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罗
西塞罗
1940年
每当一位聪敏智慧，却又不是非常勇敢无畏的男子汉遭遇到一个更加强有力的家伙时，最明智的方式便是对其避而远之，并且恬不知耻地耐心恭候命运的转折，直到一片坦途重新为他自行铺就。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世界帝国——罗马帝国的首位人文主义者、演说家，以及法律的捍卫者，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努力地维护传承的法律和共和政体，他的演说都已载入史册，他的文学作品也奠定了拉丁语的基石。他曾经在喀提林事件中仇视过无政府状态；在维尔列斯事件中仇视过贪污腐败；在常胜的将军们中间仇视过恐吓的专制独裁。而且在他的时代里，他的著作《论共和国》被视为理想化国体的道德法典。但是，现在却出现了一个更加强大的家伙——尤利乌斯·凯撒。最初的时候，作为较为年长者和更为出名的前辈，西塞罗曾经十分信任地提携过他，而凯撒却凭借自己的高卢军团，一夜之间一跃成为意大利的主宰。作为坐拥无限军事权力的统治者，他只需伸出一只手，便可攥住安东尼在集合起来的人民面前敬献给自己的王冠。一旦凯撒越过了卢比孔河（发动内战），那么与此同时他也就超越了法律，西塞罗只能徒劳地与他的专制独裁进行斗争。西塞罗还曾经尝试着呼吁，让自由独立的最后捍卫者们起来反对暴君，不过仍然是白费功夫。正如一直以来一样，步兵队的军权总是能够证明自己强于（空洞的）言词。凯撒，同时兼具智者和实干家的禀赋，取得了完全彻底的胜利。如果他像绝大多数的专制独裁者一样拥有强烈的报复欲望，那么此时此刻，在自己大获全胜、凯歌高奏之后，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铲除掉这位顽固不化的法律捍卫者，或者至少剥夺其公权。但是，尤利乌斯·凯撒在赢得这场胜利之后，更加注重自己的慷慨大度，甚至远远多于自己在军事上所取得的全部胜利。他赦免了西塞罗，这个已经解决掉的对手的性命，而且丝毫不带侮辱贬低的企图，只是对他提出了唯一的一个要求：离开政治舞台。现在，这个舞台仅仅属于凯撒一个人所有，任何其他人都只能在上面承担默不作声和服从命令的角色。
在这种时候，对于一个睿智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可以比脱离公众生活，脱离政治生活更为幸运的了。它可以驱使这位思想家和艺术家退出自己那有失体面，只能凭借野蛮粗暴或者诡计多端才能掌控的世界，重新回到自己那无法触及和坚不可摧的内心世界。对于一个才智卓越的人来说，任何形式的流放都将成为一种丰富内心收藏的原动力，而西塞罗则在最为美好和最为幸运的瞬间遭遇了这种天赐的噩运。这位伟大的雄辩家已经逐渐接近晚年生命的转折点，持续不断的动荡风暴和紧绷的压力只给他留下了极少可用于总揽创作的时间。这位年届六旬的老人，在自己时代那个狭窄的空间里面究竟经历了多多少少的对立矛盾啊！这个（发迹的）新新人类凭借自己那坚忍不拔、随机应变和卓越的才智，他不断地向前推进，强行突破，依次先后赢得了所有的官方职位和荣誉，而在通常情况下，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来自外省的小小乡巴佬所无法染指的，只有祖传的贵族世家才是令人嫉妒的唯一有资格获得者。可是他却获得了上至最高，下至最低等级的公众认可，而且在击败喀提林之后，他成功地让自己在元老院里的级别飞黄腾达，同时人民群众也拥戴他戴上花冠，元老院则尊敬地授予他无上荣光的“祖国之父”称号。不过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在一夜之间突然逃亡，因为他遭受到同一个元老院的判决，遭到了同一批人民群众的唾弃。他曾在所有的职位上发挥过作用；他曾不知疲倦、竭尽全力地争得所有的级别。他曾在法庭之上提起过诉讼；他曾作为战士在战场上指挥过军团；他曾作为最高行政长官掌管过共和政体；也曾作为前执政官管理过多个行省。数百万的塞斯退斯(1)曾通过他的双手流转，并且在他的手下化为了债务。他曾占据了帕拉丁山麓最为优美的宅邸，也曾亲眼目睹其变成断垣残壁，被自己的敌人焚烧和蹂躏成一片废墟。他也曾撰写过值得纪念的重要论著，并且作过经典的演讲。他生养过孩子，也失去过孩子。他曾经勇敢无畏，也曾经胆小懦弱。他曾经固执己见，后来又变得阿谀奉承。他曾经备受称赞，也曾经备受憎恨。他的个性反复无常，时而十分脆弱，时而光芒四射。总而言之，在他的时代里，他既是一位最富有魅力，又是一位最令人忐忑不安的人物，因为从马略直至凯撒的40多年间，所有发生的事件都与他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像西塞罗那样，亲身经历和体验这段当代历史和世界历史。只有一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从来都没有时间去顾及自己的生活。这个深深地陶醉在自己雄心勃勃的计划之中，而且从不知疲倦的家伙，从未找到过时间来让自己平心静气、心情舒畅地进行一番思考，对自己的学识、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总结和概括。
不过现在由于凯撒发动政变，已经完全把他排斥在国家事务之外，从而最终赋予他精心料理自己的私人事务，也是这个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事务的机会，而且成果卓著。西塞罗心灰意冷地把演讲论坛、元老院和尤利乌斯·凯撒那独裁专政的帝国拱手相让。对所有公共事务一概兴味索然的一种失意感开始攫住这位被排斥出局者的内心，他变得听天由命：让其他人去捍卫人民群众的权利吧，对于这些民众来说，古罗马角斗士们的格斗和竞赛要远远比他们自己的自由更为重要。现在对于西塞罗来说，更为重要得多的是，去找寻、找到和营造自己内心的那种独立自由。因此，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在自己60岁高龄的时候才首次平心静气、若有所思地反观自己的内心世界，以便向世界证明，自己曾经为了什么而工作和生活。
但是作为一个天生的艺术家，他只不过是无意之中由那个图书世界深陷到这个政界的腐败之中，于是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极富洞察力地探寻，根据自己的年龄和自己最内在的兴趣爱好来塑造自己的生活。他搬离了罗马这个喧嚣吵闹的首都，回到了图斯库卢姆，也就是今天的弗拉斯卡蒂，并且因此而在自己的宅邸四周铺设了意大利最为优美的风景之一。波澜不惊，覆盖在幽暗茂密森林之下的水流缓缓地流经那些小山坡，流向坎帕尼亚地区。这些泉水渐渐地流到了偏远的静谧中去，一路上发出了清脆的声音。在集市广场上、在演讲论坛上、在战地的营帐中，以及在旅行的马车上经历了所有这些岁月之后，这位极富创意的思想者终于在这里完全敞开了自己的灵魂。那座既充满诱惑，又让人疲惫不堪的城市，是那么的遥远，仿佛只是天际的那一抹云烟，不过它还是离得足够贴近，因为经常会有朋友们过来交谈，以启迪思想、振奋精神，其中就有真挚的知己阿提库斯，又或是年轻的布鲁图斯、年轻的卡西乌斯，有一次甚至来了一位危险的宾客！——那个伟大的独裁者本人，尤利乌斯·凯撒。不过，即使罗马的那些朋友们并未前来，仍然总还是会有其他的伙伴到场，这都是些美妙精彩，而且从来都不会令人失望的同伴，而且它们也同样愿意保持沉默，或者高谈阔论：那些图书。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于是就在自己的乡村宅邸里面设置了一个精美绝伦的书斋，这是智慧的一个真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蜂房，希腊圣贤们的著作、罗马人的编年史，以及各种法律纲要全都按照顺序整齐地排列在这里。与这些出自各种时代和各种语言的朋友们在一起，再也没有一个晚上会觉得寂寞孤独。每天早上都是工作时间，这个博学的奴隶总会恭恭敬敬地静候在此做着口授笔录，在每次进餐的时候，十分心爱的女儿图利娅总是替他节省时间，对儿子的教育培养每天都能够给他带来新的激励和消遣调剂。此外，他所从事的最后一件智慧之事就是：这位六旬老人还干了一件晚年最为甜蜜的傻事——他娶了一位年轻的太太，其年龄甚至小于自己的女儿——以便作为生活的行家里手，从而无需在自己的大理石雕像或者诗节中来享受这种美好，而是能够以自己最感性和最魅惑的方式来享受这种美好。
如此看来，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在自己60岁这一年终于回归自我，他只不过是一位哲学家，而不再是什么民众领袖；他只不过是一位作家，而不再是什么雄辩家；他只不过是自己闲情逸致的主人，而不再是热心服务于人民大众利益的勤快公仆。他不再在市场广场上面对可以贿赂收买的法官们【坚决有力地】慷慨陈词，而是宁愿在自己的著作《论演说家》里为自己所有的效仿者制定演说家艺术的本质，作为典范。与此同时，他在自己的著作《论老年》（《老加图论老年》）中探求自我教诲的方式，即一位真正的智者必须学习领会老年人的真正尊严，以及自己岁月里那种听天由命式的放弃。他的书信中那些最为精彩优美、最为和谐动听的内容也全都出自这段内心归集于平静的时光。纵然在可以击溃一切的巨大不幸降临到他的身上时——自己心爱的女儿图利娅离世，他的艺术依然帮助他获得了哲理性的尊严：他写下了那篇《论安慰》。在经历了数百年的沧桑之后，这篇文章直至今日仍然在安慰成千上万名相同命运者。后世只需感谢此次流放，是它把这位昔日公务繁忙的演说家变成了一名伟大的作家。在这宁静平和的三年时光里，他在自己的著作和自己后世英名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要远远超过前3年其对国务活动一事无成的贡献。
他的生活似乎已经变成一位哲学家的生活。他几乎毫不重视每天来自罗马的消息和信函，他更多的只是那个不朽精神共和国的公民，而并非是这个被凯撒的独裁专制所阉割的罗马共和国的公民。这位人世间法制的导师最终领悟到这个心酸痛苦的秘密，这也是每一个从事公共事务者最终必定能够获悉的：人们一向来都无法长期捍卫人民群众的独立自由，而始终只能捍卫自身和内心的独立自由。
于是，这位世界公民、人文主义者和哲学家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就这样度过了一个上天赐福的夏季、一个极富创造力的秋季，以及一个意大利式的冬季，远离——而且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是永久地远离——世俗和政治的各种喧嚣。他几乎毫不关注每天来自罗马的消息和信函，对于这场不再需要他作为伙伴参与的博弈也漠不关心。他似乎已经彻底摆脱了这种文学家对爱慕虚荣公众社会的欲望，他只是更愿意成为那个尚不可见的共和国的公民，而并非是那个毫不抵抗地屈服于暴政，腐败和依靠暴力镇压的共和国公民。直到这一年3月份的某一天中午，一位满身尘土、气喘吁吁的信使冲进了他的家门。这位信使刚巧还能够呈报这则消息：尤利乌斯·凯撒，这个专制独裁者已经在罗马的广场上被人谋杀。随后，信使便屈膝倒在了地上。
西塞罗顿时大惊失色。就在数周之前，他还曾和这位宽容大度的获胜者坐在同一桌宴席旁，虽然他也曾经无比憎恨地站在对立面，反对这位危险的占据优势者，他也曾经十分猜疑地注视着凯撒所取得的军事胜利，不过他仍然不得不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暗自敬佩这位独断专行的神灵、这位颇具组织才能的杰出天才，以及这位唯一值得尊敬的政敌那种博大的人文情怀。但是，即使尤利乌斯·凯撒这个人本身十分憎恶各种谋杀群体所杜撰的共同理由，即使他本人也拥有各种优势和成就，他自己难道还不是仍然在进行此类最该诅咒的可恶谋杀，让儿子去谋杀自己的祖国，犯下了教唆弑亲罪？难道他的天赋不正是罗马独立自由最为恐怖的危险吗？这样一个人物的死亡可能会让人类觉得惋惜和遗憾，但是这种恶行却促进了这项最为神圣事业的获胜，这是因为，因为现在凯撒已经死去，所以共和国极有可能会再度复活：通过这种死亡，最为崇髙的理想——独立自由的理想将会大获全胜。
这样一来，西塞罗也就消除了自己最初的恐慌，他原本并不乐意看到这种阴险狠毒的罪恶行为，也许在他内心最深处的睡梦之中，甚至都根本不敢拥有这样的想法。虽然当布鲁图斯从凯撒的胸膛里拔出那把沾满鲜血的匕首时，曾经呼喊着他的名字——西塞罗的名字，并且以此要求这位具有共和思想的导师作为自己这次行动的见证人，但是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其实并没有事先向西塞罗透露这次密谋造反行动。不过此时此刻，因为这场谋杀行动已经无可挽回地发生了，而且它绝对被评价为：至少对共和政体十分有利。西塞罗清楚地意识到：越过这具君王的尸体，就是一条通向古罗马的独立自由之路，而且向其他人指明这条道路还是自己责无旁贷的义务。这样一种千载难逢的良机绝不允许错过。因此就在事发当天，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急匆匆地放下自己的书籍、自己的文稿，也不顾及身为艺术家的那种神圣的悠闲安逸感。伴随着急剧的心跳，他匆匆忙忙地赶往罗马，以便同时从谋杀凯撒的凶手们，以及为其报仇雪恨的复仇者们手里拯救出共和政体，作为凯撒留下的真正遗产。
在罗马，西塞罗的眼里看到的是一座混乱不堪、惊慌失措和束手无策的城市。早在该事件发生的这一刻，就已经证实了，谋杀尤利乌斯·凯撒行为本身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参与其行动者。这些阴谋策划者混杂在一起结成帮派，他们只知道谋杀，只知道清除掉这个远远超过自己所有人的占据优势者。但是到了可以充分利用这次行动的此时此刻，他们却呆若木鸡、手足无措，而且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着手应对。那些元老院的议员们左右摇摆不定，完全不清楚自己是应该附和这场谋杀呢，还是应该对此进行谴责和审判。而那些早已经习惯于被一个肆无忌惮的家伙严加管束的人民群众，则更加不敢发表自己的任何见解。安东尼和凯撒的另外一些朋友们也惧怕那些阴谋策划分子，而且也在为自己的性命而担忧。与此相反，那些阴谋策划分子也惧怕凯撒的朋友们，也害怕他们来报仇雪恨。
在这样一种大家普遍都惊恐万状的情形之下，西塞罗却证明自己是唯一一个表现出坚毅果敢之人。一直以来都是镇定自若和足智多谋的西塞罗，以前总是犹豫不决和胆小怕事，却在这个时候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力挺这场自己其实并未参与的谋杀行动。他气宇轩昂地踏上这块尚且流淌着被谋杀者鲜血的瓷砖地面，向聚集在一起开会的元老院大肆赞美了这次清除专制独裁者的行动，并且称之为共和政体思想的一次胜利。“啊，我的人民大众们，你们再一次回归到独立自由的怀抱了！”他大声疾呼道，“你们，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你们不仅实现了罗马的，而且也完成了全世界最伟大的壮举。”但是与此同时，他也提出要求：此时此刻应该赋予这次原本为谋杀的行动以更加崇高的意义。这些阴谋策划者们应该勇敢果断地去夺取在凯撒死后暂时轮空的政权，并且应该尽快地把它用于拯救共和国、重新构建古罗马的宪法。应该剥夺安东尼的执政官职务，转交给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由他们来执掌行政大权。在这个短暂却又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瞬间，这位法律的忠实追随者为了迫使专制独裁永久地让位于独立自由，终于首次打破了一成不变的死板法律。
可是就在此时，这些阴谋策划者们的弱点全都表露无遗。他们只会策划发动一场阴谋活动，只会完成一次谋杀，他们仅仅拥有把自己的匕首插入一个毫无抵抗能力者身体长达五寸的蛮力，因此他们的坚毅果敢也就随之消失殆尽。于是他们既没有去夺取政权，也没有去利用政权来重新创建共和国，而是费尽心机地去乞求低劣的赦免，并且去和安东尼进行磋商谈判。他们让凯撒的朋友们获得了积聚力量的时间，并且也因此错失了自己最为宝贵的时机。西塞罗目光尖锐地意识到这种危险。他察觉到，安东尼正在准备一场反攻，他肯定会不仅干掉这些阴谋策划者，而且也会消灭共和政体的有关思想。为了迫使这些阴谋策划者，以及广大人民群众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他不断发出警告，竭力进行游说和宣传鼓动，并且发表各种演说。但是他却犯了一个世界历史性的错误！他自己根本就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此时此刻，一切机会全都公然地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元老院已经准备好赞成他，广大人民群众原本只是期盼一位既坚决果断、又勇敢大胆的人物能够接过从凯撒那双强有力的手中掉落下来的缰绳。如果他现在能够执掌政权，并且在一片杂乱无章之中重建秩序，那么绝对没有人会横加指责，而且所有人都只会大大地松一口气。
自从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发表有关喀提林的演讲以来，他是如此热切地渴望这一世界历史性时刻的降临，此时此刻，这一瞬间伴随着3月15日这个日子终于到来了。如果他当时就知道充分利用这一瞬间，那么我们大家就会在自己的学校里面学习到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种历史。而且西塞罗的名字就不会仅仅只是作为一个声名显赫的作家名字，而是应该作为共和国的拯救者，作为罗马独立自由的真正守护神的名字，永远在李维乌斯和普卢塔尔克的编年史中万古流芳。他的名字也将成为不朽的荣誉：他占据了一个专制独裁者的国家政权，并且心甘情愿地重新把它交还给广大的人民群众。
但是，这种悲剧却常常会持续不断地在历史上重演，恰恰是那种聪慧之人，在决定性的紧要关头，往往极少能够成为一个行动雷厉风行之人，这是因为其内心深处备受责任感之煎熬。这种相同的人格分裂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这种聪慧和极富创造力的人物身上重演：这正是因为他能够更好地洞察这个时代的愚蠢之处，这会驱使他介入其中，于是在欣喜若狂的某一瞬间，他便会激情四射地投身于政治斗争。但是与此同时，每当需要以暴制暴的时候，他又会犹豫不决。他内心深处的责任感又会令其惊恐万分地退缩，既不敢去实施恐怖的暴政，也不敢让人去血流成河。况且这种无与伦比的唯一瞬间不仅允许他，而且甚至要求他肆无忌惮、残暴无情，是那些犹豫不决和重重顾虑恰恰令他丧失了活力。在那股狂热激情的最初兴奋和冲动过去之后，西塞罗以自己锐利的洞察力仔细地打量着当前的局势。他看了看自己昨天还把他们赞颂为英雄的那些阴谋策划者，而且看到，这只不过是一帮胆小如鼠的家伙，甚至逃避自己行为所带来的阴影。他又看了看广大人民群众，并且看到，他们也早已不再是自己曾经梦幻的古罗马那些极富血性的罗马人民，那些英勇顽强的人民，而是一群蜕化变质，仅仅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好处和消遣享乐，只会关心吃喝玩乐，沉溺于面包与马戏的平民百姓。他们只向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这些实施谋杀者欢呼了一天时间，第二天，他们就围着安东尼欢呼雀跃，而后者则号召他们向这些阴谋策划者进行复仇，到了第三天，他们又转向拥护多纳贝拉，这个命人把凯撒的塑像打倒在地的家伙。西塞罗清楚地意识到，在这座已经腐败堕落的城市里面，已经再也没有任何人还会真诚地服务于这种独立自由的思想。大家全都只想获得其权力，或者仅仅贪图自己的舒适安逸：凯撒虽然已经被清除掉，但却是徒劳无益，因为他们所有人全都只是为了其遗产、其金钱、其军团、其政权而相互企求、讨价还价，以及相互争执。他们全都只是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和好处，而并非是为了那唯一神圣的事业——罗马的大业谋求福祉。
在仓促鲁莽的狂热兴奋过后的这两周时间里，西塞罗变得越来越疲惫不堪、越来越疑虑重重。除了他本人，根本就没有人会去关心共和国的重新创建，那种对国家民族的情感早已消失殆尽，追求独立自由的思想意识也已经完全烟消云散。最后，终日面对这种暗无天日的骚乱暴动，那种厌恶感不断地涌上了他的心头。他再也无法热衷于这样一种假象，因为大家对自己的言词完全置之不理。面对自己的失败，他不得不承认，自己进行协调平衡的调解员角色已经完全玩完了。如果要去拯救自己的祖国，使其免遭一触即发内战的威胁，那么他自己要么是太过懦弱无能，要么是太过胆小怕事，因此他把祖国托付给命运，让其听天由命。于是他在4月初的时候离开了罗马，并且回到了自己坐落于那不勒斯海湾附近普托里的一幢孤零零的郊外别墅里，回归到自己的书籍之中。
这是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第二次从外面的世界逃避到自己孤独寂寞的世界之中。此时此刻，他才最终意识到，自己作为一名学者、作为一名人文主义者、作为法律的一名守护者，从一开始就错误地踏入了这个领域，在那里，权力被看作是法律，并且更进一步促进了毫无廉耻之心的肆无忌惮，而并非增进了聪明才智与宽容和解。他不得不震惊地认识到，在这个骄纵脆弱的时代里，他对自己祖国所梦寐以求的那个理想完美的共和国，以及古罗马那些高尚品德的复活，全都再也无法实现。但是因为在这个难以驾驭的现实物质世界里，他无法亲自完成这项拯救行动，所以他至少想为更加贤明智慧的后世拯救自己的梦想。一个60年人生的辛勤劳作和见识领悟，完全不应该毫无用场地全盘抛弃吧。因而，这位备遭羞辱的人物于是回想起自己原本就具备的能力。在那些孤单寂寞的日子里，他撰写了自己的最后一部，同时也是他最伟大的著作《论义务》——这本有关独立自主、品德优良者在面对自己，以及在面对国家的时候应尽责任义务的教义，作为遗赠给下面几代人的遗愿。这是他的政治学、他的道德伦理学圣经，这是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在公元前44年的那个秋天，同时也在他自己生命里的秋天，在普托里写下的遗言。
这本著作的描述方式就已经表明，这本关于个体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小册子，就是一份遗嘱，而且是一个已经被罢免一切职务，并且自动放弃了所有社会公共激情的家伙的最后遗言。这本《论义务》是写给他自己儿子的。西塞罗直率地向自己的孩子坦白，他并非是由于漠不关心，才从社会公众生活之中退隐，而是因为他作为一名独立自由之神、作为罗马的共和主义者，认为服务于一种专制独裁统治有损于自己的尊严和名望。“只要这个国家仍然掌管在国家为自己所挑选的忠实追随者们的手中，那么我就会把我的力量和思想全都奉献给这个共和国。但是自从所有这一切全都落入某一个人的独裁统治之下以来，社会公众服务机构，或者权威机构的空间早已不复存在。”自从撤销元老院，以及关闭法院以来，尚带有几分自尊的他此刻在元老院里，或者在法庭上还能够谋求些什么呢？迄今为止，那些社会公众事务、政治性事务已经偷偷窃取了他本人过多的时间。“从未给予这位写作者以丝毫的闲暇时光”，而且他从来未能以自成一体的完整形式写下自己的世界观。但是现在，因为他被迫无所事事，所以按照西庇阿那句杰出名言的含义，他至少想要充分利用这段闲暇时光。那是西庇阿谈论自己时所说的：他“从未更加积极地工作，他似乎总是无所事事；他从未更少地孤独寂寞，他似乎始终独自一人。”
此时此刻，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向自己儿子阐明的有关个体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这些思想，通常都并非是新颖和原创的。这些思想把大家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与平常接纳采用的知识结合在一起：一位雄辩家，即使在其60岁高龄的时候也不会突然一蹴而就地成为一名作家，而且一位编纂者也不会突然成为一位最初的原创者。但是这一次，西塞罗的观点却通过这种显露出悲痛欲绝和怨恨愤怒的口吻，赢得了一种全新和激昂的感染力。在血腥杀戮的内战期间，以及在执政官各派系和各政党为权力而斗争的时代里，一位真正宽厚的人文主义之神再一次重新梦想——正如每一个人在那种时代里都会梦寐以求的一样——通过合乎道德规范的理解认知与和解妥协的方式，实现让世界满意的永恒之梦。正义和法律，唯有它们才应该是国家坚强不屈的支柱。不能让那些煽动蛊惑民心者，而必须让这些内心正派、诚实可靠的人物去执掌国家的政权，并以此执掌国家的法律。不允许任何人把自己的个人意志，从而把自己的独断专行强加到广大人民群众头上的企图。坚决拒绝服从每一个从广大人民群众手中攫取领导权的野心家，是每一个人应尽的义务。作为一位坚强不屈、并且具有独立思想的人物，他愤怒地拒绝与任何一位专制独裁者结盟，并且坚决拒绝在其手下从事任何工作。
他还提出论证，专制独裁统治可以强暴任何一种法律。只有当每一个人都不会企图从自己的社会公共职务中捞取个人利益，并且把他自己个人的利益全都放回到那些集体利益的后面时，真正的和谐统一才会产生于一种国家集体。只有当财富不再以豪华奢侈和滥用浪费的形式被大肆挥霍，而是得到妥善管理的时候，那么它才能转化为思想和艺术文化。只有当贵族阶层放弃自己的傲慢自大，只有当平民阶层不让自己被那些蛊惑民心者贿赂收买，并且不把国家出卖给某一个政党，而是索取自己的天赋人权时，那么国家集体才能够恢复健康。正如所有的人文主义者都是中间派的颂扬者一样，西塞罗也要求对立各方和平共处。罗马并不需要苏拉这种人和凯撒这种人，另外也不需要格拉古兄弟这种人。专制独裁是危险的，而革命也同样如此。
西塞罗所说的其中许多观点，以前都可以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面找到，而且也可以在让-雅克·卢梭和所有唯心主义的乌托邦空想家们的著作中读到。但是，究竟是什么让他的这本遗著可以如此奇特地超越他的那个时代，是那种崭新的情感，它于公元前半个世纪首次在此表达出来：这种博爱人性的情感。在一个最为野蛮残暴、惨无人道的历史时代里，即使是凯撒本人，在攻占一座城池之后，仍然还要命人把2000名俘虏的双手砍掉。刑讯逼供和角斗士之间的格斗、在十字架上处以极刑和穷兵黩武的战役连绵，都是那个时代司空见惯和理所当然的家常便饭，而西塞罗却是第一个站出来，也是唯一一个抗议任意滥用强权暴力者。他谴责战争是一种兽行，他谴责他自己民族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他遣责对各行省的剥削压榨。况且他还提出要求，唯有通过文化修养和礼仪道德，而绝不能通过刀剑之武力，罗马帝国才能够吞并那些国家。他竭力反对把那些城池洗劫一空，而且还要求，即使是面对那些不受法律保护者中最无权无势之人，即使是面对那些奴隶们（正义的化身(2)dversusinfirmusjustitiaess servandum），都应该宽厚仁慈——这在当时的罗马绝对是一种荒唐的要求。他以先知先觉的目光预见到了罗马的衰亡，这是因其获取胜利过分迅猛，及其不够健全的获胜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因为只获得了在军事上征服的世界。自从这个国家与苏拉开始展开各种战争以来，其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赢得各种战利品，而帝国里面的那些正义却早已自行消失殆尽。每当一个民族使用暴力手段剥夺其他民族原有的独立自由时，该民族同时也会在神秘莫测的复仇之中丧失自己那种极其神奇的力量，从而变得孤立无援。
正当那些罗马军团在雄心勃勃的领袖们率领下，为了效力于一个帝国的暂时幻想，不停地向安息a和波斯、向日耳曼地区和大不列颠英国、向西班牙和马其顿进军时，此时此刻这里却发出了一种孤寂的声音，竭力反对这种可能带来危险的胜利凯旋：因为他已经清晰地看到，这些征服战争所播下的血腥杀戮种子已经结出了更为血腥杀戮的内战果实，所以这位已经丧失一切权势的人性守护者郑重地嘱咐自己的儿子，要把人类之间的共同合作尊为至高无上和举足轻重的最高理想。最后，这位曾经太长时间担当过演说家、律师和政治家的人物，他曾经为了金钱和荣誉，以同样出色和熟练的雄辩技艺为各种良莠不齐的事件进行过辩护，他本人也曾经为自己争夺过各种一官半职，也曾经亲自追逐过财富、追求过自己的社会公众名誉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喝彩，终于在自己生命的秋天领悟到了这种清晰的认识。就在自己行将就木之前，这位迄今为止只是一位人文主义者的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最终成为了捍卫博爱人性的首位辩护人。
正当西塞罗以这种方式，在自己的隐居地平心静气和泰然自若地深思熟虑一种充满伦理道德国家宪法的意义和形式时，罗马帝国的骚乱仍在日益加剧。元老院还是一直没有作出决定，广大人民群众也始终没有作出决定，究竟是应该赞美，还是应该流放那些谋杀凯撒的凶手。安东尼正在厉兵秣马，准备与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开战，而且一位要求继承王位的新人也已经出乎意料地突然就位——屋大维，凯撒曾指定其为自己的继承人，而此刻，他确确实实地想要接任该职位。他几乎才刚刚抵达意大利，就立刻致信西塞罗，以便获得其鼎力相助，但是与此同时，安东尼也恳请西塞罗回来，认为他应该回到罗马，甚至连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也同样从各自的战场上召唤他回归。他们所有人都想企求这位伟大的雄辩家，能够为自己的宏伟大业进行辩护；他们所有人都想企求这位声名显赫的法学导师，能够把自己的不正当行为转变为合法的正当行为。正如所有想要执政的政治家一样，只要他们还尚未执掌政权，他们就会出于一种真正的本能前去寻找一位精神导师来作为支柱（随后他们又会轻蔑地把其推到一边）。如果西塞罗仍是昔日那位爱慕虚荣、野心勃勃的自负政治家，那么他极有可能会受到诱骗。
可是，西塞罗却已经变得半厌倦和半明智，而且这两种情感通常会异常相似。他知道，自己现在真正急需要完成的唯有一件事情：完成自己的著作，把自己的生活整理得井井有条，对自己的思想作一番梳理。正如奥德修斯面对海妖塞壬的歌声一样，他在这些独裁统治者们诱人的召唤面前塞住自己的内耳，他既没有听从安东尼的召唤，对屋大维的召唤也充耳不闻，甚至也没有理睬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召唤，更不要说是听从元老院和自己朋友们的召唤了。于是在这种情感里，他不停地继续为自己著书立传，在文字中的他绝对要比实际行动中的他更为强大有力，独自一人的他也比夹杂在某个党派中间的他更为机智聪敏，同时他也预感到，这可能就是他自己告别这个世界的最后遗言了。
在他完成自己的这部圣经之后，他才抬头仰望这个世界，这是一种糟糕的觉醒。在这个国家，他的祖国，内战已经迫在眉睫。那个曾经把凯撒和神庙的财库洗劫一空的安东尼，已经成功地利用这些窃取而来的金钱去招募雇佣兵。不过仍然有三支军队在与他对抗，而且每一支军队都是全副武装——屋大维的军队、李必达的军队、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军队。各种调解和斡旋都已经为时已晚：此时此刻，大家都必须作出决定，究竟是应该让安东尼领导下的一种崭新的凯撤模式来统治罗马，还是应该让共和政体继续存在。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在这种时刻作出抉择。纵然是这位最为小心谨慎、考虑得最为周全，而且始终都在探求调停平衡，凌驾于各党派之上，或者在各党派之间犹豫不决地左右摇摆的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也不得不最终作出抉择。
因而，这个时候便发生了这件非同寻常之事。自从西塞罗把自己的圣经《论义务》转交给自己的儿子以后，一股崭新的勇气似乎涌上了他的心头——他于是把生命置之度外。他十分明白，自己的政治和自己的文学那种飞黄腾达的生涯都已经终结。他必须要说的那些话都已经说过，他还必须要去体验经历的事情也已经不多。他年事已高，他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宏伟大业，在这种情形之下，还有什么可以用来捍卫这个悲惨可怜的余生呢？仿佛就是一头被追逐得疲惫不堪的野兽，如果它已经知道，这些狂吠不止的猎犬就在自己的身后紧追不舍，那么它便会突然转过身去，向着那些追逐而来的猎犬猛扑过去，以便加速这场角逐的终结。因此，西塞罗以真正不惧死亡的勇气再一次投身于战斗之中，再一次令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数月，乃至数年以来，他更多地只是使用这支默不作声的石笔进行创作，而现在，他又再度拿起了演说这种箭石(3)，并且把它奋力掷向共和国的敌人们。
这是一幕震撼人心的画面：就在这一年的12月，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再一次重新站上了罗马的广场论坛，为了再一次号召罗马民众，以自己祖先的尊严隆重地证明自己。他振聋发聩地用1篇“抨击性演说”(4)来痛斥和反对安东尼这个拒不服从元老院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篡位夺权者。他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这样手无寸铁地出面去反对一个已经把自己整装待发和随时准备好大开杀戒的罗马军团全都集结在自己身边的专制独裁者，将会意味着什么。可是又有谁愿意去召唤其他人鼓起勇气，然后去凝聚这种令人信服的力量呢，因而只有他去亲自率先垂范和证明这种勇气胆魄。西塞罗十分清楚，自己已经无法像从前一样，在这个相同的广场论坛上慵懒闲散地进行战斗搏击，这一次则必须是投入自己的生命，来为自己的信念作抗争。
他坚决果断地在这个讲台【演讲者的论坛】上坦承：“早在我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我就已经在捍卫共和政体了。虽然我现在年事已高，但是我也决不会对此置之不理。如果这个城市的独立自由只有通过我的死亡才能重新创建的话，那么我非常愿意为此献出我的生命。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我的死亡可以给罗马的人民群众留下独立自由。那些永恒不朽的神灵所能赐予我的宠爱，都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他断然要求，现在已经不再是和安东尼进行协商谈判的时候了。大家必须支持屋大维，虽然他是凯撒的近亲和继承人，但是他却代表了共和政体这项事业。这里不再涉及到人员问题，而是涉及到一项事业，涉及到一项最为神圣的事业——这项事业已经到了最后和最要紧的决择关头：它涉及到独立自由。可是，无论哪里的这种最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受到威胁时，那么任何的犹豫不决都是充满腐败堕落的。因此，这位和平主义者西塞罗要求共和国的军队前去反对专制独裁统治的军队。而且他自己，正如他后来的学生伊拉斯谟—样，憎恶这种“骚乱”，憎恶这种内战甚至超过所有一切，因此他提议，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且剥夺（安东尼）这个篡位夺权者的公权，令其不受法律保护。
自从西塞罗不再担当并非十分正派诉讼的律师，而是成为一项崇高事业的辩护人以来，他在这14篇抨击性演说中找到了真正卓越和激情燃烧的箴言。“愿其他的民族生活在奴隶制度之中”，他向自己的同胞们发出了呼唤，“我们罗马人却不想如此生活。如果我们不能获得独立自由，那么就让我们死去。”如果这个国家真的气数已尽，那么主宰着整个世界的罗马人民就应该如此采取行动，正如那些备受奴役的角斗士们在圆形竞技场上所展现的那样：宁愿以正面对抗敌人死去，而不愿任人宰割；宁愿有尊严地死去，而不愿在耻辱中效劳。”
元老院里的元老们十分惊讶地悉心倾听着，聚集在一起的人民群众也十分惊讶地悉心倾听着这种抨击性演说。一些人或许已经预感到，在未来的数百年时间里，这可能会是最后一次允许有人在集市广场之上发表此类言论。用不了多久，大家在那里将不得不更多地在那些大将军的大理石雕像前奴颜婢膝地鞠躬。在凯撒们的帝国里，只会允许阿谀奉承者和出卖告密者别有用心的窃窃私语，而决不会允许以前那种独立自由的演说。西塞罗的演说宛如一阵暴风骤雨劈头盖脸地侵袭了这些听众：一半是恐惧不安，一半是对这位老人的钦佩赞赏。这个拥有一个亡命之徒和一个内心完全绝望者胆魄的家伙，竟然会单枪匹马地前去捍卫这些智慧人类的独立，以及共和国的公平正义。
大家虽然犹豫不定地赞同了他的意见，但是，纵然是如烈焰般燃烧的言词，也已经无法再点燃罗马人自豪感那块腐烂变质的朽木。正当这位孤军奋战的理想主义者在集市广场之上大肆宣扬为国献身时，罗马军团里面那些不知廉耻的当权派早已在其背后订立了罗马历史上最为卑鄙无耻的条约。
就是这个西塞罗把其赞誉为共和政体捍卫者的屋大维，以及这个他要求为其树立一尊雕像的李必达——因其曾为罗马人民立下了丰功伟绩，因为他们两人曾经为了消灭篡位夺权者安东尼而出征。可是现在，这两个人却宁愿达成一笔私下交易。这是因为那三个军事首领中没有一个足够强大，可以独自一人夺取罗马帝国作为自己的一种个人战利品：屋大维不行，安东尼不行，李必达也不行。这三个不共戴天的死敌却因此达成了一项协议，他们宁愿在私底下共同瓜分凯撒的遗产，因而在一夜之间，罗马昔日大凯撒的职位上竟然一下子出现了三个小凯撒。
这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瞬间，因为这三位将军根本就不听从元老院的命令，也不尊重罗马民众的各项法律规定，而是自行联合起来，创建了三巨头同盟，把横跨三大洲的一个巨型帝国当作廉价的战利品加以瓜分。在靠近博洛尼亚的一个小岛上，也就是在雷诺河与拉维诺河的汇合处，他们搭建起一座可以让这三个强盗在此会晤的营帐。显而易见，在这些伟大的战斗英雄之中，根本就没有一个人会信赖另外一个人。在他们的声明之中，他们太过频繁地以说谎者、流氓恶棍、篡位夺权者、国家公敌、强盗和窃贼等名号出现，以便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准确地详细了解另外一个人的厚颜无耻。但是，对于这些统治欲极强的人来说，唯有自己的政权最为重要，而并非是什么思想意识；唯有战利品最为重要，而并非是什么荣誉。这三个合伙人采取各种各样的防范措施，一个接一个地逐渐接近这个预先商定好的地点。只有当这个世界的未来执政者们彼此之间互相深信不疑，确认他们之中没有人会随身携带武器，前来谋杀最新出现的同盟者之后，他们才会友好地相互微笑致意，共同踏入这个营帐，并且将在里面缔结和创建未来的三巨头同盟。
在毫无旁人在场的情况下，安东尼、屋大维和李必达在这座营帐里面逗留了三天，他们必须解决三件事情。他们对第一个议题——他们应该如何瓜分这个世界——迅速地达成了一致。屋大维应该获得非洲和努米底亚，安东尼获得了高卢，李必达获得了西班牙。而且第二个问题也没有令他们产生多少忧虑：如何筹措到资金，以便发放他们数月来一直拖欠自己军团和党徒们的薪饷。根据一套从那时起经常被效仿的体制，这个问题也巧妙地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大家十分干脆地前去抢夺本国那些最为富有人员的财产，同时还把他们彻底清除干净，免得他们太过大声地抱怨申诉此事。这三个男人从容不迫地在自己的桌上草拟了一份罗列了意大利最为富有两千人姓名的黑名单（一份官方公布的不再受法律保护者的名单），其中有一百名元老。毎一个人都列举出他自己认识的那些人，此外还有他自己的敌人和对手。随着一挥而就的匆匆几笔，这三位新巨头在完美地解决了领土问题之后，也彻底地解决了经济问题。
这时候开始讨论第三个议题。谁如果想要创建一种专制独裁统治，那么为了让这种统治保持稳固，他就必须首先让那些永恒反对各种专制暴政的敌人永远地保持沉默——这都是些人格独立者，是那种根深蒂固的理想社会——精神世界独立自由的维护者。安东尼要求把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作为第一个姓名列入前面的名单之上，因为这个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他的真正本质，而且还曾提及他的真实姓名。他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加危险，因为他不仅拥有精神力量，而且还具有独立自主的意志，所以他必须被清除掉。
屋大维大吃一惊，并且断然拒绝。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毕竟还没有深受政治那种阴险狡诈的荼毒，还没有完全变得冷酷无情。对于使用清除这位意大利最负盛名作家的手段来开启自己的统治，他仍然还是有所顾忌。西塞罗曾经是自己最为忠实可靠的辩护人，他也曾在广大人民群众和元老院的前面赞颂过自己。就在短短数月之前，屋大维还曾经谦恭地恳请他的帮助，征询他的建议，而且还十分尊敬地称呼这位老人为自己“真正的父亲”。屋大维倍感惭愧，并且坚持自己的反对意见。出于一种能为自己带来无上荣光的真正直觉，他并不想把这位最为尊贵显赫的拉丁语大师交给那些被收买的凶手，以卑鄙无耻的手段加以杀害。但是安东尼却固执己见，他十分清楚，在思想精神和强权暴力之间横亘着永恒的敌意，况且对于专制独裁而言，没有任何人可以比这位语言大师更具威胁性。围绕西塞罗这颗头颅的斗争整整持续了三天时间。最后，屋大维作出了让步，于是，西塞罗的名字终结了这份也许是罗马历史上最为卑鄙无耻的公文。凭借这样一份黑名单，对共和政体的死刑判决才真正地尘埃落定。
在西塞罗得知昔日的那三个不共戴天的死敌已经结盟的这一瞬间，他就知道，自己已经落败。他十分清楚，自己已经落入了不顾一切图谋私利的海盗安东尼的手中——这个曾被莎士比亚错误地升华为精神贵族的人物。况且自己曾经以激烈的言辞公开地尖锐批评其贪得无厌、爱慕虚荣、残酷无情和不知廉耻的低劣本性，令其痛苦万分，因此他不可能奢望从这个野蛮残暴的无情家伙那里获得像凯撒这样的宽容。倘若他想拯救自己的生命，唯一合乎逻辑的方法就是迅速逃亡。西塞罗必须逃到希腊那边去，前去投奔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或者前去投奔加图，逃往共和派那独立自由的最后营地。在那里，他至少可以获得保护，免遭那些已被派出实施暗杀的刺客们的杀害。而且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这位不受法律保护者仿佛已经两三次决定逃亡。他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而且还通知了自己的朋友们，自己已经登上了轮船，自己已经启程出发。但是，西塞罗却总是在这最后一刻不停地中断了他自己的行程。如果有谁曾经了解到，流亡在外的那种绝望凄凉的感觉，那么他就会在这种危险之中，亲身体会到在这种永恒的逃亡之中故土那欢乐温馨的氛围，以及一种生命无奈的有失体面。在这种理智的另外一面，那一种神秘莫测的意志，甚至对这种理智本身的一种违逆，都在逼迫他等待着直面自己的人生命运。这位从自己已经完成的生存中早就变得疲惫不堪的人物只是渴望再休息几天，只是还想平静地稍作思考，再写几封信件，再读几本著作——然后就让自己命中早已注定的一切全都降临吧。在最后的这几个月时间里，西塞罗时而躲藏在自己的这个农庄里，时而藏匿在自己的那个农庄里，一旦危险来临，他就不停地逃离，但是却从来都未能全身而退。正如一位发烧的病人在枕头之上不时地变换姿势一样，他也这样不停地更换自己半隐蔽的藏身之处。而且他既没有完全下定决心地去直面自己的命运，也没有断然决定去躲避自己的命运，他似乎要以这种视死如归下意识地去践诺自己曾在《论老年》中写下的座右铭：一位老人既无需前去寻找死亡，也不可能去延缓死亡。只要每当死神降临时，人们只需泰然自若地加以迎接。对于意志坚强者来说，绝对没有什么卑鄙无耻的死亡。
正是在这种思想意识指导下，已经处在前往西西里岛途中的西塞罗突然命令自己的手下，再一次掉转船头，折返回到充满敌意的意大利，并且在卡伊埃塔，也就是今天的加埃塔上岸，他在那里还有一个小规模的农庄。一种疲惫感，不仅仅是四肢百骸的这种疲惫感，也不仅仅是神经系统的那种疲惫感，而是生命的一种疲惫感，以及对终点、对尘世的那种神秘莫测的怀念，完全浸润了他。他只想再休息一番，再呼吸一下家乡那甜美芬芳的空气，并且与之道别，与这个世界告別。他真的只是想静静地休息一下，歇歇脚，哪怕只有一天，或者一个小时！
他几乎才刚一上岸，就十分敬畏地祈祷至高无上的家神(5)。他真的是疲惫不堪，这位64岁的老人，而且此次海上航行也令他精疲力尽，于是他在一间状如墓室的卧室里舒展四肢躺下，闭上了眼睛，以便在温柔甜美的睡梦之中享受永眠前奏的愉悦。
但是，西塞罗几乎才刚一躺下，一个忠诚的奴仆就已经冲了进来，因为这附近出现了形迹可疑的武装人员。他家里的一名雇员，虽然西塞罗这一生曾经给予他许多好处恩惠，但是为了获得酬劳，他向那些前来行刺的凶手们出卖了西塞罗的行踪。这个时候，西塞罗还可以逃走，还能够迅速逃走，一顶轿子早已经准备妥当。家里面的那些奴隶，他们本身都想武装自己，在他前往轮船的短距离途中对他实施保护，只要到了船上，他就安全啦。但是这位精疲力竭的老人却拒绝了。“这又能怎么样呢”，他说，“我已经累得不想逃跑了，而且我也已经累得不想再活下去了。就让我死在这里，死在这个我曾经拯救过的国家吧。”然而，这位忠诚的老仆人最终还是说服了他。于是，这些全副武装的奴隶们抬着轿子，绕道穿过这片小树林，奔向那条可以拯救性命的小平底船。
但是，为了让自己的这笔不义之财不致于落空，西塞罗家里面的那个告密者已经匆匆忙忙地召集来一个百夫长(6)，以及一些武装人员。他们在树林里面追捕这一队人马，并且恰好及时地找到了自己的猎物。
全副武装的仆人们立刻聚集在轿子的四周，做好了抵抗的准备，可是西塞罗却命令他们停止抵抗。他自己的生命已经行将结束，为什么还要让这些陌生和更加年轻的人员去作无谓的牺牲呢？在这种最后的时刻，所有的忧虑恐惧都从这个永远犹豫不决、缺乏自信，以及勇气极为罕有的男人身上消失殆尽。他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罗马人，只有当他昂首挺胸地迎向死亡时，他才能在这种最后的考验之中证明自己。根据他的指令，这些仆人们全都朝后退去。他手无寸铁，未作任何抵抗。当他把自己那白发苍苍的人头交给这些杀人凶手时，他只是慷慨激昂地说出了那句卓越的名言：“我始终明白，我终将死去。”但是这些杀人凶手们并非想要他的哲学体系，而是想要自己的军饷。因而，他们并没有踌躇多久，那个百夫长就以强有力的一刀击毙了这个毫无抵抗能力者。
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罗马独立自由的最后一位维护者，就这样死去了。在其生命的最后一个小时里，他比自己一生中已经度过的成千上万个小时都表现得更为英勇、更具男子汉气概、更加坚定果敢。
紧接着这场悲剧的是那场极其血腥的羊人剧(7)。正是因为安东尼下达了这样一道万分紧急的谋杀令，所以这些凶手们从这种紧迫性中推断出，这颗首级肯定拥有一种特殊的价值。他们当然不是预料到，其在全人类以及后世思想精神领域中的价值，而是可能预料到了，其对此次血腥杀戮行动的委托人所具有的那种特殊价值。为了让自己无需因这笔奖赏而发生争执，他们于是作出决定，把这颗头颅作为已经执行命令的确凿证据亲自交给安东尼。这群歹徒的头目就这样从西塞罗的尸体上砍下了其头颅和双手，并且把它们塞进了一只袋子，他们随即把这只仍然在往外滴着被害人鲜血的袋子扛在背上，以最为匆忙的速度仓促地赶回罗马，以便用这个消息让那个专制独裁者感到高兴，这位罗马共和国的最佳捍卫者已经用极为普通的方式解决掉了。
这个小歹徒，也就是这群歹徒的头目，估计得十分正确。而那个下达这种谋杀令的大歹徒，则把自己对完成此次恶行的喜悦之情转化为丰厚的报酬。现在，因为他已经让人去洗劫和谋杀了意大利那两千个最为富裕的人员，安东尼终于可以慷慨大方一番了。为了这只装着西塞罗被砍下来的双手和被亵渎的头颅，而且沾满血迹的袋子，他付给这个百夫长一百万金光灿灿的塞斯退斯。不过他的复仇却依然没有因此而冷却，这个嗜血成性者那种愚蠢的仇恨还让他想出了令死者蒙受一种特别耻辱的方法，可是他却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种羞辱令其本人遗臭万年。安东尼下令，应该把西塞罗的头颅和双手钉在那个演讲台上，钉在那同一个演讲台上，也就是西塞罗曾在上面号召人民群众反对自己，捍卫罗马独立自由的地方。
第二天，一出卑鄙无耻的闹剧期待着罗马民众的光临。在西塞罗曾经做过多场不朽演说的同一个讲坛上，悬挂着捍卫独立自由的最后一位辩护人那砍下来的苍白头颅。一枚锈迹斑斑的粗大铁钉横贯其曾经深思熟虑过上千种思想的额头；他的双唇毫无血色，并且苦涩地紧闭着，它们曾经塑造了拉丁语那洪亮清脆的语句，其优美程度超越一切；紧紧闭合着的青紫色眼皮，遮住了其曾经守望共和国长达60年的眼睛；他的双手无力地摊开，它们曾经撰写过那个时代最为恢宏壮丽的信函。
但是尽管如此，这位了不起的杰出演说家却没有在这个讲坛上对野蛮残暴、对暴力强权、对无视法律的行为提出过任何控告。而此时此刻，他那颗沉默不语、惨遭砍杀的头颅却如此具有说服力地对暴力强权的永恒不公提出了控告：广大人民群众胆怯地拥挤在惨遭亵渎的演讲台周围，心情抑郁沮丧，因而备感惭愧地重新退回到旁边。没有任何人胆敢反驳——这就是专制独裁统治！但是，他们的内心都在痉挛抽搐，十分压抑。面对着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共和国这种悲剧象征，他们全都胆战心惊地垂下了眼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