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隋唐五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在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局面的基础上，开启了大一统时代的新纪元，封建中央集权得到了极大强化，经济、文化、科技进一步向前发展，先后出现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局面。隋唐五代兵学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契合了当时的实践需求，同时也影响了后世兵学的发展。

纵观中国历史演变轨迹，经过长期的分裂之后，隋唐五代统治者重新将封建社会推入大一统的发展轨道，而大一统不仅成为隋唐五代，也成为其后较长时期内的主基调，表明封建社会在经过先秦时期的草创阶段、秦汉时期的奠基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曲折发展阶段之后，至隋唐五代进入繁荣发展阶段。隋唐五代兵学产生于这一历史大背景，而大一统也由此成为兵学研讨的主题。具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兵家孜孜探求统一天下之策与治国安邦之道，旨在实现平天下与治天下的终极目标。隋文帝杨坚素怀大志，登基后“潜有吞并江南之志”^[1]，博采众议，吸纳高颎“取陈之策”、贺若弼“御授平陈七策”的合理化建议，实现了平天下的夙愿。唐高祖李渊起兵太原，顺应时代大势，乘虚入关，据险养威，号令天下，最终建唐以取代旧朝。在纷争不已、战乱不休的五代十国时期，颇具远见卓识的王朴着眼于结束天下分崩离析的局面，给一代雄主周世宗柴荣献上《平边策》，提出了统一天下的总方略，为周世宗及之后的宋太祖实现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

大一统观念确立于春秋战国时期，强化于秦汉时期，而后进一步发展，至隋唐五代时期得到了更加广泛的推广。经过中华文化的长期熏陶和统一实践活动的持续开展，大一统已成为内化于历代统治者心中的观念意识，成为指导其军事行动的自觉思维。这不仅反映在平天下的过程之中，也反映在维护国家统一、治理天下的过程之中，尤其是在平定安史之乱、平定藩镇割据战争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为了巩固政权、维护统一，唐代前期实行居重驭轻原则，重点保障京师安全，使中央和地方部队内外相维，形成合理的国防力量布局；唐代后期的杜牧坚决主张削除藩镇割据，呼吁朝廷树立绝对权威以图强，反对实行姑息之政，并且呈献了派兵扼险、径捣上党、覆其巢穴的用兵方略，为平定昭义叛乱发挥了积极作用。

与其他朝代相比，隋唐五代的思想文化氛围较为自由宽松，统治者实行“三教并奖”之策，儒、佛、道三教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在多元化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兵学在与其他思想流派的交流互鉴中也得到了较大发展，焕发了蓬勃的生命力，呈现出兼容并包、多姿多彩的时代特征。在这一时期，儒家、道家、杂家、兵家融会贯通，互相取长补短，而兵学在借鉴、吸纳其他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了突破，产生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上乘之作，堪为代表者有儒兵交融的《贞观政要》、道兵交融的《道德经论兵要义述》、道兵儒交融的《太白阴经》、道兵儒法纵横诸家融合的《长短经》。这是就其主体思想概而言之，然而由此亦可看出该时期诸家思想交融的时代风貌，其中道家与兵家的思想交融占据主导地位，道家、儒家、法家、纵横家等思想与兵家思想相互激荡，共同推动了隋唐五代兵学的发展。

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之余绪，隋唐五代延续了民族融合的进程，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融合过程中相互交流，不仅影响了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也影响了双方的兵学思想，使得这一时期的兵学打上了胡汉兵法深度融合的历史烙印。需要指出的是，该时期的兵学仍以汉文化为主体，但同时受到了胡文化的深刻影响，具体反映在战略、战术、后勤保障等方面。^[2]隋唐五代正处于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大量的游牧民族将领和士卒被编入中原王朝的军队之中，尤以唐代最为突出，对唐军的战法产生了极大影响，长途奔袭、大纵深追击成为唐军惯用的战术，在巩固边疆作战中收效显著。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唐、后晋、后汉均为沙陀族人所创建的王朝，进一步推动了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也促进了胡汉兵学交融，涌现了以李存勗为代表的一批兼通胡汉兵法的著名将帅，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兵学的内容。

在多元化的思想文化氛围、胡汉交流融合、冷兵器进一步发展、轻骑兵勃兴、大规模战争持续不断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隋唐五代兵学实现了理论和实践创新的统一。在兵学理论创新方面，隋唐五代兵家在兵学体系分类、兵学范畴、阵法、训练和心战理论上取得了较大突破；而其兵学实践创新则主要体现在大规模江河作战、轻骑兵作战、攻守城作战等方面。

在继承前代兵学发展成就的基础上，隋唐五代兵学取得了多方面的长足进步，不仅将冷兵器时代的兵学理论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也为两宋时期兵学走向兴盛创造了有利条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兵学的发展进程。就此而言，隋唐五代兵学理应在中国兵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注释】

[1]《隋书》卷五十二《韩擒虎传》。

[2]参见王援朝：《唐代兵法形成新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