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劳动伦理

第九章 劳动伦理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让世界瞩目。与此同时,人们对劳动的认知和理解也随之而不断深入,进而对劳动问题的伦理审视和考量也逐步形成较为固定的对经济和经济发展的认识维度。学界对劳动伦理问题的研究从无到有,跟着经济发展的步伐,其理论也在不断系统、深入和完善。

一、 研究的基本历程和概况

 对于劳动伦理学的研究,我国学者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纵观国内劳动伦理研究的发展历程,主要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萌芽期、发展期与繁荣期。萌芽期对于劳动伦理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劳动伦理学主要的研究问题并进行了初步的阐释;发展期对于劳动伦理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开拓了国际视野劳动伦理的研究,同时探索如何通过学科的交叉来研究劳动伦理相关问题;繁荣期对于劳动伦理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对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进一步丰富与聚焦现实问题的进一步探索。上述三个时期出现了很多的专著及论文,这些学术成果是国内对劳动伦理学研究的一种反映。然而,国内关于劳动伦理学科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特别最近十年来的研究硕果累累,人们对劳动的认知和劳动精神的理解更加深刻,但是劳动贯穿整个历史发展进程,需要我们更多关注和求证,更加紧密结合现实,需要及时对现实问题提出理论指导。

(一) 关于劳动伦理问题的研究历程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已经有学者开始关注劳动伦理相关问题,并开始对劳动伦理学进行了一些研究。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研究中国出现的劳动伦理问题,初步实现了各个学科的交叉研究。国内学者在此时期还积极翻译国外有关劳动伦理的文献,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20世纪至今,我国学者在更多地翻译国外劳动伦理文献的基础上,将劳动伦理与我国现实社会联系起来,试图用劳动伦理相关理论解决我国新时期出现的一系列劳动问题,并由此出现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使得社会更加关注与思考劳动伦理问题。总体来说,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学者对劳动伦理的研究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与成熟期三个阶段。

1. 萌芽期:劳动伦理概念、问题的提出与初步解答(1949—2000)

据考证,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学者就已经开始关注中国的劳动问题,如1928年出版的李剑华的《劳动问题与劳动法》、1929 年出版的《中国劳工问题》、1930年出版的《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以及《塘沽工人调查》《河北省及平津两市劳资争论的分析》《中国劳动年鉴》等,但这些著作大多是从社会学的视角对劳动问题进行研究,没有把劳动中的道德问题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加以研究,即还未真正涉及劳动伦理的相关问题研究。直到1934年上海大学书店出版的陈振鹭先生的《劳动问题大纲》一书,才真正开始从伦理道德视角对劳动问题进行考察。该书明确阐述了研究劳动问题的道德缘由,分析了劳动与伦理的关系,认为道德的评价标准因时代而不同。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内学者逐步开始聚焦劳动伦理,并试图对劳动伦理的相关概念、问题进行研究,并期望使相关问题得到初步解决。1989年,王昕杰、乔法容教授的《劳动伦理学》是改革开放以来以劳动伦理为专门研究对象的第一本著作,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此书针对劳动者、劳动生活、管理劳动、知识劳动等领域中的道德问题,职业中的价值实现及道德评价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从此开始,劳动伦理学正逐步发展为因人们劳动活动中的道德关系所出现的新变化、新特点而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由于此阶段国内学者对于劳动伦理学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学术成果不够丰富,因此将此阶段命名为萌芽期。

1990年,陈升(1) 在其论文《关于中国青年工人劳动伦理衰退问题的分析》中对劳动伦理问题作了如下定义,所谓劳动伦理问题就是与劳动、工作相关的道德问题。1993年,陈宇的《劳动科学体系通论》阐述了劳动伦理学的发展概况。作者认为劳动伦理学是以伦理学理论为基础,研究人们在劳动过程中所涉及的道德问题的科学。1994年,王小锡(2) 在其论文《经济伦理学论纲》划分了劳动伦理学归属学科问题,他将劳动伦理学看作是经济伦理学重要的研究门类之一,主张经济伦理的研究除了以一般经济伦理学作为研究对象之外,实践性较强的劳动伦理也应该作为重点的研究对象,劳动的伦理意义不仅仅是人类生存的条件,更是经济社会良好运行的重要条件,劳动伦理不能被经济伦理学家所忽视。同年,刘进才的《劳动伦理学》一书对劳动伦理存在的理由进行了合理的证明,作者针对劳动过程中劳动关系各要素如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产品等的道德控制问题而展开研究,对当今世界的一系列劳动的伦理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证明了劳动关系是社会关系主要构成部分,它离不开道德的调节和规范。1995年,蔡文浩(3) 的论文《企业伦理人和企业伦理结构》从企业伦理学的视角来研究劳动伦理。他认为,企业除了是经济行为的法人,还是伦理道德主体。同年,阎春芝的《劳动关系需要与文化》通过人的需要将劳动关系与劳动者文化、企业文化联系在一起,试图用文化建设来优化和改善劳动关系,强调了道德的作用。1998年,《劳动经济学》一书将道德、法律和权力作为劳动力市场制度结构中调整劳动关系的三种工具,并对三者进行了分析、比较,提出在影响劳动关系的道德与习惯中最重要的是职业道德,将文化传统融于劳动关系之中作为劳动关系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

2. 发展期:国际视野与学科交叉的探索(2001—2010)

2001年,随着中国加入WTO,在我国同世界其他国家贸易来往更加频繁的同时,学术界也在积极研究国外学者关于劳动伦理的各种理论,特别是对于马克思的劳动伦理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此同时,我国学者也不放弃对国内劳动伦理的研究,诞生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与理论,并以论文的形式呈现给社会。除了上述两个明显的特点外,我国学者研究劳动伦理的最大进步是更注重从学科交叉的角度来研究劳动伦理学,同时也更注重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劳动伦理问题。虽然国内学者在此阶段出现了众多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劳动伦理研究的时间较短,许多相关问题研究得还不够透彻,还未真正地解决,因此称此阶段为发展期。

不可否认的是,在此阶段国内学者对于国外学者的劳动伦理思想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我国研究劳动伦理的体系更加完善,并且由此产生了许多高质量的论文。国内研究劳动伦理的专家如初习(4) 、刘金才(5) 、王泽应(6) 等都通过论文的形式将外国劳动伦理思想带入中国;同时陈爱华(7) 、邹国球、曾特清(8) 等学者重点研究了马克思关于劳动伦理的相关思想,丰富了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伦理理论的研究,使得马克思哲学思想更被学界所熟知。尼尔·弗格森的新教劳动伦理思想被引入中国,尼尔·弗格森认为马克斯·韦伯所秉持的新教伦理精神在当时的西欧呈现出了下滑和衰弱的迹象,并被一种世俗的懒惰所取代。刘金才将日本思想家二宫尊德的劳动伦理思想呈现给中国学界,并认为“勤劳”“分度”“推让”是劳动伦理的核心概念。王泽应对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作了理性反思,同时还探讨了加尔文主义对新教劳动伦理的意义。有不少学者将青年马克思劳动伦理观作为论文的研究对象,认为经济学、哲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相互交织与碰撞是青年马克思劳动伦理观形成的主要特点。邹国球、曾特清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来研究劳动伦理问题,揭示出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对人性的扭曲,指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与共产主义必然诞生具有巨大的伦理意义。

同其他学科交叉研究劳动伦理学也是此阶段的典型特征,如邢祖礼、杜金沛(9)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伦理学,涂平荣(10) 从史学的角度研究了孔子的劳动伦理思想,张杨波(11) 、闫宏秀与安希孟研究了宗教学中的劳动伦理问题,刘亚军(12) 将休闲文化与劳动伦理相结合,刘诚(13) 以法学的视角来研究伦理学。而邢祖礼、杜金沛将经济学与劳动伦理学相结合,以四川省内江地区为例发现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社区内个体认知发生变化使得劳动伦理观向市场伦理观转化。姚电、涂平荣对孔子的经济伦理思想作了一系列研究,同时认为劳动伦理思想是孔子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张杨波对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作出了解读,认为社会成员接受宗教伦理准则后使得劳动伦理逐步成为主导社会成员的价值准则,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制在世界范围内的逐步确立。闫宏秀、安希孟从宗教伦理的视角研究了生态问题,作者认为基督教的劳动伦理观念对于解决当时存在的生态问题是富有启发性的。

在此阶段,国内学者还思考了我国社会出现了哪些劳动伦理问题,同时在探索应该如何解决所出现的这些问题,主要研究的领域为市场经济与企业伦理学中的劳动伦理问题、农村劳动伦理问题等,这些研究为后来国内学者如何运用劳动伦理学解决中国所出现的现实问题奠定了基础。研究前者的主要学者为刘诚(14) 、李建华(15) 、刘诚(16) 、蒋直平(17) 等;研究后者的主要学者为陈柏峰(18) 和鲁英(19) 等。首先,从企业伦理学视角研究劳动伦理的成果丰富,如刘诚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与劳动者权益保护中劳动伦理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认为劳动关系调整机制可以分化劳动法调整机制与劳动伦理调整机制;李建华以及他的学术团队进一步探讨了企业中的劳动伦理问题,同蔡文浩一样,作者同样认为劳动伦理是一种企业中的伦理规范;蒋直平通过对劳动义务与权力、劳动职业与职责、劳动所得与所失的辩证研究,同时结合当时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中所出现的劳动伦理问题,提出了符合当时中国经济的劳动道德观念及样式,丰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劳动伦理的研究空白。其次,此阶段对于我国农村出现的伦理问题的研究也是热点。陈柏峰研究了中国农村人们劳动伦理观念变迁的原因,作者认为市场经济浪潮对农村人们传统的劳动伦理观念冲击强烈。鲁英研究了劳动伦理对农民实现体面劳动的意义,她认为劳动对于人的生存和自由发展具有本体论意义,劳动伦理应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伦理基点。

3. 繁荣期: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丰富与现实问题的进一步探索(2010—2019)

通过对劳动伦理学近70年的研究,国内学者已经将劳动伦理学的概念与问题,国外学者的劳动伦理学思想,劳动伦理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劳动伦理学的实际应用与我国现实社会的劳动伦理问题有了一定的研究。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对劳动伦理学的研究进入了井喷阶段,各种关于劳动伦理的研究层出不穷,大量学术成果面世。在此阶段最主要的特点在于国内学者对马克思的劳动伦理思想研究得更为深入,同时对于企业中的劳动伦理问题更加重视。在此阶段,更多的学术成果出现,更多的劳动伦理议题被讨论,因此将此阶段称作为繁荣期。

首先,国内学者并未抛弃对国外劳动伦理思想进行研究,代表学者为马强(20) 、李秀娟(21) 、秦红岭(22) 等。马强梳理并总结了传统时代的俄国、社会主义时代的苏联、后社会主义时代的俄罗斯主流劳动价值观的特点,发现俄罗斯主流劳动价值观的变迁在各个时代都与当时的文化、社会制度相契合。李秀娟研究了伊斯兰教的劳动伦理思想,通过研究发现伊斯兰教的劳动伦理体现了尊重劳动、平等劳动、诚实劳动、和谐劳动和创新劳动的现代意蕴。秦红岭研究了约翰·罗斯金的建筑伦理思想中的劳动伦理思想。作者认为罗斯金提出的建造中的劳动伦理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建筑师和工匠应对建筑作品诚心而认真,贯注自己的全部心力与创造力;第二,建造者有着良好的心绪与乐在其中的劳动体验。

其次,马克思的劳动伦理思想在此阶段成了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突出的学者为贺汉魂(23) 、王泽应、黄云明(24) 、黄逸超、谭泓(25) 、夏明月、王维平、高耀芳(26) 等,学者们对于马克思劳动伦理理论的探索,丰富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贺汉魂、王泽应研究了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中的体面劳动的思想,马克思体面劳动观体现为劳动者因劳动而体面。黄云明、黄逸超从马克思劳动时间界限理论来看待劳动伦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应该保证劳动时间,道德界限不能被突破。谭泓对马克思劳动伦理理论进行了当代阐释,作者认为实现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的统一,应成为当代中国劳动伦理的追求,成为马克思劳动伦理观的当代阐释。黄云明对马克思劳动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和具体的解读,认为马克思劳动哲学由劳动本体论、劳动辩证法、劳动历史观、劳动伦理思想组成。贺汉魂、夏明月根据不同的研究主体把劳动伦理分为劳动关系伦理与劳动者伦理,从马克思劳动伦理观视域深入论证了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正义依据、人道要求、自由意义,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城镇化对劳动正义、人道、自由原则的背离,土地私有化是农村城镇化的不道德选择。王维平、高耀芳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伦理思想蕴含了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和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伟大构思,架构了基于劳动反伦理批判的未来理想社会图景。

再次,国内学者对中国古代劳动伦理思想也作了一定的研究,代表人物为杨天保(27) 与李雪艳(28) 。杨天保研究了儒家建构士人劳动伦理的策略,认为在认知劳动价值的过程中,先秦儒家动用安分守己的“名分论”,将劳动的自然分工“伦理化”,为传统士人搭建起脱离田间生产的劳动价值理论。李雪艳研究了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的经济伦理观,认为“勤劳致富”的劳动伦理观是宋应星经济伦理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对现实社会的劳动伦理问题的研究也成了国内学者的研究重点,特别是企业伦理中的劳动问题,主要代表人物为吴宏洛(29) 、唐茂华、黄少安(30) 、黄云明(31) 、李兰芬、马唯杰(32) 、刘永春(33) 、谭泓(34) 、马腾(35) 、游正林(36) 、张训(37) 、夏明月(38) 等。由于国内随着经济发展出现了大量因为劳动伦理引起的社会问题,因此有的学者重点将此作为研究对象。吴宏洛研究了资本逻辑与劳动伦理的关系,唐茂华、黄少安研究了劳动伦理与中国农村劳动力迁徙的关系,黄云明研究了劳动伦理观与体面劳动的关系,李兰芬、马唯杰研究了延迟退休的劳动伦理的相关问题,张训研究了劳动伦理与乡村犯罪样态的关系,夏明月认为劳动伦理要求人们在劳动过程中正确处理好人与社会的关系,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由于我国在此阶段经济发展较快,许多企业出现了一系列劳动伦理问题,为了更好地使国内企业发挥经济建设的作用,把劳动伦理的“力学”功能发挥出来,成为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学者将研究目光大量聚焦中国企业的劳动伦理问题。对企业劳动伦理问题的研究,不仅促使了国内经济伦理研究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极大地丰富了国内对企业伦理问题的研究,并研究了转型时期政府应当承担劳动伦理倡导者的角色问题。

(二) 国内关于劳动伦理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

目前国内与本选题相关的研究著作主要有王小锡的《道德资本论》,万俊人的《道德之维》,陈振鹭的《劳动问题大纲》,王昕杰、乔法容的《劳动伦理学》,刘进才的《劳动伦理学》,李建华的《走向经济伦理》,马子富、肖宏的《中国劳动关系导论》,常卫国的《劳动论》,董志勇的《劳动、所有制与绝对价值》,刘永佶的《现代劳动价值论》《劳动社会主义》,靳凤林的《追求阶层正义——权力、资本、劳动的制度伦理考量》,贺汉魂的《回到马克思、培育和谐美: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现代解码》,黄云明的《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哲学研究》,夏明月的《劳动伦理研究》,陈相道、李良玉、王影的《劳动创造美学》,房宏君的《科技人力资源管理与绩效》,马唯杰的《劳动伦理研究》,王飞、文娟娟主编的《劳动经济学》,孟婕、冯金华的《劳动价值新论:理论和数理的研究》,何云峰的《劳动哲学研究》《劳动幸福论》,景天魁的《景天魁文集·第一卷 劳动起点论》,李铁映的《劳动价值论笔记》,刘冠军、任洲鸿的《劳动力资本论》,余陶生的《劳动价值论争论评说》,都阳等的《劳动力市场转变与农民工就业》,王雪峰编著的《劳动增值论》,吴春华、吴洁、张艳丽编著的《劳动与社会保障》,肖进成的《劳动保障监察法律制度研究》,刘燕斌主编的《中国劳动保障发展报告2016》,庄三红的《劳动价值论的时代化研究》,刘钧的《劳动关系理论与实务》,王维平、陈响园主编的《劳动的力量》,程延园编著的《劳动关系》,中国工运研究所的《劳动关系与工会运动研究文选2015》,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科研处编的《劳动与发展》,王江松的《劳动哲学概论》,孙广振的《劳动分工经济学说史》,杜宁宁的《劳动缔约“明示”义务研究》,权衡等的《劳动资本关系变迁: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李亮山的《劳动关系政府规制理论研究》,孟续铎的《劳动者过度劳动的成因研究:一般原理与中国经验》,陈建华的《劳动关系经典案例100篇》,王兆申的《劳动价值形成和价值量决定的理论分析: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在新时代的深化研究》,陈天学的《劳动关系全面管理·实战篇》,吴贵明主编的《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崔玲的《劳动关系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樊士德的《劳动力流动、经济增长与区域协调发展研究》,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会编的《劳动关系与劳动争议现状和展望》,朱益虎主编的《劳动关系管理实用手册》,王江松的《劳动者学》,饶扬德主编的《劳动关系与劳动法》,冯同庆主编的《劳动关系理论研究》,刘素华的《劳动关系管理》,王少波的《劳动关系热点问题研究》,夏明月的《劳动伦理研究——和谐劳动关系与和谐社会构建》等。

除了理论著作外,还有学者发表了相关的一系列论文,探讨了有关劳动伦理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徐小洪的《劳动关系运行的伦理分析》,章海山的《略论经济伦理范畴的劳动》,董保华的《劳动关系对立与和谐》,黑启明的《劳动关系理论研究的社会伦理视角》,孟令军的《劳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石》,郑东亮的《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若干问题研究》,周原冰的《生产劳动是道德的逻辑起点》,乔法容的《劳动伦理学的对象、意义和任务》,汪荣有的《人的本质是劳动与社会性的统一》,邹国球、曾特清的《异化劳动:伦理意义及其阙失》,王永祥的《从“劳工神圣”的新伦理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宗煜萍、阎洁的《“劳动”的伦理意义》,郑尚斌的《劳动和对劳动的全面占有》,王维平、高耀芳的《<资本论>劳动伦理思想的建构逻辑及价值》,贺汉魂、王泽应的《马克思劳动伦理关系思想及其现实启示研究》《马克思体面劳动观的伦理阐析》,黄云明的《体面劳动的主体伦理观念前提》,寇准强的《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研究》,夏明月的《劳动关系伦理的提出及其价值旨归》等。这些文章都从某个角度或以某种方法对劳动中的伦理问题以及涉及伦理的劳动问题进行了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劳动伦理在我国的发展。

(三) 国内关于劳动伦理问题的研究概况及特点

从国内已经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来看,我国学者关于劳动道德问题重点研究和阐释了诸如“劳动和道德的关系”“道德在劳动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道德与劳动效率的提高”“道德对人的品质的提升”等问题,通过研究,厘清了一些理论问题,比较有说服力地阐释了劳动与道德的互相渗透,道德对劳动的作用;一些成果还分析了我国在经济道德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为人们充分认识劳动伦理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国内关于劳动伦理学科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特别最近十年来的研究硕果累累,人们对劳动的认知和劳动精神的理解更加深刻。

随着科技进步带给劳动更大的挑战,一些问题日益凸显,关于劳动伦理问题研究成果逐年增加,不少学者从经济与道德关系的视角阐述劳动道德的重要性,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在构建体系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和努力。大体分为两大类:一是侧重劳动理论的拓展研究,二是对劳动道德进行实证分析。近些年,我国社会收入差距日益拉大,基尼系数达警戒线以上,由于市场的本质特性和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出现了劳动的物化和异化现象,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伦理道德问题。有些人用库兹理茨涅倒U形曲线来论证收入差距拉大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过程,然而劳动关系已出现了种种不和谐因素,且已经触及并伤害到广大群众的利益,并给社会埋下种种不安定的隐患。因此有些学者就劳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建议,如沈立人连续推出三本著作《中国弱势群体》、《中国农民工》和《中国失业者》,步步深入,深刻揭露和剖析了劳动关系中出现的问题。金雪军主编的丛书之一《劳动经济学案例》,作为公共管理硕士(MPA)的教学用书,对劳动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现象和新问题进行案例讨论。近些年很多学者对劳动者的需求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发现体面劳动、劳动幸福指数有助于促进和谐劳动关系,有利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国内学者对劳动伦理进行深入的研究呈现出以下新特点。

劳动和伦理之间的关系开始得到重视。从文献梳理发现,陈振鹭是我国最早研究劳动与道德问题的学者,他阐明了为什么要在道德层面上研究劳动问题,解读了劳动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王昕杰、乔法容的看法是,无论什么时代,劳动者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甚至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整体的道德风貌及其发展的方向;有学者论述了劳动行为对社会的道德责任,企业对社会的道德责任;吴潜涛早期在研究日本伦理思想的同时,凸显了劳动伦理焕发生产的附加值。常卫国的看法是,良好的道德能够对企业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能够有效提高劳动者的精神面貌及道德心理,良好的道德与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一种正向相关的关系。黄云明在《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哲学研究》一书中对劳动哲学本体论、劳动辩证法、劳动历史观、劳动者主权论、劳动人道主义等有了进一步的研究,意味着可以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文献中挖掘劳动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进一步突出了劳动伦理思想在当代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地位。

对于如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及分析。对于和谐劳动关系的特征有 “六特征说”“七特征说”,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即规范有序、公平合理、合作互利。“只有实现劳动关系上的公平正义,才能保证和谐社会的顺利实现”(39) 。目前得出的普遍结论是:劳动关系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没有劳动关系的和谐就没有社会的和谐;劳动关系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和谐是劳动关系和谐的延伸和终极结果。有学者认识到和谐劳动关系直接关系到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和稳定大局,是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也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之一。(40) 必须进一步自觉地思考其构建的理由、构建的形式,构建的价值标准和衡量尺度,以及对自身利益实现的合理性。(41) 有的学者还研究了资本与劳动的和谐劳动关系,认为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可以寻求“中庸之道”即和谐之路。

国内关于劳动伦理的观点是多家争鸣。其主要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劳动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主要构成部分,它离不开法律和道德,法律是底线,道德是上限,但它有很强的调节和规范作用,使整个劳资双方处在平衡状态;万俊人教授进一步把劳动范畴宽泛化,把“义务劳动”作为劳动伦理的最高实现形式,正如将慈善事业作为伦理的最高表现形态;权衡研究员在资本“两极化”的分析中对当前中国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方面提出一些建设性研究,总结了一些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有学者从劳动正义的纬度来研究劳动伦理,论证了劳动正义的价值合理性,认为劳动正义是和谐劳动关系的伦理诉求;有学者从劳动人权的维度来探讨劳动幸福的概念。以上的研究对和谐劳动的实现提供了理论依据和价值诉求。还有学者认为,劳动关系的主体的权利与责任应是对等的,劳资之间应该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状态。黄云明对社会主义劳动关系进行了伦理分析,可以运用马克思劳动关系伦理思想来指导解决如今企业存在的不和谐的劳动关系、企业内部不平等等问题。这些观点对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的伦理诉求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对劳动伦理与企业发展动力的研究取得一定成果。王小锡指出,道德作用于生产领域的全过程,可以影响生产的效率、产品质量、服务质量等方面,道德是生产力的精神要素之一,并且是最重要的核心要素,一个人的道德觉悟会直接影响人们对生产力要素的使用、改造和利用,这也就必然影响企业道德资本的形成,道德在经济运行和企业发展中是不可或缺的,是一种活的生产力。刘可风从以下三个维度论述道德在企业经营中的影响:假定“道德资本”是趋善的;从价值共创理念的分析中发现价值判断中的“应该”和事实判断的“是”之间的差距,以此来解读企业道德实践过程中显现的道德差异困境;随后提出许多的企业在道德层面上的实践路径,同时依照道德在企业经营中的适时定位原则,防止道德资本的泛化,更重要的是也要防止企业在非道德神话向道德神话的过度转换。还有学者从哲学高度对劳动范畴作了深入探讨,对劳动加以全新的诠释,对于劳动有了多元的定义。李建华从反面论证,从劳动的角度认定道德,用劳动关系的变化解释道德的发展的轨迹,引申道德和谐是劳动的最终目的。周中之强调了企业在劳动关系中需要遵循相关的道德准则,同时人道原则也是企业社会责任感的必然要求。贺汉魂从马克思劳动伦理观中提炼了劳动伦理的有关思路,他认为马克思劳动正义论是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立论依据。马克思劳动人道论论述了人道灾难是侵犯农民土地权益容易产生的后果。马克思指出资本噬血是侵犯农民土地权益的根本原因,资产阶级政府在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方面的不作为是资本能够噬血的根本社会条件。马克思同时论证了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道义限度及恢复农民土地私有制的不道义性。(42)

二、 研究的主要问题

尽管目前学术界对劳动问题的各类研究主要以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视角进行探讨,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对劳动问题进行伦理审视和考量。有学者认为,对于现实的需求来说,我们不仅要以伦理视角审视劳动,研究其价值诉求、基本原则,而且要探索其本质和内涵、伦理价值以及实现路径,更要将社会主义劳动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来研究,理论要与当今的劳动相结合,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弘扬正确的劳动精神。有学者从超越资本的维度对劳动的合道德性进行研究,为实现劳动者的体面劳动,追求劳动幸福的自由劳动而努力。有学者将劳动精神与社会主义精神联系起来,社会主义精神是建立在诚实劳动基础上的精神,也是一种用社会化方式最大限度地放大个体幸福的精神,社会主义精神是一种尊重劳动的精神,社会崇尚劳动,劳动才能得到尊重,劳动者才有幸福感,能够实现快乐劳动。(43)

(一) 关于劳动伦理基本问题的研究

1. 关于劳动伦理的含义

就目前研究现状来看,劳动伦理研究在我国虽然有了一定的成就,但还处于起步阶段,或者说还没有引起学者足够的关注,更多的企业雇主还没意识到劳动伦理的重要性,从古到今真正明确地对劳动伦理进行概念界定的并不多,特别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对劳动有明确论述的不多,在一些古典著作中能找到劳动者对劳动的赞美和肯定,在《伦理学大辞典》里至今也没有对劳动伦理作出概念界定。对劳动伦理的理解大体有两种观点:一是“道德原则说”,二是“道德关系说”。有学者认为自从有了社会劳动,就产生了劳动关系,也就有了规范和调节这种劳动关系的道德原则,“劳动伦理是对劳动关系中道德现象的概括,主要是指在劳动中人与其他诸要素之间应当遵守的道德准则”(44) ,即主张劳动伦理是劳动中诸关系的原则协调。“道德关系说”认为,劳动首先反映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但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关系和道德关系,因此,劳动伦理是对劳动者各种道德关系的反映,如对劳动者之间、劳动者与劳动集体、劳动集体与国家、社会等各种利益关系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的反映。(45) 其他论著或论文,对劳动伦理的认识基本上没有超出以上两者的范围。

2. 关于劳动伦理的基本特征

在劳动伦理的一般特征上,有学者指出,劳动伦理是社会道德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它具有道德的一般特征,如阶级性、历史性和普适性,但同时它又有自身的特点。首先,劳动伦理比一般伦理更贴近社会生活。当今社会的发展程度决定了劳动仍然是人们谋生的第一手段,它跨入了现代化的生产劳动领域,专门研究同人们劳动活动有关的道德关系、道德需要、道德意识等道德问题,因此,它来源于现实生活,反映的内容也更丰富。其次,劳动伦理比一般伦理更具体,更深刻。由于主要研究劳动者在劳动集体内部、参与社会生产过程的一系列道德问题,劳动伦理所揭示的道德现象和道德关系更翔实、更深刻。最后,劳动伦理比一般伦理更具有实践的价值和意义。劳动伦理研究的重点主要放在道德的实践活动方面,是一般伦理学基本理论在劳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3. 关于劳动伦理研究的主要内容

有学者归纳劳动伦理研究的主要内容有:一是劳动过程的基本伦理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劳动与自由和幸福的全面发展关系;二是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的道德问题;三是在劳动过程中劳动集体的道德问题;四是在劳动过程中一些特殊领域的伦理问题,如对知识劳动与管理劳动中伦理问题的探索、对现代经济体制下社会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伦理学思考等;五是职业道德,即人们在从事其特定工作时的行为规范。(46) 还有学者这样认为,“劳动伦理是对劳动中道德现象进行概括,规范和处理人们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主要指劳动中人与其他要素之间应当遵守的道德准则。人类的所有劳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中才能获得现实性,同时,劳动也成为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基础和纽带,使人们之间形成愈来愈丰富的社会关系。”(47)

总之,对目前国内劳动伦理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可从以下两个层面理解:一是理论层面,主要探讨劳动伦理问题的实质、劳动与人的本质实现、人类自由和幸福的关系,劳动的道德职能和道德意义以及对劳动道德合理性的论证,体面劳动的保障及其实现等。二是实践层面,主要探讨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各种道德关系问题。如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自由状态、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劳动环境、技术要求等方面的可接受性,劳动者之间的道德关系、经济效益与道德效益的关系,以及劳动者对劳动的热爱和忠诚程度、劳动后的获益、休息等制度保障等,也都属于劳动伦理实践层面的研究内容。

4. 关于劳动伦理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

劳动伦理产生的人性前提是人的需求的多层次性,即生存、发展和享受三个层次,产生的哲学基础是人与劳动的辩证关系,劳动力的私人占有性与劳动过程的合作性、劳动结果的共享性之间的矛盾是劳动伦理产生的内在张力。(48) 关于劳动伦理的逻辑起点,大致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分别是异化劳动、社会分工和生产方式。一是以异化劳动为研究的切入口即在对异化劳动扭曲劳动本性、践踏劳动者尊严践乃至束缚人身自由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确立起科学的劳动伦理规范体系。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以来,在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仅以“劳动伦理”为“主题”可检索到的结果是81篇,以“劳动伦理”为关键词,可以检索到60篇,键入“异化劳动”为主题出现文章达5699篇。跟十年前的数据相比,增长了四倍有余,足见有更多的学者关注劳动伦理问题。以异化劳动为切入口,作为研究劳动伦理问题的视角,是以往对劳动伦理问题进行研究的主要途径。二是以社会分工为研究的切入口。有学者认为,没有社会分工,就不会出现纷繁复杂的职业。职业的形成和社会关系的发展,为劳动道德的诞生提供了前提条件,“众多的行业,数不尽的职业,形成了无穷的职业关系,从而向道德提出了不可推卸的责任。”(49) 三是以生产方式为研究的切入口。把劳动作为一种道德活动方式,深刻地反映了劳动代表的是社会关系,劳动是社会劳动必定会产生劳动关系,是按照一定的社会形式组织起来的社会集团或群体的行为,这些集团或群体的劳动的性质和道德意义如何,是由这个社会的劳动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因此,有学者认为,“在不同的社会与统治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分配关系的条件下,人与劳动的关系不同,劳动的道德意义、劳动者价值的实现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50)

(二) 有关劳动伦理的拓展性研究

1. 关于劳动者职业道德问题

劳动者的劳动态度是劳动者对劳动总的看法和评价。劳动者的劳动行为决定劳动效果,而劳动行为的好坏受劳动者自身劳动能力的制约,因此劳动者提高自身素质的主动性是劳动伦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人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劳动者的自身素质及其对生产资料的掌握和利用水平,正是生产力标准的本质内涵,劳动者的自身素质包括劳动者的伦理态度和道德水平。(51) 劳动者提高自身素质的主动性并非全部来自物质利益,劳动不仅是一个体力和脑力的付出,更渗透着人类的意识、思想、智慧和情感。劳动者的职业人格决定着劳动者的劳动质量,在内容上反映社会对某一具体职业活动的要求,在调节范围上限于规范本职业的从业人员及其相关的职业活动,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劳动过程不断丰富着道德的内涵。万俊人指出劳动者的职业人格决定着劳动者的劳动质量,职业人格是劳动者劳动伦理的具体体现。李建华介绍了劳动职业与劳动职责的问题,他指出职业道德是一种软性的行为规范,在劳动伦理体系中居于第一个层次,是整个劳动伦理体系的基石。他指出职业人格是劳动者劳动伦理的具体体现。职业人格通常包括:劳动价值观、劳动积极性、责任意识、敬业精神。职业人格也存在着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劳动力这个生产要素,由国家计划集中统一配置,变为由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劳动力市场机制配置。而同时,我国企业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产业结构的调整、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行,这些都使劳动者面临极大的压力和严峻的考验,并由此导致他们职业人格的转变。在职业人格转变过程中,由社会结构转型带来的价值观念的冲突是其职业人格错位的内在原因。(52) 当劳动者行为合乎规范时,经济活动正常进行,产出趋于正常水平,生产要素按比例使用;而当劳动行为不规范时,由于劳动者体力和智力消耗的下降,劳动的实际供给减少,产品产出水平下降。没有基于道德感基础之上的责任感,任何职业都将失去存在的社会价值,正如一位法国哲学家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爱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权力滥用的办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权力不受约束必然产生腐败。”这就需要在伦理层面上培养敬业精神,才能不使权力权利化。敬业精神,是一种基于责任心的对工作、对事业的全身心投入。“敬业精神是职业个体对所从事的职业的一种虔敬与奉献之心。” (53)

有学者研究指出,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劳动关系的市场化转变,劳动者从“身份型”的固定工变为“契约型”的合同工,其实质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彼此的权利和义务都通过劳动合同加以规定,正是这种新的契约关系的确立,一方面通过对个人利益和权利的肯定,导致了劳动者的利益觉醒,激发了人们为了利益而积极努力的职业精神,另一方面又通过对人们施加危机感和压力感,促使他们不断进取,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和水平,培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职业精神。(54)

2. 关于劳动关系伦理研究

有学者认为,劳动关系伦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公平与正义。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是建立在各个阶层权利和群体相对均衡的基础上的。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劳资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一样,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而是镶嵌于更广大的社会背景以及其他种种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这个更广大的社会背景和其他种种的社会关系,可以对嵌入其中的劳资关系产生种种的制约和限制作用,从而使得劳资双方的强弱关系能够有所改变。二是力量与权力。工会常利用团体的强大力量去影响社会的决策过程,对应地,资方也会利用自己的力量去影响社会政策过程,维护和扩大资方的权力与力量或否定下属通过集体谈判获得的权利。三是权利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相互对称,而责任是义务的主要表现形式。权利有别于权力,与权力又有密切联系。四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劳动关系中个人服从集体利益的观念同“个人自由”的社会观念似乎是存在统一和冲突的。(55)

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学者们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对于和谐劳动关系的特征有“七特征说”“六特征说”,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即规范有序、公平合理、合作互利。“只有实现劳动关系上的公平正义,才能保证和谐社会的顺利实现”(56) 。目前得出的普遍结论是:劳动关系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没有劳动关系的和谐就没有社会的和谐;劳动关系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和谐是劳动关系和谐的延伸和终极结果。有学者认识到和谐劳动关系直接关系到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和稳定大局,是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也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之一。(57) 新的劳动关系的社会构建、普及和运作中,必然进一步自觉地思考其构建的理由、构建的形式、构建的价值标准和衡量尺度,以及对自身利益实现的合理性。(58) 有学者还研究了构建资本与劳动的和谐劳动关系,认为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可以和谐。

(三) 关于“体面劳动”的研究

1999 年,第 87 届国际劳工大会在报告中提出了“体面劳动”(Decent Work)的要求。在具体的国际贸易中,早就有国家发起了“道德贸易运动”,对强制性劳动生产条件下的产品实行限制甚至抵制,对劳动的伦理品质提出了具体的要求。1997年8月,美国 CEPAA(Council on Economic Priorities Accreditation Agency)制定了SA8000(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国际标准,也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标准”,其中对劳动者人身权益、健康安全、就业机会等作了明确要求,是对劳动伦理要求的具体化。然而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争论,例如有观点认为,履行SA8000实行社会责任管理后,企业成本的上升会对劳动力就业产生消极影响等。随着对企业社会责任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入,黄云明近年关注了各种人群的体面劳动,特别对企业家人群有了关注,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为了使企业社会责任真正落到实处,构建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各个研究机构联合政府及相关部门大力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为时代发展的要求和必然趋势。企业要想有良好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前景有必要积极主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59)

我国学者对体面劳动的关注和研究起步较晚。在2002年5月,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和国际劳工局在上海共同召开了体面劳动衡量标准研讨会,中方代表与国际劳工局专家就体面劳动的内涵,国际劳工组织在全球展开体面劳动相关活动的情况,中国实施体面劳动的意义以及衡量中国的体面劳动状况应该采用的方法、标准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2007年6月,中国代表团在第96届国际劳工大会全体会议上指出,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政府、工会和雇主组织三方需要进一步采取切实的行动,通过对话与合作为实现公平的全球化和经济增长与变革中的体面劳动创造条件。2007年8月,国际劳工组织和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在北京共同举办了“亚洲就业论坛”,论坛主题为“增长、就业和体面劳动”。与会代表认为,作为劳动者的代言人,工会组织应积极促进体面劳动的实现。(60) 在2008年“经济全球化与工会”国际论坛上,胡锦涛指出“让全国广大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是以人为本的要求,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也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内容”。2013年劳动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开创我们的美好未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为了人民,必须依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必须充分发挥我国工人阶级的重要作用,焕发他们的历史主动精神,调动劳动和创造的积极性。在近几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体面劳动的重要性,需要社会各界给予劳动者提供各方面的保障。2018年11月24日,由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周刊主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华全国总工会指导的第十四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以“致同行者:构筑责任共同体”为主题,汇聚来自政府、企业、公益组织及学术界的数百位嘉宾,共同探讨新常态下如何面对机遇与挑战,构筑责任共同体,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践行和发扬进一步地进行宣传和定位,让每一位企业雇主都能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直接受益者是广大的劳动者,尤其劳动者在物质生产领域能够得到体面劳动的尊严,在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中,体面劳动也是中国致力于实现的目标之一。为此,中国的工会要发挥其作用,促进就业,实现国际劳工标准。在社会保护和社会对话等方面作出不懈努力,实现劳资双赢,共谋企业发展。(61)  体面劳动的提出引起了经济学界的重视,有学者从体面劳动的含义及其重要性角度出发,辩证地研究和探讨体面劳动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如何趋利避害,为我所用,保持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发展。(62) 近几年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一直不景气,加之科技进步带来的智能机器人及智能化设备的广泛应用,保障体面劳动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和挑战,体面劳动的成本与智能化的成本一直被商界作比较,所以体面劳动的实际价值也遇到了挑战,相关政策法律纷纷出台以后,很多企业员工遭受较大的失业压力,职工权益更容易受到侵害。基于此,保障体面劳动其意义更加突出,不仅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更能彰显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63)

(四) 关于劳动正义问题

关于劳动的合道德性问题,如李龑君、宋希仁等为超越单纯的经济维度去探索劳动提供了真知灼见。也有学者在研究经济正义时提出生产劳动正义问题。劳动正义是劳动伦理的一个重要原则,要求从效率和公平两个维度追问劳动的价值,为劳动伦理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还有学者对劳动正义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劳动伦理的研究作了前瞻性探索。有学者认为,“劳动正义”就是“以正义对劳动这种人的生命活动及社会劳动关系进行的哲学层面的价值评判,并提出相应的道德要求和行为规范”,同时,劳动正义表达了如下基本价值诉求。首先,在劳动中彰显和成就人的自由存在本质。其次,在劳动中营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劳动正义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保障劳动权原则、“按劳分配为主体”原则、劳动主体平等原则、“劳动创作化”原则、“劳动绿色化”原则、“劳动幸福”原则等。(64)

劳动正义从“形而上的、理论的、思辨的”的层面看,劳动正义是对人类劳动正义与否的哲学追问和价值评判,更是对人的本质生成过程的意义关怀和价值诉求。客观来讲,所谓劳动正义,就是从劳动是人的本质的内在规定出发,以劳动的属人性和对于人的意义作为依据,揭示人的劳动的“正义”意蕴、人的劳动的“为人”目的,旨在使得劳动的人的内容回归到人的劳动之中,对自我本质进行肯定和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斯宾诺莎对自由的思考是从其本体论出发的,至于人的自由,指的是心灵的自由,心灵由情感和理性两个要素构成,受情欲的控制使得人处于被动和受奴役状态,唯有遵循理性的指导而生活,才是符合人们的体性的,能够使人处于主动状态,也就是自由状态,这是因为理性能够帮助人去认识自然、实体、神,人的自由就是对于必然的认识。(65) 纯依理性的指导而生活的人,要求根据寻求自己的利益的原则,去行动、生活,并保持自己的存在。由此斯宾诺莎得出结论:“一个受理性指导的人,遵从公共法令在国家中生活,较之他只服从他自己,在孤独中生活,更为自由。”(66) 使人成为真正的人,追求劳动幸福,也成为当下理论界、社会各界的一个重要主题,并实现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身之间存在关系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价值关怀。从“实证的、应用的”层面看,劳动正义是对劳动的制度安排,劳动本身的正当性、合理性和规范性,劳动过程本身是否具有正义性质等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劳动的制度安排上是否合正义性,使劳动者实现劳动权利的享有、劳动条件的拥有、劳动的自主以及对自己的劳动成果的分配和占有。

从不同的认识路径来看,人们对待劳动的态度受不同的历史境遇和体制的影响。从古到今,学者对待劳动有多种不同的呈现,比如,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各学派观点不一,先秦儒家关注的是一种“礼制”,而不是使用价值层面的劳动致富,也不是精神价值层面的劳动快乐,一种自然分工的“伦理化”,为中国古人构建了一种脱离田间生产的劳动价值理论。后世儒家分离了“劳”和“思”两个概念,正如孟子所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虽然中国古代士人崇尚“学而优则仕”,但如荀子在《天论》中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依然表达了对勤劳耕作和勤俭节约的认同。墨家是劳动者的学派,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它是以劳动为本位的积极性劳动伦理的范式,是劳动和“知识”的有机结合。墨家思想兼容并蓄,有容乃大,其精华成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振兴、国家进步的精神力量。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对于劳动伦理观的认识和理解经过时代的变迁,逐渐走向文明、科学、和谐,从劳动者受奴役、半自由到劳动幸福论,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当代树立科学的劳动伦理观,净化社会风气,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提高劳动成效,对个人、社会和国家都是大有益处的,所以加强劳动伦理研究既是新时代劳动创新的需要,更是中国伦理学界应该承担起的时代责任。对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逐步确立的中国来说,如何使代表最大多数利益的劳动者的价值诉求与市场经济运作之间的矛盾得到解决,使劳动正义充分彰显,如何匡正劳动的道德之维度,使劳动的人本自由意蕴回归就成了学者们进行劳动伦理求索的内在动力。

三、 简要评述

我国学者对劳动伦理的研究成就凸显,尤其是充分认识到,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伦理思想的深入理解和运用,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形成和谐的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学界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劳动人性化问题,而且在实践中赋予劳动者以实际的民主、平等和自由,提出在企业运行过程中要以人为本的劳动管理理念和人性化的规章制度和伦理要求,这为进一步深刻认知劳动,充分发挥劳动价值和劳动作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但是,劳动伦理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我们去解决。

第一,劳动伦理问题研究面对的是复杂的劳动问题,目前学界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研究视角不够宽泛,真正深刻地研究和发展劳动伦理学,需要在面对现实的基础上,与理论结合,同时与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进行交叉研究。

第二,有学者尝试着用国外劳动伦理理论来解释我国当前在经济转轨中所出现的问题,虽取得了一些启迪效果,但是,由于我国国情复杂,且有着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特色,因此,这也就意味着还有许多问题值得国内学者去发现与解决。同时,针对国外所出现的相关劳动伦理问题,国内学者应该也要去思考,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体制不同的文化背景会有不同的问题出现,所以,对劳动理论和对现实问题的思考都要与时俱进,不断地更新和升级,与当前的实践能够紧密结合,以期为中国的劳动伦理问题的有效解决提出可行性的指导方案。树立和弘扬正确的劳动价值观,使整个社会和谐之风劲吹。

第三,学界对劳动伦理与企业发展的研究相对滞后,有很多企业雇主的思想意识还没有提升到一定高度,还仅仅认为企业与员工只是雇佣关系,对此要用法律和制度来规范,用薪酬来调节,并没有考虑到人的劳动需求层面。同时,有不少企业也没有意识到劳动伦理问题的解决和实现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这就需要将劳动伦理问题的研究与企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期充分展示劳动伦理的企业实践价值。

第四,劳动伦理与对劳动创造、劳动进步、劳动幸福观的提升以及实现美好生活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劳动本身在现阶段还作为人们谋生的手段和方式,每个人与劳动都息息相关,所以重视劳动伦理就相当于重视劳动效率和劳动幸福感,进而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质量。但是,目前研究成果相对较弱,还没有形成系统的严密的论证体系,所以要继续在深入社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探究劳动伦理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真正让劳动伦理成为劳动和劳动发展乃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要素。

(1) 陈升:《关于中国青年工人劳动伦理衰退问题的分析》,载《中国青年研究》1990年第1期。

(2) 王小锡:《经济伦理学论纲》,载《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

(3) 蔡文浩:《企业伦理人和企业伦理结构》,载《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4) 尼尔·弗格森:《越来越懒散的欧洲人》,初习译,载《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12期。

(5) 刘金才:《二宫尊德及其报德思想》,载《日本学刊》2005年2期。

(6) 王泽应:《韦伯新教伦理命题的世纪论争与理性反思》,载《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3期。

(7) 陈爱华:《青年马克思劳动伦理观生成的三重思维向度——从<巴黎手稿>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载《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8) 邹国球、曾特清:《异化劳动:伦理意义及其阙失》,载《兰州学刊》2004年第3期。

(9) 邢祖礼、杜金沛:《农村稻谷收割制度的演化——以四川省内江地区为例》,载《中国农村经济》2005年第8期。

(10) 姚电、涂平荣:《孔子经济伦理思想探微》,载《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11) 张杨波:《自由:沉重的枷锁——读弗洛姆的<逃避自由>》,载《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7年第10期。

(12) 刘亚军:《浅谈休闲文化的人文精神》,载《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13) 刘诚:《劳动法与劳动伦理的调整机制及其相互关系》,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14) 刘诚:《劳动法与劳动伦理的调整机制及其相互关系》,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15) 李建华:《伦理人:现代企业新形象》,载《经贸导刊》2002年第2期。

(16) 刘诚:《劳动法与劳动伦理的调整机制及其相互关系》,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17) 蒋直平:《劳动伦理:一种权利与义务的伦理社会学分析》,中南大学,硕士论文。

(18) 陈柏峰:《去道德化的乡村世界》,载《文化纵横》2010年第3期。

(19) 鲁英:《实现农民的体面劳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伦理诉求》,载《安徽农业科学》2008年第30期。

(20) 马强:《俄罗斯主流劳动价值观的变迁》,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年第2期。

(21) 李秀娟:《伊斯兰教劳动伦理的四重维度》,载《中国宗教》2013年第12期。

(22) 秦红岭:《论约翰·罗斯金的建筑伦理思想》,载《华中建筑》2014年第11期。

(23) 贺汉魂、王泽应:《马克思体面劳动观的伦理阐析》,载《道德与文明》2012年第3期。

 贺汉魂、夏明月:《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土地权益保障的道义边界研究——基于马克思劳动伦理观视域》,载《云梦学刊》2016年第6期。

(24) 黄云明:《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哲学研究》,河北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

 黄云明、黄逸超:《马克思劳动时间界限理论对现代劳动伦理的启示》,载《唐都学刊》2013年第4期。

(25) 谭泓:《马克思劳动伦理观的当代阐释》,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年第1期。

(26) 王维平、高耀芳:《<资本论>劳动伦理思想的建构逻辑及价值》,载《湖湘论坛》2019年第2期。

(27) 杨天保:《儒家建构士人劳动伦理的策略与历史考量》,载《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与科学系会议论文集》2015年12月18日。

(28) 李雪艳、宋应星:《“济世利民”经济伦理思想研究》,载《美与时代(上)》2011年第2期。

(29) 吴宏洛:《资本逻辑与劳动伦理》,载《当代经济研究》2011年第2期。

(30) 唐茂华、黄少安:《劳动伦理与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一个尝试性理论建构及解释框架》,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31) 黄云明:《体面劳动的主体伦理观念前提》,载《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32) 李兰芬,马唯杰:《延迟退休的劳动伦理检视》,载《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33) 刘永春:《关于“工作伦理”概念的思考》,载《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5期。

(34) 谭泓:《社会转型期政府的“劳动伦理倡导者”角色探析》,载《科学社会主义》2016年第1期。

(35) 马腾、王显雄:《构建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劳动伦理思考》,载《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36) 游正林:《革命的劳动伦理的兴起 以陕甘宁边区“赵占魁运动”为中心的考察》,载《社会》2017年第5期。

(37) 张训:《乡村劳动伦理观变迁与乡村犯罪样态演化(1978—2018)》,载《法治现代化研究》2018年第5期。

(38) 夏明月:《劳动伦理的三重维度》,载《中国伦理学会会议论文集》2012年4月23日。

(39) 苗丰仁:《以构筑公平正义的劳动关系为着力点,推动和谐社会建设》,载《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6第1期。

(40) 参见姜瑞瑞、葛玉辉《劳动关系周期理论:劳资关系理论的新探索》,载《领导科学》2009年第2期。

(41) 参见孟令军《劳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石》,载《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42) 参见贺汉魂、夏明月《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土地权益的道义边界研究——基于马克思劳动伦理观视域》,《云梦学刊》2016年第6期。

(43) 参见何云峰《劳动幸福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3—5页。

(44) 刘进才:《劳动伦理学》,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127页。

(45) 参见王昕杰、乔法容《劳动伦理学》,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46) 参见陈宇《劳动科学体系通论》,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3 年版。

(47) 李建华:《走向经济伦理》,湖南: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7页。

(48) 参见陈宇《劳动科学体系通论》,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3 年版,第77页。

(49) 刘进才:《劳动伦理学》,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6页。

(50) 王昕杰、乔法容:《劳动伦理学》,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51) 参见王琪《试论“三个有利于”标准的伦理价值——兼论邓小平社会主义义利观》,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2期。

(52) 参见李建华等《走向经济伦理》,湖南: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5—197页。

(53)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5页。

(54) 参见董保华《劳动关系对立与和谐》,载《上海企业》2006年第3期。

(55) 参见黑启明《劳动关系理论研究的社会伦理视角》,载《道德与文明》2006年第3期。

(56) 苗丰仁:《以构筑公平正义的劳动关系为着力点,推动和谐社会建设》,载《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57) 参见姜瑞瑞、葛玉辉《劳动关系周期理论:劳资关系理论的新探索》,载《领导科学》2009年第2期。

(58) 参见孟令军《劳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石》,载《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59) 参见夏明月《现代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研究述评》,载《伦理学研究》2008年第4期。

(60) 参见卿涛、闫燕《国外体面劳动研究述评与展望》,载《外国经济与管理》2008年第9期。

(61) 参见李德齐《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体面劳动和工会的作用》,载《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62) 参见黄庆贵《论体面劳动对我国经济的挑战与对策》,载《经济观察》2008年第10期。

(63) 参见张爱权《金融危机背景下保障职工体面劳动新思考》,载《理论探索》2009年第1期。

(64) 参见毛勒堂《劳动正义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伦理诉求》,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第5期。

(65) 参见陈志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66) [荷兰]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