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的落败
威尔逊的落败
1940年
1918年12月13日，那艘庞大的“乔治·华盛顿号”巨轮载着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正朝着欧洲的海岸线驶去。自从创世纪以来，还从来没有哪一艘轮船，也从来没有哪一个人曾经承载着千百万民众这么殷切的希望和信赖。四年来，欧洲各国彼此之间互相怒怼，它们已经使用机枪和大炮、火焰喷射器和毒气相互屠杀了各自最为优秀、最为青春年少的数十万青年人。在这四年时间里，它们彼此之间仅仅宣告和报道了仇恨和诽谤。但是所有这些被激发出来的兴奋不安却无法让自己内心深处一种隐秘的声音保持沉默，以致于它们所做的一切，它们所说的一切，全都是不合情理的，而且还是我们这个世纪的耻辱。数千万民众，所有这些人全都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拥有这种神秘莫测的感觉——人类又重新倒退回蛮荒之地，以及自以为早已不知所踪的未开化野蛮世纪。
因为就在此时，从另一片大陆，从美洲传过来这种声音，它清晰透亮地越过了这片仍然硝烟弥漫的战场，坦白地要求：“永远都不要再有战争”。永远都不要再制造纠纷，永远都不要再有这种古老的罪恶秘密外交，因为这些都会驱使广大人民群众在自己毫不知情和极不情愿的情况下前去充当炮灰。而是要求建立一种崭新且更加美好的世界秩序，“在臣民们赞成的基础之上，在人类有组织舆论的支持之下，创建这种公平正义的统治地位”。而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语言之中，大家都立即听懂了这种声音。这场战争，昨天还只是一场为了争夺疆土、为了争夺边界、为了争夺原料、矿山和油田而进行的毫无意义的争执，却在突然之间获得了一种更为崇高、一种类似宗教的意义：那种永恒的和平，那种公平正义和人性博爱的救世主帝国。转眼之间，数千万民众的鲜血似乎并没有白白地流淌，只有这一代人深受其苦，这是为了让如此苦难永远都不会再降临到我们的地球。大家全都陶醉在这种信任的狂喜之中，数十万、数千万个声音在呼唤着这个人的到来。他，就是威尔逊。他应该在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缔造和平，从而使其成为公平正义的和平相处。他，威尔逊，应该是另一个摩西，他应该把那些误入歧途的民族带领到这个新联盟的谈判桌旁。在短短几个星期之后，伍德罗·威尔逊这个名字便成为了一种宗教力量、一种救世主的威力。人们纷纷以他的名字给大街小巷、各种建筑物，以及孩子们命名。每一个感觉到自己处于困顿之中，或者觉得自己备受歧视的民族，都向他派遣代表。充斥着各种提议、请求、祈愿的信函和电报从五大洲纷至沓来，成千上万件地堆积如山，其中完整的几箱甚至还被带上了这艘开往欧洲的轮船。在取得梦寐以求的最终和解之前，整个（欧洲）大陆，整个世界全都在异口同声地一致要求这个人充当自己最后争端的仲裁人。
而威尔逊也无法抗拒这种呼唤。他在美国的朋友们都劝阻他，不要亲自前去出席和平会议。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他有责任不离开自己的祖国，最好是能在远方主导这些谈判。可是伍德罗·威尔逊却没有被说服。
即使是拥有自己国家最为尊贵的职位，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他似乎极少去反对各方要求他完成的使命。他不只想为一个国家，不只想为一个大洲服务效力，而是愿意为全人类服务效力；他不是只想为这一瞬间服务效力，而是愿意为更加美好的未来服务效力。他并非只想要心胸狭窄地仅仅代表美国的利益，而是愿意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因为“利益关系并不能把人们凝聚在一起，利益关系只会让人们割裂开来，分崩离析”。他因而感觉到，他自己必须小心谨慎地守护好这一切，不要让那些军官和外交官们再一次攫取这些狂热的民族激情，因为人类的一种统一协调对于这些灾难性的职业来说，意味着丧钟。他必须亲自充当保证人，宁可迫使大家按照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而并非是按照他们领袖的意志来表达各自的意见，而且在人类最后一次和最终决定所有一切的此次和平会议上，每一句话都应该在敞开大门和敞开窗户的情况下，在全世界的面前开诚布公地说出来。
于是他就这样站在了这艘轮船之上，眺望着正在雾霭之中若隐若现的欧洲海岸线，它仿佛就像是他自己对未来各民族之间兄弟般情谊的梦幻憧憬，既模糊不清，又尚未定型。他笔挺地站立着，身材魁梧高大，面容坚毅，隐藏在眼镜后面的双眼目光锐利毒辣，而且清澈明亮，微微前突的下颏显示出美国式的充沛精力，不过其丰满圆润的双唇却紧紧地闭合着。作为基督教长老会牧师的儿子和孙子，他的身上也拥有这些人的那种严谨和狭隘，对于他们来说，只存在一种真理，而且他们对此确信无疑，即自己十分了解这种真理。他自己的血液之中既流淌着他所有虔诚的苏格兰和爱尔兰祖先们那种炽热之情，也流淌着加尔文主义信仰的奋发向上精神。该信仰赋予了这位领袖和导师以拯救邪恶人类的使命，异教徒和殉道者的顽固执拗，百折不挠地在其身上发挥作用，他们宁愿为了自己的信念而让人烧死，也不愿意偏离圣经一丝一毫。而且对于他，这个民主主义者、这个学者来说，“人性”、“人类”、“独立自由”、“和平”和“人权”这些概念并非是什么冷冰冰的字眼，对于他的父辈们来说，而是福音。况且对于他来说，它们也并非意味着，是思想意识形态上和模糊不清的概念，而是他决定要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去捍卫的宗教信条，犹如福音之于其祖先们。他虽然曾经展开过多场斗争，不过当他眺望这片在自己的眼前变得越来越清晰明亮的欧洲大陆时，他却感觉到，这一次将会是一场决定性的重大斗争。于是他全身的肌肉不由自主地绷紧了，“如果我们能够协调一致，我们将为建立新秩序而斗争；如果我们意见相左，那么我们就必须为此而斗争。”
但是不一会儿，他那凝望远方的眼神中所流露出来的严肃神情便消失殆尽。那些礼炮、那些旗帜都在布雷斯特港口向他表示欢迎，不过只是按照规定向这位联盟共和国的总统表示致敬。但是，他可以感觉得到，那些随后从岸上向他迎面涌来的热烈欢呼声，却并非是事先布置安排和组织的欢迎仪式，也并非是预先约定的欢呼，而是全体人民群众熊熊燃烧的火热激情。只要是火车途经之处，在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小村落、每一幢房屋里都会有人向他挥舞旗帜——希望之火苗。无数双手向他迎面伸了过来，各种声音在他的身边喧嚣。而且当他坐车穿越香榭丽舍大街驶入巴黎时，欢欣鼓舞的瀑布状焰火从活生生的人墙里喷涌而出。巴黎的人民群众和法国的人民群众，作为欧洲各地全体人民群众的象征，他们在大声呼喊、他们在大声欢呼，他们满怀着各自的期待朝他涌去。他脸上的表情变得越来越和缓，一抹独立自由、一抹幸福安康、一抹几乎陶醉其中的微笑浮现在他的脸上，露出了洁白的牙齿。于是他向右边的民众挥挥帽子，接着又向左边的民众挥挥帽子，仿佛想对所有人、对全世界都表示问候。是的，他做得十分正确，他愿意亲自过来处理此事，可是，只不过活生生的愿望也许会战胜死板的法律。一个如此幸运的城市、一种如此满怀希望的人类，人们是否可以，人们难道不应该永恒地为所有人创造出来吗？还能够再休息和休整一个晚上，紧接着明天马上就要开始了，为了赋予这个世界数千年来梦寐以求的和平安宁，并且完成这项每一个世人都想实现的最伟大事业。
在法国政府为其提供的宫殿前面，在外交部的通道里面，在美国代表团的大本营——克利翁酒店的前面，这些新闻记者焦急不安地簇拥着，仅仅他们自己就是一支雄壮的大部队。单单从北美就来了150位，每一个国家，每一座城市，都派出了各自的通讯记者，而且所有的派出机构都要求他们搞到参加所有会议的入场券，并参加所有的会议！因为都已经明确地向全世界承诺“完全公开”，所以这一次应该没有任何秘密会议和协议。“十四点原则”的第一条就逐字逐句地写着：“公开的和平章程，必须公开地达成，一旦达成之后，就不应该再举办任何形式的国际性秘密谅解会议”。秘密协议这种祸患，甚至要比所有其他的时疫索取更多的死者，所以应该通过这种威尔逊式的“公开外交”那新颖的血清，最终予以彻底的清除。
但是，令他们感到十分失望的是，这些狂热的激情却遭遇了令人尴尬的阻碍。诚然，肯定都会允许他们所有人参加这些大型的会议，并且允许他们公开这些会议的记录——而事实上，所有这些紧张的敌对关系都已经作了化学清理——这些会议的所有内容都会向全世界传达。不过，大家一开始尚无法提供任何信息，因为首先必须确定协商谈判的规则。这些倍感失望的记者们不由自主地感觉到，一些东西还没有完全达成一致的意见。但是，这些提供信息者并没有完全说谎话。那就是协商谈判的规则，威尔逊在“四巨头”的首轮磋商中就立刻感觉到了来自协约国的抗拒：他们并不愿意对所有的一切都进行公开协商谈判，而且理由非常充分。在所有参战国家的文件夹和文件柜里面都存放着一些秘密协定，它们可以保证每一个国家都能够获得自己的那部分利益和自己的战利品，这些肮脏和秘密的丑闻，大家当然都只想在密闭的空间里摊开来说。为了这次会议不至于从一开始就臭名远扬，因此有些事情就必须先进行闭门磋商和澄清。但是，不仅仅在协商谈判的规则中存在着矛盾，而且在更深层次上也存在着分歧。其实归根结底，两派的形势十分清楚明了，美国方面和欧洲方面，分别明确地代表了右翼和左翼立场。在这次会议上不应该达成一种和平，而应该达成两种和平，两种完全不同的协定。其中一种和平是暂时的、当下的，它应该是终结与已经放下武器的战败国德国之间战争的和平；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种和平，也就是未来之和平，它应该永远杜绝各种未来战争的发生。这种和平一方面是按照古老的艰难方式进行，而另一方面则是那种新颖的，那种威尔逊式的协议，即想要通过创建国际联盟来实现和平。这两者之中，究竟应该首先谈判哪一种呢？
于是这两种观点在此发生了剧烈的相互碰撞。威尔逊对暂时的和平兴味索然，根据他的观点，边界的确定、战争赔偿的支付和赔款，都应该由专家们和专门的委员会按照“十四点原则”中确定的原则作出决定。这只是一些琐碎的工作、次要辅助的工作、专家们的工作。与此相反，各国政府首脑的使命则应该是，而且也可能是创建新秩序、促进新发展、缔造各国的协调统一，创造永恒的和平。每一个派别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急需先磋商。那些欧洲的协约国成员则理直气壮地指责说，绝对不允许大家在四年的战争之后，仍然让这个早已精疲力竭和心烦意乱的世界，再为一种和平安宁等上数月之久，否则，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将会席卷整个欧洲。首先必须解决这些实质性的事务，确定好边界、处理好战争赔款、把那些还一直荷枪实弹的男人们送回到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们的身边、稳定货币、重新促进商业贸易和交通运输的兴旺发达。只有这样，然后才能让仿佛海市蜃楼般的威尔逊方案在一片已经稳固的大地上闪闪发光。如同威尔逊在内心深处对这种当下的和平并不十分感兴趣一样，克里孟梭、劳合·乔治、松尼诺，作为精明能干的策略家和老练的实践家，在其内心深处对威尔逊的要求也是相当的不以为然。出于政治策略上的考虑，同时部分也是出于对其真诚的好感，对其人道主义要求和思想表示赞许，因为他们全都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在自己的人民群众那里感觉到了，一种毫不利己原则那魅力十足和颇具说服力的威力。他们因而愿意用特定的缓和方式，以及通过许多附加条款来限制的方法去探讨威尔逊的计划。不过首先还是必须与德国达成和平，作为战争结束的标志，此后才来签订协议。
但是，威尔逊本人也是一位经验足够丰富的实践家，他知道，人们会如何通过拖延的方式来让一种充满活力的要求变得疲惫不堪和枯萎凋谢。他自己也十分了解，人们如何以拖沓的方法把那些令人讨厌的责难推到一边：如果人们仅仅通过理想主义，那么他是无法成为美国总统的。所以他不屈不挠地坚持自己的立场观点，首先必须起草协议，他甚至还要求，将把该协议逐字逐句地纳入与德国签订的和平条约之中。由于他的这种要求，势必会密不可分地出现第二个冲突。因为对于协约国成员来说，添加了这些原则就意味着，已经预先赋予了罪恶的德国以未来人性博爱原则中那受之有愧的报酬。而德国则通过入侵比利时，粗暴地违反了国际法，并且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以霍夫曼将军的拳击，为一种毫无顾忌地强迫签订条件苛刻的和约开创了最为糟糕的先例。只有首先以古老的硬通货进行清算，然后才能探讨新计划，他们要求道。那些田地依然是一片荒芜，一座座城市早已被完全摧毁。为了让威尔逊留下深刻的印象，人们迫使他亲自前去察看这些地方。但是威尔逊这个不切实际的家伙，却在路过这些废墟时故意不拿正眼去看待。他只把目光对准未来，他不去观看那些已被摧毁的建筑物，而是把目光专注到那些永恒的建筑之上。只有一件事情才是他的使命：“废除旧秩序和建立新秩序”。尽管他本人的顾问蓝辛和豪斯提出了抗议，可是他却依然毫不动摇和固执己见地坚持自己的要求。首先必须签订协议，只有全人类的这项事业先解决掉，随后才来讨论各民族的利益。
这场斗争演变得异常激烈，而且它还证实了灾难性的后果——他浪费了大量时间。十分不幸的是，伍德罗·威尔逊错失了预先把确定的大致轮廓赋予自己梦想的良机。他随身携带的那份协议方案绝对不是什么最终表达的方案，而仅仅只是第一稿草案，在不计其数的会议当中，它不得不首先拿出来讨论、修改、润色、增加或者删减。此外，这次访问还要求威尔逊进行一些礼节性的拜访，在巴黎之后，他还要在此期间去访问自己另外盟国的一些首都。威尔逊于是前往伦敦，并在曼彻斯特发表演说，紧接着他又前往罗马，因为如果他在那里缺席，那么其他政府首脑也不会真正乐意，或者有兴趣向前推进他的计划。因而在举行“首轮全体会议”之前，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而在这一个月期间，在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在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在达尔马提亚的边界上，正规军和志愿军经常发生临时性冲突，抢占地盘，在维也纳的大饥荒也愈演愈烈，俄罗斯的局势也令人担忧地不断激化。
不过，即使是在1月18日举行的首次“全体会议”上，也仅仅只是在理论上作出了决定，这份协议应该成为总和平条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份文件却始终没有草拟出来，它还一直在没完没了的辨论会之中流转，从一双手上流转到另外一双手上，由一位编辑加以修改。不过这样时间又过去了一个月，这也是欧洲骚乱不安，最为恐怖的一个月，因而欧洲也越来越急切地想要实现自己的真正和平，自己的实际和平。直到1919年2月14日，在停战之后一个季度，威尔逊才能提交上这份协议的最终文本，这也是被一致接纳的协议文本。
全世界再一次欢呼雀跃。威尔逊的事业赢得了胜利，今后，和平将不再通过武力和恐怖统治来实现，而应该通过赞同和坚信一种至高无上的公平正义来加以保证。当威尔逊离开（凡尔赛）宫殿时，一阵雷鸣般的鼓掌欢呼声犹如暴风骤雨，向其袭来。
他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带着一抹自豪、感谢的幸福微笑环视了一下簇拥在自己身边的这一大群人，并且在这些人的身后感觉到了其他的民族；在遭受了如此之多苦难的这样一代人身后，他感觉得到，未来几代人将会因为这种终极的保障而再也无需了解战争、强迫签订和约与专制独裁践踏所带来的那些深重灾难。这是他最伟大的一天，同时也是他极为幸运的最后一天。因为威尔逊得意洋洋地过早离开了这片战场，并且在第二天，2月15日就重新返回了美国，以便在那里向自己的选民和同胞们展示这份维护永恒和平的“大宪章”，而没有再返回来签署另外一份最终的战争和平条约，从而葬送了自己的胜利果实。
当“乔治·华盛顿”号驶离布雷斯特港时，致意的礼炮再一次轰鸣，但是蜂拥而来的人群却已经变得更为稀疏，更加漠不关心。在威尔逊离开欧洲时，各族人民对其巨大的狂热期待、对其所怀的救世主般的希望，全都已经有所消退。即使在纽约，也只有冷淡的欢迎会在恭候着他。没有飞机围绕在这艘回国的轮船上方展翅翱翔，也没有喧嚣狂热的欢呼声。而且在自己的行政机关里、在参议院里、在国会里、在自己的政党内部，以及在自己的民众那里，他获得更多的则是一种怀疑的问候。欧洲觉得不满意，是因为威尔逊走得还不够远；而美国也觉得不满意，是因为他走得太远了。欧洲似乎觉得，他把那些相互抵触的利益整合成为一种伟大而又普遍的人类共同利益，还是远远不够的。而在美国，他的那些早已经对下一届总统选举虎视眈眈的政治对手们则在宣传鼓动：他根本没有权利在政治上把新大陆与骚乱不安和难以揣摩的欧洲大陆太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且因此违背了国家政策的一项基本原则，违背了门罗主义。有人十万火急地提醒伍德罗·威尔逊，他不能只想着成为一个未来梦想帝国的创始人，也不能只考虑外国，而应该首先考虑到那些把他选为他们自己意志代表的美国人。因此，威尔逊不仅要被欧洲的那些谈判折磨得精疲力竭，而且还不得不开启与自己政党党员们的全新磋商，以及开启与自己那些政治对手们的谈判。他首先必须在这份协议那引以为豪的构造上事后加装一扇后门——他曾以为自己已把其搭建得毋庸置疑和无法攻克——这是可以让“美国退出（国际）联盟的一种危险的预防措施”，通过此门，美国随时都可以撤回。因此，为永恒而规划的这幢国际联盟大厦里的第一块砖石已经遭到拆卸，墙体上的首个裂缝已经开启，所有这一切都将会导致其发生那种灾难性的最终坍塌。
但是，即使威尔逊以限制和修订的方式在欧洲，现在也在美国贯彻实施他的“新版人类大宪章”，不过最多也只是赢得一半胜利。当威尔逊为了完成自己使命的第二部分而重返欧洲时，他已不再像是出发时那样自由自在，那样自信满满了。这艘轮船再一次驶向布雷斯特港，但他凝望海岸的目光却已不再是满怀希望的相同目光。他变得更为苍老，也更加倦怠乏力，因为在这短短数周之内，他的脸庞抽搐扭曲成一团，显得更加失望、更加严肃，更显得整张脸都绷得紧紧的。一种坚忍不拔和顽强愤懑的表情开始浮现在他的嘴巴周围，偶尔会有一丝抽搐掠过他的左侧脸颊，这是疾病在他体内积聚的警示性闪电。那位随行医生一刻也不敢耽误，随时提醒他要爱护自己。一场崭新的，或许还会更加艰难的斗争已经摆在了他的面前。他知道，贯彻实施这些原则，绝对要比拟定它们更为棘手。不过他已经下定决心，决不牺牲自己纲领中的任何一点。要么全部，要么全无。要么是永久的和平，要么是毫无和平可言。
当他靠岸时，再也没有任何欢呼声，在巴黎的街道上也不再有任何欢呼声，那些报纸在冷淡地等待观望，广大人民群众则显得小心谨慎和疑虑重重。歌德的那句箴言再一次成为现实：“激情并非是一种人们可以腌渍许多年的商品。”在时机对自己十分有利的时刻，威尔逊并没有加以充分利用；在铁块仍然柔软，并且发出柔顺的红光之时，他并没有根据自己的意志趁热打铁，是他让欧洲的理想主义格局陷入了僵局。他缺席的这一个月已经改变了一切，劳合·乔治与他同时向大会告假，克里孟梭因遭受一名刺客的手枪枪击而受伤，长达两个星期都无法工作。那些私人利益的代表人物于是就乘机充分利用这段无人监管的空隙时间，纷纷闯入各委员会的会议大厅。而那些军队则采取了最为坚决果断和最危险的行动，所有的元帅和将军们，他们现在都已经在这种利益的光环之下伫立了四年之久。经过这四年时间，他们的言词、他们的决定、他们的独断专行早已让数十万人俯首帖耳，所以他们肯定不愿意在这种时候悄然退出。“废除义务兵役制和所有其他形式的普通兵役义务”，一纸协议通过提出要求的方法，就想要剥夺他们的统治工具，军队，并且威胁到他们的生存。因此，这种可能会剥夺他们职业意义的，有关永恒和平的废话，必定要无条件地加以清除，或者把其推入死路。他们恐吓性地要求以扩充军备来取代威尔逊的裁减军备，以崭新的边界和各国的承诺担保来取代这种超越国家的解决办法。凭借画在空中的这“十四点原则”，人们根本无法确保一个国家的福祉，而只能通过武装自己的军队，并且解除敌人的武装。在这些黩武主义分子的背后，不仅簇拥着那些工业集团的代表，他们要保持自己的军工企业继续运行，而且还簇拥着这些想在战争赔款里面赚上一笔的中间商。那些在背后受到反对党威胁的外交官们也变得越来越摇摆不定，每一个人都想为自己的祖国多增加一大片肥沃的土地。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公众舆论上巧妙地做了一些手脚，于是，欧洲的所有报纸在那些美国报纸的配合协助下，用所有的语言分别阐述同一个主题：威尔逊在用自己那不切实际的虚幻空想拖延和平。虽然乌托邦本身非常值得称赞，而且也绝对充满了理想主义的精神，但他的乌托邦却阻碍了欧洲的稳定。此刻不应该再在道德顾虑和超越道德的考虑上浪费时间了！如果不能马上缔结和约，那么欧洲就会爆发各种骚乱。
不幸的是，这些指责也并非完全是无理取闹。这个把自己的计划设置为好几个世纪的威尔逊，他是用不同于欧洲各国人民的标准去衡量时间。对于他来说，用四个月、五个月的时间来完成一项可能会实现一个古老的千年梦想的使命，似乎是十分短暂。但是在此期间，由各种黑暗势力组织起来的自由独立军团，在欧洲的东部四处征战，占领疆土，这些整片的狭长地带甚至还不清楚，自己属于哪里，以及应该属于哪里。在四个月之后，德国的、奥地利的代表团仍然没有受到接待，在那些尚未划清的边界后面，各族人民变得骚动不安，这些清晰明确的先兆预示着，明天匈牙利、后天德国，它们都将会出于绝望而把自己托付给布尔什维主义分子。因而，这些外交官们极力催促，迅速达成一个结果、达成一项协议、不论公正与否，而且首先必须得清除掉阻挡在其道路之上的所有障碍：首先必须得清除掉这项多灾多难的不幸协议！
抵达巴黎的第一个小时就已足以向威尔逊表明，他在前面三个月内创建的所有一切，均已在他自己缺席的这一个月内被偷偷地破坏殆尽。福煦元帅几乎已经达到了目的，让该协议从和平条约中消失，最初的这三个月仿佛全都毫无意义地消耗殆尽。但是在涉及到决定性的重大事项时，威尔逊以坚强如钢的决心，绝不向后退缩一步。在第二天，3月15日，他通过新闻界正式宣告：1月25日的那项决议仍然始终有效，“这份协议将是这个和平条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项声明是对这种企图的首次反击，即不是在这项崭新的协议基础之上，而是想在协约国之间那些老旧的秘密协议基础之上订立与德国的和平条约。威尔逊总统现在十分清楚地知道，同样是这些政权，它们刚才还在庄严隆重地发誓，打算尊重，并且要求各族人民进行民族自决自治。法国想要获得战利品之中的莱茵地区和萨尔地区；意大利想要获得阜姆港(1)和达尔马提亚地区；罗马尼亚、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也都想获得自己的那一份。如果他不进行反击，那么这份和平条约将会再一次根据拿破仑、塔列朗和梅特涅曾经为其打上烙印的方式签订，而不会按照由他提出的，且已被隆重接受的那些原则进行。
在这种激烈的斗争中很快便过去了14天，威尔逊本人并不想让法国兼并萨尔地区，因为他把这种对“民族自决”的首次突破看作是突破所有其他先决条件的范例。而且事实确实如此，意大利感觉到自己的全部要求均与这种首次突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已用退出会议来相威胁。法国的新闻界加强了它们猛烈的连珠炮火攻势，布尔什维主义从匈牙利向前推进，而且用不了多久，它便会在全世界泛滥成灾，这些协约国成员提出了论证。即便是威尔逊最为亲近的顾问，豪斯上校和罗伯特·蓝辛，他们也一直在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甚至连他们，他从前的朋友们，也都在劝他，鉴于世界形势如此混乱不堪，宁愿牺牲一些理想主义的要求，此刻赶紧签订这项和平条约。在威尔逊的前面，大家已经缔结成一个统一的阵线，而受到其政敌和竞争对手煽动的公众舆论，则从美国锤击其后背，有些时候，威尔逊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完全耗尽了精力。他曾对一位朋友承认，面对所有这些人，他独自一人已无法再坚持更久，于是断然作出了决定，倘若他无法贯彻实施自己的意愿，那么他就会退出此会。
在这场面对众人的斗争之中，最终竟然还有最后一位敌人对他发起了突然袭击，而且是来自内部，来自他自己的身体。在4月3日，正当残酷无情的现实与尚未成形的理想之间的斗争恰巧处于决定性的关键时刻时，威尔逊可能已经无法保持直立的身姿。一场流行性感冒疾病的突然发作，迫使这位63岁的老人不得不躺到床上。但是，时间却比他那发烧的血液催逼得更加迅猛，甚至不让这位病人稍作喘息。众多灾难性的消息，仿佛是那阴沉沉的天空中掠过的闪电。在4月5日，共产主义在巴伐利亚夺取了政权，并在慕尼黑宣告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奥地利，被包围在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的巴伐利亚和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的匈牙利之间，随时都有可能加入它们的阵营：面对随时随地的抵抗，一个人要为这一切所承担的责任也在不断地增大，人们一直簇拥和追逼到了这位精疲力竭者的床边。在其隔壁的房间里，克里孟梭、劳合·乔治和豪斯上校都在商议，所有人全都果断地作出了决定，大家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终结此事，而且这个代价应该由威尔逊以及他的那些要求来承担。现在，全体人员都这样一致要求，他的“处在和平之中”=“持久和平”必须暂缓进行，因为其阻碍了那条真实的、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和平之路。
然而，威尔逊虽然疲惫不堪、精疲力竭，疾病又掏空了他的身体，而且还不停地遭受到新闻界的抨击，谴责他拖延了和平；虽然他受尽刺激，遭到自己顾问们的背弃，遭到其他政府代表们的围攻纠缠，但是他始终仍然没有让步屈服。他觉得，自己不能自食其言，而且只有当他让自己与非军事性的、持久不变的、以及未来的和平安宁协调一致时，只有当他为这种唯一能够拯救欧洲的“世界秩序”做了最大限度的尝试之后，他才有可能真正地去夺取这种和平安宁。当他几乎才刚刚从床上爬起来时，他便实施了这个决定性的重大打击。在4月7日，他给华盛顿的海军部发去了一份电报：“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号最早能够在哪一天可以离港驶向法国的布雷斯特港，抵达布雷斯特港的最早日期可能是何时。总统希望该船紧急启程”。就在同一天，全世界得知，威尔逊总统已经命令他的旗舰驶向欧洲。
这则消息仿佛一声晴天霹雳炸响，而且立马便让所有人全都了解状况。整个地球上的人于是都知道了：即使只在一点之上违背了该协议原则，威尔逊总统对此类所有和平条约都将加以拒绝，而且他已经作出了决定，宁愿退出会议，也决不让步屈服。一个决定数十年，数百年欧洲命运，世界命运的历史性时刻已经出现。如果威尔逊从会议桌旁站起身来，那么这个世界的旧秩序就会分崩离析，一片混乱就此开启，但是，在那些诞生新星的混乱之中，也许会出现一枝独秀。欧洲焦躁不安地战栗不已：那些另外的参会者将会承担这种责任吗？威尔逊本人会承担这种责任吗？这是决定性的关键时刻。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就在这一瞬间，伍德罗·威尔逊仍然坚强不屈地下定决心，没有妥协、没有让步迁就、没有“欺压式的和平”，而只有“公平正义的和平”。不是把萨尔地区交给法国人、不是把阜姆港交给意大利人、不是瓜分土耳其、不是“各族人民之间的交换”。公平正义必须战胜国家强权、理想必须战胜现实、未来必须战胜当代！公平正义必须自行其道，纵然世界会因此而毁灭。这个紧凑的时刻成就了威尔逊的更加伟大，这也成为他最伟大、最人道和最英勇的瞬间：倘若他有力量挺过这一瞬间，那么他的名字将会被永久地列入为数不多的人类真正志同道合者，而且其成就也将会空前绝后。但是，紧接在这个时刻、紧接在这个瞬间之后的却是一周时间，四面八方全都向他发起了攻击。法国的、英国的、意大利的新闻界都在控告他，这个破坏和平的罪犯，这个“爱尔兰的犟种（Eirenopoieis）”，他想通过理论上和神学上的执拗思想来摧毁这种和平安宁，并且把现实的世界献祭给一种个人的乌托邦。甚至连期盼着从威尔逊这里获取一切的德国，现在也真的是在为巴伐利亚爆发布尔什维主义而心烦意乱，于是也掉过头来反对他。就连他自己的同胞豪斯上校和蓝辛，也没少恳请他放弃自己的决定。就在短短的几天之前，他的国务秘书塔马尔蒂还从华盛顿鼓舞人心地发来电报：“只有总统实施一场如此大胆勇敢的打击，才能拯救欧洲，可能也拯救了这个世界”。因为威尔逊已经实施了这场“大胆勇敢的打击”，现在，就是这同一位从同一个城市惊慌失措地通过海底电缆发来电报：“……退出会议极不明智，可能会令这里和外国都充斥着各种危险的机会……总统应该……让那些人承担起本来就属于他们的中止会议的责任……在这种时候退出是一种逃避行为。”
威尔逊看了看自己的周围，不禁心烦意乱、绝望透顶，通过同心协力地在其安全底线上一致簇拥相逼，他就越发不知所措了。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在他这一边，所有人都在会议大厅里面反对他，他自己指挥部里面的所有人也全都反对他。而看不见的千百万声音则从远方恳请他，要坚持住、要保持忠诚，却无法抵达他的身边。他无法预料，如果他把自己的恫吓付诸实际行动，并且起身离席，那么他是否就可以让自己的名字永恒流传。如果他保持忠诚，那么他是否就能够完美无缺地把自己有关未来的思想，作为一种可以不断更新的假设遗留下来。他不知道，如果他把这些情况告诉了那些贪得无厌、充满仇恨和愚昧无知的政权，那么哪些富有创造性的政权将会以这种拒绝作为出发点。他只是感觉到，自己十分孤独，而且太过软弱，根本就无法承担起这份最终的责任。因而，威尔逊逐渐地屈服让步了，他放松了自己僵硬呆板的模式，不过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豪斯上校为此牵线搭桥，大家都作了一些妥协让步，关于边界的交易磋商就这样来来回回地折腾了八天。终于，在4月5日——历史上黑暗的一天，威尔逊怀着沉重的心情和怅然若失的良知同意了克里孟梭那显然早已沮丧的军事要求：萨尔地区并非是永久性地交给法国，而仅仅是15年时间。这个迄今为止从未妥协让步的人物已经达成了首个妥协让步，仿佛是魔法一闪，到了第二天早上，巴黎新闻界的舆论就发生了改变。那些报刊昨天还把他辱骂成和平安宁的干扰者，这个世界的摧毁者，今天却把他赞颂为这个世界上最具智慧的政治家。但是，这种称赞却仿佛是其灵魂最深处的一种谴责，在灼烧着他。威尔逊知道，他事实上也许是真的拯救了和平，这一刻的和平。但是，和解精神层面上的那种持久和平，那种唯一需要拯救的和平，却已遭耽误和挥霍浪费。荒谬绝伦战胜了思想意识，狂热的激情与冷静的理智相互对抗。在反对一种超越时代的理想主义激流冲击下，这个世界被甩了回去，而他，作为领袖和先驱，却输掉了这场决定性的重大战役，这场反对其本人的战役。在这种命运攸关的关键时刻，威尔逊究竟处理得恰当与否？谁可对此予以评说？无论如何：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而且不可挽回的日子里所作出的一个决定，其影响远远地超越了数十年和数百年，而其罪孽，我们则需要再一次以我们的鲜血、我们的绝望、我们那无能为力的惊慌失措来支付。从这一天开始，威尔逊的权力，他在自己的时代里那曾经无可匹敌的一种道德威望摔碎了一地，他的声望一落千丈，并且因此而丧失了他的力量。谁如果作出了妥协让步，那么他以后就无法再继续中止。妥协让步会强制性地一再导致新的妥协让步出现。
欺诈创造欺诈，暴力制造暴力。这种被威尔逊作为一个整体来梦寐以求，并且拥有永恒期限的和平安宁，仍然是不完整的，是一件尚不完美的产物，因为它并非是按照未来的思想意义来塑形，而且也不是从人性博爱精神，不是从理性的纯粹物质出发来塑造：唯一的一次无与伦比的机会，兴许是历史上最为命运攸关的机会，却被可悲地挥霍浪费掉了，它只能沉闷和杂乱无章地感知这个令人失望、再一次丧失神灵的世界。这个男人回到了故土，以前，他曾经作为这个世界的救世主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今天，没有人再把他当作大救星，他只是一个疲惫不堪、疾病缠身、一个曾经遭遇死亡之人，而非其他。不再有任何欢呼声陪伴着他，不再有任何旗帜在他的身后挥舞致意。当这艘轮船驶离欧洲的海岸时，这个落败者转过身去。他拒绝让自己的目光回头看向我们这片遭遇厄运的不幸土地，这片盼望了数千年和平安宁与统一，却从未成形的土地。这个被赋予人性的世界那永恒的梦想之图，再一次于雾霭之中在远方逐渐消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