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的作战指导

一、李 的作战指导

李一生东征西讨，久经沙场，在将近60年的戎马生涯中形成了具有自身风格的作战指挥艺术。观其一生的不同阶段，俨然各有特点。正如他本人所言：“我年十二三时为亡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惬则杀人。十七八为佳贼，临陈乃杀之。二十为大将，用兵以救人死。”^[232]由此可见，在不断的历练过程中，李逐步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杰出将领。

（一）用兵多筹算，谋深虑远

李注重在用兵之前料敌察情，多方筹划，通盘考虑战局，制定最切合战情的作战指导方针及作战方案。这正是中国古代兵学一贯主张的“先计后战”思想的要义。李的这一用兵思想突出体现在讨伐东突厥和东征高句丽的作战过程中。贞观三年（629），东突厥内部发生动乱，又恰逢大雪，牲畜多被冻死。唐太宗决定发动全面反击，命令通汉道行军总管李、金河道行军总管柴绍、畅武道行军总管薛万彻在定襄道行军总管李靖统一指挥下分路出击。李率军北进，在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击败突厥军后与李靖会合，而战败后的突厥颉利可汗率众后退，并派遣使者请求议和。李深入分析了局势，认为“颉利虽败，人众尚多，若走渡碛，保于九姓，道遥阻深，追则难及”^[233]，建议趁唐使前往招降，颉利可汗松懈而毫无防备之时，“我等随后袭之，此不战而平贼矣”^[234]。李不仅提出了用兵之策，而且预先精准地判断出被袭击的突厥可能逃窜的路线。当李靖率大军夜袭突厥之时，李领兵迂回至突厥退走漠北必经的碛口，切断了其退路。果然不出所料，大败溃逃的突厥军涌向碛口，正好被李截击，突厥军众纷纷投降，总计被唐军俘虏五万余人。经此一战，唐王朝消除了东突厥对北疆的边防威胁。

在东征高句丽之役中，李被任命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领水陆大军进攻高句丽。在进入辽东之前，他认真地分析了敌情，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指出：“新城，高丽西边要害，不先得之，余城未易取也。”^[235]李在作战之前通过深入的分析，找到了对战役进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关键环节，而这一关键环节正是必先夺取的要害之地——新城。他指挥唐军集中力量攻破了新城，之后乘胜进击，势如破竹，接连攻下16城，一举攻占高句丽都城平壤，取得了这次作战的胜利。

纵观此战，首攻新城是作战能否取胜的决定性因素。孙子曰：“先夺其所爱，则听矣。”^[236]打击敌人的要害之处，就能创造陷敌于被动的有利态势，而己方则能掌控战局的走向。显然，新城正是孙子所说的“爱”，实为高句丽的要害之处。李将其选定为首要攻击目标，事实证明是非常正确的，也反映了其深远的战略眼光。

（二）“临机应变，动合事机”的指挥风格

李在作战指导上灵活机动，善于因势利导，能够根据不同情况采取最适宜的战法，形成了“临敌应变，动合事机”^[237]的指挥风格。贞观十五年（641），薛延陀汗国夷男真珠毗伽可汗以李思摩部突厥人偷窃羊马为借口，率兵南下，入侵白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唐太宗派遣李领兵迎击。夷男可汗之子大度设得知唐军大规模出击，立即率军北撤。李选唐军和突厥军的六千精骑实施猛追，终于追上了薛延陀军队，双方展开大战。大度设列阵十里，先与突厥军交战。在击败了突厥军之后，大度设率军乘胜追击，遇到了唐军，双方展开了一场遭遇战。薛延陀军变骑战为步战，“每五人，以一人经习战阵者使执马，而四人前战，克胜即授马以追奔，失应接罪至于死”^[238]，同时命士众“万矢俱发”^[239]，用箭射死了唐军的大量战马。李在危急关头泰然自若，随机应变，命令士兵迅速下马力战，“执长槊，直前冲之”^[240]。薛延陀军队的十里长阵在唐军的猛烈冲击下土崩瓦解，被唐军俘虏五万余人。大度设率残兵逃奔漠北，结果遇上大雪，人畜冻死大半，薛延陀不得不暂时停止了南下袭扰行动。

李在此战中面临危局能够通权达变，在对手改变战法的情形下，因敌变而应变，果断调整战术，以步制步，最终取得了这场野战的胜利。

（三）准确把握攻守转换，有守有攻，攻守结合

攻与守是战争活动的两种基本形式，也是指导和研究战争的基本点。一般地说，攻是积极主动的战法，守是消极被动的战法。《孙子兵法》最早提出“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241]的基本运用原则，意为没有必胜的把握就应采取防守，有必胜的把握即可主动进攻，但防守有节省兵力、以逸待劳等有利之处，运用中必须辩证地思考。能够正确处理攻守关系者，可谓善于用兵的高明将帅。李算得上是熟谙攻守之道的善用兵者。武德元年（618），李密统领瓦岗军占据了中原的广大地区，声威远播。与此同时，隋禁军统帅宇文化及在江都发动兵变，杀死隋炀帝杨广后统军北进，兵锋直指东都洛阳。这时越王杨侗被隋朝群臣拥戴为皇帝，任命李密为太尉，李为右武侯大将军，命令他们率军讨伐宇文化及，企图使“两贼自斗”，而自己“徐承其弊”，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李密贪图官爵利禄，接受了隋恭帝的任命，率军迎击宇文化及，并派遣李守卫黎阳仓城。李守卫仓城的兵力仅五千人，而对手则是宇文化及从江都带来的人数众多且勇猛善战的“骁果”和“江淮劲卒”。李和李密分析了隋军“乏食，利速战”的弱点，决定采取“持重以老其兵”的应敌之策。李在坚守仓城之时，没有一味龟缩于城内，而是“于城外掘深沟以固守”^[242]，进一步扩大了防御纵深。宇文化及率军携带攻城器具，从四面攻打仓城，结果却被深沟阻止而不能到达城墙下，攻城行动无法实施。在对手攻城陷入僵局后，李及时把握住战机，果断决定转守为攻，派人在沟中暗挖地道，通过地道突然出兵攻击对手，宇文化及大败而逃。

此战表明，一味的进攻或单纯的防守都不是最佳选择，攻中有守、守中有攻是比较合理的作战手段，能够充分发挥攻与守各自的优长，攻守结合，相得益彰。李采取以守为主、以攻为辅的防御作战指导，符合当时的战场态势，取得了较好效果。反之，单纯的防守或一味的进攻既不能扬己长而避己短，更不能抑制对手的进攻，势必进一步扩大敌我双方的优劣对比，从而使己方陷入困境。积极的进攻和积极的防守均不排斥攻与守的结合，在合适的时机巧妙实施攻守转换，以获取最佳的战争效益。

（四）注重军需补给，以丰裕的粮物招兵扩军

瓦岗起义军初起之时，首要的问题是争取民心，以求生存。李显然已对此问题做了深入的思考，并提出了解决之道，终极目标在于既要争取当地民众的大力支持，又要获取足够的财物，以解决军队将士的基本生活保障。李向瓦岗军领导人翟让提出建议：

今此土地是公及乡壤，人多相识，不宜自相侵掠。且宋、郑两郡，地管御河，商旅往还，船乘不绝，就彼邀截，足以自相资助。^[243]

翟让立即采纳了这一建议，率军劫取公私船的财物，“资用丰给，附者益众”^[244]，义军队伍迅速壮大起来，很快发展到一万余人。次年，河南、山东发生大水灾，百姓大量死亡。尽管隋朝廷命令黎阳打开粮仓，救济饥民，但由于政局动荡，管理粮仓的官员没有及时救济，致使每天饿死上万人。李认为这是义军发展壮大的良机。李向瓦岗军领袖李密（此时已被推举为义军领导人）建议夺取隋朝大粮仓，认为“天下大乱，本是为饥，今若得黎阳一仓，大事济矣”^[245]，以此进一步争取民众拥护和扩充军力。李密认为言之有理，派遣李率部攻取了黎阳仓。之后，李命令向饥民开仓，让他们任意取粮，十天时间就招募了20多万人。附近郡县也纷纷投诚，瓦岗军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孙子很早就指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246]充分肯定了以粮草为中心的军需物资的重要性。无数战争实践证明，“凡与敌垒相对持兵，胜负未决，有粮则胜”，而一旦“敌既无粮，其兵必走”^[247]。由此可见，有无粮草极大地左右了战局的发展，是战胜攻取的重要环节。隋末大乱之时，充足的粮草更具有招揽民众、稳定军心的巨大作用，有助于在不利处境中开创一个崭新局面。瓦岗军在发展阶段通过劫掠公私船物与袭取黎阳仓，不仅解决了军队的军需补给问题，更重要的是借此迅速扩充了大量兵员，增强了军事实力，李可谓功不可没。

（五）“感德推功”，忠义为本，王者之将

李一生波澜起伏，久经沙场，战功显赫，是初唐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尽管他先后数易其主，始则追随翟让、李密，后曾投奔窦建德，终则归唐，忠心侍奉唐太宗李世民，但是瑕不掩瑜，在大唐名将之中，李仍是颇具个人特色的杰出将领，尤以忠义为本、“进不求名，退不避罪”“谦退不伐”、廉洁俭约、不计恩怨的将帅品德最为突出。武德二年（619），李密率众归顺唐朝。李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将当时自己控制的地盘以李密的名义献给唐廷。他对长史郭孝恪说道：

魏公既归大唐，今此人众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献之，即是利主之败，自为己功，以邀富贵，吾所耻也。今宜具录州县名数及军人户口，总启魏公，听公自献，此则魏公之功也。^[248]

李派遣使者送信给李密。使者刚到，唐高祖听说只有书信给李密而没有奏表呈给自己，感到很奇怪。使者便把李的想法如实禀报，唐高祖称赞李“感德推功，实纯臣也”^[249]，下诏授任其为黎阳总管、上柱国、莱国公，后加右武侯大将军，改封曹国公，赐姓李氏。不久，李密因不满归唐后所受的冷遇，出逃叛唐，途中被唐军斩杀。高祖认为李过去曾服侍李密，派人将李密谋反情况告诉他。李此时充分表现出忠义的本色，拜伏在地，号啕大哭，并上表恳请收葬李密，以尽自己与故主之情义。唐高祖下诏同意，李穿戴丧服，和旧时将士一起将李密埋葬在黎阳山之南。朝野人士一致认可李的忠义行为。当初，李密杀翟让夺取瓦岗军领导权时，曾误伤李，后来李密又有意疏远他，派其出镇黎阳。但李以大局为重，不记私怨，始终忠心耿耿，全力推动瓦岗军发展。在李密投唐后，他将献地之功推于李密，不邀功，不图名，更加显示出其赤诚之心。武德四年（621），唐王朝平定王世充集团后，俘获了李的旧友单雄信，照例要处死。李向李世民求情，称颂单雄信武艺超群，如果免除其死罪并予以收用，定会拼命效力，同时请求用自己的官爵为他赎罪，但李世民不同意。单雄信被斩首之后，李收养了其子女。此外，李在统军作战中能够做到“闻其片善，扼腕而从，事捷之日，多推功于下，以是人皆为用，所向多克捷”^[250]。由此可见，李为人忠诚坦荡，常怀感恩之心，顾念将士之情、同人之义；同时能够妥善处理功名利禄，打了胜仗论功行赏，总是把功劳推给部下，得到了珍宝财帛，经常散发给广大将士，不邀功不贪利，从而得到了士卒的衷心拥戴。尽管李严于治军，将士们却乐于在他手下效命。实践证明，将帅的军事指挥能力固然重要，而其个人品德情操及为人处世之道，尤其是是否具有宽广的胸怀、能否赢得军心也不可忽视，对战胜攻取具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