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伦理思想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伦理学的发展从无到有并逐步成为“显学”,伦理学学科的发展更可谓成就卓著。而任何学科的发展都需要丰富的理论资源。同样,中国伦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学科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的理论积淀。通过回顾传统伦理思想的研究历程,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准确地把握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的状况和基本问题,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学科体系提供扎实的理论支撑。中国优秀的传统伦理思想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仅关乎我国文化自信的进一步确立,而且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应承担的文化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 研究的基本历程和概况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学者们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研究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重要分水岭,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 初步发展阶段(1949—1977)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传统伦理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形态。一批老一代的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中国哲学著作或其他学术著作中抽取、提炼和阐释传统伦理思想,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文章和著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岱年先生的《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初步研究》一书,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发展演变、阶级本质、基本类别和基本观念都作了颇有创见的分析和论证,同时还指出中国伦理思想的基本派别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而应划分为道义论和功利论,这是当时研究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最集中、最富有学术价值的成果,成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之作。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极“左”思潮对社会方方面面影响的深入,尤其是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传统伦理文化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从阶级斗争的需要出发,传统伦理思想在政策上被完全否定和批判。“思想自由,学术独立”被政治斗争需要所替代,部分学者的独立学术人格被扭曲。火药味十足的批判性倾向对后来传统伦理思想的研究和发展产生了非常恶劣的负效应,这是需要深刻总结的历史教训。
林彪事件发生后不久,全党上下开展了一场批林批孔运动,拉开了“评法批儒”的序幕,紧接着报刊上便出现了一系列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的文章,总计多达数百篇。虽然这些文章大多是以政治性的批判代替学术性的批判,且观点大多雷同而偏激,却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儒家伦理的研究,为“文革”后期的文化大批判注入了一些理论和学术的色彩。但从根本上说,“评法批儒”在伦理文化史上的破坏性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它在全面否定儒家仁义道德观的同时宣扬了非道德主义的观点,并且赋予非道德主义以许多历史进步性的意义,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剧,它给我国人民道德生活所造成的混乱同样也是空前的。
需要指出,尽管十年“文革”使传统伦理研究处于严重扭曲和徘徊的状态,但仍有不少学者在关心着中国社会的道德发展状况,他们以各种方式同林彪、“四人帮”的道德愚昧主义、禁欲主义和反伦理文化的观点进行斗争,为结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社会心理和思想文化基础。
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片面地强调阶级性而忽视伦理文化遗产中所反映的不同社会集团利益的同一性,片面地强调对封建伦理的斗争性而忽视对其合理因素的肯定及其当代转化,片面地强调对封建糟粕的批判性研究而忽视对其精华的借鉴性、继承性研究。在伦理思想史研究备受冷漠的形势下,真正的研究者寥若晨星,有价值的研究也不多见。(1)
(二) 繁荣发展阶段(1978年至今)
1978年之后,随着拨乱反正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展开,传统伦理思想的研究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过程中逐步得以恢复,迎来了它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引人注目。
1979年罗国杰在中国人民大学恢复并组建了伦理学教研室,编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伦理思想史》《西方伦理思想史》等三大伦理学教材,拓展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研究视野。1980年中国伦理学会成立。1982年夏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伦理学研究室受中国伦理学会的委托,在北京密云水库旁举办了一次小型的中国伦理学史座谈会,与会的近20名专家、学者充分肯定了研究中国伦理学史的重要意义,讨论了研究工作中的许多重要问题,会议邀请张岱年先生作了题为“谈中国伦理学史的研究方法”的报告,这对后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 以“密云会议”为标志,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迎来了真正的春天,逐渐形成通史、断代史、人物、流派、范畴等研究百舸争流的局面,并在发掘新的史料、开拓新的领域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领域服务方面取得了一批标志性的成果。
改革开放引发东西文化比较的热潮,伦理学界的一些研究工作者也在从事中外传统伦理思想的比较研究工作上取得了一些成果。如杜恂诚的《中国传统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兼评韦伯<中国的宗教>》依据近代中国大陆的情况,论述检验了韦伯的理论,其内容涉及了经济、思想、宗教、社会、政治等诸多学科。谢桂山的《圣经犹太伦理与先秦儒家伦理》对圣经犹太教与先秦儒学进行比较,包括上帝与天、爱与仁、圣经犹太伦理与先秦儒家伦理的基本原则等。余纪元的《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从“幸福”、“道”与德性、人性与德性、中庸与品质、习惯化与礼仪化等方面比较了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何怀宏的《中西视野中的古今伦理:何怀宏自选集》既有对西方伦理学原典的解读、发微、梳理,又有结合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比较、批判和创见,呈现出道德—政治哲学、历史社会学的全新研究视角。温海明的《儒家实意伦理学:dimensions of confucian ethics》是儒家伦理学与美国实用主义伦理学关于创生力(creativity)问题的比较研究,这在中美伦理学比较领域是一个新的课题。赵士林主编的《仁爱与圣爱:儒家道德哲学与基督教道德哲学之比较研究》以“仁爱”与“圣爱”为核心,逐层剖析和比较了儒家与基督教两种文化道德哲学的形成、特质、功能以及对于政治思想、文化传统的深层建构与影响。邓安庆的《仁义与正义:中西伦理问题的比较研究》从比较伦理学的视角探讨了中西哲人对人性、正义、家庭伦理等问题的不同思考。以上成果都对中外伦理思想的异同作了颇具开拓性的比较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时更加注重与一些应用伦理学科的发展相结合,如经济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科技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网络伦理学、新闻伦理学、教育伦理学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进行深度发掘。义利观是学者探讨较多的一个论题。随着社会生态危机的出现,生态伦理的研究也倾向于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寻找资源,对儒家、道家和佛教的生态伦理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发掘,并对传统生态伦理进行现代诠释。另外,对中国古代伦理思想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古代德治思想的内涵与现代价值、对古代的道德教育、道德修养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探讨,从全球化视野中思考中国伦理传统。学者们的交叉融合式研究不断推出一大批有现实意义的成果,使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呈现出蓬勃兴旺的景象和发展势头,进一步拓展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在各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改革开放后我国编辑出版了一批与中国传统伦理研究相关的辞典、年鉴等工具书,包括:陈瑛、许启贤主编的《中国伦理大辞典》,罗国杰主编的《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宋希仁等主编的《伦理学大辞典》,徐少锦、温克勤主编的《中国伦理文化宝库》,李春秋等人主编的《中华美德大典》,徐少锦和温克勤主编的《伦理百科辞典》,朱贻庭主编的《伦理学大辞典》,葛晨虹等主编的《伦理学年鉴》,姚新中、王觅泉主编的《中国伦理学史经典精读》等。这些工具书都涉及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虽然不够深入,但它们所涵盖的内容丰富,信息量大,能够满足研究者的资料查阅的需要。
这一时期,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研究呈现出由粗到精、由浅入深、由文本性研究到应用性研究等特点,不仅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通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在断代史、人物史和流派史的研究方面也颇具规模,有的从宏观上对于中国传统伦理规范体系的划分、构建方法进行了较全面的探索,有的在微观上对不同学派、人物的伦理思想从内在体系结构、根本要旨、学理依据、学术源流、理论得失、历史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辨析;有的从纵观上分析传统伦理思想的流变对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影响;还有的将中华民族传统伦理思想与其他民族的伦理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以获得更深刻的理解,不仅开创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的崭新局面,使中华民族伦理精神的优秀成果重新光耀于世,而且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建设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
二、 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通史和断代史研究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通史研究可追溯到蔡元培1910年出版的《中国伦理学史》,书中将中国伦理学史分为先秦创始时代、汉唐继承时代、宋明理学时代三个阶段,系统地介绍了我国先秦至清末几千年的伦理思想流派以及从孔子到王阳明28位思想家,并阐述了各家学说的要点、源流及发展。书中还将法兰西革命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同中国古代的传统道德观念进行比较研究,主张中西融通、相互借鉴。作为第一部系统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发生、发展及其变迁的学术著作,这部通史不断再版,至今仍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伦理思想通史研究空前活跃,出现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学术专著。如陈瑛、刘启林等编撰的《中国伦理思想史》从先秦写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从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写到伦理道德文化,突破了以往对封建道德评价的框架,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撰写的中国伦理学通史,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伦理思想史的研究起到开拓性的作用。沈善洪、王凤贤合著的《中国伦理学说史》从远古的伦理思想一直写到辛亥革命,实现了古代中国伦理思想与近代中国伦理思想的统合整观。朱贻庭主编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是一部简明扼要且颇有理论深度的中国传统伦理的通史著作,该书系统地考察和分析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萌芽、生成、发展演变及其内在涵育的基本规律,对儒、道、墨、法诸家伦理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主要伦理思想及其特征作了深入的探讨,力求站在现实的高度来回顾历史,同时努力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具体分析,运用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来解释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基本特点及其演变规律,实现了史论的有机结合。姜法曾的《中国伦理学史略》是由其生前的讲稿整理而来的,主要介绍和分析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等我国历史上一些著名思想家和重要思想流派的伦理道德学说,探讨了有关伦理学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张锡勤等编撰的两卷本《中国伦理思想通史》涵盖封建伦理思想的奠基与形成、封建伦理思想的系统化及其统治地位的确立、封建伦理思想的演变以及深化和成熟、封建伦理思想的衰落、早期启蒙主义伦理思想兴起、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等内容,介绍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思想和流派,并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给予恰当的评价,风格平实、内容丰富,与史实结合紧密。樊浩的《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围绕中国伦理精神的孕育展开、抽象发展以及辩证综合,揭示了伦理精神内在的生命秩序体系。焦国成的《中国伦理学通论》以时间为序,是一本以天人论、修身论、人性论、义利论、人伦论、人我论、治世论等主题为纲写成的史论结合的著作。罗国杰主编的《中国伦理思想史》分上下两卷共八编,上卷论述先秦至明中叶中国伦理思想的发端、封建伦理思想的形成与演变;下卷论述明中叶至新中国成立前封建伦理思想的衰落、早期启蒙主义伦理思想的兴起、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一部贯通古今的扛鼎之作。陈少峰的《中国伦理学史新编》包括孔子及其集大成、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伦理价值观、宋儒的理学与伦理学、明清诸子的新学说、近现代的价值观与思想运动、现代伦理学与现代新儒学、当代伦理学的发展等内容,展现了作者独特的观点和视角。针对以往通史研究中重伦理思想史的研究,而轻道德生活史的研究,关注了学理形态的伦理文化而忽视了民间日常生活形态伦理文化的现状,唐凯麟主编的《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包括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卷、宋元卷、明清卷、近代卷和现代卷等八卷本,全面梳理了中华民族从远古至现代在政治生活、经济交往、文化教育、民族关系、宗教生活、婚姻家庭、职业活动等各领域的道德生活状况,对五种基本伦常道德关系的确立、礼仪文化的兴起与弘扬、中华民族现代道德生活的现实基础、政治改革与道德生活、经济关系的调整与道德生活的嬗变、婚姻家庭的变化与道德生活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填补了通史研究的一大空白。书中注重对每个人物的经历及其道德思想、实践的叙述与分析以及伦理概念进行解析。上述通史性的著作,在建构中国传统伦理的理论体系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断代史的研究从无到有。巴新生的《西周伦理形态研究》主要以德、孝为核心分析了西周的伦理形态。朱伯崑的《先秦伦理学概论》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研究先秦儒墨道法四大家伦理思想的断代史。王磊主编的《周秦伦理文化概论》强调了周秦伦理文化的现代价值。晁天义的《先秦道德与道德环境》从文化学的角度对先秦时期的道德规范与产生这些规范的社会、文化环境进行了细致考察,包括家庭如何制约和影响道德、国家与政治道德、礼乐文明与道德、非理性主义因素影响下的道德、法律与道德、社会分工与道德的关系等。张继军的《先秦道德生活研究》认为先秦时期的道德生活是中国传统道德生活和伦理精神的源头,它与先秦时期其他领域内的社会生活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道德生活的变迁正是这一系统内部诸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刘厚琴的《汉代伦理与制度关系研究》选取以孝为核心的家庭伦理、以忠为核心的政治伦理与汉代法制、官制等政治制度的整合、互动关系加以阐述。在研究汉代伦理对制度影响的前提下,针对汉代伦理制度化的社会实践对伦理的作用予以系统的研究。刘伟航的《三国伦理研究》从三国时期社会各阶层人们的言论、行为及制度中,对当时的伦理观念进行归纳和分析。陈谷嘉的《宋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明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分别对宋代和明代理学的核心伦理概念和演变过程进行了深入而独特的阐释和探讨,展示出理学不断演变的时代特征。
关于近代伦理思想研究的成果最为丰富。张锡勤等编著的《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论述了从鸦片战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伦理思想发展进程。徐顺教、季甄馥主编的《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研究》着重于近代至现代各时期主要人物的伦理思想研究,包括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俞理初、魏源的伦理思想,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曾国藩的伦理思想,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等人的伦理思想,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伦理思想,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梁漱溟的伦理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伦理思想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伦理思想。张岂之、陈国庆合著的《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一书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的发展和变化历程,介绍了龚自珍、魏源、洪秀全等人的伦理思想,揭示了近代伦理思想的孕育、萌发和走向现代的演变规律,是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史的一部力作。唐凯麟的《走向近代的先声——中国早期启蒙伦理思想研究》完整地介绍了明清之际的伦理思想,讨论了早期启蒙伦理思想的性质、特点、历史命运及兴起、沉寂的历史启示。张怀承的《天人之变——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近代转型》围绕人道对天道的超越,探讨传统伦理近代转型的实质、理论意义和历史局限。徐嘉的《中国近现代伦理启蒙》系统研究了中国近代以来伦理启蒙问题,分析了启蒙运动的始末、启蒙内容、启蒙过程、启蒙结果、启蒙评价等,并分析了利弊得失和流变。从历史变迁角度,分析了这种启蒙的历史功过,是一部难得的伦理史学术专著。以上断代史著作从不同的角度深化着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研究。
(二) 中国传统伦理主要人物、流派和范畴研究
以人物为主线的研究成果除了已经发表的大量论文外,也有许多研究专著。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出版了多部中国思想家人物评传,其中涉及大量的伦理思想。不仅如此,伦理学界还专门研究了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董仲舒、二程、朱熹、王阳明、王夫之、黄宗羲、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物的伦理思想。其中,对孔孟荀和老庄伦理思想的研究最多,一方面涉及论“仁”、论“礼”、论“中庸”、论“民贵君轻”、论“无为而治”、论“天人合一”等基本伦理观念,另一方面也包括义利观、天命观、人性论、道德教育思想以及政治伦理、经济伦理和生态伦理等思想。对先秦诸子伦理思想的研究不仅深入具体,还多有理论的开掘与创新。如有学者认为,荀子之“礼”与孔孟之“仁”两个主要概念的不同显示了大众伦理与精英道德之间的分野。“性恶”说是大众伦理学说的生物学论证,“群分”说是大众伦理学说的社会学论证,“伪”或“礼义”理论构成了大众伦理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定位。通过“化(教育)”提供实现伦理的教育途径,通过“法(法律)”提供实现伦理的法律保障,在“义利”“君子小人”问题上,荀子也提出了更符合大众而非精英的看法。荀子至少在理论上实现了由精英道德向大众伦理的转换,这正是荀子伦理思想的意义或价值所在。(3) 此外,西汉一代儒学宗师董仲舒的伦理思想一直被研究者所关注,研究涉足的范围很广。如有学者提出董仲舒的伦理思想具有以儒为主、兼摄百家的包容精神、天人感应的天道精神、更化有为的“强勉”精神、厚德简刑的德性精神等特征。生命的物化与伦理精神的沦落、精神家园的失却,成为当今时代人类性的问题。中华民族重塑当代伦理精神的关键在于葆有“精神的自我”,这可以从董仲舒伦理思想的内涵及建构方式获得重要的启示。(4) 还有学者们从人性论、政治伦理、家庭伦理等不同角度解读和挖掘董仲舒的伦理思想,不断开拓新的研究思路。
在宋元明清时期的思想家中,学者们对程朱理学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从程朱理学注重义理的特点出发,指出程朱理学家与以往的儒学家在治学上的不同风格。程朱理学用一个无处不在的“理”来统摄一切,建立了一套天道性命统一的逻辑体系,总体上一直处于官方学说的地位。同时学者们也指出由于朱熹理学被封建统治阶级利用,成为他们维护自己统治的工具,学说思想上没有创新,长时期表现得过于保守,甚至起到禁锢人们思想的消极作用。这些成果无疑使程朱理学的研究成为宋元明清时期人物伦理思想研究的浓墨重彩。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的伦理思想也是学界关注的焦点。黄敦兵的《黄宗羲伦理思想的主题及其展开》结合明清易代的时代背景,挖掘黄宗羲思想中所独具的“原创性”因素,正确解读黄宗羲思想的特质,深度剖析他的政治伦理、经济伦理、理想人格论、心性论与道德修养论等方面的思想。唐凯麟、张怀承合著的《六经责我开生面——王船山伦理思想研究》全面介绍了王夫之伦理思想的特色。
除了人物研究,学界对儒家、墨家、道家、道教、法家等流派的伦理思想也展开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如:李书有主编的《中国儒家伦理发展史》介绍了儒家伦理思想产生的社会与思想文化背景以及从形成到衰落的演变过程。葛晨虹的《德化的视野——儒家德性思想研究》围绕儒家德性思想的孕育、发展,揭示了儒家伦理精神内在的秩序体系。唐凯麟主编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丛书”探讨了儒释道三家伦理道德的特色及当代价值,阐幽发微,颇多新见。唐凯麟、张怀承主编的《成人与成圣:儒家伦理道德精粹》一书不仅系统梳理了儒家道德思想发展的历史沿革,并且将儒家道德范畴整理为体系。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二者由于异质相互冲突,这在价值观念、精神倾向、理性方式、约束机制上都是如此。另一方面,二者又存在着一些同构契合的因素。儒家的互助交往思想、规范有序意识、自强自律精神、诚信为本原则等,可以通容于市场法则之中,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儒家伦理还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与市场价值形成一种异质互补关系,如义与利、和与争、群与己、人与物等,这对于促进市场经济以至整个社会运行机制的完善和发展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许建良的《先秦儒家的道德世界》以先秦为时代背景,从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孟子的“尊德乐道”、《周易》的“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荀子的“道德纯备,智惠甚明”等四个方面研究了先秦儒家的道德思想。颜李学派的伦理思想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也受到学者的关注。张舜清的《儒家“生”之伦理思想研究》着力探讨儒家围绕“生”发展出一套以“天人合一”为基本特征的天人互动的“生”之伦理模式和思想体系。刘清平的《忠孝与仁义:儒家伦理批判》依据“不可坑人害人,应该爱人助人”的终极正当原则,立足于儒家经典的文本解读,通过学术性的分析批判,集中探讨了先秦孔孟荀的核心观念,考察了自董仲舒经宋明儒学直到当代儒学的演变脉络。黄玉顺的《中国正义论的形成:周孔孟荀的制度伦理学传统》阐述了周公的民本思想、孔孟的“以仁行义,以义制礼”等思想,这些思想是中国正义论的基础。中国正义论是中国古典制度的伦理学,以“义—礼”为结构,而“义”遵循的是适宜性原则。这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理论,尤其是儒学的重新解释或“重建”。刘桂莉的《儒家伦理观综论》从生命本原论、人性善恶论、为学求知论、修身立德论、婚姻家庭论、笃志尚功论、执守中道论、明辨义利论、分清理欲论、理想人格论等十个课题论述儒家伦理观。吴雅思的《颜李学派伦理思想研究》以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为背景,结合与同时代英国亚当·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的比较,探讨颜李学派伦理思想中的人性论、义利观、“习行”修养方式、“经世致用”思想的内在逻辑与理论内容,揭示其在中国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学术兴衰的缘由和在现代的理论价值。
除了儒家,研究墨家伦理思想的学者也颇多著述。如杨建兵的《先秦平民阶层的道德理想:墨家伦理研究》对墨家伦理作了正、反、合三个向度的审视。正向的原典研究确证了墨学的功利论立场,对墨家伦理的结构、生成特点、核心范畴、最高原则及其衰落的根源进行了新的探讨。反向的以中西文化为背景的比较研究,使墨家伦理的特色更加明晰,以墨家的核心话语“爱”“利”为经纬对先秦儒墨道法进行解构,是“以经解经,以墨解墨”的思路。在实践方面,书中主要总结了墨家伦理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领域的应用,体现了墨学的现实价值。贺更行的《兼爱天下:墨子伦理思想研究》把“兼爱”定位为墨子伦理思想的核心,将“义”定位为墨子伦理思想的道德原则,并以“兼爱”为主线,全面分析了墨子的经济、政治和宗教伦理等。孙君恒等著的《墨子伦理思想研究》主要研究了墨子伦理思想中兼爱、利本主义、人格伦理思想以及政治伦理、经济伦理、家庭伦理、技术伦理、生态伦理思想以及“兼爱”“非攻”基础上的和平主义伦理思想,并进一步探讨了当代西方对于墨子的研究以及墨子精神与当代社会的契合性。研究道家伦理思想的著作有王泽应的《自然与道德——道家伦理道德精粹》,书中涉及道家伦理思想产生的背景、内容、特点和现代价值以及道家与其他流派伦理思想的比较。对于法家伦理思想,学界主要从法家产生的背景、思想的内容和现代价值以及管子、韩非子等代表人物的伦理思想深入研究。另外,姜生的《宗教与人类自我控制——中国道教伦理研究》和王月清的《中国佛教伦理研究》对中国道教和佛教伦理思想进行了深入挖掘。许建良的《魏晋玄学伦理思想研究》以人物为线索,从道德根据论、性情论、教化论、道德修养论、道德理想人格论等角度对魏晋玄学伦理思想进行了梳理。
中华伦理范畴研究大化流行,生生不息。肖群忠的《中国孝文化研究》首次以文化学的综合视野对中国传统孝文化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提出孝是中国文化中具有根源性、原发性、综合性的核心观念和首要文化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对孝道的起源、历史演变及其规律进行了分析考察,全面而深刻地论述了孝在中国文化中的综合意蕴。鲁芳的《道德的心灵之根:儒家“诚”论研究》探讨了“诚”的源流、“诚”的心性、“诚”与德性、“诚”的培养、“诚”的价值等问题。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发起编纂的“中华伦理范畴”丛书以公民道德建设纲要的总要求为指导,选取中华伦理道德的66个范畴如仁、义、礼、智、信等,自甲骨金文以至现代进行全面系统研究,凸显集文本之梳理、明演变之理路、辨现代之意义、立撰者之诠释的价值。以系统地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的形式实现了优秀学术成果的普及化,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实乃填补学界空白之作。
(三)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
如何对中国伦理思想的价值进行评估、挖掘、转换和创新,一直是伦理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我们对待和处理包括伦理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的问题,绝不是一个单纯孤立的文化问题,而是一个关系整个社会的深刻变革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必须在发展经济、改革社会结构的同时,坚持“创造性的传承和创新性的发展”相统一的方针。(5)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学者们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特点中,在对待传统伦理思想的态度上,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进行了一次次剥茧抽丝般的筛选与反思。
张岱年在《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一书中指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比较丰富,所涉及的问题较多,而且学派繁盛,纷纭错综。对于两千年来伦理学说的发展演变进行系统的清理,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有些问题是比较复杂的,例如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的问题,人性学说的理论分析问题,仁爱思想的评价问题,义利之辨与理欲之辨的问题,对于所谓“纲常”的分析批判问题等。这中间包含一些深微渊奥的内容,不是浅尝所能理解的。对于传统伦理思想,过高的推崇赞扬是不适当的,但不求甚解、随意否定的态度也是不足取的,重要的是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具体分析。书中对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基本问题、道德的层次序列、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义利之辨与理欲之辨、仁爱学说、三纲五常、意志自由及天人关系等问题作了全面梳理而深刻的当代价值研究。罗国杰主编的“中国传统道德”丛书(五卷),以一种系统的角度重新归纳与整理了传统道德的理论线索,他在《传统伦理与现代社会》一书中以先秦伦理思想为基点,论述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程,探讨了儒家伦理规范体系的完善及其正统地位的确立,以及封建伦理思想的深化和成熟,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治国兴邦和道德建设的借鉴意义。肖群忠的《伦理与传统》围绕如何看待和对待传统道德这一主题,从“伦理探索”“美德诠释”“传统反思”“现实关怀”四个层面进行了探索,不仅对伦理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和基本规范进行了诠释,而且从伦理学科的实践性与现实性的需要出发,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内在精神、核心观念、现实意义以及与现代道德的承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特别是对我国当代社会的道德建设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反思,从而彰显了中国传统道德的现代价值。
郑晓江等著的《传统道德与当代中国》认为中国传统主流伦理道德的确立依赖于三大系统的相互配合:伦理道德的理念(本体)系统;伦理道德的范畴系统;社会的礼俗系统。这些体系在明清之际开始瓦解并逐步转型。所以,当代中国伦理道德的建设,一是必须树立符合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本体(理念),二是必须建构既汲取传统伦理道德资源又创设出大量新观念的伦理道德的范畴体系,三是必须形成强大而完备的社会性实施系统。三方面的配合方可使面向21世纪的中国在伦理道德的建设方面获得真正的成功。吴来苏、安云凤合著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评介》,其重点是历史的分析与现实价值的挖掘,作者认为在构建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时,对中国传统伦理需要细心梳理,深入反思、扬弃,以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徐惟诚的《传统道德的现代价值》探讨了传统道德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发扬保留在民族气质中的优秀道德传统、为以德治国作出积极贡献以及更加重视世界观等问题。李春秋、毛蔚兰的《传统伦理的价值审视》通过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简要介绍,使读者懂得修身、为人、处世、治学等方面的道理。李承贵的《德性源流:中国传统道德转型研究》论述了传统道德转型期定位、传统道德价值根据之转型、传统道德价值表达方式之转型、传统道德价值实施途径之转型以及中国传统德性智慧的来源等问题。梁韦弦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一书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对人际关系的要求和影响为依据,对传统伦理思想所包含的人际关系及道德原则规范进行了系统的清理,具体地阐明了取舍扬弃,并强调先秦儒家所提倡的仁与义的道德原则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与精髓所在。
姚小玲、陈萌合著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文化底蕴》通过对中国古代社会、近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主要特点的概述与归纳,揭示了不同社会形态、政治制度下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发展变迁的原因与动力,分析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对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变革与更替的深刻影响,从中挖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伦理文化底蕴。李建华等的《中国道德文化的传统理念与现代践行研究》围绕着“道德文化”、“传统理念”与“现代践行”等相关概念,以“传统到现代”“由观念到行为”两大转换为主轴,依循由古而今、东西互鉴、历史与现实相比照的逻辑,依次论述了理念提炼、历史审视、现代扬弃、践行机制、效果监测五大主题。陈来的《冯友兰的伦理思想》集中梳理了冯友兰在20世纪对中国传统道德的一系列理论成果,是我们今天面对传统道德进行创造性转化的重要历史借鉴,对于社会道德秩序的建立,吸收传统文化提供的生活理想、德行价值及文化归属感等方面都值得珍视。朱贻庭在《中国传统道德哲学六辨》一书中指出,要深入研究中国传统伦理思想,首先要研究传统道德哲学。如果不清楚中国古代哲人研究伦理、道德所创立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运思方式、认知方式和概念范畴,就不能理直气壮地确认中国传统伦理学同样是耸立于人类文化史上的一本古代伦理学“大书”。也只有聚焦于“道德哲学”,概括总结中国传统伦理学思想“史”的研究成果,集学界群体之力,才能写出一部足以与西方伦理学相媲美的、主要由中国伦理学概念范畴话语为基本理论骨架的、体现中国伦理文化基本特点和时代精神的当代“中国伦理学”。对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至少需要回答三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什么是应当?“是什么”是对传统文化的事实判断,就是从历史的视阈回答什么是传统文化,它在历史的行程中积累了哪些丰富的内容;“为什么”即推究传统文化生成、演化的所以然之故,就是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科学地分析传统文化产生、形成和演化的社会根源,包括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民族特点、社会心理等各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和历史演变,从而把握传统文化的演化规律和本质特征、基本特点,对“是什么”的问题作了深层次的回答;“什么是应当”是对传统文化(“源”)的价值判断,就是立足于当今社会实践的现实这个“原”,运用“源原之辨”的分析方法,对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价值评价,进而作出“什么是应当”的价值判断:哪些是应当继承和发扬的优秀精华,哪些是需要否弃和拒绝的劣质糟粕。一般说来,存在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具有可继承的现代“价值对象性”,我们又称之为“古今通理”。但是要实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还必须对其现代“价值对象性”进行价值再创造,也就是对“古今通理”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6)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发展有自己的逻辑进程,主要表现为儒学道德世界观在不断吸收其他学术流派的思想内容和思维方法的条件下的自我完善过程。儒家伦理思想从其产生开始,在中国历史上跌宕沉浮绵延两千余年,这种极强的生命力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认为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高妙得很,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冯友兰将儒家传统道德分为不同的层次,认为不同时代的道德标准是不同的,充分回答了当时社会上的“中西道德之争”,也就是说,新的社会发展类型需要新的道德与之相适应,并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可取。儒家思想曾经历史地展现了中华文明的独特类型,至今也仍以不同的形式和程度存活于中国人民的心中,成为我们民族迎接新时代的挑战和机遇,进行新的理论创造所特有的文化心理背景和所必须面对的历史资源。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尤其是东亚各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又使人们站在现实的高度重新审视儒家伦理。因此,研究儒家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的越来越多。杨清荣的《经济全球化下的儒家伦理》紧紧围绕经济全球化与儒家伦理的关系进行论证,分析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影响,以及我国文化(包括儒家文化)所应采取的应对措施,由此探讨儒家伦理在全球化局面下的出路。戢斗勇的《儒家全球伦理》对儒家思想所包含的能够作为全人类共同奉行的基本伦理原则、价值观与行为规范进行探讨,对其世界大同、天人合人等的思想体系及思想本质进行探索。邵龙宝、李晓菲的《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教育体系的构建》梳理分析和归纳了两千多年来儒家伦理思想发展的脉络,并与西方的公民社会、文明史、道德价值观、思维方法、哲学精神等逐一比较,对儒家道德价值观、人生哲学、教育理念、人格修养理论等进行反思批判和现代诠释。蔡德麟、景海峰主编的《全球化时代的儒家伦理》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儒家进行了多视角、多方位、多层次的论述,具有较强的学术性。苑秀丽、何小玲的《儒家思想与中国当代伦理》从儒家思想与中国当代伦理的关系入手,在分析儒家优秀伦理传统的基础上,对儒家思想与当代人际伦理、儒家思想与当代行政伦理、儒家思想与当代政治伦理、儒家思想与当代公共伦理、儒家思想与当代生态伦理等问题展开探讨。
从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大多数学者认为伦理文化观上的民族虚无主义和保守主义,甚或全盘西化和国粹主义是极端有害和危险的。对待传统道德,关键在秉持正确立场,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尊重文化传承客观规律,正确对待道德特殊和道德普遍,旗帜鲜明地拒斥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认认真真地总结好、承继好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一份珍贵的文化道德遗产。(7) 新时代的伦理文化建设要求我们在对待中国传统伦理文化遗产的态度问题上必须坚持批判继承和超越创新的统一,即继承优良传统,超越旧传统,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伦理。我们也只有立足于民族自身伦理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发掘民族传统伦理文化的源头活水,建立健全的伦理文化主体,才有可能真正吸收外国伦理文化包括西方伦理文化的合理因素,做到“洋为中用”。而这一切看起来是批判继承的地方恰恰也是超越创新的要求之所在,体现了批判继承和超越创新的辩证统一。(8) 要从历史发展连续性的视角阐明古与今之间的内在关联,揭示其中蕴含的规律,为当前坚定“四个自信”提供历史依据和精神滋养。
三、 简要评述
当新中国70年的时间轴卷徐徐打开,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正如一棵不断成长的生命树,伦理通史是树干,伦理断代史是树枝,伦理流派、人物、范畴是树叶,不断地在继承中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深刻地阐述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价值。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为我们在新时代条件下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指明了方向。
首先,历史昭示我们,不忘本来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沉淀、衍化、传承与发展,如果不能对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那些优秀的、精华的思想价值与生活理念抱有热忱与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网络普及化、技术一体化的情境下,西方强势文化以各种形式无孔不入地横扫全球,东方及其他地区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逐渐被边缘化,乃至丧失了本民族传统文字语言,一些国家、民族在实行语言文字改革的旗号下,走向西化,造成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断裂,随之而来的是这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之魂的沦丧,民族之根的枯萎。就世界多元文化而言,这种趋势的持续是可悲的。中华民族伦理精神和行为规范既然在实践中检验了自己价值的合理性,那么,价值合理性必须在伦理精神和行为规范中寻找自己适当的或应有的位置,以充分表现自己的内涵、性质、价值和功能。因此,我们今天做的所有文化传承、创建工作,不仅要解决现在的问题,而且要让浸润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改革开放精神始终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9)
在全球性的人文理想崩落和道德价值迷失的情境下,重建儒家伦理文化传统无疑有助于振衰救弊和解除现代社会中的道德精神危机,有助于贞定人心和弘扬道德的尊严。儒家伦理文化传统中崇仁尚义、贵道敬德的观念和特重道德主体性人格独立的价值系统,无疑是现代社会反物化和抑制精神危机的有力武器。(10)
中华民族这个以儒家伦理为主体的古典文明曾广泛辐射到异国他邦,为世界精神文明的建设和伦理文化宝库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今,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这一东方古老的伦理文化又一次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社会所瞩目的中心,一股新的中华伦理文化研究热潮正在海内外理论界、学术界和企业界兴起。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的展开,儒家“和而不同”、“礼尚往来”、“协和万邦”以及“诚信为本”、“厚德载物”等伦理精神和伦理观念成为人们建设普世伦理的珍贵资源。今天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研究,要重新评价儒家伦理的功能与社会作用,在新时代的背景下考察中国的传统伦理观念发展史、伦理范畴演变史、伦理形态更替史,重新认识传统伦理的内蕴、实质及特征,以新的方法对几千年的伦理史进行审查、清理与发掘,去其杂质,取其精粹,并以此来作为构建新伦理观的基础。
中国传统伦理的命运其实就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如果我们能真正以正确的态度和科学的方式对待传统,并下大力气实行传统的现代转化,就一定能够在经济全球化的文化整合中站稳自己的脚跟。而如果仍然以清谈待之,那么其命运是可想而知的。从中国角度来看,全球伦理应该是得到中国传统伦理支持又为世界其他国家和文化传统所认可的伦理。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担心“全球伦理”的西方化或漠然处之,而应积极参与全球伦理建设,争取中国在全球伦理问题上的话语权。有理由相信,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提速,我国传统伦理也将与世界不同文化接触、碰撞、磨合,从而为我国传统伦理的发展和提升提供实践基础。
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发掘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最本质的,也必然是与其他民族伦理共同的价值观念,同时,要突破各自的规范和界限,打破各自的壁垒,也就是打破“东方伦理中心论”和“西方伦理中心论”的自我封闭心态。以东西方不同的伦理传统为相互投射、互为比照,吸收各自合理的资源,在全球化时代将自己的特殊性逐步融入全人类的普遍性之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自己应有的伦理贡献。
其次,吸收外来,加强中外传统伦理思想比较研究。我们除了要对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外,还要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对一切人类优秀文化的内涵、形态、因素、手段、途径等进行科学汲取与合理消化,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今后,中西传统伦理文化交流和比较研究将具有这样一些特点。
一是比较的范围延伸拓展。既包括不同意识形态的伦理道德理论的对比,也包括同一形态的伦理体系的对话,既有中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德理论的碰撞,也有在传统上与越南、朝鲜等同质伦理学的比较。
二是比较的内容广泛深入。既有现代社会同一时代各种伦理学说、伦理流派的对比,也有人类发展史各个阶段上形成的不同文化类型的文化传统和特点(如欧美文化、中国伦理文化、印度文化等)的对比。
三是比较的方法丰富多样。集横向比较、纵向考察、立体思维于一身,融同比、异比、横比、纵比、同异交比于一炉。
四是比较的问题层出不穷。大致有: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整体比较;儒家道德与佛教道德的地位和作用的比较;新教伦理与儒家伦理对现代社会的不同作用的比较;中国道德传统理论和其他东方道德的比较;大陆儒学与东南亚、日本儒学的比较;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比较;古希腊罗马时期与春秋战国时期道德繁荣昌盛的原因比较;中西伦理史上同一范畴、概念的不同发展历史阶段的比较;等等。
通过以上立足现实、反省过去、纵析古今、横贯东西的比较研究,了解各种文明和道德传统的历史、特点、性质、意义,以便在与我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对照中,比差异、评优良、较长短、辨是非、明善恶、析进步与落后、判糟粕与精华,从而视其对我国新时代伦理道德的理论建设有无启发和促进意义而取舍、扬弃。通过中西交流和比较,我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将获得新的增长点。
最后,面向未来,大力加强传统伦理思想研究中的理论创新。针对目前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中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寻找新的创新点。如在对史料运用分析方面,过去很多学者重伦理思想本身而轻思想背景。任何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潮背景,思想家个人的经历、心理和习惯,都会对其思想产生影响。如果只是从文献的字面所反映的思想出发,而忽视了伦理思想与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状况、文化传统和社会思潮的关联,忽视了原著作者差异性的心理结构、个性特征和生活经历对其学说主张的作用,只看到了思想背后固定的社会时代特征,忽略了固态时代特征在个体身上的动态差异,只是阐释思想而没有透视思想背后隐藏的动态变异,那么这种研究就不可能是深入和透彻的。这就需要学者们不断汲取我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方面的新史料,拓展和深化一些领域的研究。
拓展和深化一些领域的研究,离不开研究方法的创新。从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的成果中,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学者们一致认同的研究方法,对各个时期、各个学派、各个人物、各种观点的研究都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我国伦理学界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研究方法上已有不少创新。比如,运用传世文献、出土史料与民族史调查三结合的方法,运用合作研究、比较研究、学案研究、区域研究、田野调查等方法。对于有利于研究创新的方法,我们都应当给予大力支持。
在研究对象方面,综合以往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研究成果,我们会发现学者对先秦和近代转型期的研究比较丰硕,而汉唐到宋元明清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对于学派、人物、重要思想观点的梳理围绕主流流派、代表人物、重点著作,尤其以儒家学说为重点,相比之下,非儒学说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并且学者大多重汉文化系统的伦理思想研究,而轻少数民族的传统伦理思想的研究。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影响了中华传统伦理体系的建构,目前的研究较多探讨了儒家伦理思想对少数民族伦理文化的影响,而较少探讨少数民族文化对儒释道文化发展和流变的影响。另外,学者们更注重系统化的道德理论,而轻生活伦理文化研究。不可否认,研究主要流派和代表人物能够把握传统伦理文化的整体特征,但是要还原伦理文化的原貌必须对风俗史、民谚、民谣、文学作品中的伦理思想进行挖掘整理,当然已有少数学者已开始关注这些研究领域并取得了创新性成果。
在研究内容方面,有些学者重梳理、重阐释而轻比照、轻改造。研究伦理思想史是重要的,而如何使有生命力、有价值的伦理思想得以重生,如何做到古为今用,则是更为重要的。因此,很好地把中国伦理思想与外国伦理思想进行比照研究,较其长短,才能够更好地认识中国的伦理思想;很好地认识了中国伦理思想,才能谈得上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对其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和转换,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当代的道德文明建设。(11)
未来有些研究领域将成为理论创新的焦点,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内在关联研究、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接续研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华传统伦理思想的弘扬研究等。这些研究领域的理论创新将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次结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也将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加强理论创新不仅是把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认识提升到更高水平的内在要求,也是打造富有思想深度、理论温度、历史厚度和实践力度的精品之作的必由之路。一个时代写的伦理学史,必然打上该时代的精神烙印,是该时代精神的反映。因此,一个时代的伦理学史,只有在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精神之后,才能找准目标和道路。选择好方向和角度,处理好文献和资料,总结出科学的理论及体系,才能写出高水平的著作来。(12) 判断一个时代伦理史学发展的成就,很大程度上要看推出了多少高质量的有思想穿透力的伦理史学名著。伦理史学名著是一个时代伦理学发展的标志性成果,集中体现了伦理史家的史才、史学和史识。打造精品力作,持续提升我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的影响力,不仅有利于促进我国伦理文化建设,而且对当前和今后的全球伦理文化建设都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参见焦国成、郭忻《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载《道德与文明》2008年第5期。
(2) 参见肖群忠《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道德与文明》2011年第1期。
(3) 参见吾敬东《由精英而大众:荀子与孔孟伦理思想之别及其意义》,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4) 参见胡海波、荆雨《汉代的盛世伦理及其当代意义——董仲舒伦理思想的启示》,载《道德与文明》2009年第2期。
(5) 参见唐凯麟、刘燕奇《明清时期伦理思潮的社会历史性质论辩》,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6期。
(6) 参见朱贻庭《<中国传统道德哲学六辨>序和跋》,载《伦理学研究》2017年第4期。
(7) 参见罗国杰、夏伟东《古为今用 推陈出新——论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载《红旗文稿》2014年第7期。
(8) 参见王泽应《道莫盛于趋时——新中国伦理学研究50年的回溯与前瞻》,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339—343页。
(9) 参见李军《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载《光明日报》2019年2月22日。
(10) 参见王泽应《道莫盛于趋时——新中国伦理学研究50年的回溯与前瞻》,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363页。
(11) 参见焦国成、郭忻《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载《道德与文明》2008年第5期。
(12) 参见陈瑛《关于中国伦理学史的研究》,载《哲学研究》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