见王雨辰《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应用伦理及其基本特点》,载《道德与文明》2016年第2期,第107—113页。
(45) 参见宋惠昌主编《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学》,北京: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
(46) 参见许启贤《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史论纲》(一、二),载《道德与文明》1993年第5期、1994年第1期。
(47) 参见许启贤主编《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0页。
(48) 参见章海山《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的历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49) 参见章海山《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的历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50) 参见章海山《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的历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112页。
(51) 参见李培超《论马克思伦理思想的逻辑思路》,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4期。
(52) 参见李培超《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伦理突破:论马克思伦理思想的特质》,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6期。
(53) 参见薛为昶《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探微》,载《理论学刊》2008年第11期。
(54) 参见李培超、张芳《论马克思恩格斯对施蒂纳利己主义思想的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读书札记》,载《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2期,第12—17页。
(55) 参见李培超《解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伦理思想的应有视角》,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6期,第15—20页。
(56) 参见李培超《<神圣家族>的伦理思想探析》,载《伦理学研究》2012年第9期,第1—7页。
(57) 参见贺汉魂、王泽应《从<资本论>的发展伦理视域看金融危机》,载《学术交流》2009年第4期,第94—98页。
(58) 参见李志祥《<资本论>也是一部经济伦理学著作》,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2期。
(59) 参见王小锡《<资本论>的经济伦理学解读》,载《清华哲学年鉴2004》,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8—334页。
(60) 参见朱法贞《恩格斯伦理思想简论》,载《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61) 参见许启贤主编《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6—94页。
(62) 参见章海山、罗蔚《伦理学引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63) 参见李建华《论列宁的政治道德观》,载《学术论坛》1987年第2期。
(64) 参见何建华《列宁的政治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9年第1期。
(65) 参见张振《试论列宁的执政伦理思想》,载《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3期,第9—12页。
(66) 参见王小锡《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特征及其当代启示——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经典论述》,载《伦理学研究》2009年第2期。
(67) 有人认为,毛泽东的集体主义原则实质是革命功利主义原则。
(68) 参见温克勤《邓小平的伦理思想及其时代特征》,载《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1期。
(69) 参见王泽应《邓小平伦理思想的独特地位——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载《伦理学研究》2004年第4期。
(70) 参见王泽应《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5页。
(71) 参见郑克岭、刘宏凯《邓小平经济伦理观探析》,载《经济研究导刊》2006年第4期。
(72) 朱忠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的新探索》,载《船山学刊》2006年第4期。
(73) 王泽应:《江泽民伦理思想研究》,载《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1期。
(74) 如王伟《论江泽民的德治思想——学习<江泽民文选>的体会》,载《光明日报》2006年9月18日。其他关于以德治国思想的阐述,请参看第十八章法律伦理部分的内容。
(75) 参见刘镇江《江泽民经济伦理观探析》,载《求索》2003年第2期。
(76) 参见陈德祥《江泽民经济伦理思想探析》,载《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77) 参见刘振明《江泽民的科技伦理思想探析》,载《道德与文明》2002年第5期。
(78) 参见陈爱华《论科学发展观的伦理之维》,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79) 参见刘振明《可持续发展观的伦理思考》,载《道德与文明》1999年第4期。
(80) 参见王小锡《和谐社会的道德思考》,载《2006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学术大会论文集(上)》,2006年。
(81) 参见冉桂琼《和谐社会的伦理内涵》,载《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6期。
(82) 参见白树震《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政治伦理维度》,载《毛泽东思想研究》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