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天下为家”的博大胸襟

盛唐时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先进、强大的国家，通过向外输出文化、制度以及科学技术等，深刻地影响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唐朝之所以能够引领和推动亚洲乃至世界文明进程，与大唐统治者强烈的“胡越一家”^[1]、不分华夷的民族平等观念和“以天下为家”^[2]的博大胸襟是分不开的。

自立唐以来，高祖李渊就提出要以宽广的胸怀治国理军。唐太宗将这一思想发扬光大，主张“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3]。李渊、李世民提倡并践行的“四海如一家”思想的要义就是民族平等。能够提出这一思想并身体力行者，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很少见的。正所谓“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4]，但在唐朝却实现了。唐太宗明确主张：“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5]李渊父子的一系列观点、主张反映了其恢宏的大一统思想以及进步的天下观、民族观，外化为有唐一代贯彻始终的开明的民族政策，从形式到内容上都实现了超越前代的民族大融合。活跃于南北朝时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进入中原以后，在经济、文化、语文、风俗乃至血统上与汉族融合，逐渐在民族融合过程中被同化。显然，“四海如一家”不仅包括汉族以及被汉族同化的中原少数民族，而且包括中原周边的各民族。李渊、李世民具有如此别具一格的华夷观，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自两晋南北朝以来的数百年间，民族大融合的局面已经形成，各民族之间交往密切，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李氏久居西北地区，汉蕃杂居，各民族间的通婚日渐增多。李氏祖祖辈辈为武将，跟西北少数民族关系密切。李氏具有胡汉混杂的血统，唐高祖李渊的母亲出自鲜卑的独孤氏，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窦氏、唐高宗李治的母亲长孙氏均为鲜卑族裔。深处这样一个民族交融、各族杂居的历史环境之中，李渊父子自然不能不受到极大的影响，尤其影响到他们的华夷观，使得其对周边少数民族基本上不抱成见，能够较平等地予以对待。

为有效管理中原地区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唐朝实行羁縻府州制度，府州的都督、刺史由本民族部落的酋长担任，可以世袭，负责管理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事务，拥有较大的自治权，同时又要服从唐王朝中央政府的管辖，奉唐正朔。唐朝实施羁縻府州制度，注意尊重和保留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一般也不向其征收赋税，极大地争取了民心；大力推进中原与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将中原先进的技术、文化、制度传播至少数民族地区，使其获得了较快发展，由此促进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间的团结、和睦，建立起比较平等的民族关系，出现了天下一家的兴旺景象。

盛唐所推行并一以贯之的民族平等理念，不仅体现在羁縻府州制度上，还体现在用人政策上。唐廷采用汉蕃并用、胡汉不分的选官任官标准，一度还重用蕃将蕃兵。在唐朝统治集团官员中，蕃人占有不小的比重。贞观时期，突厥出身的人担任五品以上官员者就占同级官员的半数。有的蕃人还被皇帝赐以国姓“李”，死后可以陪葬帝陵。在唐王朝所任用的文臣武将中，有不人来自突厥、回纥、铁勒、靺鞨、契丹、沙陀、羌、高句丽等周边少数民族，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契苾何力、李光弼、浑瑊、黑齿常之等人都为盛唐立下了卓著战功，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为开创盛唐之世做出了共同的努力。这也充分反映了唐朝所推行的民族平等的用人政策获得了巨大成功，赢得了各族人民的衷心支持，使其竭尽全力效命朝廷。

以唐太宗为代表的唐朝统治者具有比较开明的民族平等观，体现了博大宽广的胸怀。唐太宗指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6]正是立足于民族平等观，才由此催生了具有宏观视野的国家观，产生了涵盖各民族在内的大一统观念。唐太宗豪迈地说道：“我今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及四夷皆养活之，不安者我必令安，不乐者我必令乐。”^[7]表达了天下共主、华夷一家的治国理念，也展现了引领四方的气魄与化育万民的担当。

唐太宗“以天下为家”的气度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帝王。唐高宗以“万国之主”自居，武则天表示要“恭临四海”，唐玄宗自称“君临宇内”，无不展现出恢宏的气势。这是在拥有强大实力并且高度自信的基础上油然而生的博大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