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管理伦理
管理伦理思想可谓源远流长,但是将管理和伦理结合起来,尤其是作为一门学科研究则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才在西方出现。推动管理和伦理结合的直接动因是欧美经济社会发展领域遇到前所未有的管理和伦理困境。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美国,80年代起在欧洲,管理伦理开始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并迅速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它是管理学和伦理学跨界融合、交叉研究产生的新学科。中国管理思想和伦理思想博大精深,然而将管理与伦理归于一统,作为学科研究则比西方国家更晚些。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内学术界在学习借鉴西方学科经验的同时结合我国发展实际,开始关注管理伦理,出现一些研究成果。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学术界聚焦管理伦理,形成了一系列丰硕成果。新世纪以来,管理伦理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管理伦理学科的发展成果对包括在华跨国公司在内的中国企业的合德经营管理产生积极的影响,较好地推动了中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在管理理念上和国际企业接轨。纵观管理伦理研究,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管理伦理学科还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架构,无论在理论发展还是实践探索领域都有许多问题亟待推进,尚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回顾中国管理伦理研究的发展历程,总结其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发现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把握其发展脉搏,这对新时代更好地推动中国管理伦理的发展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研究的基本历程和概况
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不但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思想史,还拥有自己独特的管理思想史。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融伦理与政治于一体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也是中国古代管理伦理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中国古代以老子、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贤,留下了《道德经》《论语》《孟子》《荀子》等千古名著,可谓中国管理伦理思想之滥觞,深刻影响后世。后世历代思想家、政治家,承先贤之道,接时代之气,发自家之声,经百家争鸣之兴盛,历纵横捭阖之升华。数千年理论与实践的积淀,中国管理伦理思想宝库已然是内容博大精深,典籍浩如烟海,名家各显特色。研究表明,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在他们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中都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呈现出了“主张按照伦理原则进行管理的思想”趋势。(1) 中国的管理思想史中不仅仅有伦理思想的篇章,更离不开贯穿其中的伦理思想发展红线。但是把管理和伦理结合起来并且作为一门学科研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启全面学习借鉴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之门,学界开始加强与西方的交流对话,关注研究国内各领域管理与伦理问题。概要说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术界对管理伦理的研究大致可分为萌芽期、形成期、繁荣期和发展期四个阶段:
(一) 萌芽期:管理伦理问题提出(1978—1991)
管理伦理学的萌芽肇始于中国改革开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经济发展逐步进入快车道,社会各个领域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相应,经济生活领域中管理与伦理道德之间也出现了非同以往的矛盾和冲突,对人们既有的传统道德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很多问题开始困扰并影响人们的生活,引发热议,引起学界的思考。诸如,搞商品经济是不是道德的经济,经济建设是不是也内含着伦理道德要求?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在管理过程中是不是经济效益至上,是不是还要考虑社会责任,是不是不需要考虑员工的太多诉求?作为社会人,在经济利益面前是否要遵守伦理道德规范,是否还要坚持集体利益至上?实践层面纵横交错的问题引发学界深思,激发学者进行研究。
从另一个层面看,这个时期,中国打开国门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管理经验,学术界在思考我国经济、管理领域伦理问题的同时,开始关注西方经济领域和企业管理遇到的污染、腐败等系列经济丑闻,开始学习介绍西方管理伦理研究成果。20世纪后期,西方发达国家坚持问题导向,重视对管理伦理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在西方学术界,管理伦理的研究路径大致分为三个方面,即微观、中观和宏观。这种研究路径开始也是从企业管理伦理角度提出的。在微观层面上,研究对象是个人,主要探讨企业中的单个人之间即作为雇主与雇员、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以及同事、股东、供应商和消费者等做了什么,能够做什么,应当做什么。在中观层面上,研究的对象是经济组织的决策和实际行动,包括厂商、工会、消费者组织、行业协会等。在宏观层面上,研究对象包括经济制度本身以及工商经营活动的全部经济条件,如经济政策、金融政策和社会政策等等。(2) 以美国为代表的美洲国家在企业管理伦理上更倾向于实践探索,在具体行为的伦理问题上强调决策和行动的自由以及相应的责任。欧洲国家则比较重视理论研究,在具体问题上强调“应该以伦理责任勾勒出商业的条件”。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当时的亚洲强国,日本同样重视研究企业行为的伦理问题,其管理伦理思想十分注重民族性和实用性。
从宏观视角观察,这一阶段,我国学界对管理伦理的研究还处在萌芽阶段,主要是学习西方管理伦理研究动态,开始密切关注思考中国管理伦理的现实问题,并开始回应有些问题。1986年,徐征在《政治学研究》上发表《社会管理的伦理含义和技术含义》,从社会管理角度讨论伦理内涵,是比较早地论及管理与伦理的文章;1989年,任建雄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管理伦理学初探》指出,“伦理道德作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在管理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愈来愈突出”,作者呼吁要建立管理伦理学学科,这是较早从学科意义上研究管理伦理学的文章。其他研究更多侧重应用伦理,比如医学医疗方面管理道德的文章则频繁出现。与此同时,管理伦理方面的研究编著为中国管理伦理学的萌芽奠定了厚实基础,如夏书章的《管理、伦理、法理:短论集》(1984),温克勤、任健雄、李正中等主编的《管理伦理学》(1988),唐能赋主编的《企业管理伦理学》(1989),严缘华主编的《管理伦理学》(1990)等。
(二) 形成期:管理伦理学学科奠基(1992—2000)
作为一门应用科学,管理伦理学植根于社会现实,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1992年,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由此,中国改革开放力度前所未有,经济建设成效显著。以企业管理为例,一大批中国企业奋发有为,在实践中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管理经验,重视管理伦理、塑造企业文化,如海尔集团用先进企业文化盘活存量资产,实现企业的质的提升就是最为典型的案例。但是,市场经济的确立与迅速发展对社会结构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悄然发生变化。在经济实践活动中,企业“道德缺失”“为富不仁”等伦理问题凸显,企业是否要履行社会责任引发广泛的争议。这些为学者们关注现实、回应社会关切提供了广阔舞台。十余年间,国内学界,尤其管理和伦理学界的学者,在充分借鉴吸收西方管理伦理思想的同时,结合我国实际开展了积极有效的研究,同时注重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伦理思想,形成一批理论成果,其中不乏见解独到的文章和著作,对管理伦理的理论框架和核心理论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初步奠定了管理伦理学学科理论体系。
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著作有:许启贤、苑立强的《管理与道德》(1992),杜建国主编的《经济管理伦理学》(1992),栾荣生主编的《实用医院管理伦理学》(1992),李兰芬的《管理伦理学》(1995),张文贤、朱永生、张格编著的《管理伦理学》(1995),黄兆龙编著的《现代教育管理伦理学》(1996),周祖城的《管理与伦理》(2000)。学术论文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侧重原理研究。如王小锡的《经济伦理学论纲》(1994),万俊人的《文化资本与管理伦理》(1999),周祖城的《管理与伦理结合:管理思想的深刻变革》(1999),陈效禹、杨一民的《经济管理伦理思想之历史溯源》(1992)等。第二类侧重关切现实,其中,关注度比较高的是企业和医疗两方面伦理问题。如刘继生的《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营与管理伦理》(1996),苏培亮的《从管理伦理的角度看民营企业的“跌倒”与“爬起”》 (1999),张建伟、陆佶的《从西方企业管理模式看现代管理的伦理理念》(2000)等;王昊的《关于卫生事业机构经营管理伦理道德若干问题的思考》(1997),马亚骉的《患德论与医患关系及患者管理伦理初探》(1994),钱启的《有效开展继续医学教育的管理伦理对策》(1998)等。第三类侧重传统文化。如张艳红的《略论孔孟的管理道德思想》(1996),贺益民的《儒家管理伦理之负面特征初探》(1998),郝云的《管子的管理伦理思想论纲》(2000)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学界对教育的管理理念尤其是伦理理念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也形成了系列论文。
(三) 成熟期:管理伦理研究蓬勃发展(2001—2012)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保持又好又快的增长势头,各项社会事业乘上了“和谐号动车”,获得了全面的发展。乘着春天的脚步,管理伦理研究也可谓全面开花,蓬勃发展。一方面,关注学科建设,关注理论前沿,对管理伦理学科体系的问题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完善了中国管理伦理学科体系。另一方面,坚持问题导向,直面现实问题,思考研究面向行动的管理伦理,对管理领域中的系列伦理问题作出反思和积极回应。同时,拓宽学科建设视野,既注意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管理伦理学科经验,注重与国际接轨,开展国际对话,又注重传统文化思想传承与创新,善于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汲取管理伦理精华,推动管理伦理学科建设。十余年来,管理伦理研究发展不仅仅体现在论文和著作量的“井喷”增长,还体现在质的提升,形成了一些诸如“道德资本”“道德生产力”“经济德性”“道德经营”等原创性理论成果。同时出现一批管理伦理学科的代表人物,如李兰芬、戴木才、周祖城、苏勇、李萍、龚天平、龙静云等,他们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中国管理伦理学科的发展。管理伦理学日益得到学界和社会各界的深度关注,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大花园里的一朵奇葩。
这期间的学术研究论文面广量大,学科特色鲜明。一是管理伦理学科理论架构明晰。如戴木才、孙丽虹的《“管理伦理”研究述评》(2001),周祖城的《管理与伦理结合:管理学的一个前沿研究领域》(2002),李兰芬的《秩序:管理与伦理》(2005),李萍的《论管理伦理的问题域及决策方法》(2007)、《管理伦理若干前沿问题探析》(2009),王兵的《中国管理伦理的历史逻辑与现实路径》(2010),胡宁的博士论文《伦理管理研究》等。二是回应现实伦理问题成为管理伦理学术重要使命。首先,企业管理伦理研究持续走高,如龚天平的《价值驱动:当代企业管理伦理实现的重要方法》(2009),庄艳的《现代企业管理的伦理视阈》(2007),马波的《现代企业管理中的管理伦理》(2006),张晓东的《当代中国管理伦理中人本法则的革命性变革》(2010),徐大建的博士论文《市场经济与企业伦理论纲》(2002)。其次,人民身心健康及医疗问题研究成为热点。如郑大喜的《社会转型期医院管理伦理失范的警示与思考》(2009),李永生的《医疗腐败与医院管理伦理》(2006),邱祥兴、张春美等的《治疗性克隆及人类胚胎管理伦理问题的调查和讨论》(2005)等。最后,公共管理伦理问题研究引发高度关注,如周毅刚、高猛的《耻感的心理机制与公共管理伦理建构》(2008),詹世友的《政治与行政的关联与公共管理伦理维度的开显》(2006),吴成钢、崔彦的《论公共行政管理的伦理基础——一个公共伦理分析视角》(2006)等。其他如教育、卫生、科技等领域的管理伦理研究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三是持续研究发掘中国古代或传统管理伦理思想,并注重研究对现当代的启发成效。如邓子纲的《试论老子<道德经>的管理伦理思想》(2005),黄森荣的《孟子的“仁政”及其管理伦理》(2006),马全江、霍述艳的《孙子兵法蕴含的伦理思想》(2007),刘胜良的《孔子教育管理伦理思想探微》(2010),徐平华的《从儒家“仁治”到“设计仁治”——儒家“仁治”在设计管理中的价值》(2011)等。四是对西方管理伦理研究前沿作了及时的追踪和积极的回应。如汤正华、韩玉启、吴正刚的《中西管理伦理融合的逻辑分析与模型构建》(2005),邓子纲的《试论亚里士多德的管理伦理思想》(2007),戴木才的《西方管理伦理的发展趋势》(2002),汤正华的博士论文《中西管理伦理比较研究》(2005)等。五是系统推进管理伦理研究的学术专著,教材空前发展。如戴木才的《管理的伦理法则》(2001),苏勇的《管理伦理》(2002)、《现代管理伦理学:理论与企业的实践》(2003),张康之的《公共管理伦理学》(2003),龚天平的《追寻管理伦理:管理与伦理的双向价值》(2004),唐凯麟、龚天平的《管理伦理学纲要》(2004),张应杭的《管理伦理》(2006),戴艳军的《科技管理伦理导论》(2006),孙延斐的《高校学生管理伦理研究》(2008),徐维群的《伦理管理:现代管理的道德透视》(2008);刘士文编著的《公共管理伦理学》(2003),赵增福、李兵、邹伟主编的《医院管理伦理学》(2003),李兰芬主编的《管理伦理学:基本理论与个案分析》(2004),万俊人主编的《现代公共管理伦理导论》(2005),肖平编著的《公共管理伦理导论:理论与实践》(2007)等。还有一批外国经典著作也被翻译或直接介绍到国内,如拉瑞·托恩·霍斯默的《管理伦理学》(2005),彼得·德鲁克的《管理:任务、责任和实践》(2007)等。
(四) 发展期:管理伦理新征程(2013年至今)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启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赋予管理伦理学新的历史使命,学界备受鼓舞,召开系列学术会议,学术视野贯通古今与国际国内,管理伦理研究得到全面深入的推进,形成了适应时代发展的系列成果。这一时期尽管时间跨度不长,但是学术研究特点鲜明。一是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研究更加深入,初步体现出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和特点。既有管理伦理学一直坚持研究的企业管理伦理、学校管理伦理、医疗管理伦理,也有公共管理伦理、政府管理伦理、档案管理伦理等新的领域和方向。一些知名学者对热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如唐凯麟等发表了《当代中小企业实现人力资源管理伦理化转变的研究》(2016)。二是连续召开两届管理伦理论坛。2014年在上海召开第一届中国企业管理伦理论坛,国内学者就企业社会责任、企业伦理、管理伦理等这一领域未来应予关注的问题进行研讨,与会学者认同应当警惕“企业与社会相分离、管理与伦理相分裂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3) 。2015年在上海召开第二届中国企业管理伦理论坛,国内外知名学者50余人围绕“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15年回顾”开展学术研讨,国内外经济伦理学、管理伦理学领域的王小锡、陆晓禾、Georges Enderle等著名学者出席会议并担任论坛顾问委员会专家,推动学术研究可持续发展。三是传统管理伦理思想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研究以历史人物管理伦理思想及启示为要,涉及孔子、墨子、韩非子、王阳明以及近代大儒,既有学术论文,也有博硕士论文。四是博硕士论文明显增多,学术著作质量明显提升。这一阶段有10余篇博士论文,围绕地方政府创新、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社会资本、高校管理等问题进行管理伦理视角的研究;近40篇硕士论文从原理到实践,从人物到社会现象,进行管理伦理视角的研究分析;学术专著频现,张志丹的《道德经营论》(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房宏君的《科技人力资源管理伦理绩效》(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3年版),苏勇的《管理伦理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顾剑的《管理伦理学》(同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是管理伦理研究领域的力作与代表。系列成果推动管理研究适应新时代,进入新的发展期。
二、 研究的主要问题
管理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适应时代要求在中国应运而生,经过70年四个阶段的发展,无论在学科建设方面还是在理论拓展方面都日趋成熟,尤其在实践性上凸显了学科的特点。管理伦理学作为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正日益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得到学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为我国经济腾飞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目前,我国的管理伦理研究所涉及的重要主题及其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管理伦理研究的学科基本问题
何为管理伦理?这是进入此学科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管理和伦理原本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两者为何结合,两者之结合何以可能,又如何结合?作为学科管理伦理学应该归属于何种学科?它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对此,学界进行了多年的研究探讨,总体上达成了比较一致的认识,但也存在观点的争鸣。
1. 对“管理”“伦理”结合的必然性认识
对于管理和伦理的结合,学者普遍认为是学科交叉发展的必然,是“管理学与伦理学‘嫁接’、‘杂交’的结果,使两者融为一体”(4) ,是企业伦理的发展内在地要求管理和伦理的结合,不是人们想象的一种简单的相加,更不是一种简单的“拉郎配”。对于两者结合的内在逻辑关系,戴木才曾作过比较全面的论证,他认为管理学与伦理学之所以能够结合,关键在于企业的管理活动本身具有伦理性质。一方面,企业管理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就需要考察它如何体现人的价值和给人带来了何种价值。另一方面,企业管理作为一种对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方式,表面上看来是一种纯粹经济性质的活动,实质上有着明显的伦理性质,如管理活动(包括管理中的契约关系)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关系,事实上就是如何对待人。如何对待人,本质上是一个伦理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因此,管理学与伦理学的结合,是管理活动本身的内在要求,而不是人们主观的强加。他在《管理伦理的价值》一文中作了进一步的诠释,“管理与伦理结合的内在机理在于管理系统本身就是一种伦理价值模式,具有一种获得价值行动的意义”。文中提出三点颇具价值的论据。一是“管理伦理的发生是由管理活动和管理系统的内在要求决定的。管理与伦理之所以能够结合,关键不在于伦理学能够为管理学提供什么,或者相反,而是由于‘管理’与‘伦理’具有可通约性——管理本身内在地具有伦理性质。也就是说,管理与伦理之所以能够结合,在于管理本身具有道德性”。二是“管理与伦理具有同质性。伦理是人类对自我内在管理的建构活动,在实质上是人类对自我的一种内在管理,因为它所指向的是人类自我的内部世界,是人类对自我的生存和发展的一种规范、设计和引导,因此,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管理,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所实施的道德管理方式,是‘特殊的社会管理方式’”。三是“成功有效的管理是体现人性的伦理管理。管理虽然是一种社会协调方式,但却渗透着一种内在的人文精神”。(5) 可见,“管理”与“伦理”的结合、管理伦理的诞生是管理活动的内在要求,是一个自然历史的发展过程。
2. 管理伦理的学科定位
对于管理学科的定位或归属问题,一直备受管理学界、伦理学界关注,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讨论。有不少学者倾向于管理伦理学应隶属伦理学,是一门管理学与伦理学交叉而形成的应用伦理学。戴木才则发表不同见解,他认为,把管理伦理归属于应用伦理学谱系“影响到对管理伦理研究的全面性和深入性”。从伦理学视角看,管理伦理不但要考察管理的一般规律,更应该“追寻管理的社会本质和价值属性,探究管理的价值原则和根本目的”,从管理视角看,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应用管理学,它应当“从价值观的高度指导管理理论的研究和从思想理论上武装管理者,以获得管理的最佳社会效益”。所以,如果“以广义管理伦理学立论,管理伦理就不能简单地归入应用伦理学”(6) 。周祖城也认为,管理与伦理的结合是管理思想的深刻变革,管理伦理研究是管理学的一个前沿研究领域。温克勤在《管理伦理学》一书中明确指出:“管理伦理学是以管理学作为元理论,用伦理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管理实践的理论体系。”“它既是管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也是伦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他辩证地指出,“伦理学与管理伦理学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而管理伦理学和管理学也存在很大的区别,“管理伦理学不以管理活动中的各种具体问题的共性为局限,而是深入研究管理活动中道德现象、道德建设规律的共性;它也不局限于研究某个具体管理系统内的道德现象,而是在更高层次、更广泛的范围内,从总体上把握管理道德的一般规律。”(7) 它涉及人性假设、管理本质、管理目标、管理控制、管理价值判断等各个方面,是一个重大的管理问题。总体上看,管理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多数学者认为管理伦理学是管理学和伦理学研究领域的交叉学科,其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也基本得到研究和论证。
3. 管理伦理的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任何一门学科都应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管理伦理也不例外。对此,学界亦有讨论。温克勤认为,管理伦理学应该主要研究如下四个问题:一是揭示道德与管理的关系。二是研究管理过程中人的道德主体性问题。因为在管理过程中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是道德的主体。三是寻找“善的循环”的途径。四是研究道德在管理系统内部及与社会整体相互联系的方式、中介和特点。周祖城在《管理与伦理结合:管理学的一个前沿领域》一文中从五个方面作了阐述,即管理与伦理的关系、管理活动伦理、典型的不道德管理行为、合乎伦理的管理以及管理者的道德素质与道德修养。唐凯麟在其《管理伦理学纲要》一书中提出,管理伦理学应该研究管理与伦理的关系,管理伦理的本质、构成及功能,管理伦理的历史运行轨迹和其在现实管理活动中运行状况,管理伦理的规范体系,管理伦理的实现机制,管理者的人格塑造等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8) 汤正华、张少兵在《差异、融合与创新:比较视域的中西管理伦理探究》中以中西管理伦理比较为出发点,认为管理伦理的研究可以从管理人性假设、管理伦理本质、管理伦理目标、管理伦理控制和管理伦理价值标准五个维度来构建分析框架,认为管理伦理学是管理学和伦理学研究领域的交叉,应当涉及人性假设、管理本质、管理目标、管理控制、管理价值判断等研究内涵。(9) 这些讨论就很好地解决了管理伦理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一系列问题。管理伦理的研究方法很多,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方法有:逻辑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定量分析方法、行为分析方法、系统分析方法、心理分析法。因为管理伦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新的研究方法也在实践中不断推出。还有学者对管理伦理的决策方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提出在管理伦理决策过程中可以采用价值澄清法、评价法、平衡法等(10) ,这对学科本身的研究方法也起到细化深入的作用。
(二) 企业管理伦理
企业管理伦理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企业伦理的提出和应用,内在地要求管理与伦理结合。管理伦理在一定程度上讲源自对企业管理的反思与研究,企业界的管理伦理问题在中国管理伦理史上具有代表性。70年来,国内学界发表了大量的关于企业管理与伦理、管理与道德的文章,对企业管理伦理的合法性、必要性、实践性以及核心内容等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有针对性地解决了一些理论和现实难题,客观上推动了我国企业的管理伦理化进程。
1. 企业德性的合法性辨析
企业德性,或企业伦理的伦理品性备受学界关注,引发争论和探讨。首先,企业要不要讲道德,为何要讲道德?有观点认同西方的“非道德性神话”,把企业抽象为“伦理无涉”的纯“经济动物”。这种观点有市场,也迎合了一些企业家,尤其是部分在华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经济大潮中急于“减负”创业的非伦理性诉求。他们认为,企业的功能是纯经济的,经济利润是衡量企业成功与否的唯一尺度,高调奉行“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唯一责任是在现行游戏规则内提高利润”(11) ,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增加企业成本,这些成本通常会转移到产品价格上,从而削弱产品的竞争力。因此,企业应该与伦理道德无关,如果接受伦理约束,企业就被困住了手脚,甚至失去发展的动力。这种观点和实践理念深受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影响。事实上,企业“非道德性神话”不但没有合法性基础,而且在西方已经被实践和理论所改写。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视角看,企业“伦理无涉”可以不需要道德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他们只对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顶礼膜拜,而忽视了它与生俱来的“道德情操”。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竞争过程中的一个伦理行为主体,它内在地应当适度运用市场所赋予的自由主动协调自身与公众利益,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和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关系,从而为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2. 企业伦理的必要性反思
企业为何要履行伦理使命,为何要履行道德义务,是企业伦理深度关注的理论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提供了不同的解读,产生了不同的观点。总体上讲,学者们倾向于认为企业必须讲道德,应该履行社会赋予的伦理使命。对于企业伦理的必要性有如下有效供给:一是权利—责任模式,认为企业享有社会赋予的权利就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二是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发展离不开利益相关者的投入和支持,企业对所有利益相关者既有利益关系,也存在道德责任;三是“伦理回报”模式,认为企业讲道德,履行伦理使命是会得到利益回报的;四是伦理价值模式,认为道德本身自由价值,并且不依赖经济绩效独立存在。(12) 由此可见,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必须是合乎伦理的,而且它的伦理机制不仅仅是外驱的,更是内生的,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理性诉求。
3. 企业伦理的实践思考
企业如何履行伦理使命、担负社会责任是企业管理伦理的实践向度,也是终极指向。这里仍有两个维度,一是“应然”状态,即企业管理过程中伦理使命、社会责任内化的程度,企业因此而和谐发展的状态。二是“实然”状态,即企业管理过程中履行伦理责任以及伦理理念发挥效用的实际状态。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学界对我国企业如何履行伦理使命、承担社会责任多有共识,然而,此类问题仅仅满足于“纸上谈兵”,更应该让我们的企业行动起来。国外企业、多数在华跨国公司基本建立了企业伦理守则,对企业在管理运行过程中如何履行社会责任、如何解决伦理冲突等问题提出了明确的原则和操作要求。对我国企业而言,这是迫在眉睫的问题,需要从理念到实践得到系统解决。(13) 企业自觉践行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企业存在的内在使命,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企业应当直面的现实考量;它不仅仅是企业发展的道德良知和文化自觉,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命题。(14)
4. 企业伦理的发展向度分析
企业伦理作为实践性很强的命题,其未来发展趋势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总体上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管理伦理是以“追求卓越”为主题、东西方互动共融、新观念不断产生的伦理,是功利价值与道义价值相统一、 实质理性与工具理性共融、人际伦理与生态伦理并重、普遍伦理与地方智慧相结合的伦理。当代企业管理伦理发展呈现七大走向,即凸显社会责任的新选择、成为好企业公民的新吁求、与生态伦理交融的新逻辑、强调领导者道德的新经验以及以人为本、利益相关者和追求卓越等新观念的出场、道德推理多元化的新现象和企业管理伦理从非正式到正式即规范化的新走向。(15)
(三) 教育管理伦理
教育管理伦理研究随着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不断深入,学者们围绕学校管理伦理、校长管理伦理角色、学校管理精神价值、学校管理实践道德、学生管理伦理等方面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讨论。总体看,在学校管理过程中凸显伦理精神和道德价值已日益成为学校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1. 从学校文化视角看学校管理伦理
在学校管理中,通过塑造学校文化,实施伦理化的管理已是学校行稳致远的发展趋势。有不少学者认为文化是学校管理伦理的深层次的制约因素,有学者认为伦理与道德应当成为学校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成为学校群体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有学者甚至提出,在学校管理中“以伦理规范和价值观去代替直接的管理,既体现了一种学校的文化,又表现为一种管理的伦理”。(16) 有学者认为,人文关怀是制度文化建设的一个核心部分,学校管理过程中应当注意重严格管理轻人文关怀的问题,学校管理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充满人文关怀的学校规章制度的制定。(17)
2. 领导者伦理角色的思考
学校是教育培养人的地方,学校的领导者首先应该是道德标杆,“有德者居之”。然而,从小学到大学的各层各级领导者出现的伦理失范,甚至道德缺失、沦丧问题,引人深思。不少学者认为学校领导要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要以德聚人、以德感人、以德影响人,校长应该是道德人格的典范。在管理实践过程中要力避“过度强调科层的、心理的和技术的权威,而严重忽视专业的和道德权威”现象。(18) 作为学校的领导者或管理者,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应当具备管理伦理道德精神,并将这种管理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校长为代表的学校领导者、管理者的伦理品格和伦理角色的定位成为新时代教育发展的热点问题之一。对此问题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但学校需要伦理型的校长和领导者已成为学校管理实践的呼唤与学校内涵建设发展的需要。
3. 学校管理精神价值的提升
学校管理精神价值是学校管理伦理的核心内容。有学者认为,我们应借鉴西方学校管理经验,将学校管理中的价值伦理问题作为我国未来教育管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同时不少学者主张学校管理不能忽视“人”这个最重要的因素,否则学校管理不但缺乏企业管理都追求的伦理精神,而且还会损伤学校价值主体的自由发展。所以,学校管理深层价值内核的反思和重建,无疑是弘扬和落实学校管理伦理精神的重要转变。
4. 学校管理伦理实践
学校管理伦理涉及面广,层次多元。学校管理伦理活动本身的道德价值向度和公共伦理精神,决定了精神价值和伦理标准在学校管理实践中的重要意义。这些不仅影响着学校管理者及管理对象的行为方式,而且直接影响学校管理的效率。“学校管理要想取得理想的效果,管理者必须要研究和掌握学校管理中的伦理关系及其特征,引导人们在管理原则与伦理道德的双重调节之下进行工作,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发挥人们的内在潜能,以提高学校工作的效率。”(19) 以高校教学管理伦理为例,当下高校教学管理行政化趋势明显,一定程度上缺失教师民主,“教学管理呼唤伦理管理,唯有伦理精神才能弥补大学教学管理服务意识的不足,才能预防和消除教学管理的物化依赖,功利膨胀。” (20) 有学者认为,大学教学管理伦理应坚持理论与现实相统一、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探索教学管理伦理“求真、崇善、审美”的价值诉求及其限度与可能,结合当前大学教学管理的现状,完善大学教学管理伦理诉求实现的机制与建设体系,建设大学教学管理伦理“内发”和“外求”的双向诉求机制,将“主体激发度”“自由达成度”“创新增值度”作为衡量大学教学管理伦理诉求可能的基本尺度,力求在范式转型、角色德性养成、伦理制度化等方面提供诉求实现的路径选择。(21)
(四) 公共管理伦理
21世纪以来,社会治理模式出现转型,随着公共行政从政府管理推广到公共管理,传统的单纯由政府实现的社会治理逐渐被以社会服务来实现管理为核心目标的公共管理所取代,公共管理伦理学逐步成为学界关注度比较高的热点之一。学界对公共管理伦理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功能价值以及公共管理伦理缺失等问题展开讨论,并未完全达成共识,总体上看,公共管理伦理的研究还没有形成完整体系,有些问题还存在争议和分歧。(22)
1. 公共管理伦理的性质界定
不少学者认为,公共管理伦理的出现,是对公共伦理的一种理论矫正,也是对行政伦理的一种范式替代。张康之认为,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仍处于管理伦理元学科的框架之内,是管理伦理在公共管理领域的理论继承与创新。之所以说是理论继承,是因为它仍然没有脱离企业伦理与行政伦理的影响,需要吸收借鉴后者有益的发展成果;之所以说是理论创新,主要是因为它对行政伦理的范式替代,是一种全新的理论平台,其学科基础、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视角、研究方法都明显区别于企业伦理与行政伦理。与传统所有的职业伦理学不同,公共管理伦理的学科基础不是社会分工,而是社会分群,这一点决定了公共管理伦理学的研究是一项全新的研究工作。(23) 学者倾向于认为管理伦理作为一门元学科,发端于企业伦理研究的兴起,然后逐渐在政府管理领域拓展,以致形成特有的行政伦理学科领域。而行政伦理并不代表管理伦理在公共管理领域演进的终极形式,最终公共管理伦理登上了管理伦理演进的舞台。从最初的企业伦理到目前的公共管理伦理这一漫长而复杂的演进过程正反映了管理伦理诸学科的演进历史,也揭示了管理伦理元学科的发展规律与发展方向。(24)
2. 研究对象及内容
在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方面,公共管理伦理也有其特有的研究领域。公共管理伦理突破了行政伦理单一的政府主体研究,将研究对象扩展到整个公共管理部门,包括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及其成员。在研究内容上,公共管理伦理学所要认识的是公共管理过程中管理主体与管理对象之间、管理者之间、管理者与国家或政府权力结构之间的伦理关系,并在这种认识基础上为公共管理行为提供伦理观念和道德观念,进而实现整个公共管理制度和体系的伦理化。在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方面,公共管理伦理研究采用利益分析视角,将公共管理中存在的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整体利益与私人利益看成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并以此为出发点,构建协调利益冲突的公共管理主体道德化机制。(25)
3. 功能与价值
公共管理伦理的功能与价值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学术话题。学界对此也各抒己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学者认为,公共管理伦理的功能应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 提供公共福利;(2) 促进公共管理者忠实执行法律;(3) 促使公共管理者承担公共责任;(4) 为社会梳理典范;(5) 追求专业的卓越;(6) 促进民主。(26) 对公共管理伦理的价值,有学者认为主要体现在医德治国功能、德育治吏功能、促进法治功能和促进发展功能四个方面。(27) 有学者则认为,其价值应体现在,有利于完善公共管理权力的内在约束机制,提高其合法性;有利于人性的全面自由发展,彰显管理主体的公共理性;使人们更加重视提供增进社会福利的产品和服务;使道德与法律并重。(28) 事实上,论及功能与价值,学者们似乎殊途同归,都表达了公共管理伦理内在的特质。
4. 公共管理伦理缺失问题
近年来,公共管理伦理缺失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当前,公共管理伦理的研究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公共管理伦理内涵以及全球公共管理伦理的研究等视角开展研究。其问题在于:一是着力从如何约束公共管理者行为的角度讨论公共管理伦理问题的解决,缺少从组织行为角度研究如何约束公共管理机构的权利;二是把公共管理伦理观念缺失归因于文化落后,过于单一,没有触及其根本;三是对于公共管理伦理的涵义解读,没有和中国社会发展特点以及公共管理伦理发展现状结合起来,现实维度不够;四是从全球视角看待公共管理伦理缺失有利于比较分析,但没有有效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的公共管理伦理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公共管理的空间会进一步扩大,公共管理伦理问题会进一步凸显,因此需要进一步明确公共管理伦理的作用领域及其相应的规范标准;加强公共管理领域伦理环境质量监控,塑造道德典范,加快公共管理伦理建设进程,(29) 建设符合我国新时代的公共管理伦理体系。
(五) 传统管理伦理
学界对我国传统管理伦理思想的挖掘与研究普遍比较重视。在我国五千多年的思想宝库中,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蕴藏着重要而丰富的管理思想和管理伦理思想。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现代西方一些国家从我国古代的管理伦理思想中获得许多宝贵的经验,受到了不少启发,甚至日本及东南亚国家也十分重视我国古代管理伦理思想的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被称为东方管理智慧之经典。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力图吸取现代新的科学成就和思想方法来解释管理和充实管理伦理思想;同时,我国古代某些优秀的管理伦理思想得到挖掘和整理,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如人民的主人翁地位、社会主义民主管理机制及管理道德风尚等,因而比西方学者具有更广泛的历史文化底蕴。
1. 孔子管理伦理思想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始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杰出代表人物,是“集大成者”。其管理伦理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首先,孔子的管理生涯体现了丰富的伦理意蕴。孔子的人生跌宕起伏,为实现理想抱负,孔子隐忍坚毅,克己复礼,从基层仓库管理的普通官吏到享誉四方的大司寇,练就诸多管理才干。孔子治理一方,敢于担当,为百姓称道,四方俱来效法。孔子仕途受挫,他不坠青云之志,甚至在流亡途中仍不失长者风范,保持达观积极的态度。这些管理经历内含了孔子丰富的伦理意蕴。其次,孔子管理伦理思想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继承性。孔子的管理伦理思想是继承夏商周三代以来的思想,是春秋时期的集大成者。有学者研究发现,孔子的管理伦理思想的主要渊源在于:(1) 尧舜禹等圣王对孔子的管理伦理思想起到引领作用;(2) 周代礼制理念浸润孔子管理伦理思想,礼制也是孔子管理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3) 周代德治理念对孔子管理伦理思想起到塑造作用,在孔子的管理实践中也得到运用和体现;(4) 周代民本理念对孔子管理伦理思想也有很深的影响;(5) 《易经》对孔子管理伦理思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30) 最后,孔子教育管理伦理思想内涵丰富,影响深远。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第一个实践先进教育管理理念的至圣先师。简言之,他的管理伦理思想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 蕴育“内圣外王”的教育伦理目标;(2) 确立“有教无类”的教育公平理念;(3) 推行“知行合一”的教育实践手段;(4) 实施“正己慎独”的教育自律方略;(5) 奠定“艺术人生”的教育美学基础。(31) 这些思想理念对当今之教育管理、教育改革等方面都有着很强的借鉴价值。
2. 孟子管理伦理思想
孟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孔孟”。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政学说和管理思想,与孔子一样,为了将儒家的政治理论和治国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国家治理主张,并推行于天下,孟子开始周游列国,游说于各国君主之间,推行他的政治主张。多数学者认为“仁政”是孟子管理伦理思想的核心概念。孟子主张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应当重视和关心被管理者的利益。孟子的这种管理伦理思想“坚持了先秦儒家追求人的崇高、人与人之间稳定相处、关系和谐的伦理原则”。其中,“仁政”涉及的管理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制民之产”;第二,“取于民有制”;第三,“与民同乐”。虽然,这些思想比较理想化,具有超前意识,但是为管理者得民心之实在举措。从管理伦理层面上看,孟子的“仁政”思想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了孔子的管理思想,是古代管理伦理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与提升,主要体现在:(1) 完善了孔子关于“安人”的社会管理方面的思想;(2) 丰富了孔子关于管理方法方面的思想;(3) 发展了孔子关于民生管理方面的思想。(32) 孟子的管理伦理思想涉及面广,譬如在家庭管理伦理上也是自成体系。孟子针对战国时期家庭伦理混乱的局面,继承和发展孔子思想,构建了一套相对完备的家庭伦理体系。在教育管理伦理上孟子也是多有建树。
3. 王阳明管理伦理思想
王阳明作为儒家文化的发展和传承者,其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中的管理伦理思想值得引起重视和发掘。袁业旺的博士论文对此作了翔实的研究和总结,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王阳明管理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爱”。他认为统治者因为内心对万事万物的仁爱而拥有高尚的品德,并要践行这份品德,对待百姓如同对待自己,才能行仁政,从而不怒自威、深受百姓爱戴;百姓在这份“仁爱”的领导下才能推己及人,以“礼”和“仁爱”对待他人,使得社会一片和谐并欣欣向荣。上下皆有仁爱,社会才会和谐、天人才能合一、 天下才能大同;后者正是王阳明管理伦理思想的价值追求。第二,王阳明管理伦理的基本原则是“正君”立威、逊礼处事和以道事君,具体来说,君王要规范自身的言行,才能有效管理;人要谦虚,才会处事合宜;下属要用道与义对待上级,才能律己尽忠。相应的管理伦理执行规范是定约以正权威、以“宜”与“虚”待己和尽职尽责做事。第三,王阳明管理伦理思想是儒家体系、“礼治”和“性善论”的传承和延伸,是德治精神的兼收以及亲民品德的修炼的体现。在现代生活中,王阳明管理伦理思想中的“仁爱”有着重要的教育、指导和激励作用,同时他注重“心力”的精神建设,关注民生核心的确定和社会体系的和谐统一,对当今社会具有借鉴意义。(33) 王阳明的管理伦理思想也是非常丰富多元的,其中“知行合一”的管理伦理思想就是一次学术上的飞跃和实践的升华。他认为,“知”主要是指良知,并非一般意义上解释的知识、见闻等;“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人心里的思想或意念活动,二是指道德实践活动;“合”指的是“同”即知行统一,知行结合的意思;“一”指的是最高层次的“良知”,就是他倡导的“心”。(34)
4. 儒家管理伦理思想运用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资源,对现代管理的影响广博而深远,体现在诸多领域。这里以中国对现代企业家伦理塑造作为例证。作为有着精神特质的现代企业家,“儒商”以其独特的经营管理理念和管理原则建构起了指导管理过程的管理伦理基础。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儒家文化的改造和更新,现代企业家展现出了一种与时代同步的新型“儒商”形象。(35) 那么,儒家伦理与企业伦理如何有机结合,如何将个人伦理与企业组织伦理有机结合,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转化为现代企业竞争优势?刘军、黄少英在《儒家伦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伦理》一书中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认为儒家和现代企业管理有如下结合点:(1) 儒家“言必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的诚信观与现代企业信用管理伦理;(2) 儒家“义以生利、以义制利”的义利观与企业家及企业的价值取向;(3) 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观与企业社会责任;(4) 儒家“德才兼备”的人才观与现代儒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伦理;(5) 儒家“天人合一”“仁”“时禁”“节约”“监管保护”等生态观与企业生态环境管理伦理;(6) 儒家“和为贵”以及“和而不同”的社会交往观与企业竞合战略管理伦理;(7) 儒家“以人为本”“为国以礼”“为政以德”“中庸之道”等领导观与现代企业领导伦理。作者认为,只有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共性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构建儒商伦理战略模型,才能尽可能地规避现代企业伦理风险。(36)
三、 简要述评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管理伦理学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完成了从概念研究到学科建设的体系建设,直面时代发展问题,贡献管理伦理智慧,取得了系列喜人成就,形成了一些发展经验。
第一,坚持不忘初心,形成了管理伦理学科的发展与建设使命。管理伦理学是实践性很强的人文社会科学,要想取得应有的成就,就必须坚定自己的发展初心,坚持把学科建设置身于国家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之中,明确服务社会实践,服务改革开放,服务新时代的发展。多年来,管理伦理学已经围绕国家发展大局,直面改革开放诸多领域的管理问题与挑战,形成了系列研究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管理伦理实践经验,成为众多企业和管理机构建设发展的理论支撑。进入新时代,管理伦理学应更加坚定发展初心,坚定学科自信,肩负新的历史使命,思考研究系列新问题,进一步提升理论和思想,引领管理伦理的发展方向。
第二,坚持问题导向,形成了管理伦理面向实践的特性。管理伦理学从诞生之初就彰显其实践特性,在其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坚持面向实践,关注现实,有效开展研究,拓展研究领域。如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领域尤其是企业界出现诚信缺失、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公平效率矛盾、生态环境破坏等时代特征鲜明的突出问题,管理伦理学一方面直面问题,积极开展理论研究,提出发展对策建议,形成理论成果;另一方面提升学科张力,主动开展企业、教育、医疗、环境、公共管理等多领域跨学科的研究,形成了系列成果,对许多领域的问题提供了管理伦理视域的思考和建议。
第三,坚持理论自觉,推动了管理伦理学自身建设与发展。管理与伦理在实践中碰撞,在理论上结合,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是基本形成了管理伦理学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涌现出了一大批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二是管理伦理学成立学会,定期召开全国性学术研究会议,促进管理伦理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三是管理伦理学走进高校、走进企业、走进社会,具有大批拥趸,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在总结成绩和经验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管理伦理学科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值得反思。
第一,管理伦理学科体系建设有待深入推进。管理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体系基本形成,形成了以核心概念、基本原则、价值功能和发展路径等为主的理论框架。但是,学科本身的显现度不够,体系还不尽完善,成果还不完全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缺少领军人物,缺少创新型概念,缺少学科特色,缺少一批代表性理论成果。
第二,管理伦理研究的方法论有待提升。在管理伦理研究中,有的学者只是在伦理道德意义上探求伦理与管理的关系,强调伦理优先,甚至认为管理应该从属于伦理,从而强化了伦理的功能却忽视了管理的价值;有的则正好相反,对伦理只作效率判断,忽视了伦理价值。在方法论上,都只看到管理和伦理的相斥性,而没有看到两者之间存在的内在一致性和统一性。方法论的问题对管理伦理研究的意义不可低估,管理伦理的研究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方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走进新时代,服务新时代,在丰富多彩的实践中不断升华管理伦理思想。
第三,管理伦理研究层面有待深入和拓展。管理伦理的研究一般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即管理与伦理“何以结合”,“为何结合”;管理与伦理结合“何以可能”;管理与伦理“如何结合”。从总体研究状况看,对第三层面研究较多,其他两方面明显不足,但是关于管理与伦理“如何结合”问题的研究也缺少明确的导向,更谈不上体系。从研究的宽度与深度看,管理伦理学的研究得之于宽、失之于深,很多文章缺乏深度,学理性明显不够,满足于和现实某一领域、某一现象的结合;从管理伦理的研究对象看,管理伦理的研究不能将研究对象单一化、重复化、边缘化,不能局限于企业、政府、高校、医院等几个有限的领域,有些针对某一领域的研究,只见量的增加,不见质的提升。
第四,管理伦理需要建构一套“知行合一”的价值体系。管理和伦理作为两大价值系统,在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管理伦理首先要研究这两大价值系统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对人类管理活动的终极依据是什么,终极理想是什么;管理伦理如何进一步整合诸如文化管理等方面的资源从而更好地服务社会;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保证人类价值的真正实现;等等。另外,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伦理思想和价值观念是有差异的,伦理思想观念的不统一,在较大程度上会影响组织的功效、市场关系和社会地位,进而影响到组织的目标、战略的制定和实现。(37) 这就必须从思维方式到价值观念进行彻底的全面变革,并建立起一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知行合一”的价值体系,统一和规范各行为主体,使之与社会、环境和各利益相关者和谐相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参见苏勇《管理伦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
(2) 参见[美]乔治·恩德勒《面向行动的经济伦理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3) 邬曦:《第一届中国企业·管理·伦理论坛会议综述》,载《管理学报》2014年11月。
(4) 张文贤:《管理伦理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5) 戴木才:《管理伦理的价值》,载《光明日报》2004年3月2日。
(6) 戴木才:《管理伦理研究述评》,载《当代财经》2001年第4期。
(7) 温克勤:《管理伦理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8) 参见唐凯麟《管理伦理学纲要》,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9) 参见汤正华、张少兵《差异、融合与创新:比较视域的中西管理伦理探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10) 参见李萍《论管理伦理的问题域及决策方法》,载《哲学动态》2007年第2期。
(11) [德]霍尔斯特·施泰因曼、阿尔伯特·勒尔:《企业伦理学基础》,李兆雄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2) 参见王蕾《企业道德的两个基本问题》,载《伦理学研究》2010年第2期。
(13) 参见陈清泰《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企业社会责任》,载《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8月4日。
(14) 参见王兵《中国管理伦理的历史逻辑与现实路径》,载《唯实》2010年第8期。
(15) 参见龚天平《伦理驱动管理——当代企业管理伦理的走向及其实现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6) 参见郅庭瑾《从管理伦理看学校文化重建》,载《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2期。
(17) 参见钱焕琦《学校教育伦理》,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8) 参见黄成《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伦理的缺失与建设对策》,载《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19) 陈家颐:《学校管理中的伦理关系及其特征》,载《教学与管理》1998年第10期。
(20) 竺国丽:《诌议我国高校教学管理伦理建设》,载《赤峰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21) 参见张东《德性与理性:大学教学管理伦理诉求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22) 参见曹望华《国内公共管理伦理学研究综述》,载《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23) 参见张康之《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基础和特征》,载《东南学术》2002年第5期。
(24) 参见高振杨、刘祖云《浅谈“管理伦理”诸学科的逻辑演进》,载《攀登》2007年第2期。
(25) 张康之:《公共管理伦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6) 参见张成福《公共管理的主业主义与职业伦理》,载《新视野》2003年第3期。
(27) 参见张文芳《初探公关管理伦理》,载《华东经济管理》2002年第4期。
(28) 参见曹望华《国内公共管理伦理学研究综述》,载《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29) 参见苗月新《公共管理伦理缺失之成因及其对策研究》,载《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4期。
(30) 参见靳浩辉、杜军璞《孔子管理伦理思想的渊源探微》,载《领导科学》2017年第8期。
(31) 参见刘胜良《孔子教育管理伦理思想探微》,载《辽宁工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32) 参见黄森荣《孟子的“仁政”及其管理伦理》,载《株洲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33) 参见袁业旺《王阳明管理伦理思想研究》,广西大学博士论文,2017年6月。
(34) 参见林培锦《“知行合一”观影响下的教育管理伦理思想重塑》,载《教育评论》2015年第5期。
(35) 参见唐任伍、卢少辉《儒家文化对“儒商”管理伦理的塑造》,载《经济管理》2006年第11期。
(36) 参见刘军、黄少英《儒家伦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伦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版。
(37) 参见祝木伟、宋阳、韩玉启《管理伦理研究简评》,载《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