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伦理
军事伦理作为伦理学领域一个相对独立的应用学科,至今有30多年的发展历程。30多年来,在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中,面对世界新军事革命产生的新问题、新特点,中国军事伦理学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军事伦理文化、发扬了人民军队优良传统、借鉴了国外军事伦理建设的宝贵经验,在原来军人伦理学研究的基础上日益拓展、不断丰富,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科体系和富有鲜明特色的学科建设,日益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重要的军事、社会价值。
一、 研究的基本历程和概况
受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伦理学发展以及中外传统军事伦理思想和文化、世界新军事变革及战争形态变化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军事伦理学兴起了。
(一) 军事伦理学研究的兴起并渐入佳境(20世纪80年代—90年代)
我国军事伦理学研究是从军人伦理学开始的。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兴起,80年代以来军校相继开设《军人思想品德修养》《军人伦理学》等课程,不少军人伦理学著作(1) 陆续出版,军人道德研究水平也随之提高,对学科发展和培育军校学员立德成才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学者认为,“198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联斌主编的《军人伦理学》一书,结合我国军事现实全面系统论述了有关军人伦理学的基本原理,此为我国军人伦理学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但很久以来,学界有关军事伦理学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军人伦理学,虽然考虑到改革开放之初亟需思想上拨乱反正及军人道德重要性的事实,出现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但其不足也是客观的。因为现实中很多涉及军事的重要伦理问题是军人伦理学所不能解决的。在20世纪80年代,在军人伦理学研究兴起并渐入佳境之时,不少学者已看到军人伦理学的局限性,他们开始从更广泛的范围去思考军事伦理问题并写了一些军事伦理学的论文,对军事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及军事伦理学史等方面进行了探讨。”(2)
1989年12月20日,由空军指挥学院、西安政治学院、海军工程学院、海军政治学院、空军政治学院、政治军官进修学院和南京政治学院联合发起的“全国军事伦理学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对军事伦理学范畴的界定,是这次会议讨论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3) 学者们针对军事伦理学的对象、意义、内容和体系、原则和方法,军事伦理学与军人伦理学的关系,军人职业道德,军人品德的培养与修养,战争与道德的关系等展开讨论,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见解。当时会上有学者提出:“现在谈论建立军事伦理学体系为时尚早,当前急迫的是加强对军事伦理学基本概念、范畴、原理的研究,以便为建立军事伦理学的科学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4) “在当时的条件下,形成军事伦理学确有不少理论和现实的困难,但大会表明,军队理论界已初步感受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要求,并开始尝试形成军事伦理学体系,这为以后军事伦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5)
1990年,中国人民大学夏伟东、空军指挥学院胡德荣在《道德与文明》杂志不定期开辟的“军事伦理学”专栏中先后发表《军事伦理学的研究对象》(6) 《军事伦理学的意义》(7) 《军事伦理学的任务》(8) 等论文。1991年,蓝天出版社出版了《军事伦理学研究》论文集,其中包括《目前军事伦理学研究主要理论观点综述》,魏英敏的《简论军事伦理学研究的宗旨与任务》,夏伟东、胡德荣的《论军事伦理学》,谭振军、刘李胜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意义、对象和原则》,王伟的《军事伦理学断想》,顾智明、时学军的《建立科学的军人伦理学》,郑弘波的《关于军事伦理学的研究方法》,苗增涛的《军事伦理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等46篇论文,进一步深入了对军事伦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三本有代表性的系统阐述中国军事伦理文化史的专著。1996年,工程兵工程学院赵枫出版的《中国军事伦理思想史》,“为中国军事伦理思想史提供了一个体系,描绘了一个轮廓”,认为“中国军事伦理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萌芽、形成、发展、高峰四个阶段。……叙述和分析了我国现存主要兵书及有关人物的理论著作中的军事伦理思想”。(9) 1997年,南京政治学院顾智明出版的《中国军事伦理文化史》,“作者以中国社会的历史实践、特别是军事斗争实践为基础,力图将中国古代兵书和其他历史典籍中富有特色的军事伦理文化思想提炼出来,梳理出一个大体的轮廓和发展的线索。”“该书的问世,将开辟中国军事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新领域”,(10) “为军事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贡献”(11) 。1998年,空军政治学院王联斌出版的《中华武德通史》中所说的“武德”包括了两个部分:“一是武德实践;二是武德思想,亦称军事伦理思想”(12) ,包括传统武德的形成、发展、本质、特征与基本思想,传统武德的基本结构、传统武德的当代社会价值等内容,同样也包含了大量的军事伦理思想。这些从历史角度考察军事伦理学的专著为军事伦理学的形成提供了史的基础。“但遗憾的是,国内对军事伦理学的系统研究,尤其是对当代军事伦理学学科的建构却迟迟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军事伦理学研究的深入。”(13) 总之,这三本学术专著更为系统、全面地研究和阐述了我国军事伦理思想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描绘了我国军事伦理发展的历史概貌,较为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军事伦理文化在各阶段发展的基本特点。
(二) 军事伦理学学科形成、理论体系建立并日益发展(2000年以来)
进入21世纪,不少军校为了贴近军事建设实际调整院校学科结构,开设“军事伦理学”课程,在此背景下,为了推进学科建设,一批专著教材陆续出版。2004年,顾智明主编《当代军事伦理学》一书,该书较好地建构了当代军事伦理学理论体系,精要梳理了中西军事伦理智慧和马克思主义军事伦理思想,科学地界定了军事伦理学的若干范畴,拓展了军事伦理学的研究视域。之后,不少学者对该书作出高度评价。如:“该书运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一般原理,探讨了军事道德的本质及其规律,政治家、军人、民众等军事道德主体的道德原则规范,和平时期、高技术战争情况下军事道德的表现和作用等问题,探讨了军事道德教育与修养的问题。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军事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形成。”(14) “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当代军事道德关系作了不少可贵探索,在许多方面取得开拓性的进展。”“既是对前阶段国内军事伦理学研究的总结,同时又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本理论框架,堪称国内军事伦理学研究的里程碑。”(15) 2005年,刘淑萍、赵枫主编了《现代军事伦理学概论》,涉及现代军事伦理学研究的对象、任务和方法,现代军事道德的本质、作用和一般要求,军事伦理的一般范畴,政治家、军人与民众的军事道德,高技术战争的伦理道德,民族战争的伦理道德,现代军事道德的践履等内容。除此之外,李建德、张荣生主编了《军事伦理学》(16) (2006)、翁世平等发表《中国军事伦理学研究综述》(17) (2006)、王俊南发表《军事伦理的规范与实践》(18) (2009)、刘淑萍等发表《军事伦理学学科建设发展路径探讨》(19) (2012)。进入新世纪以来,北京、上海、南京、长沙等地多所军校又陆续设立了军事伦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科点,产生了一批有质量的硕士学位论文,这些丰富的学术成果推动了军事伦理学学科的发展和完善。
这一时期,许多学者研究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军事伦理思想的状况和特点。如有学者对先秦兵家军事伦理思想进行研究,指出兵家基于对上古武德意识的理解和吸收,在对战争的道德情感体验和理性伦理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由忠国利民的军人价值观,贵仁尚义的战争观,严纪守律的军队管理伦理思想,崇智善谋、和军爱卒的武德修养论等构成的完整的、系统的军事伦理思想体系。(20) 有学者揭示了春秋战国时代军事伦理理念的嬗变;(21) 有学者研究了隋唐时期将士在处理与国家、与百姓关系和军队内部关系时的价值选择。精忠爱国是将士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道德信念精兵尚武提高战斗力亦是将士们追求的目标。将帅们大多尽量不违农时,仁德爱民、爱惜民力。在将帅与士卒这一军队内部最基本的关系上,将帅多注重爱卒善卒、结爱于士,士卒也多能做到拥护爱戴将帅、服从命令,营造和军一心的局面。(22) 有学者总结了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军事伦理思想,显现出“带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特征、以爱国主义为主旋律、理论体系具有多样性、开放性和严密性,以及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变革起到了导向作用”等特点。(23) 还有学者归纳了中国传统军事伦理的价值取向,重视“正义战争”的道德规范,维护“替天行道”、“以仁为胜”和“先德后武”的价值取向,以达到仁德治国的境地。“和平”理念是中国传统军事伦理最重要的精神遗产。(24) 这些研究成果以古鉴今,对当代革命军人的价值选择、武德观的确立提供了借鉴和支撑。
还有许多学者关注我国不同时代历史人物,如对老子、荀子、孙武、尉缭子、吴起、孙膑、诸葛亮、曹操、辛弃疾、戚继光、林则徐、曾国藩、魏源、左宗棠、胡林翼、孙中山、韦拔群、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人(25) 军事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进行了提炼和概括;许多学者对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性军事著作进行解读,发掘了《商君书》、《非攻》、《孙子兵法》、《吕氏春秋》、《六韬》、《武经总要》、《太白阴经》、《美芹十论》、《司马法》、唐代兵书、宋代兵书、明代兵书等蕴含的军事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26) 这些对历史人物、军事著作军事伦理思想的总结概括以及有益启示,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给当代军事伦理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源泉动力。
有的学者对军事伦理学的更高层次国防伦理学相关问题展开研究,还有的学者从军事伦理的分支领域,如军人伦理、战争伦理、核伦理、军事科技伦理、军事管理伦理、军事环境伦理、军事医学伦理、军事信息伦理、军事伦理价值等方面深入展开研究,诸多论著的出现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军事伦理学的学科建设,使其内容、体系日臻丰富和完善。
另外,有学者提出要关注当代外国军事伦理研究,充分利用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资源。(27) 这一时期,不少学者涉足外国军事伦理思想的研究,既包括对亚里士多德、伯里克利、欧里庇得斯、克劳塞维茨、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军事伦理思想的研究,也包括对《荷马史诗》、色诺芬的《长征记》、《赫卡柏》等著作军事伦理思想的研究,还包括对美国、俄罗斯、法国、加拿大、以色列等国家和地区军事伦理思想的研究。尤其是近十年来,随着我国社会及军队对外交往的不断扩大,我军与外军之间交流增多,军队政治工作者能够拥有更广阔的视野、以更客观的立场进行新的伦理审视,对外国特别是对西方军事伦理的研究成果日渐增多,既研究了西方军事伦理史,又研究了当代西方军事伦理思想、外国军队道德教育和价值观培育,通过对比研究来批判、汲取和借鉴西方军事伦理的一切合理成分,积极发展中国特色军事伦理学,为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服务。如《当代外国军事伦理》(28) 在总体梳理和评述当代外国军事伦理的基础上,分别考察了当代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印度、日本、以色列、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的军事伦理思想及其教育,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当代外国军事伦理的现状,审视了当代主要国家的军事道义观和军事价值观,揭露了渗透于西方军事伦理中的霸权主义。《西方军事伦理文化史》(29) 较为详尽地描述了古希腊、古罗马、欧洲中世纪和近现代军事伦理萌芽、形成及其演变的历史,反映了西方人在其历史进程中结合军事尤其是战争活动对“应该如何”的追问和思考,蕴含其中的科学进步的军事伦理精神为西方社会几度繁荣和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而根深蒂固的霸权主义多次给西方及世界带来深重灾难,今天依然要高度警惕。《当代外国军队道德教育》(30) 指出,世界各国如当代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都高度重视思想文化、民族精神、道德情操等“软实力”,并将之贯彻到国防和军队建设中,我军同样也需要关注军事道德、重视道德教化。这三本研究当代外国军事伦理的编著,填补了我国全面、系统、深入研究外国军事伦理、军事伦理文化史、军队道德教育的空白,对于我军向外军学习,取其精髓、弃其糟粕,取长补短、为我所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二、 研究的主要问题
30多年来,学者们着眼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要求,深入人类社会战争现象、军事活动以及相关环境,从军事伦理学的学科本体研究、具体领域应用研究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一) 关于军事伦理学的学科界定
从伦理学界研究现状来看,绝大多数伦理学研究者都把军事伦理学理解为应用伦理学独立的分支学科或组成部分。
1. 军事伦理学的概念
对军事伦理学概念的界定,有的学者从军事活动的主客体关系角度去下定义,如:军事伦理学是研究军事活动中道德主体和客体统一规律及行为法则的知识体系。(31) 军事伦理学是“研究军事道德现象、揭示军事实践活动中主体与客体道德关系的专业伦理学”(32) 。
有的学者从揭示军事伦理学研究对象的角度下定义,如:“军事伦理学是专门研究与军事有关的道德问题的学科,不仅涉及军人主体自身的道德建设问题,还广泛地研究战争与和平,热核战争与常规战争,军队建设,国防教育以及利益集团、政府以至世界范围内的许多与军事有关的道德问题。”(33) “军事伦理学是揭示军事道德的本质及其规律的科学。”(34)
2. 军事道德的本质、作用和一般要求(35)
军事道德的本质。军事道德是通过军事实践折射社会经济、政治要求并为之服务的社会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其道德规范体系以军事道德规则、军事纪律等形式直接地反映着经济、政治的要求,作为一种实践精神,它要求人们的军事道德价值取向最终符合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要求。
军事道德的作用。从三个方面进行:从军事道德的本质上看,它对社会经济基础、政治等起着重要作用;从其本身的具体道德功能看,它起着调节军事关系的作用;从其军事作用看,对军事目的的实现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军事道德的一般要求的内容。为人民服务是军事道德的核心要求,集体主义是军事道德的基本原则,现代军事道德应当遵守军事环境道德。
3. 军事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军事道德现象是军事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对军事伦理学研究对象的具体认识,学者们主要是通过厘清“军事伦理学”与一般理论伦理学、其他应用伦理学,如军人伦理学、国防伦理学、战争伦理学、核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的关系而展现出来。
(1) 军事伦理学与一般理论伦理学。军事伦理学不等于一般的理论伦理学(道德哲学),与一般理论伦理学的关系是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是一定的理论伦理学(道德哲学)在军事道德应用领域的具体运用,因而它不等于道德哲学,应避免用道德哲学的框架来框定或构建军事伦理学,将之框定为一般的道德原理再加若干军事例子。(36)
军事伦理学范畴是其区别于一般伦理学的重要标志,它的界定对军事伦理学研究有直接影响。《当代军事伦理学》的编者充分考虑到军事相关道德的特殊性,把忠诚、勇敢、价值、正义、荣誉和人道界定为军事伦理学的基本范畴,这些范畴既能够统摄军事伦理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又彰显了军事伦理学特色。而且,从多角度、多层次对军事道德范畴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其中既对不同时期、不同阶级军事道德的范畴的特性和沿革作了交待,同时照顾到军事伦理学范畴的普遍性要求,用超越性的观点揭示范畴的“应该”维度,增加了军事道德范畴的科学性。(37) 《现代军事伦理学概论》一书中指出“和平、正义、人道”是军事伦理学最主要的范畴。《军事伦理学》一书认为军事伦理的基本范畴是由忠诚、荣誉、正义和人道组成,这四方面内容涵养了军事伦理的全部精神,是一条贯穿于整个人类军事伦理思想史的主线。
(2) 军事伦理学与其他应用伦理学。大多数学者认为,“从应用伦理学的角度来理解军事伦理学,是恰当地认识军事伦理学的性质及规定军事伦理学的特有研究对象的正确思路。”(38) 军事伦理学是一门以伦理学与军事结合为特征的应用型学科。与其他应用伦理学相比较,具有几个特征:其一,在通常情况下,医学伦理学等应用伦理学,并不涉及大规模、大范围的对人类及其文明造物的损伤与毁坏的问题。而军事伦理学面对的行为与事件,往往就是这种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其二,医学伦理学这样的应用伦理学,主体是建立在个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上的,然而军事伦理学所涉及的道德关系,大量是通过集团与集团、政府与政府间的武装对峙或抗衡来表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军事伦理学是一种组织间的伦理学”。其三,其他应用伦理学即使与军事伦理学具有同一的对象,这些对象的性质也是有区别的。其四,军事伦理学面对的实际道德问题,其复杂性也远甚于其他应用伦理学所面对的实际道德问题。(39)
第一,军事伦理学与军人伦理学。学界在军事伦理学与军人伦理学的关系方面有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军事伦理学可视为军人伦理学。首先,二者的研究对象交叉兼容。军事道德与军人道德虽然相对独立,但都与军事生活相联系,都是为完成一定的军事任务而产生和发展的。其次,二者研究对象的主体交叉兼容。无论军人伦理学还是军事伦理学,其研究对象的主体都是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军事道德也就是军人道德;军事伦理学亦可称之为军人伦理学”(40) 。
第二种观点认为,军事伦理学不同于军人伦理学。有学者认为军事伦理学包含着军人伦理学,军人伦理学是军事伦理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军事伦理学是以军事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包括军事道德关系现象、军事道德意识现象、军事道德活动现象等等。军人伦理学则是集中研究军人道德的学问,包括军人道德理论、行为规范、德性养成等等。两者之间有联系,它们面对的都是军事领域的道德现象,其目的都在于通过道德提升军事主体的力量,更好地为国家、阶级、集团的利益服务,直至赢得作为‘政治继续’的战争。同时二者又有区别,军事伦理的研究范围更广,它研究一切与军事活动有关的道德问题,包括职业军人、科学家、政治家、民众等不同主体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及其相互关系;和平时期、战争时期军事道德关系、道德意识、道德活动的不同情况;高技术常规战争、热核战争的道德问题等等,这是军人伦理学无法涵盖的。”(41) 鉴于上述认识,大多数学者认为应该从“大军事”观念、“大战争”观念和“大和平”观念的角度,来理解军事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把一切与军事、战争及和平有关的道德问题,都纳入军事伦理学的视野之内,突破以往军人伦理学范畴涵盖内容的局限。(42) 《伦理学大辞典》中也明确指出:“军事伦理学包含军人伦理学,帮助军人确立正确的价值观,正确评价军人与军人、军人与军事集体、军人与国家、军人与民众、军人与社会、军人与家庭等伦理关系,为军人平时和战时提供切实可行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最终实现加强军队建设、赢得战争胜利的目标。”(43)
另有学者认为,军事伦理学与军人伦理学是平行的或者相互交叉的关系,军事伦理学并不能包含军人伦理学的所有问题,军人伦理学中有一些问题并不属于特定的军事范畴。“军事伦理学与军人伦理学总的说是一种平行的关系,而不是包含关系,但二者在平行之中又有交叉,无论是军事伦理学还是军人伦理学,都应探讨军人在从事军事活动时所应遵守的道德”(44) 。“‘军事’是军人最主要的职业活动,但并不是军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军事活动,如军人的婚恋、学习、家庭生活、社会交往等等,都不是军事活动中。这些活动的道德问题也都不属于军事伦理学的研究范围,因而不能把军人的一切活动都看作军事活动。在这个意义上说,军事伦理学也不能完全包括军人伦理学。由此可见,军事伦理学和军人伦理学在内容上既是:相互交叉的,又是相互区别的,它们的研究视角、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不同,各有其存在的根据,不能互相取代。”(45)
第二,军事伦理学与国防伦理学。多数学者认为国防伦理学层次高于军事伦理学,应当包含军事伦理学。“军事伦理学与军人伦理学是同属国防领域的伦理学”,“国防伦理学即是研究国防领域全部道德现象的科学,这一概念的产生,不仅消弭了军事伦理与军人伦理、军事道德与军人道德之辨,而且从内涵和外延两个维度上开拓了军人伦理学研究的新视域,以军人伦理学为核心的国防伦理学学科群将在新世纪崛起”(46) 。在《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应用伦理学卷中指出:“军事伦理学、军人伦理学、核伦理学作为国防伦理学的部门科学均与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性质、武装力量的道德素质、人制造使用武器的道德要求及限制等军事科学的具体内容有关。”(47) 还有学者明确提出,“国防伦理是国家和民族精神文明及伦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和社会成员关于处理国家关系、致力于国防建设的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行为规范体系。”(48) 还有学者指出,“国防伦理学的提出,既是我国应用伦理学的创新务实之举,也是军事伦理学科建设的实至名归。它表明我国军事伦理学者的视野拓展到了更广阔的领域,以更具普遍意义的理性思维,注重整体把握世界历史、文化的要素,进入宏观战略层阐释国家在国防、军事方面的行为、成就和思想,形成与多极化格局相适应的国防、军事价值观念体系。它同时表明军事伦理学者对军事伦理主体素质的时代要求以及军事伦理主体的内涵、外延有了全新的认知,力图整合军事伦理新的共识,以形成更为合理的军事伦理学研究的科学理论体系。从适应新的时代发展要求的角度看,我国军事伦理学研究以国防伦理的新视野开展的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建设,将会形成一些新的聚焦视点,求得新的突破。”(49) 2012年11月,人民网人民电视开设了“国防文化系列谈”栏目,对国防大学部分学者进行访谈,其中张弛围绕着何为新型的国防伦理、如何构建国防伦理,构建国防伦理的作用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提出要努力构建“魂系人民的新型国防伦理”,并指出“国防伦理是对国防领域全部人伦关系和人际关系所进行的道德规范,是该领域各种道德现象的总和。它可以看作是进行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和道德行为准则,从而对协调和处理军政关系、军民关系,以及包括官兵关系在内的军队内部关系,起到规范的作用”(50) 。但近几年来,对“国防伦理”概念学者们鲜有提及。
第三,军事伦理学与战争伦理学。在建构军事伦理学学科体系过程中,战争伦理问题不可或缺,成为军事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伦理学还注重对战争与和平诸伦理问题的研究。通过战前、战中、战后的全部战争活动过程,对军人进行各军、兵种的职业道德教育、职业道德考验和职业道德评估。”(51) 90年代初,《军事伦理学研究》一书中就包含着研究战争与道德关系、核道德问题、核战略道德观的有关论文。朱之江的《现代战争伦理研究》(52) (2002)一书对战争伦理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后在《现代军事伦理学概论》(2005)、《军事伦理学》(2006)中均有部分章节阐述战争伦理的相关问题。
第四,军事伦理学与核伦理学。传统核伦理学是随着核技术的发展、核武器的制造并用于战争而产生的一门应用伦理学,重点是研究核威慑战略理论的伦理问题。《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应用伦理学卷》(1993)一书中指出,“军事伦理学还包括核伦理学,随着最新式兵器,核武器和武装斗争情形日趋复杂和‘全球新思维’格局的建构,人与武器,特别是人与核武器关系的伦理意义越来越显得突出和重大,如何将道德原则运用于核时代的国家关系和核威慑战略理论与行动,成了核伦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军事伦理学在人和武器关系上强调人的因素是决定性因素,武器因人而制造,为人所使用,武器是实现人的目的的工具,在确立人对武器的优先地位后,也要注重武器的更新改进,在经济、高效、人道、安全的前提下,用现代化武器武装现代化的人、使人民军队成为世界上一流精良的武装力量。”(53) “该学科还借鉴核伦理学的理论,认识和处理核时代的国家关系及其正当实施核威慑军事战略行动。”(54) 但是,随着民用核实践活动的蓬勃发展以及核安全事故的不断发生,现代核伦理的研究重点转向了核安全伦理问题,但大多数学者并未自觉区分“核武器伦理学”与“核伦理学”,而是将二者完全等同。近年来,学者赵枫指出“核武器伦理学是从总体上和联系上考察核武器道德现象,并以一般伦理学原理为指导说明这一道德的本质、功能和规律的理论科学”,要科学界定“核武器伦理学”与“核伦理学”的概念,这两个概念联系密切,都以核能技术为基础,同属科技伦理学范畴,并且“核伦理学”包含“核武器伦理学”,但两者的研究对象不同、所属学科性质不同、研究方法目的不同,只有在研究中自觉区分它们,才能为建立完善的核武器伦理学体系奠定坚实基础。“核武器伦理学是一般伦理学原理在军事科技领域的应用,是与核武器相联系的伦理学,它既涉及战争和军事斗争准备,又包含军事科技内容,因此属于研究军事科技道德的伦理学。”(55) 作为军事伦理学的研究方向,应当与军事有关,而不能与民用核安全相混淆,因而“核武器伦理学”、研究核威慑问题应当是军事伦理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五,军事伦理学与军事科技伦理学。军事科技伦理学是军事伦理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002年王续琨在文章中就军事科学技术伦理学给以详细界说,初步探讨这一新的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内容和研究意义。这从学科建设层面对军事技术伦理与军事伦理进行了划分。2005年高学敏、龚耘首次提出了军事科技伦理的概念和军事科技伦理学,探讨了军事科技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内容、研究意义。有学者就军事技术与环境、军事技术目的和手段、军事技术发展的原则等进行伦理考量,触及军事技术与人、军事技术与自然、军事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为研究军事技术道德现象提供了宝贵意见。”(56)
有的学者针对军事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即“军事技术对自然环境的公平与正义、军事技术对人的公平与正义”(57) 进行思考和解答,“通过对军事技术、技术伦理、军事伦理的概念界定和相关分析,确认了三者之间存在着一个跨学科的军事技术伦理领域”,认为“军事技术伦理本质上是满足战争实现政治目的的需要所采用的武器及其技术手段,而形成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伦理行为规范的总和。比起一般伦理、军事伦理、技术伦理,它具有更加鲜明的政治性、非强制的制度性、价值观上的特征”(58) ,并明确了军事技术伦理特征,认为“比起一般伦理,军事技术伦理是对军事技术活动的方向和价值进行引导、规范和约束。军事技术伦理指导规约的是军事技术相涉的各种利益关系、军事技术工作者、国家和社会的伦理实体。军事技术伦理指导规约主体的这种特殊性,使其具有规约后果的递延性、规约效力的有限性和规约内容的时代性特征”(59) 。
还有的学者认为“军事科技伦理”这个概念难以成立,有的认为在军事领域只存在“军事技术伦理学”,有的把军事科技伦理学等同于职业伦理学。也有的学者认为“军事科技伦理”概念上能够成立,“军事技术伦理学”不能取代“军事科技伦理学”,军事科技伦理学不是职业伦理学。军事科技伦理学是从总体上和联系上考察军事科技道德现象,说明军事科技道德的本质、规律的理论科学,它有明确的阶级和政治价值取向,与伦理学、军事伦理学、科技伦理学既有联系又相区别,是一个比军队科技职业道德外延广泛得多的概念。(60) 就目前学术界对“军事科技伦理”与“军事技术伦理”的使用频率来看,大多数学者是选择了“军事科技伦理”。在此基础上,该学者又提出,“军事科技伦理研究必须积极适应军事斗争准备的需要,充分展示我国发展军事科技、推进军事斗争准备的道义自信,在服务军事斗争准备中创新军事科技伦理体系。为此,军事科技伦理研究者应当强化服务军事斗争准备的责任意识、理论创新意识、视角转换意识及意识形态斗争意识,拓展和深化军事科技伦理研究。”(61)
第六,军事伦理学与军队管理伦理学。军事伦理学所涉及的军事活动,包括军队组织、军队训练、战略谋划、战术研究、作战指挥、武器研制、物资供应、战备动员等,军事管理渗透在各项军事活动中,但并不是军事活动的全部。因此可以认为,军队管理伦理学只是军事伦理学的一个具有横向渗透力的组成部分。(62) 也有学者指出:“军队管理是军队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的职能、活动及过程,‘军队管理伦理’既是职能伦理也是活动伦理与过程伦理”,“军队管理伦理学”是研究军队管理道德现象、揭示军队管理道德本质的一门科学。”(63) “军队管理伦理学与军事伦理学的研究对象,都与军事有关,与战争及战争准备活动有关,因而都具有领域的独特性(属于军事领域)、表现方式的对抗性(与战争有关,战争中的舆论战往往针对军队管理展开)、部分内容的保密性(如涉密单位的岗位道德具有保密性)等特点”(64) 。
4. 军事伦理学的研究任务
90年代初,有的学者指出军事伦理学的研究任务是以战争为中心而展开的。战争爆发前的时期,作为和平的主要阶段之一,这时军事伦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从物力上考虑备战或维护和平的道德问题;从人力上研究国民和军人的和平观念、国防观念等相应的道德问题。一旦战争爆发,对军事道德问题的研究,不仅仅要讨论采用什么样的道德手段,更要讨论怎样的战争行为才是符合道德的,才能利于战后的建设和发展。战后军事伦理学的研究主要包括:反省战争的目的,奖励英雄、惩治战争罪犯,妥善安置参战退伍人员,将军事工业迅速转到国民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65)
21世纪之后,有学者提出军事伦理学的研究任务有五个方面:第一,探讨军事道德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及其社会作用,阐明军事道德的核心、原则和规范,是军事伦理学的首要任务。第二,抵制和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道德意识的侵蚀和影响,增强军事活动者道德评价和选择的能力。第三,探索军事道德实践的途径和方法,为提高政治家、军人、民众的军事道德提供指导,这是军事伦理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第四,批判地继承军事伦理学说史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丰富和发展军事道德理论。第五,强化军事伦理学与其他军事科学的联系,繁荣军事科学。(66)
5. 军事伦理学的研究原则和研究方法
90年代初,曾有学者提出了若干军事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要具有时代气息、应体现我军特色”(67) 。之后,就少有学者对军事伦理学的原则问题开展研究。
大多数学者认为,军事伦理学是否有自己的特殊方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门学科能否成立及其能否发展,因此,加强对军事伦理学方法的研究,需要人们引起重视。有的学者提出了若干军事伦理学的研究方法,如“矛盾分析方法、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系统方法”(68)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第一,现代军事伦理学研究的最根本方法是哲学的方法。第二,社会科学形成的一些基本研究方法,如历史的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归纳和演绎的方法等也是军事伦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第三,价值分析的方法、推己及人法和自我省察法等伦理学的特殊研究方法也是军事伦理学研究的方法之一,不过由于这两种方法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只能作为军事伦理学研究的辅助方法使用,其正确性有待实践检验。第四,作为伦理学与军事学的交叉学科,军事伦理学研究还要运用军事学的一些特殊方法,如立足我国的军事,注重我国的特色,是我军军事伦理学的根本指导方针;借鉴外国军事伦理发展成果;进行战例研究,从战争史中研究军事道德存在、发展及其作用的规律。第五,军事伦理学研究还包括系统的方法,从整体性和综合性上去掌握军事道德现象、研究军事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的方法等。(69)
6. 军事伦理学的研究意义和实践价值
有的学者提出建立军事伦理学的现实意义有三方面:一是为了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军事伦理科学,为争取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二是为了大力加强我军的政治建设,保证我军在政治上永远合格;三是为了发挥我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催化剂”作用,推进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70)
有的学者提出军事伦理学的研究意义在于:无论战争的性质如何,在客观上都会给人类造成全方位的深远灾难,因此现代战争已经成为当今人类日益关注的问题。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矛盾和冲突,除了使用政治的、外交的和军事的方式来加以解决之外,人类还应该学会用文化的和道德的方式来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军事问题,建立公正平等合理的人类新秩序。实践价值在于:道德是革命军人的精神支柱;是新形势下凝聚军心的巨大精神力量;是革命军队的强大精神动力;是调动各种军事主体力量的合力。(71)
有学者提出,军事伦理学的研究必须重视军事价值的开发,突出其打赢战争的价值功能。第一,军事伦理学不仅要揭示军事的伦理内涵,更要注重去揭示伦理的军事意义,在战争中赋予其军事精神力特质;第二,军事伦理学应立足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进行伦理道德精神资源的开发利用,实现军事伦理研究的理论尺度和实践尺度的统一;第三,军事伦理学研究要注重增强自身的谋略性和对抗意识,用以服务于现实军事斗争准备,以体现其理论价值和应用效应;第四,军事伦理学须以战争胜利为价值至善,用战争实践中的合用性、合利性来检验军事道德规范的合真理性、实践指导性、科学性。(72)
(二) 我国军事伦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
我国军事伦理学应用研究的领域较多,主要有军人伦理、战争伦理、军事科技伦理、军队管理伦理、军事信息伦理研究等。
1. 军人伦理
依据军人职业活动特点,军人伦理概括和阐释军人职业道德的产生、本质、作用及其发展规律,研究军人个人和个体、集体的道德关系,军人和国家、人民、阶级、政党、社会、家庭等之间的道德关系,研究军人的道德意识、道德活动和道德规范体系,能够帮助军人培养优良的道德品质、确立正确的价值观,正确地处理好各种伦理关系,为军人平时和战时提供切实可行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最终实现加强军队建设、赢得战争胜利的目标。
(1) 军人职业道德。军人职业道德规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由军人道德核心、道德原则、道德规范、道德范畴和特殊领域的道德要求等方面所组成,它是军人在职业生活、社会生活和婚姻家庭生活中的道德律令,也是内化为军人道德自律的他律体系。我军军人道德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军人个人与军人集体利益的统一。军人道德的基本原则是集体主义,这是统率其他道德规范的总纲。围绕着军人道德核心、道德原则,军人在处理日常学习、工作、生活的过程中还形成了一系列军人道德规范。鉴于军事人员兼具公民与军人的双重身份,有学者提出,军人的道德规范体系可区分为两个层次,其基本层次为公民道德规范,在此基础上,军人还需以更高的标准遵循特殊的军人道德规范。(73) 《政治军官修养》《军官伦理学》《军人职业道德》《飞行员道德修养》《军队医务道德修养》《军校教员论》《军队后勤职业道德》等著作,分别对不同职务、不同专业和不同岗位军人的特殊道德规范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和归纳。2001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颁发了“听党指挥、爱国奉献、爱军习武、尊干爱兵、严守纪律、坚守气节、艰苦奋斗、文明礼貌”八条律令性的《军人道德规范》,标志着我国军事伦理的道德规范体系研究与建设有了重要进展。
有学者在综述军人职业道德的培育和践履时,指出在军人道德品质培育形成的过程中,军队始终坚持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建立了知行统一的养德机制,制定了严谨入微的规范约束,创造了合力育人的道德环境。王联斌等学者在《军队道德建设》中指出我军伦理道德建设既有道德理论的创立、道德核心和原则的坚持,又有道德规范的提出,还有各种形式的道德实践活动,从而形成了我军特有的知行统一的道德培养机制。军队道德建设的机制按其功能可分为教育培养机制、舆论引导机制、传统熏陶机制、行政奖惩机制、纪律规范机制等。军队道德建设离不开一定的道德环境,道德环境能够形成道德群体效应、道德示范效应、道德舆论效应。道德环境又有大环境和小环境、软环境和硬环境、常环境和时环境之分。(74) 在新的历史时期,科学的育人理念、知行统一的培养机制、严谨的规范体系、良好的道德环境在军事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2013年3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军队作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把听党指挥作为强军之魂,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此后,反复强调军人要听党指挥、绝对忠诚,并明确革命军人对党绝对忠诚的要害在“绝对”两个字,就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2014年,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强调要“把理想信念在全军牢固地立起来”,明确了军队好干部的标准,即对党忠诚、善谋打仗、敢于担当、实绩突出、清正廉洁,并强调军队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坚持以上率下,用实际行动为部队做好样子。还提出了“要适应强军目标要求,把握新形势下铸魂育人的特点和规律,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75) 。有灵魂就是要信念坚定、听党指挥,有本事就是要素质过硬、能打胜仗,有血性就是要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有品德就是要情趣高尚、品德端正”(76) ,锻造“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四铁”过硬部队(77) ,这些重要论述,都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培养什么样的军人、怎样培养新一代革命军人的时代课题,为培养堪当强军重任的革命军人提供了根本遵循。之后,习近平主席在不同场合还强调了“军人要有血性”,“我说的血性就是战斗精神,核心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并指出培养战斗精神,要从思想上入手,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我军根本职能教育,解决好官兵为谁扛枪、为谁打仗,当兵干什么、练兵为什么等根本性问题。他还指出要结合各部队传统和任务特点,加强军事文化建设,打造强军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培养官兵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如利用好红色资源,发扬“喀喇昆仑精神”“贺兰山精神”“老高原精神”“两不怕精神”“老西藏精神”“老山精神”“川藏线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光荣传统,教育引导官兵从中汲取强军报国的精神力量,在实现强军梦的实践中书写人生华章。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殷切希望,以及履行好新时代人民军队的使命任务,都掀起了军队政治工作者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锻造忠诚品格教育,培育军队好干部、培养“四有”新一(时)代革命军人,以及增强政治素养、战斗精神,涵养家国情怀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热潮,围绕着上述相关概念的内涵、培育践行的意义、方法手段和实践要求等方面的学术论著层出不穷,极大地丰富了对军人伦理学的研究。
(2) 军人价值问题。军人价值问题是军人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90年代初,部分学者提出当代军人价值具有社会主义社会人的价值与职业价值的统一,军人个体价值与集体价值的统一,军人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统一等特征。在当代军人价值评价上,要防止用金钱价值观、地位价值观、个人本位价值观来评价军人价值。当代军人价值实现表现为中国军人的高尚品德、训练有素的战术技术、精良的武器装备以及军人与武器各方面优化组合的整体合力;表现为中国军人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祖国的统一,保卫领土完整和建设;表现为中国军人是抢险救灾的主力军,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在实现军人价值的条件方面,他们认为要提高军人的“智”“体”等内在价值;要确立正确的价值目标;要选择正确的价值实现手段;要建立良性的价值关系,使军人对社会的贡献得到充分肯定。
在计划经济时期,军人的价值在于无私奉献的观念在军队中是根深蒂固的,但是伴随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价值观多元纷呈下,部分军人出现了价值追求上的困惑和徘徊。1999年8月,中共中央转发的《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当代革命军人的精神支柱,主要是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和自觉的牺牲奉献精神。坚定的革命理念,是我军精神支柱的核心之点。自觉的牺牲奉献精神,是我军精神支柱的本质特征。作为革命军人,必须牢记神圣职责,任何时候都要把党、人民、祖国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都要大力发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都要始终保持不为强敌所屈、不为金钱所动、不为名利所惑的革命气节。”“强化精神支柱,最重要的是帮助官兵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培养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相适应,与军人特殊使命相一致的人生观、价值观。”当时,再次强调军人无私奉献价值观,明确军人的精神支柱,为军人在纷繁复杂的价值观中进行价值选择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使军人在人生道路上有了坚定而明确的价值取向。
2008年底,胡锦涛在军队一次重要会议上提出要围绕强化官兵精神支柱,大力培育“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掀起了全军学习、培育和研究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高潮。军队学术界从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内涵、理论特征、文化哲学透析、历史坐标、培育意义、实践要求、培育路径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涌现出一批学术成果。如:《当代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意义及培育》(78) (2009)、《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时代意义及实践途径》(79) (2009)、《论多元时代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培育》(80) (2009)、《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哲学透析》(81) (2009)、《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要求》(82) (2009)、《大力加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建设》(83) (2009)、《坚守与超越: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坐标》(84) (2009)、《伦理学视野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85) (2009)、《试析构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价值》(2010)、《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内化的着力点》(2013)、《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86) (2013)。而且,还结合各军兵种特点展开军种价值观和兵种价值观的提炼和概括,把弘扬军种、兵种精神与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有机地统一起来,通过积极探索独具特色的培育和践行的有效途径,努力增强培育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此外,由于当代外国军事伦理对军人价值观尤为关注,因此许多学者对美军(西点军校军人、空军)(87) 等军人价值观培育等展开研究,或者通过中西方当代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比较研究(88) 给我军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以有益启示。
2. 战争伦理
朱之江《现代战争伦理研究》指出,战争伦理就是运用战争的伦理规范体系。它有几个特点:一是战争伦理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事关人类生存安全和社会政治秩序等重大利益;二是战争伦理调节的大量关系是通过集团暴力的复杂对抗表现出来的,当条件成熟时,战争伦理的原则、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会直接转变为法律性的内容。针对冷战后国际政治环境和战争实践的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突出的新的战争伦理问题,该专著在专门研究了高技术战争、现代民族战争和有关武装干预等实践意义重大的伦理问题后提出,“和平原则、战争目的正义原则和作战行为人道原则是现代战争伦理的三大主要原则”,“主要由区分原则和比例原则构成的作战人道原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不断发展和深化,是人们面对作战方式和手段空前的破坏性和残酷性,为减少战争灾难和痛苦,而必然共同努力的结果”。“另外,不进行大规模轰炸、不使用生化武器、保护文化财产、不杀俘虏等,在一定程度上既可视为更具体的原则,也可以视为战争伦理规范要求。”(89)
有学者对战争伦理进行了分类(90) ,借助西方中世纪哲学家和法学家提出的分类框架,将之分成了三大类别。第一种:将战争伦理主要分成三类。一类是战争权利的伦理,或者说开战伦理;二是战争行为的伦理,或者说作战伦;三是战后伦理或者说战争责任的伦理。这是一个有用的涉及形式范畴的分类。第二种:具有实质性观点和立场的分类,将战争伦理或对战争的道德态度分成三类。一是现实主义;二是和平主义;三是正义战争论。和平主义否定任何形式的战争,认为所有的战争和暴力都是不道德的;现实主义则认为战争无所谓道德或不道德,都是合理的;正义战争论则有正义的战争与战争中的正义之分。(91) 有些学者或再加上一种:军国主义。第三种:将有关战争伦理的观点分成三类。一是将“现实主义”直接称之为“非道德主义”;二是将“和平主义”称之为“绝对和平主义”;三是将“正义战争论”改称为“伦理约束论”。至于“军国主义”,也可将其归于一种“非道德主义”。
有学者专门研究了战争价值问题,包括战争价值问题的提出、战争价值思想的历史发展、战争价值主体、战争价值的本质及特点、表现形式、评价等方面内容。(92) 有学者提出,在军事领域道德通过影响军人的心灵与心智,发挥着巩固、增强己方力量,削弱、分化、瓦解敌方的重要作用。在军事斗争中,敌对双方利用道德的功能展开相互间的较量导致了道德战这一特殊军事斗争样式,军事伦理学应当深入研究道德战,以充分发挥道德服务于战争的功能。(93) 在恐怖主义与现代战争的道德研究中,有学者提出至少应当遵守如对人的生命的尊重这一底线规范的道德,而必须防范那种为了某种“绝对的善”而不择手段的道德。只能以正义的力量去惩治恐怖主义和战争罪犯。(94)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针对新战争伦理观(95) 、战争动员(96) 、战争性质评价(97) 以及网络攻击战(98) 、信息作战方式(99) 、无人(机)作战(100) 等问题也进行了伦理考量。如有学者提出网络空间军事化对经典战争伦理体系造成冲击。当前围绕网络战争的正义性研究,主要聚焦发动网络战争的正当理由、网络反击的相称性问题、网络反击的“归因困境”以及网络武器伦理设计四个方面。随着研究不断深入,未来可能聚焦确立“网络主权”的伦理依据、对网络攻击“可恢复性”的伦理辨析、传统伦理流派与技术设计流派的融合以及实现网络战争的战后正义等研究方向(101) 。另外,也有学者对先秦儒家战争伦理观(102) 、马克思主义战争伦理思想(103) 、西方战争伦理思想(104) 展开研究。
3. 军事科技伦理
有学者指出,军事科技伦理学以研究军事科技道德现象为基本任务。其学科内容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阐明军事科学技术与道德的相互关系,二是建立军事科技道德的理论体系,三是指明军事科技工作者的理想人格和道德责任,四是研究军事科学技术的价值问题,五是探讨武器技术发展的伦理原则。(105) 有学者提出军事科技道德的普遍性原则(106) ,即维护人民利益、崇尚军事科技、维护世界和平、维护生态文明、满足人道保护要求等原则。有学者针对军事科技道德思维展开研究,提出“军事科技道德思维是道德思维的具体形式。它是人们对军事科技道德现象的理性认识,是根据感知而进行的理性思考和推理,是对军事科技道德现象的本质、特征、内部联系和发展规律的认识过程。军事科技伦理思维既具有整体性、社会性、方法多样性等思维的一般规律,又具有其他学科思维不具有的特点,即思维主体、基础、形式、过程与方法等皆具有军事科技特色。全面把握军事科技伦理思维的特点,对于完善军事科技伦理学研究、促进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107) 。
核武器伦理是军事科技伦理学的一部分,近年来是研究的热点。(108) 有学者认为,在核武器的研制、生产、储存和使用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军事伦理的立场上是个别国家的特殊利益应该服从人类社会的特殊利益,应该受到道义的限制和约束,并归纳总结了世界各国人民长期反核和平运动中形成的约束核武器的三条主要伦理原则:即禁止使用原则、核不扩散原则、最终销毁原则,又阐述了这三条原则的含义和理论依据,并运用核武器伦理相关原理和原则对我国核战略进行了伦理评价。(109) 这是核伦理学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有学者释明了美国政治伦理学家约瑟夫·奈的《核伦理学》一书中核威慑伦理的五项原则,即防御应是正当的、有限制的、决不能视核武器为常规武器,把对无辜平民的核伤害减少到最低限度,消除近期内核战争危险,长期内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110) ,并认为其有合理的地方。
有学者提出了核武器的“善”“恶”之辨,指出:目前国内外存在一种从道义上否定核武器的观点。不少学者认为核武器违背战争与伦理本质,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因此是绝对的恶。这种观点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实践上是有害的。核武器的善恶是人们对研制、使用核武器目的、效果的道德判断,当它被用于善的目的并取得善的效果时,它就是善的。我国研制、发展核武器是善,因为它体现了我国的伦理精神。(111)
近两年来,对核威慑问题研究较多。有学者研究了雷蒙·阿隆的核威慑思想,他提出的“有限核威慑”思想强调政治家要运用理性精神限制暴力、限制核威慑,这种审慎道德和责任伦理为我们应对核威慑、避免全面核战争、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正义、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112) 有学者基于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战略思想进行了核威慑道德风险考量,提出核威慑对止战具有低成本和好效果,使之成为拥核国家维护自身安全的重要战略,但是核威慑滥用又会带来损害政治德性、挑战正义道德准则等道德风险。因此,决策者必须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培植审慎德性、坚持中道原则、优化价值排序、强化危机管控,使核威慑的道德风险降得最低。只有摒弃冷战时代的对抗思维,着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公平、合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才能发挥威慑止战的正效应,避免核威慑的副效能。(113)
另外,有的学者还针对中外典籍、事件中的军事科技伦理思想(114) 、颠覆性技术(115) 问世后带来的军事伦理问题进行了研究。
4. 军队管理伦理
有学者提出,“军队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军队管理道德现象,包括军队管理道德的意识现象、规范现象与活动现象,与伦理学、军事伦理学、管理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相比,军队管理道德现象所反映的道德关系、形成与演变过程、表现方式、所居学科位置等,都具有自身的特点”(116) ,并探析了军队管理道德基本原则,指出“军队管理学与伦理学、军人伦理学、管理伦理学、军队管理学等学科密切相关。借鉴他们关于道德原则,军队管理原则等的研究成果,可形成判定军队管理道德基本原则6条标准,即树立军队管理道德关系的基本遵循、解决军队管理道德基本问题的根本要求、统摄军队管理道德规范、具有军队管理道德的特点、区别不同类型管理道德的根本标志、对当前我军道德建设有重大意义。以这六条标准为依据,可确定听党指挥是军队管理道德的基本原则”(117) 。
军人荣誉感是军人自身对军事职业的价值认同和满足,反映了社会和军队对军人价值的肯定和褒奖。完善军队管理制度、优化奖惩激励机制,增强军人荣誉感、激发战斗精神,有利于提高部队战斗力。近年来为了强化军人的职业荣誉感,许多学者从军人荣誉感产生的内在机理,我军传统荣誉制度的不足、外军培育军人荣誉感的启示,以及推进军人荣誉体系建设、健全军人奖惩制度、增强军人职业吸引力,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等方面展开了理论研究。如《崇尚荣誉的价值审视与实现》(118) (2006)、《试述我军激励工作的基本经验》(119) (2007)、《浅议俄罗斯军人荣誉感培育》(120) (2011)、《论军人荣誉的内在本质、基本属性及价值评判》(121) (2012)、《培育军事职业荣誉感的制度路径》(122) (2015)、《俄军奖励表彰制度对我军的启示》(123) (2015)、《关于增强军人荣誉感的对策思考》(124) (2016)、《我军荣誉制度的历史考察和改革举措》(125) (2016)、《我军军人荣誉制度优化研究》(126) (2016)、《推进体系建设激发军人荣誉感》(2017)(127) 、《浅谈“推进军人荣誉体系建设”的重要性》(128) (2017)、《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129) (2017)。此外,研究还涉及不同人员的激励举措(130) 、军事制度的伦理考量(131) 等。
5. 军事信息伦理
信息化军事变革与未来的信息化战争中,哪些行为是符合道德且被允许的,哪些行为是不合道德且不被允许的,依据什么来判定,这些就涉及军事信息活动中的伦理价值和道德准则问题。有学者提出了军事信息伦理的基本要义,包括军事信息交往中的“保密优先”原则、军事信息享有上的“自主性”原则、军事信息内容上的无害原则、军事信息处理中的公正原则、军事信息获取上的平等原则、军事信息生态发展上的扬善抑恶原则、军事信息伦理教育中的“德法并举,以德为本”原则。(132)
6. 政治家的军事道德(133)
学者们在探讨当代政治家的道德责任和要求时,将和平时期的军事道德与战时军事道德责任作了区分。和平时期的军事道德责任:第一,高屋建瓴,从宏观上认识战争的可能性并制定相应对策。第二,做好必要的战争物质准备。第三,做好必要的战争政治准备工作。第四,做好战争的思想准备。
战争时期的军事道德责任:第一,面临战争时的军事道德责任。要确定战争的政治本质,要明确战争的性质,即使是正义战争,政治家也要三思而行,反复权衡战争的利弊得失,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战争的危害。第二,实行战争时的军事道德责任。重视做好战时动员;恪尽领导战争之责。第三,结束战争时的军事道德责任。胜不骄败不馁;讲诚信;要重新进行备战教育;号召军民为战后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为战后国家重心的转移提供舆论准备。
强烈的人类关怀意识是政治家军事道德中的最根本要求,其核心是政治家要把阶级、民族、国家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统一起来。在此基础上,现代政治家要慎重选择战争的手段、规模与范围,尊重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军事道德要求,注重自身的军事道德修养。
7. 民众的军事道德
参与军事竞争或军事冲突的主体,不仅仅有军人、政治家,还包括社会各个领域的民众。民众具备高尚的军事道德,就能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为未来的军事竞争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认识民众与现代军事的关系,研究与宣传民众的军事道德,是当代军事伦理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民众的军事道德义务,主要包括爱军、拥军、积极参与国防事务。民众的军事道德要求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热爱军队,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二是居安思危,全面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三是顾全大局,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国防后备人员,包括民兵和预备役人员的军事道德要求有:一是投身经济建设,为国家军事安全提供物质保障;二是锻造军事素质,适应现代军事斗争;三是严守纪律、团结协作,提高军政素质。(134) 这些年来,诸多学者对全民、中小学生、高校大学生加强国防教育、国家安全教育,增强国防意识、国家安全意识的研究(135) 较多,目的就是要培养广大公民和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热情。对外国国防教育尤其是与美国国防教育进行对比研究的也比较多,发现美国国防教育总是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联系在一起,值得我国教育学界研究者深思。
三、 简要评述
在我国,军事伦理学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自90年代至今日益发展,有了长足进步。
第一,拓展伦理学研究领域,军事伦理学科体系独树一帜。军事伦理学主要研究军事领域的道德现象,在原来军人伦理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军事伦理的本体研究、应用研究和价值研究等方面又进行了积极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科体系和富有鲜明特色的学科建设,开拓了中国伦理文化的一个独特视野。
第二,夯实中外史学研究基础,军事应用伦理学全面发展。正确对待古今中外的军事伦理文化遗产,系统全面地梳理中西方军事伦理思想萌芽、形成及其演变的历史脉络,深刻揭示中西方军事伦理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对中西方军事伦理思想及文化进行了批判继承和吸收借鉴,为推动既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中国军事伦理学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随着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人民军队国防和现代化的推进、军队使命任务的变化等,军事伦理学在应用研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军人伦理、战争伦理、军事科技伦理、军队管理伦理、军事信息伦理、军事医学伦理等研究方向都在日趋完善、繁荣发展。
第三,聚焦铸魂育人教化功能,军人伦理研究与时俱进成效显著。围绕不同时期统帅对军队的殷切希望、对军人形象的标准要求,广大政治工作者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精神,摸索特点规律、完善内容机制、创新方法手段、加强环境建设,对军人道德理论、行为规范、固本培元、凝魂聚气、德性养成、品质锤炼、价值实现、血性激发等方面展开广泛深入的研究与实践,为不同时期合格军事人才的品德培塑、健康成长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实践探索,为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看到成就的同时,也要直面问题,中国军事伦理学的未来发展仍然存在许多需要重视的问题。
第一,完善学科体系,夯实理论基础。目前,军事伦理学学科体系已经相对稳定,但尚不够完备,对基础理论问题的探讨近十年来大幅减少,这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军事伦理学发展的后劲。另外,由于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军事科技的进步、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网络信息的无孔不入等,使军事伦理学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这就要求军事伦理学在更广阔的领域,以更具普遍意义的理性思维,构建军事伦理学研究的新共识,理顺学科体系,以形成更为合理的军事伦理学研究的理论体系。随着军队开始重视心理攻防、法理斗争和媒介应用等,还应善于借鉴、兼容相关学科研究方法及其成果,如借鉴法学、心理学、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以形成一些新的聚焦视点、实现一些新的突破,从而推进学科理论创新。如有学者提出:“将战争道德规约的有效性诉诸法治的力量是当代西方军事伦理学的一个走向,国家间以一致同意的方式签订关于战争问题的诸条约,实现对战争道德的共同认可,并以国际法庭的方式对战犯进行审判。在国际军事交往频繁的新时代,这也是我国军事伦理学学科建设应当学习借鉴的。”(136)
第二,加强队伍建设,凝聚研究合力。近年来,军事伦理学领域许多有代表性、高层次、多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少数第一代军事伦理学科研工作者身上,至今他们仍然活跃在科研工作的第一线,是学科建设坚实的研究力量。然而,学科队伍新生代数量骤减,中青年学者严重匮乏,出类拔萃的中青年学者更是凤毛麟角,“以老带新”面临着诸多现实困难。目前,军事伦理学研究队伍结构失调的状况日渐突出,甚至将导致某些领域人才断层,给学科的未来发展留下了隐患。再者,从已有的军事伦理学学术成果来看,研究者以军队政治工作者居多,地方学者居少,科研队伍单薄;从军事伦理学学术论文发表的刊物来看,也以军队承办杂志、军校学报居多,因受军事科学保密限制,军地合作交流少,没有充分利用和依托地方伦理学研究的理论优势、发展经验和先进成果,往往闭门造车、自行其是,没有形成军地研究合力。今后,一要在培养学科队伍中坚力量上下功夫,使具有较高科研能力、敬业精神、创新意识、发展潜力的人才脱颖而出,尽快担负起学科建设的重任;二要加大军队军事伦理学研究人员学术交流与协作的力度,通过设立科研立项基金、编发统一的科研计划、明确学科学术研究导向等举措,组织全军精干力量、发挥各自优势,对有重大影响的课题开展协作攻关,推进一批质量高、影响大的研究成果,并在实践中锻炼和提高军事伦理学研究队伍的创新能力;三要加大与地方研究力量多领域合作交流的力度,争取在一些重要课题或瓶颈问题上获得突破,以弥补军事伦理学研究存在的不足。
第三,拓展研究领域,挖掘研究深度。目前,军事伦理学各研究方向的发展并不均衡,军队研究者普遍重视军人伦理学、增强军人道德素质方面的研究探讨。对于其他方向应用伦理的研究近十年来虽然有拓展和深入,但是学术成果屈指可数,尤其是对军事科技伦理、军队管理伦理、军事信息伦理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更多停留在学科概念辨析以及研究对象、研究任务或学科特征分析等方面。对军事伦理学有些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仍然薄弱,如军事决策中的伦理问题(国家领导人、高级军官和军事伦理);和平时期、战前时期、战争时期、战后时期的伦理问题;战争时期中立国的作用的道德问题;小规模战争(内战)中的伦理问题;军队解决国内问题的伦理问题;对待战犯的伦理问题;关于投降的伦理问题;军队和其他社会机构关系的伦理问题;军人(含退伍军人)待遇中的伦理问题;军人(含军属)社会保障中的伦理问题,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伦理问题等。对国外军事伦理思想的研究增多,涉及不同国家的人物思想、军事著作、军人伦理、战争伦理、技术伦理、管理伦理等方方面面,但是高质量的具有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的成果还不太多,尤其是对外军伦理道德现状及其培育的专门研究、比较研究都很不够;当代外国有影响力的军事伦理学译著还十分缺乏。因此,要努力捕捉军事伦理学各研究方向的盲点、弱点,改善研究视野狭窄、研究深度不够的现状。
(1) 如张敬波、俞正山:《军人道德简明教程》,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王联斌:《军人伦理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王伟、高玉兰:《当代军人道德》,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张寿华、翁世平:《军人思想道德素质概论》,北京:海军出版社1988年版;王伟:《军人伦理学新编》,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李权时、刘燕俊:《军人道德概论》,北京:大地出版社1988年版;陈识金、杨坚、印进宝:《当代中国军人伦理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张万忠、潘文铎、刘凤翥:《简明军人伦理学》,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等。
(2) 刘淑萍、赵枫主编:《现代军事伦理学概论》,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3) 夏伟东、石家祥:《全军首次军事伦理学学术讨论会综述》,载《道德与文明》1990年第1期。
(4) 《保证我军政治上永远合格——全军军事伦理学首届学术研讨会综述》,载《解放军报》1990年1月25日。
(5) 刘淑萍、赵枫主编:《现代军事伦理学概论》,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7页。
(6) 夏伟东、胡德荣:《军事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载《道德与文明》1990年第1期。
(7) 夏伟东、胡德荣:《军事伦理学的意义》,载《道德与文明》1990年第2期。
(8) 夏伟东、胡德荣:《军事伦理学的任务》,载《道德与文明》1990年第3期。
(9) 李桑:《读赵枫<中国军事伦理思想史>断想》,载《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10) 舒迅:《系统阐述中国军事伦理文化史的专著——<中国军事伦理文化史>出版》,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7年第6期。
(11) 龚冬梅:《军事伦理学研究的一部力作——读<中国军事伦理文化史>》,载《哲学动态》1998年第11期。
(12) 王联斌:《中华武德通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13) 唐凯麟:《当代军事道德关系的理性展示——<当代军事伦理学>述评》,载《伦理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4) 刘淑萍、赵枫:《现代军事伦理学概论》,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15) 唐凯麟:《当代军事道德关系的理性展示——<当代军事伦理学>述评》,载《伦理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6) 李建德、张荣生:《军事伦理学》,西安政治学院训练部内部发行2006年版。
(17) 翁世平、孙君、天羽:《中国军事伦理学研究综述》,载《道德与文明》2006年第1期。
(18) 王俊南:《军事伦理的规范与实践》,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9) 刘淑萍、朱玮、邬小丽:《军事伦理学学科建设发展路径探讨》,载《解放军理工大学学报》(综合版)2012年第4期。
(20) 参见胡东原、张德湘《先秦兵家军事伦理思想研究》,载《学海》2003年第3期。
(21) 参见汤浩《春秋战国时代军事伦理理念的嬗变》,载《怀化师学报》2000年第1期。
(22) 参见王超、张怀承《隋唐军事道德生活说略》,载《北方论丛》2014年第1期,第84页。
(23) 参见赵枫《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军事伦理思想的特点》,载《军事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
(24) 参见谈际尊《中国传统军事伦理的价值取向》,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25) 如赵枫:《胡林翼军事伦理思想初探》,载《解放军理工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胡东原、张德湘:《诸葛亮军事伦理思想研究》,载《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吴蓓蓓、彭凯:《邓小平军事伦理思想简论》,载《武警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占涛、褚明伟:《试论老子的军事伦理思想》,载《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杨丽坤、张永敏、方永刚:《试论孙中山的军事伦理思想》,载《军事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王联斌:《论曹操的武德人格》,载《军事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丁雪枫、陶军:《黑格尔军事伦理思想论析》,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邢盘洲:《周恩来军事伦理思想论略》,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刘劲松:《曾国藩军事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载《湖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等等。
(26) 参见丁雪枫《<荷马史诗>的军事伦理思想》,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尚伟《<孙子兵法>中的军事伦理思想及当代价值》,载《理论学习》2014年第7期。
(27) 参见顾智明《充分利用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资源——关注当代外国军事伦理研究》,载《军队政治工作》2009年第3期。
(28) 参见顾智明、尚伟《当代外国军事伦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0年版。
(29) 参见顾智明、丁雪枫《西方军事伦理文化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0年版。
(30) 参见顾智明、仲彬、谈际尊、盖岩《当代外国军队道德教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0年版。
(31) 参见王伟、戴杨毅、姚新中主编《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应用伦理学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6页。
(32) 朱贻庭主编:《伦理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0页。
(33) 《目前军事伦理学研究主要理论观点综述》,载《军事伦理学研究》,北京:蓝天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34) 刘淑萍、赵枫主编:《现代军事伦理学概论》,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35) 参见刘淑萍、赵枫主编《现代军事伦理学概论》,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40—69页。
(36) 参见夏伟东、胡德荣《军事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载《道德与文明》1990年第1期。
(37) 参见唐凯麟《当代军事道德关系的理性展示——<当代军事伦理学>述评》,载《伦理学研究》2005年第1期。
(38) 夏伟东、胡德荣:《军事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载《道德与文明》1990年第1期。
(39) 参见夏伟东、胡德荣《军事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载《道德与文明》1990年第1期。
(40) 王联斌:《21世纪军人伦理学的研究与展望》,载《中国军事科学》2004年第3期。
(41) 顾智明:《当代军事伦理研究之管见》,载《道德与文明》2004年第2期。
(42) 参见夏伟东、胡德荣《军事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载《道德与文明》1990年第1期。
(43) 朱贻庭主编:《伦理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0页。
(44) 郑弘波:《关于军事伦理学与军人伦理学关系的几点思考》,载《军事伦理学研究》,北京:蓝天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
(45) 陶传友:《试论军事伦理学的研究方法》,载《军事伦理学研究》,北京:蓝天出版社1991年版,第75—76页。
(46) 王联斌:《开展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载《解放军报》1996年5月6日。
(47) 王伟、戴杨毅、姚新中:《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应用伦理学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9—395页。
(48) 翁世平:《论国防伦理的现代应用价值》,载《中国教育改革》2004年第2期。
(49) 翁世平、孙君、天羽:《中国军事伦理学研究综述》,载《道德与文明》2006年第1期。
(50) 张弛:《略论我军魂系人民的新型军事伦理》,载《解放军理论学习》2012年第3期。
(51) 王伟、戴杨毅、姚新中:《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应用伦理学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6页。
(52) 朱之江:《现代战争伦理研究》,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3) 王伟、戴杨毅、姚新中主编:《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应用伦理学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6页。
(54) 朱贻庭主编:《伦理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0页。
(55) 赵枫:《“核武器伦理学”概念刍议》,载《解放军理工大学学报》(综合版)2010年第6期。
(56) 闫巍:《军事技术伦理维度研究综述》,载《解放军理工大学学报》(综合版)2009年第4期。
(57) 闫巍、刘则渊:《近年来军事技术伦理研究的特点与趋势》,载《军事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
(58) 闫巍:《军事技术伦理研究》,大连理工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
(59) 闫巍:《论军事技术伦理特征》,载《解放军理工大学学报》(军事科学版)2014年第3期。
(60) 参见赵枫、蒲冰《军事科技伦理学概念探析》,载《解放军理工大学学报》(综合版)2012年第2期。
(61) 赵枫:《论军事科技伦理研究适应军事斗争准备的发展创新》,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62) 参见王续琨、戴艳军《管理伦理学的学科结构和发展对策》,载《齐鲁学刊》2004年第6期。
(63) 赵枫、刘玮:《“军队管理伦理学”概念探讨》,载《解放军理工大学学报》(军事科学版),2016年第2期。
(64) 赵枫:《论军队管理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载《解放军理工大学学报》(军事科学版)2015年第6期。
(65) 参见夏伟东、胡德荣《军事伦理学的任务》,载《道德与文明》1990年第3期。
(66) 参见刘淑萍、赵枫主编《现代军事伦理学概论》,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
(67) 谭振民、刘李胜:《马克思主义军事伦理学的意义、对象和原则》,载《军事伦理学研究》,北京:蓝天出版社1991年版,第43—46页。
(68) 陶传友:《试论军事伦理学的研究方法》,载《军事伦理学研究》,北京:蓝天出版社1991年版,第74—81页。
(69) 参见刘淑萍、赵枫主编《现代军事伦理学概论》,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33—38页。
(70) 参见谭振民、刘李胜《马克思主义军事伦理学的意义、对象和原则》,载《军事伦理学研究》,北京:蓝天出版社1991年版,第37—40页。
(71) 参见李建德、张荣生《军事伦理学》,西安政治学院训练部内部发行2006年版,第15页。
(72) 参见吴尘、刘华忠《论军事伦理学的军事价值开发》,载《党政干部论坛》2007年第10期。
(73) 参见张明仓《军事价值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74) 参见王联斌、徐德清、王宏君《军队道德建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9页。
(75) 党的十九大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此说法现改为新时代“四有”革命军人。
(76) 《习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0月31日)。
(77)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第13集团军视察时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四铁”过硬部队(2016年1月5日)。
(78) 孟晓光:《当代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意义及培育》,载《理论界》2009年第6期。
(79) 公方彬:《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时代意义及实践途径》,载《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80) 顾智明:《论多元时代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载《国防》2009年第5期。
(81) 谈际尊:《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哲学透析》,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82) 陶传铭:《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要求》,载《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83) 朱廷春:《大力加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建设》,载《军队政工理论研究》2009年第2期。
(84) 朱少华、何涛:《坚守与超越: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坐标》,载《中国军队政治工作》2009年第3期。
(85) 赵枫:《伦理学视野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载《解放军理工大学学报(综合版)》2009年第4期。
(86) 莫宁:《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03-01。
(87) 田湘、范平、周燕辉:《西点军校核心价值观塑造的特点及启示》,载《高等教育研究学报》2009年第2期;刘勇、潘林祥:《美军军人价值观培育的方法与启示》,载《学习月刊》2010年第15期;李秀玲:《试析美军空军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及其特点》,载《武警工程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韩啸、陈平:《我军院校与美军院校核心价值实践教育途径之比较》,载《教育技术研究》2014年第4期。
(88) 魏作凯、冷旭:《中西方当代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方式比较及其启示》,载《中国军队政治工作》2010年第11期。
(89) 朱之江:《现代战争伦理研究》,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2页。
(90) 参见何怀宏《对战争的伦理约束》,载《社会科学文摘》2016年第4期,第84页。
(91) 参见刘淑萍《唯物史观视野中的战争观伦理冲突》,载《解放军理工大学学报》(综合版)2007年第3期,第17页。
(92) 参见陶军《战争价值论——主体价值视野中的战争》,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2页。
(93) 参见赵枫《军事伦理学应当研究道德战范畴》,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第86页。
(94) 参见卢风《应用伦理学——现代生活方式的哲学反思》,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0页。
(95) 2005年9月北京理工大学主办了“高科技时代的伦理困境与对策”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对超限战的道德评价、高科技战争对战争伦理和国际伦理的冲击、人类暴力和攻击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后来,李志祥主编《高科技时代的伦理困境与对策》论文集,侧重从伦理角度探讨了对外层空间军事利用伦理困境、高技术战争的伦理悖逆性、超限战争与新战争伦理观的建构、超限战争的有限等问题。
(96) 赵枫:《我国战争伦理动员论纲》,载《解放军理工大学学报》(综合版)2008年第4期;雷显永、赵枫:《论战争动员法规的伦理动员价值》,载《解放军理工大学学报》(综合版)2009年第1期。
(97) 黄亮、刘焕秀:《对正义战争伦理观的理性思考》,载《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杨永:《日本军国主义战争行为伦理探源及军事伦理思考》,载《解放军理工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顾智明、赵枫:《道义与现代战争——伊拉克战争伦理透视》,载《解放军理工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董竞:《关于战争的伦理思考》,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路俊平、何其二:《论当代战争性质的评价标准》,载《解放军理工大学学报》(综合版)2010年第1期;《战争法中区分比例原则的伦理困境》,载《解放军理工大学学报》(综合版)2010年第1期;曹钦:《关于开战正义观的批判性分析》,载《道德与文明》2013年第5期;石海明:《无人化战争的伦理困境及社会调适》,载《伦理学研究》2014年第4期。
(98) 刘淑萍、齐宁、唐亮:《对军事网络空间某些伦理困境的审视》,载《解放军理工大学学报》(军事科学版)2014年第3期。
(99) 赵阵、王晶:《信息化作战方式对传统战争伦理原则的挑战》,载《解放军理工大学学报》(综合版)2013年第5期。
(100) 唐韬:《无人作战的伦理考量》,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张煌:《美军无人机作战的三大伦理困境》,载《装备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101) 张煌、刘轶丹:《网络战争伦理:回顾与展望》,载《伦理学研究》2018年第2期。
(102) 林桂榛:《论先秦儒家的战争伦理思想》,载《中国军事科学》2006年第5期。
(103) 赵枫、王辉东:《马克思主义战争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载《中国军事科学》2012年第4期。
(104) 李效东、李瑞景:《西方战争伦理的理论体系及当代论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7期;丁雪枫:《迈克尔·沃尔泽战争伦理思想探析》,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陈春华:《西方的正义战争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伊拉克战争中的运用》,载《军事历史》2018年第4期。
(105) 参见高学敏、龚耘《军事科技伦理学论纲》,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106) 参见刘益浒等《军事科技道德的普遍性原则》,载《解放军理工大学学报》(综合版)2012年第6期。
(107) 赵枫:《军事科技伦理思维特点探析》,载《海军工程大学学报》(综合版)2014年第2期,第5页。
(108) 参见赵海星、文佳亮《新型核武——伦理困境抑或伦理出路?》,载《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刘瑞《美国核轰炸广岛长崎的伦理再反思》,云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03-01;冯长启、辛鑫《核军备控制的核伦理思考》,载《防化学报》2016年第10期。
(109) 参见陈晓兵、贾晓斌《核武器伦理及中国核战略伦理评价》,载《解放军理工大学学报》(综合版)2010年第4期。
(110) 参见张华夏《现代科学与伦理世界(第2版)——道德哲学的探索与反思》,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9—210页。
(111) 参见赵枫《核武器的“善”“恶”之辨》,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112) 参见刘利乐、罗成翼《雷蒙·阿隆核威慑思想的伦理考量》,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113) 参见罗成翼《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威慑道德风险考量》,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114) 如赵枫:《<墨子>军事科技伦理思想初探》,载《解放军理工大学学报》(综合版)2010年第2期;蒲冰、赵枫:《卢梭<论科学与艺术>军事科技伦理思想初探》,载《解放军理工大学学报》(综合版)2010年第6期;赵枫:《太平天国军事技术伦理思想初探》,载《军事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
(115) 如尚伟:《增材制造技术与军事伦理问题》,载《云梦学刊》2016年第2期;刘松涛:《纳米武器的伦理反思》,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16年第5期。
(116) 参见赵枫《论军队管理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载《解放军理工大学》(军事科学版)2015年第12期。
(117) 赵枫、俞红:《军队管理道德基本原则探析》,载《解放军理工大学学报》(军事科学版)2016年第4期。
(118) 严燕子:《崇尚荣誉的价值审视与实现》,载《军队政工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
(119) 陶乐:《试述我军激励工作的基本经验》,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120) 《浅议俄罗斯军人荣誉感培育》,载《军队政工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
(121) 王学军、赵力兵:《论军人荣誉的内在本质、基本属性及价值评判》,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122) 张金英:《培育军事职业荣誉感的制度路径》,载《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14年度军事学项目“构建中国特色军人荣誉制度问题研究”(2014M562642)。
(123) 牛作治:《俄军奖励表彰制度对我军的启示》,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6日。
(124) 王炜:《关于增强军人荣誉感的对策思考》,载《政工学刊》2016年第12期。
(125) 王学军:《我军荣誉制度的历史考察和改革举措》,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126) 姚匡杰:《我军军人荣誉制度优化研究》,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6年12月1日。
(127) 柏东升:《推进体系建设激发军人荣誉感》,载《解放军报》2017年11月19日。
(128) 闫巍:《浅谈“推进军人荣誉体系建设”的重要性》,载《政工学刊》2017年第12期。
(129) 洪文军:《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载《解放军报》2017年10月23日。
(130) 秦念宝、刘淑萍:《对完善士官奖励工作的思考》,载《政工学刊》2016年第5期。
(131) 阳艳:《我国现行兵役工作的伦理考量》,南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5月1日。
(132) 参见宫凌勇、王兴宏《军事信息伦理要义浅析》,载《政工学刊》2009年第5期,第58—59页。
(133) 参见刘淑萍、赵枫主编《现代军事伦理学概论》,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124页。
(134) 刘淑萍、赵枫主编:《现代军事伦理学概论》,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155页。
(135) 董栓柱:《新时代呼唤大国国防》,载《解放军报》2018年9月19日;陈飞:《让国防意识深入人心》,载《解放军报》2019年3月12日;黄明村:《国防教育是青少年教育的刚需》,载《解放军报》2019年1月16日;哲金浦:《让国防教育融入百姓生活》,载《解放军报》2019年3月20日。
(136) 刘淑萍等:《军事伦理学学科建设发展路径探讨》,载《解放军理工大学学报》(综合版)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