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镜源流，务求本义，深入探寻兵法原旨

自《孙子兵法》在兵学领域阐述“奇正”，《孙膑兵法》提出“八阵”“十阵”后，“奇正”“阵法”便成为后世兵家反复研讨的重要兵学命题。但由于史料亡佚、道兵家的演义附会以及一些不实之论以讹传讹，致使“奇正”“阵法”的本义变得扑朔迷离，令后人无从把握，也影响其在军事实践中的运用。

《问对》深入探讨了“奇正”的起源，认为奇正起源于八阵的队形变换。也就是说，“奇正”与“阵法”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问对》指出，八阵乃是古制，源于丘井之法。古时分田采用井田制，形似井字，八家同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故称丘井之法。古人在配置阵法时借用了此法，即“五为阵法，四为闲地”，中央的空地留给大将居中指挥，围绕中央的外围八个部分就是后人所谓的东、南、西、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八阵。根据《握奇经》记载，天地风云四阵为正，龙虎鸟蛇四阵为奇，由四正四奇组成八阵，中央机动兵力为中军。依照如上所述，“奇正”最早缘于丘井之法，后由此衍变为五阵，再由五阵衍变为八阵，由八阵分出四正四奇，“奇正”就此产生。姑且不论《问对》这番推论是否成立，至少其所论及的上述内容给后人提供了一条思路，有助于继续深化对“奇正”范畴的研讨。

《问对》还对兵学源流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李靖在书中认为兵学“大体不出三门四种而已”，其中的“四种”正是对《汉书·艺文志》中的相关内容的呼应。《汉书》曰：“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112]但是，《问对》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进一步指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113]。《问对》尝试以张良和韩信为切入点，指出这两位兵家的兵学传承相异，即“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114]，张良、韩信各为两大兵学流派的代表人物。显然，《六韬》《三略》与《司马法》《孙子兵法》的兵学主旨是很不一样的。《六韬》集先秦兵家和诸子论兵之精华，对经国治军、战争观、战略战术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在总结性的阐述中也有所创新，反映在《王翼》《教战》《文伐》等篇目之中。《三略》深受黄老学派的影响，重在为君主提供治国统军、御将御众之略，政略为主，兵略为辅。显然，张良从此二书中更侧重于学习战略层次的整军经武之道，旨在为君主谋划战争、庙算胜敌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司马法》杂糅兵、法、儒家思想于一体，尤以“尚法”为主的治军思想为后世称道。《孙子兵法》历来被尊为兵经、兵学圣典，构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深刻揭示了军事领域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是中国兵学思想的奠基石。尽管其内容富赡、议题广泛、高度思辨、辞约义丰，但谋求克敌制胜之道乃是贯穿《孙子兵法》始终的主旨。无论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因敌制胜的作战指导思想，还是具体的示形惑敌、实施诡道、任势用权等用兵之道，《孙子兵法》的着眼点与落脚点都是使敌屈服或投降，战胜敌人，赢得战争的胜利。显然，从此二书尤其是《孙子兵法》中，韩信更侧重于学习战术层次的作战指导之道和以法治军之道，旨在带兵独当一面，战胜攻取。《问对》以这两个代表性的兵家为切入点，促使兵学两大流派就此分野，尽管略显粗疏，但毕竟对后世兵学具有启发意义，有助于后人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