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模式”与国际法执行

如上所述，在“协作性博弈”中，“执行模式”的国际机制是为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而建立的。从这个视角看待国际遵法机制，可以发现国际法遵守也是一个“集体行动的困境”。^[39]比如在关税减让规则的遵守中，如表3，所有缔约方都知道共同遵守关税减让规则、降低关税是“帕累托最优”的结果——假设共同遵守的集体利益为（5，5）。但是如果一缔约方遵守规则，降低关税，另一缔约方违反规则，维持关税，对于违法方而言，既可以享受其他缔约方降低关税带来的出口优惠，又可以因为维持关税壁垒而享受限制进口的优惠，获得利益8；对于遵法方而言则既要承担降低进口关税的义务，又要承担因为另一方维持关税带来的出口限制，获得利益0。在没有外在约束的情况下，自主决策的理性国家将选择都不遵守，进入“纳什均衡”的结果——（1，1），从而避免成为“被搭便车者”。

表3(https://www.daowen.com)

在国际法遵守的“集体行动的困境”中，我们看到了前述“协作性博弈”的一般性特点：个体违法和共同遵法之间存在对抗性关系，表现为“帕累托最优”和“纳什均衡”的轩轾之别；在这种对抗中，理性的国家选择个体违法，而非共同守法，原因在于对“搭便车”和机会主义倾向的回避；引导国家遵法的基本方法是“执行”法律，制裁违法者，提高其违法成本以遏制“搭便车”的可能。我们因此也把解决国际法遵守之“集体行动困境”的国际机制，称为“执行模式”的国际机制。在讨论此国际机制解决国际法遵守之“集体行动困境”的能力之前，对“执行模式”的范畴作一清晰的框定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