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束语
还有一个问题。内嵌自由主义能持续多久？具体地说，它能否挺过当前的国内和国际经济低迷？内嵌自由主义迄今为止成功的一个核心因素就是其能够适应甚至促进国内调整成本的外部化。已经存在三种主要的外部化模式：一种是跨时期的模式，也就是通过通货膨胀；一种跨部门模式，也就是将对于国内和国际公共部门的压力转嫁到私人市场领域；还有一种，为了一致性，我们可以称之为跨层级模式，也就是通过那些“机制建立者”将不成比例的调整成本转移给“机制接受者”。所有这些模式的兴起，都被默认作为一种避免更坏结果的手段。[111]然而，这种做法的影响的不断积累，已经给世界政治经济造成了沉重的压力。因此，以某种方式重新谈判反映在内嵌自由主义中的国内与国际社会和解的形式，是不可避免的了。那么，它的未来就取决于如何达成这种重新和解。我将采用倒序的方式来探讨这三种外部化模式。
内嵌自由主义的妥协从来没有完全扩展到发展中国家。它们一直不成比例地受制于IMF正统的稳定化措施，往往没有获得什么出口收益，进口账单却大幅增加，国内价格也随之增加。此外，GATT产生的自由化很少令这些发展中国家收益。整体而言，在20世纪60年代，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表现非常出色，这是OECD区域内扩张的副产品。在20世纪70年代，因为OECD国家受到石油价格上涨的直接影响，这些发展中国家在OECD市场中遭受了巨大的出口损失。在1970年代中期的时候，这些发展中国家通过额外的私人借贷设法维持了增长率和从工业化国家的进口量（它们在IMF的份额几乎没有动用）。然而，这两者都不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IMF最近的改革非常重要，但它们不能启动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复兴。因此，不同于19世纪的放任自由主义下的模式，在内嵌自由主义下，在边缘地区的贷款和投资一直相对较低，并且与核心地区的扩张呈正相关，而不是与之制衡。从内嵌自由主义未来的视角来看，这种做法的累积效应并不是致命的，尽管它们对于某些更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被证明几乎是致命的。[112]从作为整体的既定体制来看，这些效应更多属于失落的机会的性质，其实现本来可能促成当前经济低迷的解决。
调整成本外部化的第二个模式在近几十年一直是将压力从国内和国际公共部门疏通转移到私人市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如科恩所分析的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平衡贷款中广泛增加的作用。我认为，货币和贸易机制的成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这种做法，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周期问题发生之前就是如此。但是，它也随之对货币机制施加了严重的压力和潜在的矛盾之源，特别是因为控制通货膨胀已经成为各国政府的首要经济目标。如科恩所说的，它的后果之一至少是政府失去了对于国际流动性创造过程的部分损失。也许更重要的是，在试图更多地约束这些市场所影响的信贷扩张和货币存量时，政府可能会发现，国内经济现在必须承担不成比例的调整成本。与单纯国内条件所要求的相比，可能不得不使用更高的国内利率，以补偿统一化的国内和国际市场的欧洲资金的更快扩张率。“今天，质量仍然相对较小，但是速度很高。就像物理学家可能说的那样，质量乘以速度，等于动量。”[113]那么，从我们关注的角度看，本来作为一种便利的甚至必要的解压，却正在威胁着经历一种手段与目的的逆转，对国内与国际金融稳定带来了潜在的严重后果。
最后，我转到调整成本外部化的最普遍且最严重的模式，即通货膨胀。说它是最严重的，因为它最可能导致作为内嵌自由主义特征的权宜之计的直接重新谈判。随着通货膨胀日益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处理分配冲突的主要国内手段，国际货币和贸易机制也越来越包容和适应通货膨胀。[114]在货币政策方面，国内和国际货币供应从其金属基础中释放出来，为货币政策确立关键的宽松条件，并受到货币机制随后发展的促进。国内目标对外部金融约束的至上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被确立起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调整过程，当它起作用时，主要是使赤字国的货币贬值，并因此提高了它们的国内价格。在不可兑换的储备货币和浮动利率的条件下，无论在以前导致黄金外流的压力中可能存在什么反作用力，现在都会导致汇率下跌，从而提高价格和成本。在贸易机制方面，它所鼓励的贸易结构和它所允许的国内调整成本的最小化，都具有通货膨胀的后果，牺牲了经济效率，而让位给社会稳定。赫希（F.Hirsch）关于货币机制的结论同样适用于这两者：“那些认为这些国际……安排体现了对于世界通货膨胀的棘轮效应的批评家也许是对的。但是，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一个自由的国际经济是否可能以任何更能接受的价格购买得到。”[115]这个悖论不容易被解决。[116]然而，只要仍然能理解到这是一个困境，它的两个方面都必须被包容，那么内嵌自由主义的规范性框架就将作为国际经济秩序的核心制度特征而持续存在下去。
在这篇经典的论文中，约翰·鲁杰分析了“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截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这一时段的变迁。自那以后，国际经济秩序继续发生着许多重要的变迁。美国霸权一度相对衰落，后来又有所复兴，但是，随着欧共体、日本等其他经济体地位明显上升，美国在经济实力上遥遥领先的地位已经成为过去，加之新兴发展中国家快速成长壮大，国际权力格局也随之有所变化。在此期间，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以不同方式并在不同程度上深刻影响了各国和国际经济秩序变迁。进入21世纪以来，“二战”以后的“内嵌自由主义妥协”正在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如何继续维系“二战”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国际经济自由与国内社会稳定之间的妥协，或者是否需要一场新的宏大交易（grand bargain）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进而在国际经济自由与国内社会稳定之间达成新的妥协，这些都是需要理论家和政治家所认真思考和审慎解决的严肃问题。晚近，自由化的进程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尤其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经济萧条。虽然存在保护主义的压力，但是，并没有出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种保护主义的威胁和破坏。对此，“二战”以后的多边主义和“内嵌自由主义”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下，双边主义和区域主义的挑战不断增加，但总体上是在走向高水平、平衡化的国际经济机制，这些新的变化与“内嵌自由主义妥协”具有一致性。在解释、预测、分析和评价1980年代以来进而2008年以来国际经济秩序的变迁方面，约翰·鲁杰的“内嵌自由主义妥协”的解释框架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愈显重要。
（本文编辑：任宇）
【注释】
[1]本文编译自John Gerard 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Transactions，and Change：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 n，Vol.36，No.2，1982，pp.379～415.
[2]约翰·杰拉德·鲁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人权与国际事务贝托尔德·贝茨（Berthold Beitz）教授，哈佛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联合国战略规划助理秘书长（1997—2001），联合国秘书长商业与人权特别代表（2005—2011），人权与商业研究所（Institute for Human Rights and Business）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席，巴里克黄金公司（Barrick Gold Corp.）公司社会责任顾问。
[3]李成学，男，河北人，吉林大学法学院2013级国际法专业硕士生；王彦志，男，吉林舒兰人，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4]Nick Philips，The Case of the Naked Quark，TWA Ambassador Magazine，October 1980.
[5]Stephen D.Krasner，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p.185～205.
[6]Oran R.Young，International Regimes：Problems of Concept Formation，World Politics，Vol.32，April 1980；Stephen D.Krasner，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p.185～205.
[7]这个短语来自布鲁斯·安德鲁斯（Bruce Andrews）将语言学隐喻应用到外交政策研究所使用的。See Bruce Andrews，The Language of State Action，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6，November 1979.
[8]Cf.Noam Chomsky，Current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The Hague：Mouton，1964，chap.1.
[9]这些来自对于价值合理性（wertrational）和目的合理性（zweckrational）之间的标准的韦伯区分。See 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ed.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p.24～26.
[10]关于政治权威的讨论经常混淆了这个概念的含义本身与其具体的制度表现，后者是指上级和下属之间的关系。但是，正如组织理论所反复表明的以及韦伯所认可的，权威是建立在某种正当性基础之上的，而正当性最终又只能来源于利益共同体。切斯特·巴纳德（Chester Barnard）把这种推理推到了极致，即“权威是个人遵从合作体系必然需要的意愿和能力的另外一个名字”。但是，彼得·布劳（Peter Blau）作了重要说明。（尽管是无意的），哈里·艾克斯坦（Harry Eckstein）提供了一个就算这个概念在国际关系的讨论中有任何作用但如何根本不去想起它的例子。约翰·鲁杰（John G.Ruggie）对于国际机制中的权威关系做了更详细的分类。See Chester Barnard，The 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184；Peter Blau，Critical Remarks on Weber’s Theory of Authorit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57，June 1963；Harry Eckstein，Authority Patterns：A Structural Basis for Political Inquir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67，December 1973；John G.Ruggie，International Responses to Technology：Concepts and Trend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29，Summer 1975；John G.Ruggie，Changing Frameworks of International Collective Behavior：On the Complementarity of Contradictory Tendencies，in Nazli Choucri and Thomas Robinson，eds.，Forecast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s，Francisco：W.H.Freeman，1978.
[11]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ass：Addison-Wesley，1979，p.88.
[12]Robert O.Keohane，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a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s，1967—1977，in Ole Holsti et al.，eds.，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Boulder，Col.：Westview Press，1980.
[13]也不应该期待它能够如此。因为华尔兹（Waltz）清楚地表明，他的理论旨在预测，特定条件和约束力量将取决于结构的变化而在作为整体的国际体系内发挥作用，而不是想解释诸如国际机制这类“过程层面”的结果。然而，尽管基欧汉（Keohane）自己得出的结论与我的结论没有不同，但是他引证的一些文献却试图做得比这更多。
[14]更准确地说，它说着预设了社会目的（正如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的理论》）或者试图从国家权力汇总推演社会目的（如克拉斯纳的《国家权力与国际贸易的结构》）。See Kenneth Waltz，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ass：Addison-Wesley，1979；Stephen Krasner，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World Politics，Vol.28，April 1976.
[15]Immanuel Wallerstein，The Modern World System，Vol.2，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0，chap.2.
[16]亚尔马·沙赫特（1877年1月22日—1970年6月3日）。德国银行家、经济学家、自由主义政治家、德国民主党联合创始人，曾任纳粹德国央行和经济部长。——译者注。
[17]Armand Van Dormael，Bretton Woods：Birth of a Monetary System，London：Macmillan，1978，chap.1；Albert O.Hirschman，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expanded e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
[18]Charles Lipson，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e：the Sources and Effects of Regime Chang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p.417～455.
[19]这不是忽略相同的发展可能具有二阶后果或长期效应，即给国际经济机制施加压力甚或矛盾。
[20]这一结论目前的表述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艾伯特·菲什洛（Albert Fishlow）在棕榈泉会议上对该文早期版本的评论，对此我表示感谢。
[21]“霸权稳定”学派很有效地说明了为什么会这样。
[22]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Beacon Press，1944，p.71；Polanyi et al.，eds.，Trade and Markets in the Early Empires，Glencoe，Ill.：Free Press，1957.
[23]Charles P.Kindleberger，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9，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esp.chaps.1 and 14.
[24]Charles P.Kindleberger，The Rise of Free Trade in Western Europe，1820—1875，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35，March 1975，pp.20～55.
[25]Charles P.Kindleberger，The Rise of Free Trade in Western Europe，1820—1875，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35，March 1975，pp.20～55，p.50.
[26]Charles P.Kindleberger，The Rise of Free Trade in Western Europe，1820—1875，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35，March 1975，pp.20～55，p.51.
[27]波兰尼在英国的例子中描述了这些平行的运动，中产阶级进入政治舞台，而国家退出经济领域。
[28]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Beacon Press，1944，esp.chaps.2 and 19-21.
[29]转引自A.Van Dormael，Bretton Woods：Birth of a Monetary System，London：Macmillan，1978，p.41.
[30]转引自A.Van Dormael，Bretton Woods：Birth of a Monetary System，London：Macmillan，1978，p.7.
[31]转引自A.Van Dormael，Bretton Woods：Birth of a Monetary System，London：Macmillan，1978，p.32.
[32]除非另作说明，本段基于League of Nations[Ragnar Nurkse]，International Currency Ex perience：Lessons of the Inter-War Period（League of Nations，Economic，Financial and Transit Department，1944），chap.4.
[33]然而，注意布鲁姆菲尔德的审慎评论：“尽管这幅图景在广义上是准确的，但是，1914年前私人短期资本流动的性质和地位通常被过度简单化了，其对于利率和汇率的敏感程度被夸大了。与此同时，这些运动被赋予了其并不总是拥有的仁慈品格。”布鲁姆菲尔德描绘了一幅更复杂和平衡的图景，然而，这与这里基本的一般化结论并不冲突。See Arthur I.Bloomfield，Short-Term Capital Movements Under the Pre-1914 Gold Standard，Princeton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Vol.11，1963，p.34.
[34]布鲁姆菲尔德表明，各国央行的确努力部分地使黄金流动的效应不起作用。See Arthur I.Bloomfield，Monetary Policy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New York：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1959，p.23.
[35]League of Nations[Ragnar Nurkse]，International Currency Experience：Lessons of the Inter-War Period，League of Nations，Economic，Financial and Transit Department，1944，p.213.
[36]League of Nations[Ragnar Nurkse]，International Currency Experience：Lessons of the Inter-War Period，League of Nations，Economic，Financial and Transit Department，1944，p.230.
[37]League of Nations[Ragnar Nurkse]，International Currency Experience：Lessons of the Inter-War Period，League of Nations，Economic，Financial and Transit Department，1944，pp.68～88.
[38]对于这些政策转变的精彩的全球概括分析，See Asa Briggs，The World Economic：Interdependence And Planning，in C.L.Mowat，ed.，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1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
[39]Robert J.A.Skidelsky，Retreat from Leadership：The Evolution of British Economic Foreign Policy，1870—1939，in Benjamin M.Rowland，ed.，Balance of Power or Hegemony：The Interwar Monetary System，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76，p.163.Cp.Charles P.Kindleberger，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9，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chap.1.
[40]Harold Van B.Cleveland，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in the Interwar Period，in Benjamin M.Rowland，ed.，Balance of Power or Hegemony：The Interwar Monetary System（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76），p.57.此外，注意，主要初级产品生产国很可能承担了比其国际调整过程份额更多的成本，它们直到1930年代一般都还没有建立自己的中央银行，这包括阿根廷、加拿大、印度、新西兰和委内瑞拉。关于这个调整过程对初级产品生产国施加了不成比例的负担的论断，参见Lloyd A.Metzler et al.，eds.，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ies，Washington，D.C.：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947.
[41]对于这些可以被举证作为其制度失败的原因解释的一部分的“一战”后国际经济的混乱特征的数量几乎没有终点。See Charles P.Kindleberger，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9，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chap.1.
[42]Harold van B.Cleveland，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in the Interwar Period，in Benjamin M.Rowland，ed.，Balance of Power or Hegemony：The Interwar Monetary System，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76，p.57.
[43]“紧缩的理念开始变成了‘强政府下的自由经济’，但是，尽管这个关于政府的短语意味着它所说的，也就是紧急权力和公共自由的终止，不过‘自由经济’实际上却意味着它所宣称的‘反面’：……尽管被日内瓦谴责的通货膨胀的政府将货币的稳定性从属于收入和就业的稳定性，但是日内瓦支持掌权的通货紧缩的政府使用了并不更少的干预以使收入和就业的稳定性从属于货币的稳定性。”See 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Beacon Press，1944，p.233.关于法国对于“日内瓦教条”（dogma of Geneva）的怀疑，See Judith L.Kooker，French Financial Diplomacy：The Interwar Years，in Benjamin M.Rowland，ed.，Balance of Power or Hegemony：The Interwar Monetary System，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76，pp.83～145.
[44]Dean E.Traynor，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Conferences in the Interwar Period，Washington，D.C.：Catholic Universities Press of America，1949.
[45]对于国际联盟道德失败的最尖锐的批判，参见Edward Hallett Carr，The Twenty Years’Crisis，1919—1939，New York：Harper Torchbooks，1964.
[46]例如，法国于1928年决定只在清算其正在积累的大量盈余中采用黄金，美国在1929年尽管它是盈余国但却从它自己的限制性货币游戏走开了。See Harold van B.Cleveland，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in the Interwar Period，in Benjamin M.Rowland，ed.，Balance of Power or Hegemony：The Interwar Monetary System，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76，p.6.四年后，罗斯福总统在其就职演讲中宣称国内稳定的至上性，正如他在几个月后的1933年世界经济会议前夕再次所做的一样，他使美国摆脱了黄金约束。
[47]League of Nations[Ragnar Nurkse]，International Currency Experience：Lessons of the Inter-War Period，League of Nations，Economic，Financial and Transit Department，1944，p.230.注意，纳克斯正在说的是“绝大多数国家”（the great majority of countries）。那些选择双边主义作为经济战和帝国主义的工具的国家不可能被包容进任何多边主义机制之内。然而，单纯的国营贸易甚或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参与尽管提出了特别的问题，但是将不会被看作是多边主义的不可克服的障碍。See Herbert Feis，The Conflict Over Trade Ideologies，Foreign Affairs，Vol.25，July 1947；Raymond F.Mikesell，The Rol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greements in a World of Planned Economi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55，December 1947.但是，我认为，可以公正地说，协调许多不同种类和程度的国家干预即使在最好的时代里也是一项困难的任务，而1930年代根本就不是这样的时代。因此，我们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编排为“没有霸权，也没有就目的达成协议”是有道理的。
[48]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副总裁约翰·H.威廉姆斯（John H.Williams）教授是纽约金融界的领衔发言人，当权威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转移到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Jr.）领导下的美国财政部时，他愤恨失去了对于国际货币事务的控制。他们的计划，在国会得到某些支持，仅仅是复兴金汇兑本位，由美元取代英镑以前的地位。他们反对怀特计划的新政“伎俩”，当然，他们更不喜欢凯恩斯的清算联盟计划。See A.Van Dormael，Bretton Woods：Birth of a Monetary System，London：Macmillan，1978，chap.9.
[49]在英国的例子中，在关于战后经济安排谈判的其他主要行为体中，来自左派的反对力量渴望将国家经济计划体制化，这必将导致歧视性的对外经济政策工具，来自右派的反对力量坚持特国特惠和以帝国的形式替代普世经济秩序，代表许多中间派发言的休伯特·亨德尔森（Hubert Henderson）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他怀疑“自由运行的经济体系”即自由放任主义的可靠性。“这种尝试将不会从经验中学到什么而只是看到其表象。它可能会以避免它们的名义重复上次所犯的错误。它可能会招致同样的错误、同样的幻灭、同样的经济混乱、同样的对社会与政治稳定的冲击和同样的对于国际主义理念的污名。”这段引述转引自亨德尔森任职英国财政府期间在1943年12月准备的一份备忘录，重印在加德纳著作的第30页。See Richard N.Gardner，Sterling-Dollar Diplomacy in Current Perspectiv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chap.1.
[50]以下的描述主要取材于加德纳的经典著作，并补充以冯·多梅尔（Van Dormael）对于货币机制所作的更详细的分析。See Richard N.Gardner，Sterling-Dollar Diplomacy in Current Perspectiv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A.Van Dormael，Bretton Woods：Birth of a Monetary System，London：Macmillan，1978.
[51]Charles S.Maier，The Politics of Productivity：Foundations of Americ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After World War II，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1，Autumn 1977；Robert W.Cox，Labor and Hegemon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1，Summer 1977.
[52]在这方面，1949年被任命为经济顾问理事会成员的第一位凯恩斯主义者莱昂·凯瑟林（Leon Keyserling），他通过为包含在NSC-68中的重整军备计划提供经济支持，而在毁掉以前的“防务经济”政策方面扮演的，所扮演的角色是饶有趣味的。See Fred M.Kaplan，Our Cold-War Policy，Circa’50，New York Times Magazine，18 May 1980.激进主义者暗示，“军事凯恩斯主义”是当时唯一一种可被接受的凯恩斯主义。cf.Fred L.Block，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isorder，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pp.102～108.但是，这种解释忽略了这一事实：早在凯恩斯主义思维的充分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上被感受到之前，美国政府在战后岁月中已经实质性地卷入了基础设施投资（例如州际公路）、一项农业大米支持甚至是社会开支。
[53]A.Van Dormael，Bretton Woods：Birth of a Monetary System，London：Macmillan，1978，p.103.
[54]Richard N.Cooper，Prolegomena to the Choice of a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29，Winter 1975，p.85.
[55]ITO宪章的条款内部是如此不一致以至于很难说出它想要产生的这个机制究竟是什么种类的。See William Diebold Jr.，The End of the ITO，Princeton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Vol.16，Princeton，N.J.，October 1952.(https://www.daowen.com)
[56]Richard N.Gardner，Sterling-Dollar Diplomacy in Current Perspectiv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Gerard Curzon and Victoria Curzon，The Management of Trade Relations in the GATT，in Andrew Shonfield，ed.，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of the Western World，1959—1971，Vol.1，Politics and Trade，London：Oxford University，1976.
[57]Jacob Viner，Conflicts of Principle in Drafting a Trade Charter，Foreign Affairs，Vol.25，January 1947，p.613.
[58]在1947年春，美国代表来到日内瓦，带着关于在1945年关税水平上整体削减关税50%的国会授权（然而，即使这样，美国关税仍然相对较高），作为消除特惠安排的交换。但是，与此同时，美国又与古巴和菲律宾缔结了特惠贸易协定。尽管在日内瓦就几项重要的产品达成了相互减让，最终大约70%的英国特惠安排仍然没有被触及。See Richard N.Gardner，Sterling-Dollar Diplomacy in Current Perspectiv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chap.17.
[59]在棕榈泉会议上，彼得·凯南（Peter Kenen）认为，这对于贸易领域来说比货币领域更加真实。他认为，除了信贷安排的特别例外（和我将在下文讨论的美元的未来地位），即使没有美国霸权的存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般框架也不会有多大的不同。这是因为，基本的设计是建立在广泛共享的共识基础之上的。然而，凯南表明，在贸易领域，如果没有美国的“强健实力”（muscle），非歧视原则就不可能被接受为一项指导原则。记住，即使在这方面，美国也被迫接受所有现存特惠贸易安排都将无限期继续存在下去。
[60]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第三个支柱是世界银行，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反映了各项目标的结合。的确，建立一个国际银行以从事反周期的贷款和帮助稳定原材料价格，这是怀特和凯恩斯能够达成共识的一点，却由于来自大西洋两岸的反对而被搁置了。尽管如此，通过提供投资资本以补充市场机制的国际公共责任首次得到了承认。关于财政部长摩根索对这一问题的强有力观点，参见Richard N.Gardner，Sterling-Dollar Diplomacy in Current Perspectiv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p.76.
[61]在1954年的总数中，235项存在于欧洲。See Margaret G.De Vries and J.Keith Horsfield，The IMF，1945—1965，Vol.2，Washington，D.C.：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1969，chap.14.
[62]Gerard Curzon and Victoria Curzon，The Management of Trade Relations in the GATT，in Andrew Shonfield，ed.，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of the Western World，1959—1971，Vol.1，Politics and Trade，London：Oxford University，1976，pp.149～150.
[63]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肯尼斯·N.华尔兹，然而，华尔兹认为，在任何给定时间点上国际分工的特性仅仅是国际极性（polarity）的产物，这也就要求他认为19世纪的英国只是一个多元体系中几个平等成员中的一个。他认为，目前时代的国际分工在种类和程度上都没有“一战”前那么广泛，因为今天是两极而那时是多极。See Kenneth N.Waltz，The Myth of National Interdependence，in Charles P.Kindleberger，ed.，Th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Cambridge：MIT Press，1970.
[64]David Ricardo，Worked.by Piero Sraff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5，pp.133～134.
[65]这些事实已经非常有名了，但是说得还不够透彻。例如，我发现，我所说的这些，在自由相互依赖理论家们的权威表述中，大部分只是被暗示的甚至只是被预期的，例如在库伯的著作中。然而，库伯关心的是讲述一个不同的故事，因此，他选择不去处理那些从目前角度看更加闪闪发光的问题和结论。仅举一例，库伯表明了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成本结构趋同。他主要关心的是，认为这导致了快速增长的对外贸易的不断增加的边际价格敏感性，也就是他所说的相互依赖。他顺便提及了这种趋同的另外一个意义，这就是，从不断增加的经济福利来看，国际贸易的价值越来越小了。但是，他说这个意义与我们没有多大关系。在世界贸易爆炸性增长的时代，这种对于支持自由贸易的教科书观点的惊人背离并没有得到讨论。See Richard N.Cooper，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
[66]Richard Blakehurst，Nicolas Marian，and Jan Tumlir，Trade Liberalization Protectionism and Interdependence，GATT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Vol.5，November 1977，pp.18～19.
[67]Richard Blakehurst，Nicolas Marian，and Jan Tumlir，Trade Liberalization Protectionism and Interdependence，GATT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Vol.5，November 1977，pp.15～16；Charles Lipson，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e：the Sources and Effects of Regime Chang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p.417～455.
[68]理查德·库伯（Richard Cooper）将其回溯到1938年，他发现，在13个制造业部门中的10个部门，表现了国家间差异性的减少，而没有任何一例表明有急剧增加的变化。Richard N.Cooper，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pp.74～78.在进一步精炼中，其他学者补充指出，与终端使用货物相反，中间制造货物组成的进出口比例快速增长，尤其是在工程产品领域。除了其他意义，这反映了部门内专业化、外国加工和次承包的成长。See Richard Blakehurst，Nicolas Marian，and Jan Tumlir，Trade Liberalization Protectionism and Interdependence，GATT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Vol.5，November 1977，pp.15～16.Gerald K.Helleiner，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rade Structure：The Role of Intra-Firm Trade，in Herbert Giersch，ed.，Intra-Industry Trade，Tubingen：J.C.B.Mohr，Paul Siebeck，1979.
[69]Gerald K.Helleiner，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rade Structure：The Role of Intra-Firm Trade，in Herbert Giersch，ed.，Intra-Industry Trade，Tubingen：J.C.B.Mohr，Paul Siebeck，1979.
[70]see John H.Dunning，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London：Allen&Unwin，1970.
[71]Joan Edelman Spero，The Failure of the Franklin National Bank，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chap.2.
[72]Richard N.Cooper，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p.68.
[73]库伯补充认为，产品差异和规模经济学都可以修改这个结论，但是，这里分析的几个国家都有足够大的国内市场，足以收获即使没有贸易也能从大规模生产取得的大部分收益。参见Richard N.Cooper，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p.76.
[74]A.G.Kenwood and A.L.Lougheed，The Growth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1820—1960，London：Allen&Unwin，1971，chap.5.
[75]例如，在1913年，英国进口了它所消费的原材料的87%（不包括煤）和大部分食品。而且，尽管世界贸易总额翻了3倍，但从1876年至1913年间初级产品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仍然稳定占到了62%。而且，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的主要工业竞争对手德国仍然主要是英国制造业产品（包括化学品和燃料在内）供应的主要来源。See A.G.Kenwood and A.L.Lougheed，The Growth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1820—1960，London：Allen&Unwin，1971，chap.5；A.Briggs，The World Economy：Interdependence and Planning，in C.L.Mowat（ed.）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1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p.43.
[76]在1914年之前的50年里，美洲吸收了英国对外证券组合投资的51%，其中北美占34%，南美占17%。总体而言，英国对外证券组合投资大约69%投入运输、公共设施和其他公共工程，12%投入开采业，而只有4%投入制造业。See Matthew Simon，The Pattern of New British Portfolio Foreign Investment，1865—1914，in A.R.Hall，ed.，The Ex port of Capital From Britain，London：Methuen，1968，p.23；cf.A.K.Cairncross，Home and Foreign Investment，1870—191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3；A.G.Kenwood and A.L.Lougheed，The Growth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1820—1960，London：Allen&Unwin，1971，chap.2.
[77]关于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分别参见以下著作。其中，库伯的分析主要表明，1914年前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只是某种幻象，他认为，尽管流动自由，但是，其流动量并不足以消除短期利率的差别。参见A.G.Kenwood and A.L.Lougheed，The Growth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1820—1960，London：Allen&Unwin，1971，chap.5；A.I.Bloomfield，Patterns of Fluctuation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Before 1914，Princeton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Vol.21，1968，esp.pp.35～40；Richard N.Cooper，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pp.151～152.
[78]欧洲的工业化及其人口的增长创造了对于原材料和食物需求的稳步增长，其中大多数都是进口的。与此同时，技术知识的进步，尤其是在运输和通信领域，以及其他大陆的人口数量不足和土地面积广大，都提供了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19世纪对外投资大多数涉及促进了这种欧洲（以及后来的美国）工业化地区与初级产品生产国边缘化地区之间的国际专业化。参见A.G.Kenwood and A.L.Lougheed，The Growth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1820—1960，London：Allen&Unwin，1971，p.48.
[79]Richard N.Cooper，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p.152.
[80]这一般被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是驱动力量。See，for example，Richard N.Cooper，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
[81]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强调这一点。See，for example，Christian Palloix，The Self-Expansion of Capital on a World Scale，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Vol.9，Summer 1977；Christian Palloix，L’internationalisation Du capital，Paris：Maspero，1975.
[82]这是现实主义者有待解释的。华尔兹分析了这一点，但大多数现实主义者认为1914年之前的世界政治经济权力分配一直是霸权性质的。See Kenneth N.Waltz，Myth of National Interdependence，in C.P.Kindleberger（ed.）Th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Cambridge，MA：MIT Press.1970；Cf.Robert Gilpin，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75.
[83]关于社会有机主义的立场和来自另外的政治光谱的立场，See 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Beacon Press，1944；Gunnar Myrdal，Beyond the Welfare Stat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0.
[84]Charles Lipson，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e：the Sources and Effects of Regime Chang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p.417～455.
[85]Richard Blakehurst，Nicolas Marian，and Jan Tumlir，Trade Liberalization Protectionism and Interdependence，GATT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Vol.5，November 1977，p.11.
[86]See Charles Lipson，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e：the Sources and Effects of Regime Chang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p.417～455.
[87]这不是说贸易机制没有遭遇难题。其中一个严肃问题就是盈余能力，它表明与全球化的融洽关系之所以得到包容，也是依靠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
[88]Paul Bairoch，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Third World since 190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chap.5.
[89]政府贷款在19世纪大多局限于欧洲大陆，而且与私人贷款相比数量还是很小，而今天则都反过来了。John H.Dunning，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London：Allen&Unwin，1970，chapter.1.
[90]关于政府在启动这些市场的扩张方面的作用的精彩分析，参见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的著作。斯特兰奇主要关心的是要表明，欧洲货币市场是如何通过使得国内货币政策更加艰难以及在一般意义上侵蚀了各国货币主权，而从“好仆人”变成“坏主人”的。由于石油价格上涨造成的大量收支失衡，好仆人的角色在1970年代后期再次获得了更多的关注。See Susan Strange，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lations，Vol.2 of Shonfield，ed.，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of the Western World，esp.chap.6.
[91]Benjamin J.Cohen，Balance-of-Payments Financing：Evolution of a Regim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p.457～478.
[92]Robert Triffin，Jamaica，“Major Revision”of Fiasco，in Edward M.Bernstein et al.，Reflections on Jamaica，Princeton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Vol.115，Princeton，N.J.，1976；Benjamin J.Cohen，Organizing the World’s Money，New York：Basic Books，1977，chap.4，fn.24；Thomas Graham，Revolution in Trade Politics，Foreign Policy，Vol.36，Fall 1979，p.49.
[93]霸权稳定论的支持者谈论“领导的负担”，而其批评者则谈论“过分的特权”，他们的经验参照物是相同的。
[94]对于这两个机制造成的影响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在货币领域存在着总体的不对称，而在贸易领域权力结构大体平衡。在货币领域，美国拥有每个国家都要求获得的可转换资源，包括世界货币黄金供应的大约2/3，这是它作为“二战”前一个不平衡的债权国所取得的。与此同时，美国没有看到会有什么美国会作为债务国而依赖该机制的情形。贸易领域则内在地是更加对称的，因为相互授权准入彼此市场是其关键资源。这也是一个美国的国内约束与其他国家的国内约束没有多少差别的领域。
[95]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及其同事已经完全控制了会议的组织、议题的时间安排、程序规则、所有官方文件包括日常会议记录和最后文件的起草。此外，怀特还领导了所谓的特别委员会，负责解决模糊歧义之处和阐述操作细节。这个委员会还准备将许多没有讨论的条款甚至没有提出的条款订入最后文件。甚至美国代表团的高级成员也并不总能够意识到怀特在干什么。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通常是毫不含糊的，对此也表示了困惑，他并没有太在意他所怀疑的事情。凯恩斯拒绝赋予美元以任何特殊地位，他支持国际记账单位货币化，他支持多货币储备体系。但是，最终，怀特操纵了这个议题的主要后果只是给予了事实上将会发生的事情以法律上的表达，并被后来的实践所认可了。See A.Van Dormael，Bretton Woods：Birth of a Monetary System，London：Macmillan，1978，pp.200～203.
[96]在佐治亚州沙瓦那举行的IMF和IBRD理事会就职典礼上，美国成功地使这两个机构设立在华盛顿，可能是希望扩大美国国会和政府对它们的日常影响，并且使执行董事会成员成为全职的且高薪的官员，英国认为这是要保证在成员国申请援助时IMF能够更大程度地干预成员国事务。他们没有说错。在1947年5月，美国通过执行董事会的一次会议推出了一项解释，其效果在于，IMF能够对于提出眼下为了收支平衡而需要货币的政府陈述提出质疑，以及IMF有权延迟或拒绝这种请求或者附条件接受这种请求。这项解释在1948年被执行董事会的决定所确认。而且，IMF贷款条件性也是这样诞生的。在1952年的一项进一步决定中，条件性被表述为包括“该成员国将追求的政策”，目的是为了克服收支赤字。与此同时，一旦马歇尔计划开始生效，美国取得了进一步共识，要求马歇尔计划援助的受款国不能再利用IMF资金。由于欧洲实际上被排除在了IMF之外，其唯一的客户就是发展中国家了。正是在此期间，基于美国提出的动议和对于发展中国家援助请求的回应，IMF发展出了它的稳定化措施计划，包括汇率贬值、国内紧缩措施、削减公共开支和严格的条件性。来自IMF的总借款数在1950年降到了零，而且直到1956年也没有超过1947年的水平。关于流动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条款是有限的，而且被证明是不足够的。欧洲复兴计划考虑的是欧洲的需求。但是，IMF反复否定了采取新措施增加自己提供流动性的能力的请求，它坚持认为真正的需求就是调整。美元汇兑本位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See J.Keith Horsefield，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45—1965：Twenty Years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Cooperation，3 Volumes，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1969，pp.227～228；Susan Strange，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lations，Vol.II of A.Shonfield（ed.），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of the Western World，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93～96；Fred Block，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isorder：A Study of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from World War II to the Presen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chap.5；Richard N.Cooper，Prolegomena to the Choice of a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29，No.1，1975，p.86；Benjamin J.Cohen，Balance-of-Payments Financing：Evolution of a Regim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p.457～478.
[97]Benjamin J.Cohen，Balance-of-Payments Financing：Evolution of a Regim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p.457～478.
[98]特里芬认为，本质上，如果美国矫正了其收支平衡赤字，则结果将是世界的紧缩，因为每盎司35美元的黄金生产不能充分供应世界的货币储备。但是，如果美国继续奉行赤字政策，结果将是黄金美元本位的崩溃，因为美国海外负债将大大超过其将美元转换为所需求的黄金。See Robert Triffin，Gold and the Dollar Crisi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0.
[99]理查德·库伯列举了这些及有关问题的支持和反对意见。See Richard N.Cooper，Prolegomena to the Choice of a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29，No.1，pp.80～81.
[100]在考察这个变迁的理由时，《纽约时报》引述了一位“华盛顿机智人士”说，货币基金比马克思与列宁的结合颠覆了更多的政府。See Reported in The New York Times，5 February 1980.
[101]14 April 1978，as cited in Melvyn B.Krauss，The New Protectionism：The Welfare State in International Trade，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78，pp.xix～xx.
[102]Ibid.，p.36.
[103]Stephen D.Krasner，The Tokyo Round：Particularistic Interests and Prospects for Stability in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23，December 1979.
[104]例如，第12条要求实施数量限制，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通常施加的是进口附加税费。在一个极端独特的第12条“不使用”的例子中，法国在1968年骚乱之后对进口施加了紧急措施，但它那时享有强大的储备地位，而只是担心潜在的收支平衡问题。法国请求其GATT伙伴给予“同情和理解”，并且得到了支持。例外的情形被到处强调，先例的危险被做了警示标记，而且这些措施不久之后就不再继续。这种情形表明，当它们中的一个国家因为存在国内问题需要照顾而被迫采取了不受欢迎的措施时，在各国之间存在着共谋（complicity）。将其他国家的反应称为“共谋”，这恰恰抓住了这一国际机制的本质属性。See Gerard Curzon and Victoria Curzon，The Management of Trade Relations in the GATT，in Andrew Shonfield，ed.，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of the Western World，1959—1971，Vol.1，Politics and Trade，London：Oxford University，1976，p.222.
[105]Ibid.，p.225.
[106]克拉斯纳考察了部门之间的交叉压力，并且粗略地发现了这种模式：在存在很高的跨部门贸易时，几乎不存在什么保护主义的压力，而且，如果该部门是高度国际化的，就更是如此。然而，来自于进口相竞争的部门的保护主义压力还可以被出口部门的反对力量所平衡抵销，当进口竞争极其不对称的时候，保护主义压力就非常大。利普森则将保护主义压力与部门的生产特性相联系，他发现，在标准化的、基本的产业部门或者需要投入大量资本的部门，部门保护主义压力是最可能的。在研发（R&D）成分很高、面向不断变化的市场机会的产业，产品和过程创新迅速，归于转由知识的寿命很短，保护主义压力的可能性就最小。See Stephen D.Krasner，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507；Charles Lipson，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e：the Sources and Effects of Regime Chang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p.502～507.
[107]两个数字在此是相关的。GATT在1970年代后期预计，已经存在的或者严重威胁的进口限制将影响世界贸易的大约3%～5%，其总干事认为这代表了对于战后国际贸易政策合作整体框架的威胁。第二个数字是受最惠国待遇原则调整的世界贸易比例的下降，在此，必须指出，这种下降的绝大部分是因为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而无论其好坏，都已经被GATT所认可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可能作为东京回合结果而出现，这就是关于政府采购、补贴和保障措施的诸边守则，这些守则只适用于各守则的签字方。然而，在这一点上，这个条款的长期意义仍然是不清楚的。See IMF Survey，12 December 1977，p.373.
[108]See the literature cited in Charles Lipson，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e：the Sources and Effects of Regime Chang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p.417～455.
[109]Gerard Curzon and Victoria Curzon，The Management of Trade Relations in the GATT，in Andrew Shonfield，ed.，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of the Western World，1959—1971，Vol.1，Politics and Trade，London：Oxford University，1976，chap.3.
[110]这种假设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匹配显然是不完美的，因为这里考察的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在战后机制的演进中也起作用。此外，美国霸权衰落的概念本身也是非常不准确的，而且实际上很容易被夸大。See Robert 0.Keohane，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a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s，1967—1977，in Ole Holsti et al.，eds.，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Boulder，Col.：Westview Press，1980；Susan Strange，Still an Extraordinary Power：America’s Role in a Global Monetary System（unpublished ms.，n.d.）.
[111]我在这里概括了弗雷德·赫希（Fred Hirsch）对于通货膨胀的社会功能的精彩剖析。See Fred Hirsch，The Ideological Underlay of Inflation，in Fred Hirsch and John H.Goldthorpe，ed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lation，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esp.p.278.
[112]Hollis B.Chenery，Restructuring the World Economy：Round II，Foreign Affairs，Vol.59，Summer 1981.
[113]亨利·C.瓦里奇（Henry C.Wallich）估计欧洲货币市场以主要国家国内市场增长的2～3倍在扩张。See Henry C.Wallich，Why the Euro Market Needs Restraint，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Vol.14，Fall 1979，p.17，p.23.
[114]John H.Goldthorpe，The Current Inflation：Towards a Sociological Account，in Fred Hirsch and John H.Goldthorpe，ed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la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especially the chapters by Hirsch；John H.Goldthorpe，The Current Inflation：Towards a Sociological Account，in Fred Hirsch and John H.Goldthorpe，ed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la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pp.37～72.
[115]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lation，Fred Hirsch and John H.Goldthorpe，ed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p.279.
[116]近期对于简单地否定凯恩斯主义的管理和回到早期货物与财政“约束”的热情已经开始在其明显后果的重压下开始降温了。例如，在一次对1981年夏全英国的骚乱的调查中，一位托利党政府的年轻成员选择了一些可能直接来自波兰尼的话，“这就是当你将经济理论与社会政策相分离，并且以另一方的代价来追求一方的利益时所发生的”。Cited by David S.Broder，Britain Offers a Grim Reminder，Manchester Guardian Weekly，26 July 1981，p.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