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伦理
政治伦理作为一个专门的政治现象,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一直是政治学家和哲学家们重点关注的对象。因此,政治伦理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我国的政治伦理思想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以《尚书》《周礼》《论语》等文化典籍为代表,并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发展演进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西方的政治伦理思想起源于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同时代的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政治学》被视为西方政治伦理思想的奠基之作,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直到20世纪60年代理奇特出版《道德政治学》,标志着西方政治伦理学由此诞生。(1) 我国政治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形成虽然晚于西方,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得到较快发展,而政治伦理学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成为一门独立的应用伦理学学科之后,驶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特别是近年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硕果累累,成绩斐然。进入新时代,如何更好地开展我国政治伦理学研究并服务我国经济社会政治发展需要,已成为每一个政治伦理学研究者应肩负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回顾中国政治伦理学的70年历程,总结我国政治伦理学研究之得失,规划并展望我国政治伦理学研究之未来,对进一步深化中国政治伦理学研究、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一、 政治伦理学研究的基本历程和概况
1. 政治伦理学70年的发展历程
目前学术界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伦理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已大体形成共识,即关于我国政治伦理思想的研究工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已初露端倪,但实质意义上政治伦理学的研究工作则肇始于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十八大以来进入繁荣阶段。据此,我们可以将中国政治伦理学70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初步发展阶段、形成阶段、完善成熟阶段。
第一阶段:初步发展阶段(1949—1978),这一阶段为政治伦理学的初始阶段,即政治伦理学的奠基时期,为政治伦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一阶段,学者们主要关注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以先秦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的研究,代表性的文章有汪奠基的《先秦逻辑思维的重要贡献》、包遵信的《孟子认识论的唯心主义本质》以及周云之的《墨辩中关于“名”的逻辑思想》等;二是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的研究,代表性的文章有周原冰的《试论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李凡夫的《论共产主义道德》、王金鲁的《努力培养共产主义的道德观》等。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不甚丰富、研究对象也较为单一,但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学者们已经开始关注政治与道德(或伦理)的内在关联,并试图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中汲取智慧并为建设共产主义道德提供借鉴,这些研究成果为政治伦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第二阶段:形成阶段(1979—2011),这一阶段为政治伦理学的形成阶段,历经学者们30多年的不懈努力和探索,政治伦理学已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应用伦理学科。1988年由杨丙安、唐能赋、李光耀合著的《政治伦理学》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政治伦理学学科体系初步形成。(2) 此后,政治伦理学在我国得到较为迅速的发展,不仅研究成果的数量大幅增加,还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学术著作与论文;研究对象也由较为单一发展为更加丰富,这一阶段的研究对象已不再局限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及共产主义道德,而是随着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政治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也不断拓展,学者们开始关注西方政治伦理思想、政党伦理,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政党伦理思想等问题;在研究框架上也有了新的突破,在继续探讨政治与伦理二者关系的基础上,学者们开始探讨新的分析框架,如政治伦理的价值目的论和政治伦理的社会道义论、执政价值合理性和执政工具合理性等。这一阶段可谓是政治伦理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政治伦理学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是政治伦理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并快速发展的阶段。
第三阶段:完善成熟阶段(2012年至今),这一阶段为政治伦理学的完善成熟阶段,学者们注重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特点开展学术研究,已经涌现一批相对稳定的政治伦理学研究队伍,形成了系列相对稳定的政治伦理学研究方向,政治伦理学学科体系得到完善,并且已尝试建构中国特色政治伦理学话语体系。经历了上一阶段的形成与快速发展,政治伦理学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已相对成熟,学者们更加关注如何运用政治伦理学理论剖析和解决我国政治领域的实践问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治生活出现的诸如腐败问题、公平正义问题、制度与程序问题、权利与权力问题等。同时,学者们也逐渐认识到,要使我国政治伦理学取得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必须建构中国特色政治伦理学话语体系,这是推进政治伦理学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目前,虽然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学话语体系尚未形成,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高度关注这一重要命题,并多次召开学术研讨会探讨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伦理学话语体系。
2. 政治伦理学70年之成就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伦理学走过的70年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政治伦理学历经70年的淘沙洗礼,褪去的是稚嫩的外壳,留下的是丰硕的成果,在一代又一代政治伦理学人前赴后继的学术探索下,政治伦理学散发出愈发激荡人心的魅力。70年间,学者们与时俱进,始终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不断开拓政治伦理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70年来,中国政治伦理学研究经过学者们不断的探索和发展,在研究队伍、研究成果、研究视野方面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果。
首先,政治伦理学研究已形成一批研究特色鲜明的研究队伍。政治伦理学研究历经70年的探索与发展,形成了几个特色较鲜明的研究领域,在相应的研究领域里涌现出一批学术研究带头人,推动着政治伦理学学科体系不断成熟与完善。同时,由于政治伦理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不断加入。因此,政治伦理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形成了一批特色鲜明的研究队伍。
在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研究领域,研究的学者较多,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唐凯麟、焦国成、王泽应和任剑涛等,他们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撰写了系列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和文章。在西方政治伦理思想研究领域,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万俊人、詹世友、龚群、陈真等,他们在关注西方政治伦理思想的同时,更加强调我国的政治伦理学科发展应吸收和借鉴其合理成分,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在政党伦理研究领域,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李建华、戴木才等,他们已经初步建构了政党伦理研究的话语体系和话语范式;张振、刘武根等人在此基础上,重点研究了执政党执政伦理问题,初步建构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建设体系。在行政伦理研究领域,关注的学者较多,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王伟、张康之、李萍、刘祖云等,近年来又涌现出一批以唐士红和温郁华等为代表的年轻学者加入了行政伦理研究队伍。在制度伦理研究领域,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戴木才、彭定光、高兆明和王淑芹等,学者们认为加强制度伦理的建设不论是对执政党建设还是对政府部门建设都是极其必要的,由此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及相关著作。此外,还有一批学者同样为政治伦理学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如罗国杰、郭广银、阎钢及向玉乔等,他们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较高的建树,发表了系列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因他们的研究涉猎的领域较多,因此没有将他们划入某一特定领域。实际上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内容并不局限于某一领域,上述划分也仅是一种粗浅的分类,仅选取了特定时期相对有限的成果,定有不妥或不当之处。
其次,政治伦理学研究已经产生丰硕且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政治伦理学研究突飞猛进,已经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出版并发表了大量的著作及学术论文,这些成果既是前人不断探索结出的果实,同时也为后来的学者们继续开拓创新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第一,已经出版了系列高水平的政治伦理学著作,为中国政治伦理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以“政治伦理学”为书名的有四本,分别为杨丙安等编著的《政治伦理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吴灿新主编的《政治伦理学新论》(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版)、徐黎明和孙守春主编的《政治伦理学》(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及高汝伟和殷有敢编著的《政治伦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同时,戴木才主编的《政治伦理学前沿丛书》(7卷本)格外引人注目,该套丛书着眼于政治伦理对人类文明基本价值的传承、当代中国政治伦理学研究的历史使命及如何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三大主题,是围绕当前政治伦理学前沿和热点问题进行合作研究的经典之作,具体包括:《政治伦理的现代建构》(彭定光著)、《现代政治视域中的“法治”与“德治”》(戴木才著)、《当代中国政府诚信建设》(赵爱玲著)、《国家与道德》(丁大同著)、《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何珊君著)、《环境正义——发展中国家环境伦理问题探究》(曾建平著)、《经济人与经济制度正义——从政治伦理视角探析》(陈泽亚著)。此外,还有《制度伦理与官员道德: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结构性转型研究》(靳凤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追问正义:西方政治伦理思想研究》(龚群,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政治伦理规范与政治公信力》(杨静,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建设研究》(张振,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等几十部重要著作先后问世。上述著作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政治伦理学界的研究状况和研究水平,另一方面也较为清晰地展现了中国政治伦理学研究的繁荣程度。第二,围绕政治伦理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在学术论文方面,以“政治伦理”为主题词在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检索发现,从1992年到2019年共有相关核心期刊论文594篇,其中尤以近十年来的论文较为突出,不仅在数量上稳定增长,同时在内容上更关注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伦理学学科话语体系。特别是由万俊人主持的“政治伦理笔谈”专题,对促进我国政治伦理学研究贡献了重要的学术智慧,该专题刊登在《伦理学研究》(2005年第1期)学术专栏,其中包含的四篇文章分别为《政治伦理及其两个基本向度》(万俊人)、《政治家的责任伦理》(何怀宏)、《政治伦理:个人美德,或是公共道德》(任剑涛)和《从政治合法性看执政党伦理》(李建华)。第三,中国政治伦理学学界同仁围绕研究难点热点问题,承担了一系列重大重点研究课题,其中代表性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万俊人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政治文明的哲学基础与政治实践研究”、李建华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政治伦理思想通史”、戴木才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研究”等。
三是政治伦理学已发展为相对独立的一门学科。自政治伦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学者们一直在思索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推动这一新兴学科不断发展、走向成熟。在2003年召开的第一届中国政治伦理学会议上,学者们就政治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及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探讨。与会学者们认为,我国的政治伦理学还仅处于前学科阶段(3) ,明晰政治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是推动政治伦理学学科发展的第一步。此后,历届的全国政治伦理学会议基本上都会涉及政治伦理学的学科发展问题。如第三届全国政治伦理学会议上,学者们一致认为我国政治伦理学的研究已经由个别理论问题的分析论证投向了系统的学科体系构建(4) ;第七届全国政治伦理学会议更是以政治伦理学学科建设为主题,重点探讨了政治伦理学研究的基础论题,并对未来的学科发展方向作出了反思;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2018年召开的全国政治伦理学研讨会上,万俊人会长在发言中强调指出,要真正建构起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政治伦理学,就必须在政治伦理学研究对象的确立、研究方法的选择、逻辑体系的架构、具体内容的表述、语言风格的形成等各个方面有所突破。(5) 由此可以看出,学者们对政治伦理学未来的学科发展爱之深、关之切,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学者们的漫漫求索中,政治伦理学的学科发展定会披荆斩棘、高歌猛进。
最后,政治伦理学的研究视野逐渐由单一走向多元。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政治伦理学研究成果进行总体梳理后,我们发现,学者们进行政治伦理学研究的视野逐渐扩展,主要实现了三个方面的转变,即由关注我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转向关注中西政治伦理思想比较研究、由关注政治伦理的理论探讨转向关注理论研究与中国的政治实践相结合、由关注政治伦理在国内的发展转向关注我国政治伦理学研究如何走向世界。第一,我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研究的学术热点,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前进,国内学术研究氛围日益宽松,一些学者在继续关注我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的同时,将目光转向西方政治伦理思想,发表了关于中西政治伦理思想比较研究的成果,如《伦理政治化的“求同”与政治伦理化的“求异”——中西方政治伦理形成的差异性及其启示》(徐秦法,《广西社会科学》2010年5月)、《中西政治伦理思想的历史流变及其启示》(马勤学,《兰州学刊》2011年11月)、《中西政治思想中的家国观比较——以亚里士多德和先秦儒家为中心的考察》(谈火生,《政治学研究》2017年12月)等。第二,改革开放初期,政治伦理学研究刚刚起步,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政治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研究框架等理论性问题。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学者们开始将关注重点转向政治伦理学作为一门“显学”在治国理政实践中的现实指导意义,他们结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国家治理现代化、权力腐败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等主题,发表的代表性论文有《公平正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伦理的完善》(蒋德海,《行政论坛》2017年11月)、《政治伦理学视域下国家治理现代化专题研究》(靳凤林,《河南社会科学》2016年8月)、《论我国反腐败政治伦理之完善》[蒋德海,《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12月]、《新时期中国和谐社会伦理思想及其原则》(肖思寒,《求索》2013年11月)等。第三,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是,不仅要在国内有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还要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以在国际上拥有学术影响力。近年来,学者们日益认识到,同西方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政治伦理学学科发展程度相比,我国的政治伦理学研究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在国际上的学术影响力十分有限。于是,一些有国际视野的学者就如何推动我国政治伦理学研究的国际化进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龙静云关注了西方绿色和平组织倡导的“绿色政治”主张,阐述了“绿色政治”的伦理基础,提出中国政治伦理学研究应当对此保持学术敏感。(6)
二、 研究的主要问题
经过学界同仁70年的辛勤耕耘,我国政治伦理学研究已经形成系列特色较为鲜明的研究方向。本章重点介绍政治伦理学研究的七个重点研究方向和内容,即政治伦理基本范畴研究、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研究、西方政治伦理思想研究、政党伦理研究、行政伦理研究、制度伦理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研究。
1. 政治伦理基本范畴研究
政治伦理的基本范畴涉及的内容较多,诸如政治与伦理之关系、政治与道德、政治伦理与伦理政治等方面。目前学界关于政治伦理基本范畴研究,主要围绕政治与道德、政治伦理内涵研究等两个方面展开。一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历来是中西政治伦理学研究者关注的主题,同西方政治与道德关系复杂的嬗变历程相比,中国政治与道德的关系相对比较一致。万俊人在《政治伦理及其两个基本向度》一文中指出,西方政治伦理学在涉及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时,出现了“有道德的政治”和“无道德的政治”两种对立倾向,其嬗变历程大概是:政治与伦理存在内在的价值关联——政治与伦理之间断裂分离——政治与伦理回归连贯整合;而中国的政治伦理学研究一直以来都秉承着连贯整合式的政治伦理模式,即强调政治与道德之间内在的价值关联。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以德配天”到今天的“以德治国”,都表明在我国政治伦理学研究中,脱离道德的政治是不存在的,政治不可能成为一种纯粹的管理技术型政治。就我国政治伦理学研究成果来看,大部分学者都是从政治与道德(或伦理)的关系出发,利用二者的结合点、交叉点、互相作用点,形成了政治道德(伦理)化及道德(伦理)政治化研究。(7) 如《论政治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政治化》(马啸原,《思想战线》1994年6月)、《伦理与政治的内在关涉——孔子思想的再诠释》(任剑涛,《孔子研究》1998年9月)、《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我国传统德治理论与实践剖析》(郁大海,《理论学刊》2003年3月)等。二是政治伦理内涵研究。目前学术界尚未对政治伦理的内涵作一个最终的定义,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政治伦理内涵有不同的具体表述。有的学者从静态的政治生活角度出发,认为所谓政治伦理,即社会政治共同体 (主要是指国家,亦包括诸社会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政治生活,包括其基本政治结构、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政治理想的基本伦理规范及道德意义(8) ;有的学者从动态的政治活动过程出发,认为所谓政治伦理,主要是指处理政治关系、解决政治问题、开展政治活动“应当”遵循的伦理法则(9) ;有的学者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出发,认为政治伦理作为社会伦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广义上讲是指调整人与人之间政治关系的道德规范,从狭义上讲则是指政治工作者(在我国是指各级公务员和领导干部)的职业道德(10) ;还有的学者从政治主体和政治制度出发,认为从一般的学理层面而言,政治伦理主要是指社会政治共同体(主要是国家)在政治活动中所追求的政治价值理念,政治制度设计过程中所遵循的道德规范原则和目的性追求以及执政党和国民的道德建设。(11) 虽然没有一个最终定义,但是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学者们大都是从政治权力本身及行使政治权力的过程出发探寻其中蕴含的伦理性或道德性特征。
2.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研究
优秀传统政治伦理思想是我国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宝贵财富,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内容。新中国成立后就涌现出一批学者,对我国优秀传统政治伦理思想进行充分挖掘;而由于实践发展的需要,学者们在注重阐释优秀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的同时,更强调要对优秀传统政治伦理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更好地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我国优秀传统政治伦理思想内涵丰富、意蕴深刻,学者们主要围绕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古代官德建设和古代各家各派的政治伦理思想等几个方面对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进行解读和阐释,涌现出了一批代表性的著作及论文。一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研究,学者们重点围绕古代民本思想开展研究,对古代民本思想的内涵、意义及当代发展进行了阐释,韩喜凯主编的《民本·概论篇》一书,探究了古代“民本思想”的内涵、发展变化过程、基本特征、历史作用及现代启示;诸凤娟发表的《古代民本思想的当代价值探析》一文,阐述了认真汲取古代民本思想的智慧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对我党的执政理论总结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二是古代官德建设研究,学者们主要围绕古代官德建设展开研究,在探讨古代官德具体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如何加强当代我国公务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的对策建议,如赵长芬主编的《官德论》一书中,指出了古代官德的主要内容及中国古代对官德作用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转型时期我国官德面临的挑战及进行官德建设的具体路径;靳凤林发表的《对我党干部选拔任用制的道德考量》一文,强调以道德标准对领导干部进行选拔任用的极端重要性,表明了我党对“为官以德”的重视。三是古代各家各派的政治伦理思想研究,学者们分别围绕古代各家各派的政治伦理思想开展研究,深度挖掘,取其精华,以滋养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如对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关注,代表性的著作是《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研究》(王泽应,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该书在阐述现代新儒家思想的历史成因、发展进程和理论特质的基础上,又分别从道德基本理论、道德原则规范、道德行为品质、道德修养和伦理道德现代化等方面着力探讨了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的具体内容,并翔实评价了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的经验教训及学术地位;代表性的论文如《内圣外王:早期儒家伦理政治构想的理想境界》(任剑涛,1999),该文阐释了儒家“内圣外王”的理念,并把它作为古代伦理政治的中心信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指出孔、孟、荀、董是四个原创思想家,内圣外王代表了伦理政治理论中伦理和政治两个指向的最佳状态,是解决伦理政治的政道问题。
3. 西方政治伦理思想研究
西方政治伦理思想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学者们对西方政治伦理思想的研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逐渐展开的。研究的重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西方政治史和西方伦理史发展历程进行梳理,二是对西方著名政治哲学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内涵进行诠释。徐大同主编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将西方政治思想史发展历程划分为几个不同的时期,从古希腊时期、中世纪时期到近代时期,揭示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经历了自然政治观、神学政治观和权利政治观的三个阶段,并对每一时期代表性人物的政治思想进行了大致阐释。同时,宋希仁和罗国杰合著的《西方伦理思想史》是国内较早的介绍西方伦理思想的著作,该书主要是以不同人物、不同学派的伦理思想作为章节划分依据,如早期智者派的伦理思想、伊壁鸠鲁的伦理思想、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思想等。除著作外,学者们还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以阐述西方著名政治哲学家的政治伦理思想的内涵及对我国的借鉴价值,其中,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探讨一度成为我国政治伦理学研究的热点内容。代表性的论文有:《当代西方伦理学的主题嬗变与传统回归》(万俊人,《学术月刊》1993年9月),该篇论文阐述了从罗尔斯发表其著作《正义论》以来,西方伦理学研究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此外,还有《马克思与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观:比较及启示》(何建华,《伦理学研究》2011年9月)、《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道德根基》(顾肃,《道德与文明》2017年7月)、《正义社会的稳定性问题》(龚群,《学术月刊》2017年3月)等。在关注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同时,学者们还对西方较具代表性的政治伦理思想进行了剖析,如:晏辉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出发思考了契约伦理的相关问题,即契约的伦理性和伦理功能,发表了《契约伦理及其实现》一文;詹世友对康德的政治伦理学思想进行了较多的探索,发表了《共同的好生活:康德政治伦理学的本旨》一文。
4. 政党伦理研究
除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外,绝大多数的国家都存在政党,政党政治是现代国家的鲜明特征,政党在现代国家政治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发挥着重要作用,日益成为连接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在此背景下,政党伦理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政党伦理研究是政治伦理学中的“显学”,更是当今政治伦理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政党伦理研究主要包括政党伦理的基本理论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建设研究和中国共产党领袖伦理思想研究三个方面。政党伦理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李建华撰写的《执政与善政:执政党伦理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上篇系统阐释了政党伦理的基本理论,主要包括政党本质及其伦理内生、执政党伦理的特质、执政党伦理的理性基础、执政能力的伦理维度以及执政党的伦理建设等;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建设研究主要体现在下篇,以个案研究的方式,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伦理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政党伦理思想、中国共产党伦理建设的历史审视、目前党内存在的道德失范现象及其控制、中国共产党伦理建设的现实途径(12) 。此外,《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建设研究》(张振,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一书“在汲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的建设学说精髓的基础上,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生成机制,清晰描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建设之路,对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执政伦理建设进行了全景式的历史回顾。……结合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深入探讨了我们党执政伦理建设面临的考验,有针对性地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提出了进一步加强我们党执政伦理建设的路径”(13) 。另外,还有一大批学者对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政党伦理思想作了大量研究,成果颇丰。在毛泽东的政党伦理思想研究方面,李建华指出,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十分丰富的政党伦理思想。“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道德核心,“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道德原则,“从思想上入党”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基本道德要求。(14) 在邓小平政党伦理思想研究方面,肖光荣认为邓小平在执政伦理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三点,分别是阐明了执政道德建设的地位与作用、明确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以及提出了较为具体的执政道德建设措施。(15) 在江泽民政党伦理思想研究方面,学界主要是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相关内容出发。刘武根认为,江泽民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维度阐释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并认为这一加强执政伦理建设的思想,对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6) 王泽应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伦理思想就是以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加强党的执政伦理建设为核心而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本质上是一种追求先进与崇高并始终以人民利益为最高价值取向的政党伦理,贯穿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17) 此外,吴灿新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伦理思想及其主要特色》一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特别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党伦理思想,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构成要素;主要包括:政党伦理理念建设思想、政党组织伦理思想、政党伦理作风建设思想、政党反腐倡廉思想和政党制度伦理思想。
5. 行政伦理研究
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行政部门,在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一定的伦理价值维度。因此,行政伦理一直是政治伦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由王伟主笔的《行政伦理概述》(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是我国行政伦理研究的奠基之作,分别阐述了行政伦理基本理论、中国传统行政伦理以及当代国外行政伦理。此后的行政伦理研究在深化这三个方面研究的同时,内容上有了新的突破,主要体现在对行政组织伦理及行政主体伦理的研究。在行政组织伦理研究上,代表性的著作有高晓红的《政府伦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该书主要介绍了政府与伦理的概念分析、作为伦理实体的政府、政府伦理精神、政府制度伦理、公共行政伦理以及公务员道德;此外,李志平的《地方政府责任伦理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从责任伦理的视角审视并研究了地方政府行政行为,力图通过对地方政府责任伦理的基本理论、基本问题以及当前所面临的难点、重点、热点问题的研究,构建地方政府行政责任伦理的基本框架,丰富政府行政学、伦理学理论,提高对地方政府行政理论的认识,推动地方政府自主构建行政责任伦理体系,认识自身的价值处境,形成自觉的责任担当,塑造新时代的地方政府形象。除著作外,代表性的论文有《论政府的道德责任》[彭定光,《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6月],该篇文章指出现代社会对政府提出的挑战与政府的道德责任问题相关,并进一步阐释了政府为什么要承担道德责任、应当承担什么样的道德责任以及怎样承担道德责任的问题;《基于行政伦理的政府公信力构建》(唐士红,《理论探索》2016年1月),该篇文章探讨了行政伦理对构建政府公信力的重要价值以及当前政府公信力构建过程中凸显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行政伦理的政府公信力构建路径。在行政主体伦理研究上,虽然没有专门的著作,但却涌现出一大批相关论文,从加强制度伦理建设及行政主体道德建设两个方面,对如何完善行政主体伦理进行了探讨,如《加强政府官员行政伦理培训的对策建议》(王伟华,《领导科学》2010年7月)中,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即:转变培训理念,重视行政伦理培训工作、做好培训需求分析,强调“按需施教”原则、分类分级设计内容,注重培训的科学性、改进培训方式,优化培训效果;《论行政美德及其实现路径》(左高山、伍香,《伦理学研究》2013年3月)一文指出,行政美德是指公共行政人员在行政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内在品质或人格特质,从理智美德、伦理美德、道德美德和性情美德四个方面细分为行政智慧、行政忠诚、行政诚信和行政廉洁,要实现行政美德,就要构建一种涵盖社会、组织和个人三个方面的整合性的架构来保证公共行政人员行政美德的实现;《方法论视角下的行政伦理制度化》(廖炼忠,《思想战线》2015年1月)一文指出,行政伦理制度化是涉及公共行政实践和公共行政理论两大领域的一种公共行政学方法,它包括行政制度创新方法、行政伦理管理方法和行政研究方法等三个层次的内涵;此外还有诸如《制度伦理视角下的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失范》(廖炼忠,《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9月)等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学术论文。
6. 制度伦理研究
制度和伦理一样,都是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和规范。古今中外,制度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好的制度能使坏人变好,而坏的制度能使好人变坏”。因此,研究“什么才是好的制度以及如何制定好的制度”就成了政治伦理学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制度伦理研究。研究的重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制度伦理内涵的阐释,二是对制度伦理原则的关注。在阐释制度伦理内涵时,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内涵,如施惠玲在《制度伦理研究论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指出,制度伦理就是指制度中的伦理或者说制度的伦理,它包含制度的内在伦理意蕴——制度的价值诉求,制度的外在伦理效应——对制度的伦理评价,而制度伦理是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伦理制度则是指伦理道德要求的规则化,是以外在于个体的制度形式而存在的伦理要求或道德命令,它具有一定的社会强制效力和作用(18) ;此外,何颖也指出“制度伦理化是指制度本身所蕴含的伦理追求和道德价值理想,强调制度的合伦理性与合道德性;伦理制度化是指人们把一定社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提升、规定为制度,并强调伦理的制度化、规范化与法律化”(19) 。在关注制度伦理的原则时,高汝伟在其著作《政治伦理学》中指出,“只有合乎一定理性的伦理原则的制度,可以说是一种好的制度……从原则的具体内容看,政治制度伦理需要从正义、公平、民主、信用、公开、效率等几个方面的基本原则综合考察”(20) 。除了上述著作及文章外,相关著作还有高兆明的《制度伦理研究——一种宪政正义的理解》(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该书分析了制度伦理的相关概念,提出制度的“善”的概念,认为要以“善制”实现“善政”和“善治”;倪愫襄的《制度伦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探讨了制度伦理的内涵与功能、制度伦理思想的中国传统、制度伦理思想的西方进程、制度的价值取向、制度的权利表达、制度的管理形式、制度的伦理底线以及制度伦理与文化基础,让读者较为详细地了解到制度伦理的概念及外延。除著作外,相关文章有李仁武的《论道德建设的制度伦理环境》(《云南社会科学》2002年10月),该篇文章强调了制度伦理环境对道德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文章中指出制度伦理环境的建设和完善是加强道德建设的前提和基础;王志红、黄志斌的《东西文化的和谐社会诉求及制度伦理》(《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12月)一文指出了东西方由于文化形态的差异,导致了和谐社会诉求及制度伦理上的差异,具体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以人性本善的“礼”为核心派生出“以善抑恶”的善正义和谐社会的制度伦理,内含着德治精神的设定身份、分别等级、增进和谐的“亲合”性正义价值取向,而西方经济文化形态则以人性本恶的“法”为核心演绎出“以恶抑恶”“以恶增善”的法正义和谐社会制度伦理,它内含着契约和法治精神的设定主体、分别物权、公平转让和各得其所的“分构”性正义价值取向;杨通进的《制度伦理视阈中的道德建设及其进路》(《道德与文明》2013年5月)一文指出,从制度伦理的角度看:制度的伦理功能远远大于个人美德,制度保障是人们选择道德行为的必要前提、是维护道德的中坚力量,制度伦理是判断社会道德进步与否的客观标准,我们的道德建设要具备宏观的制度伦理思维 (而非微观的个体道德思维),要通过制度创新和制度变革来加强和改善我们的道德建设,使我们的道德建设工程实现实质性的突破;此外,还有诸如刘光明的《一种趋同性的倾向——高蒂耶和斯坎伦的制度伦理观研究》(《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1月)等一批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涌现。
7. 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不仅包含着丰富的内容,而且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虽然学者们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不过十年多的时间,但不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影响力都得到了飞速提升,并逐渐成为政治伦理学界重点研究方向之一。在著作方面,相关著作较少,肖祥编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与当代伦理道德问题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是国内第一本较为全面详细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著作,书中第一部分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以建立正义的政治制度、合伦理的权力运行规范、完善的权力制约机制为手段,以追求合理公平的政治关系和人的解放为基本目标,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政治理想目标,因其革命性、科学性和道德性的崭新特征,切合中国政治变革的需要,在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形成、发展和成熟,引起了20世纪以来中国政治伦理文化的伟大变迁和中国政治生活的巨大变革。(21) 此外,在学术论文方面,有一批可喜的成果形成,学者们不仅就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本身进行了研究,还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如蔡志刚、林丽在《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局限与超越》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中的伦理诉求进行了审读,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是显性与隐性并存、应然与实然并存,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局限性与超越性,让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本身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有学者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如对列宁政治伦理思想的研究,相关学术论文有何建华的《列宁的政治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苏玲的《列宁政治伦理思想论纲》等,何建华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时期,围绕革命与道德、党性与良心的关系问题,列宁坚持批判性、实践性、结合性、创新性的原则,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伦理思想,为俄国党和人民的伟大实践提供了坚实的伦理支撑和强大的道德动力”(22) ;苏玲指出“列宁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政治伦理思想架构。其政治伦理思想涉及了政治的基本价值理念,政治制度的合理设计,执政党的道德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等诸多问题”(23) 。还有学者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即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中国化问题,最新成果是新时代有关政治伦理的理论,刘建伟、戚伟发表文章认为,它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伦理观,并介绍了其具体内容,即政治理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政治制度以公平正义为基本价值诉求、政治组织以为人民服务为最高伦理原则、政治主体以廉洁自律为伦理底线。(24)
三、 简要评述
回顾过去,我国政治伦理学历经三个阶段的艰辛发展与探索,走过了七十载的漫长学科发展之路,在这一坚持不懈的漫漫求索中、在无数政治伦理学人严谨认真的学术思索中、在国家对政治伦理学学科发展的大力支持中,我国政治伦理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展迅猛,成绩斐然。展望未来,政治伦理学作为政治学和哲学的重要分支,在学科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中占有重要位置,因此其理论价值不言而喻。同时,政治伦理学作为一门应用伦理学学科,被称为“显学中的显学”,对解决政治实践中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其更具有较高的实践价值。要充分发挥政治伦理学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就要善于发现当前政治伦理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并对症下药,找出解决办法,推动政治伦理学学科更进一步发展,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昌盛锦上添花,同时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助力辉煌。
当前我国政治伦理学学科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以下几点,如问题意识亟待加强、学科体系建设滞后、理论研究与中国政治实践契合度不密切、学科交流机制不完善等。要解决以上问题,推动政治伦理学不断发展完善、走向成熟,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坚持问题导向,与时俱进地完善政治伦理学学科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只有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不断创新、不断进步。政治伦理学作为政治哲学的分支学科,在学科建设中同样需要坚持问题导向。由于政治伦理学研究要求从政治本身的逻辑出发探索政治伦理主题,因此,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就给我国政治伦理学研究带来了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法伦理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了《韩非子·有度》中的名言——“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不仅要求科学立法,还要求公正司法、严格执法。而无论是立法、司法还是执法,都内含着一定的价值取向,即实现政治“善”的目的。但是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却常常出现有悖于实现政治“善”的法伦理问题,如在司法过程中,违背了公平公正的价值原则;在执法过程中,违背了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如何解决法伦理问题,要求政治伦理学研究将法与道德(或伦理)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之一,研究在立法、司法、执法过程中的各种道德现象和伦理关系,促成道德立法和道德法律化。目前关于法伦理的研究,学者们也发表了一些著作及论文,但研究内容不够深入,不能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实质意义的指导,且没有引起政治伦理学研究者的足够重视。第二,生态伦理问题。生态涉及的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长久以来,人类所抱持的观念是“人定胜天”“征服自然”,在行为上表现出来的是以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为代价谋求人类的经济发展,带来的结果则是人类最终受到自然界的报复,付出了代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从政治的角度理解生态问题就应成为政治伦理学研究关注的对象。权利是政治中一个基本的概念,也是政治伦理学研究不可回避的现实议题。一般而言,我们在谈到权利时往往指向的是作为个体的“人”或作为整体的“人类”的权利,却忽视了自然界的权利(25) ,并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类才会试图主宰自然、驯服自然,并最终受到了自然的报复。生态伦理所要研究的基本内容正是基于自然权利基础之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与重构,以达到生态“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的。如果说政党伦理与行政伦理关注的是权利优先于权力,那么生态伦理关注的则应该是自然权利优先于人类权利。目前在政治伦理学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关注的都是权利优先于权力,却忽视了自然权利与人类权利的关系,因此,对生态伦理问题的研究有必要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上述问题是在中国政治实践中不断凸显的重大现实命题,关乎我国政治文明及政治民主化建设进程,而政治伦理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事业贡献智慧和方案。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我国政治伦理学研究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与时俱进地推动政治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建构中国特色政治伦理学学科体系。
第二,政治伦理研究要立足于回应和解决我国政治实践中的问题。理论研究如果脱离社会现实,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政治伦理学研究也是如此。政治伦理学不仅是一门理论学科,同时也是一门实践学科,要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就必须以我国政治现实为立足点进行理论研究,落脚于服务社会需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新的历史方位,也是当前我国最大的政治现实,政治伦理学研究必须立足于这一点。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有新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新课题——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6) 新方位、新矛盾、新使命以及新课题对政治伦理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学者们必须以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立足当前政治现实并着眼于人民最关心的问题——改革问题与腐败问题开展学术研究。改革是当前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因为我国的改革已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区,能否继续深化改革,关系到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否实现、关系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否顺利推进。在深化改革过程中涌现出的政治生态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司法公正问题、分配正义问题等,亟须政治伦理学学者从学理上深入分析和阐释这些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并提出解决上述问题的科学对策或建议。腐败问题也是当前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重点治理的问题,因为腐败问题的解决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维护,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还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无论是从政治制度还是从政治主体的角度出发防止或惩治腐败,都是政治伦理学研究的应有之义,因为前者是以外在的制度约束达到政治合伦理化的目的,后者是从政治主体本身的伦理道德出发达到政治合伦理化的目的。因此,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如何从制度和道德融合机制层面解决腐败问题已是当今政治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
第三,建立稳定可持续的政治伦理学学术交流机制。政治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在不断开拓。政治伦理学学者的研究视野决不能仅限于政治领域之内,因为除了上文谈到的改革问题和腐败问题之外,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生态领域等都有许多需要迫切回应和解决的时代议题。此外,中国政治伦理学学者的研究视野也不能仅限于国内,随着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提倡的构建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主张,尤其是“和谐世界”理念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了诸多国家的认同和支持,因此中国政治伦理学研究需要具有国际视野。要保持高水平的国际视野,需要中国政治伦理学界不懈努力,争取早日建立稳定可持续的学术交流机制。
(1) 不断提高并扩大中国政治伦理学相关学术会议的层次、规模和范围,增强政治伦理学的影响力和渗透力。相对于中国经济伦理学等应用伦理学科,政治伦理专业委员会成立较晚,在学术会议和学术交流方面也不是特别活跃,明显落后于政治学学科和其他应用伦理学学科。据统计,由中国伦理学会召开的第一次政治伦理学术研讨会于2003年举办,以后每两年举办一次,截至目前仅举办9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而我国政治学会自1980年成立至今已举办29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自1997年开始,每年都会召开一次,且规模宏大,影响深远。为此,政治伦理学作为“显学中的显学”,理应逐步提高并扩大学术会议的层次、规模和范围。
(2) 中国政治伦理学研究队伍应建立与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队伍的学术交流机制,不断促进学科融合,彰显交叉学科的学术吸引力。随着近年来政治伦理学学科的快速发展,学科研究内容越来越广泛,研究对象日益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倾向,因此政治伦理学研究应加强与其他学科的合作、交流和沟通,建立长期的、持续的对话交流机制,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伦理学学科体系提供智力支持。
(3) 中国政治伦理学学科发展应具有世界眼光,坚持“走出去”和“请进来”,逐步建立与国际同行平等的对话机制。实现这一点的前提是建立中国特色政治伦理学学科体系,虽然万俊人、李建华等一批学者关于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伦理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万俊人提出要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逻辑体系、语言风格等方面有所突破(27) ;李建华提出确证核心问题、突出“四权”、以“三清”政治为轴心、致力于话语体系建设(28) ,但是构建我国特色的政治伦理学学科体系依然在路上,需要中国学者继续努力。这就要求中国政治伦理学学者坚持走出国门,一方面学习和研究西方政治伦理学科的嬗变历程、学科前沿、研究方法,努力将之“为我所用”;另一方面,主动介绍和阐释中国政治伦理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把中国学者的智慧和声音在世界舞台上传递出去,增进国际同行对我们的认知。同时坚持“请进来”,定期邀请国际同行参与我们的学术研究,在条件成熟的高校和研究机构积极筹办政治伦理学相关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主动和国际同行建立对话交流机制,汲取国际学者智慧,为发展中国政治伦理学提供经验借鉴。
(1) 参见王泽应《我国政治伦理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2) 参见王泽应《我国政治伦理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3) 参见孙向军《中国政治伦理学分会年会暨全国党校系统“政治伦理与干部道德建设”理论研讨会综述》,载《伦理学研究》2004年第1期。
(4) 参见王仕国、赖海燕《“第三次全国政治伦理学研讨会”综述》,载《求实》2007年第12期。
(5) 参见任仕阳《“回顾与展望:政治伦理学40年”学术研讨会综述》,载《道德与文明》2018年第7期。
(6) 参见龙静云《绿色政治:政治伦理学的新视域》,载《伦理学研究》2018年第9期。
(7) 参见李建华《当代政治伦理研究与“中国问题”》,载《求索》2017年第4期。
(8) 参见万俊人《政治伦理及其两个基本向度》,载《伦理学研究》2005年第1期。
(9) 参见戴木才《现代政治伦理的发展趋势》,载《道德与文明》2012年第10期。
(10) 参见荣长海《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初探》,载《道德与文明》2000年第4期。
(11) 参见苏玲《列宁政治伦理思想论纲》,载《伦理学研究》2011年第5期。
(12) 参见李建华《执政与善政:执政党伦理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13) 王小锡:《深化对执政伦理的认识(新书评介)》,载《人民日报》2018年4月10日。
(14) 参见李建华《毛泽东的政党伦理思想》,载《毛泽东研究》2016年第1期。
(15) 参见肖光荣《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建设的贡献》,载《探索》2006年第1期。
(16) 参见刘武根《江泽民论加强党的执政伦理建设》,载《延边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6期。
(17) 参见王泽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伦理思想探析》,载《伦理学研究》2011年第3期。
(18) 参见施惠玲《制度伦理研究论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19) 何颖:《制度伦理及其价值诉求》,载《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4期。
(20) 高汝伟:《政治伦理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3页。
(21) 参见肖祥《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与当代伦理道德问题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
(22) 何建华:《列宁的政治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9年第1期。
(23) 苏玲:《列宁政治伦理思想论纲》,载《伦理学研究》2011年第3期。
(24) 参见刘建伟、戚伟《习近平政治伦理思想研究》,载《求实》2017年第12期。
(25) 参见强昌文《权利的伦理基础》,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190页。
(26) 参见韩庆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载《理论导报》2017年第12期。
(27) 参见万俊人《政治伦理及其两个基本向度》,载《伦理学研究》2005年第1期。
(28) 参见李建华《当代政治伦理研究与“中国问题”》,载《求索》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