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隋唐五代兵学产生于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受到了大一统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外交等诸多因素的错综复杂的影响，民族大融合背景、儒道兵合流的思想文化背景、冷兵器时代向冷兵器火器并用时代过渡的军事技术背景都不容忽视，其中民族融合的时代背景与民族战争的深刻影响值得特别关注。
自西晋灭亡之后，中国进入南北对峙、争战不休的动荡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纷至沓来，纷纷在中原建立政权。为进一步巩固统治，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走向封建化，并在此进程中加深了与汉族的融合。在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农耕民族的汉文化与游牧民族的胡文化在碰撞中彼此借鉴，其结果是胡文化日渐汉化，汉文化也渐染胡风。[5]这在兵学上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中原传统兵法吸收了胡人兵法中的有价值的成分。比如李渊借鉴突厥军队的编成、训练、作战方式，“饮食居止，一同突厥”[6]，几乎全盘仿照突厥组建骑兵，大获成功，从此使唐军拥有了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轻骑兵，在唐朝统一战争中立下卓越战功。
由于受周边地缘环境的影响，中国历代中原王朝主要受到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安土重迁的农耕民族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贯穿了中国古代历史。自先秦以来，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相继崛起，陆续进入中原，形成了游牧民族周期性南下的现象。游牧经济自身所具有的不稳定性，导致游牧民族在突然发生自然灾害后面临生存危机。学者林立平指出，“这种时候，生存的需要便驱使他们发挥马背上的优势，武力掳掠和军事征服也就在所难免了。简而言之，承认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平衡性，就必须正视边疆与内地存在军事冲突的可能”[7]。相对于农耕民族而言，游牧民族所拥有的“马背上的优势”，充分反映在其灵活机动的骑兵战术和大规模骑兵集团作战的能力上。隋唐五代时期，突厥崛起漠北，成为中原王朝的主要威胁，此后代之而起的还有薛延陀、吐谷浑、吐蕃、回纥等周边游牧民族。中原王朝军队与游牧民族军队展开长时期的频繁而激烈的交战，彼此互相吸纳对方的长处，借鉴对方优越的战略战术，在战争实践中促进了兵学的发展。学者王援朝认为，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兵法的发展逐渐出现了胡汉融合的趋势。唐代兵法是胡汉融合的二元兵法，除中原传统兵法的内容外，还有直接来自游牧民族兵法的内容，具体反映在战略上强调进攻，建立了机动性强的骑兵集团，经常采取突袭和远程奔袭战法，实施大纵深的迅猛追击；在战术上重视使用骑兵迂回包抄，步骑结合，以步制骑。[8]隋唐五代兵家在民族战争实践中不断创新战法，在互动影响中取长补短，在融会贯通中自成一体，极大地推动了这一时期兵学思想的发展。
隋唐五代兵学在发展过程中还受到了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就社会主流思想文化而言，这一时期既有别于魏晋南北朝，也迥异于宋辽金元，多元化的思想文化兼容发展，最终成就了富有特色的隋唐五代兵学。早在先秦时期，在百家争鸣的宽松氛围下，兵家与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思想流派竞相发展，形成了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并存的局面，涌现出了融兵、儒、法、道等诸家学说于一体的《六韬》《荀子》《韩非子》等。显然，这一时期的兵学博采众家之长，吸纳儒、道、墨、法等思想精华，在兼容并蓄中得到长足发展。自西汉“独尊儒术”之后，儒学的地位日渐上升，开始全面渗透于社会各方面，对兵学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随着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兵儒合流现象遂成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的主流，儒家政治理论与兵家权谋之道两者得到有机的结合，相辅相成。[9]除此之外，道家、法家思想也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在汉、唐时期最为显著，汉魏时期的《三略》《将苑》，唐代的《太白阴经》《长短经》等将兵家、儒家与道家、法家思想融会贯通，反映了这一时期多种思想交融的特点。
与西汉经学、魏晋玄学、两宋理学不同，隋唐五代时期并没有出现某一种思想流派长期独尊的局面，相对宽松的社会氛围为诸家思想的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黄朴民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整合与融会先后经历了三个高潮，至隋唐时期进入了第三个高潮。[10]隋唐儒、道、兵诸家思想的交融，是对先秦两汉以来的儒、道、兵合流的传承与发展。儒、道、兵思想在互相竞争和借鉴过程中共同发展，而兵学也在与儒、道的互动中得到了长足进步。尽管儒学在该时期并未处于绝对统治地位，但其影响却与日俱增，呈现上升的发展势头。隋文帝、唐太宗均采取了扶持儒学的态度，儒家思想对兵学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特别是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战争观和国防思想。这一时期兵家主张修文德，绥四方，武与德要相辅相成。陈子昂提出以仁德安民服敌以固国，建议统治者“修文德，去刑罚，劝农桑，以息天下之人，务与之共安”[11]，广施恩惠于民众，以宽政治理国家，收揽民心，以此安定天下；李筌主张“先文德以怀之”，如果不服再“命上将，练军马，锐甲兵，攻其无备，出其不意”[12]。在兵儒合流过程中，隋唐五代属于儒学对兵学的初步整合期，为宋明兵儒深度合流、儒学基本完成对兵学的整合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出现的以刘仁轨、裴行俭为代表的文人儒将群体，恰是兵儒合流背景下的历史产物，反映了儒家思想主导下的兵学发展趋势和武将儒家化的时代需求。
道家与兵家的互动互通关系由来已久。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一方面传统兵学的思想智慧渗透于道教主要思想领域，另一方面道教思想深刻影响了传统兵学的战争观和兵学家的价值观。[13]正是由于道教与军事存在密切的关系，道教典籍中存在大量的论兵文献，道教教理教义蕴含着关注军政问题的思想倾向，有学者明确提出了“道教兵学”之说，并对其主要内容、宗教色彩、价值与历史地位做了深入探讨。[14]当代著名学者吴如嵩则从思想流派的角度切入，指出先秦的兵家可以分为法兵家、道兵家、儒兵家、墨兵家、杂兵家、纵横兵家等，提出了道兵家的概念。[15]唐代道家与兵家思想在交流互鉴中深度整合，道家中不乏精通兵学者，兵家中屡有谙熟道教者，出现了以李筌、王真、赵蕤为代表的道兵家群体，极大地充实了这一时期兵学内容，也对隋唐五代兵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具体反映在以道论兵的战争观和战争指导上。李筌提出将《道德经》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作为治国用兵的指导思想，同时又主张“主有道德”，实行“王道”，达成“内圣外王”的目标；认为“善用兵者，非信义不立，非阴阳不胜，非奇正不列，非诡谲不战”[16]，提出将儒家的“信义”、道家的“阴阳”、兵家的“诡谲”统一起来。王真由道论兵，认为人和万物由“道”所产生，应当遵“道”而行；指出战争和祸乱的根源都在于争利，提出了“去争”“遏乱”的战争观；将道家和儒家思想融合在一起，提出了道、德、仁、义、礼兼而用之的经国治军思想。
除儒、道之外，隋唐五代兵学还受到法家、纵横家等思想流派的影响。在较为宽松的思想氛围下，这一时期的兵学以包容开放的姿态博采众长，在兼收并蓄过程中得到充实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隋唐五代处于冷兵器时代向冷兵器火器并用时代过渡的时期。在这一过渡时期，冷兵器发展到了较高程度，在火器尚未运用到战场之时，战争指导者为了打败对手、赢得胜利，一方面着力研发实用性更强、杀伤力更大的新型冷兵器，另一方面深入探索克敌制胜的新战法。当前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冷兵器时代与火器时代的时间划分以公元10世纪为界，[17]公元10世纪以前为冷兵器时代，10世纪以后为火器时代。[18]显然，隋唐五代属于冷兵器时代末期。在继承前代成果的基础上，隋唐五代时期的冷兵器得到进一步发展，冷兵器时代的军事技术基本定型。这一时期冷兵器的发展主要反映在铁兵器制造技术和大型军事器械等方面。
随着钢铁冶炼技术和钢铁材料质量的提高，隋唐五代时期的铁兵器极其盛行，体现在铁兵器制造数量、性能、形制构造等方面，尤其是兵器形制构造的统一，极大地提高了军队武器装备制式化、专业化和标准化水平。这一时期的格斗兵器以槊、枪、刀为代表。隋唐名将善用槊者很多，这是一种专供骑兵使用的长矛，槊头宽大，有两刃，是轻骑兵作战时的常用兵器。尉迟敬德就因善用槊而闻名于世。此外，长柯斧、陌刀也是该时期较有特色的格斗兵器，对于当时的唐军战法也产生了较大影响。隋唐五代的大型军事器械主要有强弩、抛石机、拍竿等，无论是抛射距离还是杀伤力，都比前代有了显著改进。这一时期出现的竹竿弩、伏远弩、绞车弩、大木单弩等远射程的强弩，以及抛车、云旝（将军炮）、擂石车等威力巨大的车载抛石机，被广泛运用于战场，对当时的野战和攻守城作战产生了深远影响。军事技术发展对作战及军事理论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