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兵学的发展受到诸多内因和外因的影响，是综合因素作用下的产物。中国兵学在长期发展演进过程中，受到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政治、文化、军事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隋唐五代兵学也不例外，全面展现出不同于其他时期的独特性。透过这些表象，我们更应该关注隐藏在这些时代特征背后的深层次因素，由此揭示其本质属性。
一是文武兼修、仁诈统一思想。隋唐五代兵学广泛吸纳各家思想精华，在不断取舍和互鉴中充实并完善了文武兼修、仁诈统一思想。
早在先秦时期，以儒家、兵家为代表的诸子就对战争观做了深入的探讨。孔子主张“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19]，提出了“文事”“武事”兼备的国策；孙子提出“令之以文，齐之以武”[20]的治军指导思想；吴起提出“内修文德，外治武备”[21]，主张对内要修明政治，对外要加强战备。先秦关于“文”“武”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的论述是相当丰富的，多从国防观或治军观的角度阐述。《孙子兵法》较早形成了仁诈辩证统一思想，[22]一方面提出“兵者，诡道也”[23]“兵以诈立”[24]，另一方面又提出“非仁不能使间”[25]，将诈与仁辩证统一起来，形成了完整的战争指导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
隋唐五代兵学吸纳了先秦兵家思想，深化了对文武兼修、仁诈统一观点的认识，推动了兵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其中唐太宗和杜牧做出了突出贡献。唐太宗在登基之前以武拨乱，为平定天下立下汗马功劳；即位之后大力推行文治，呈现贞观盛世。具体来说，唐太宗对文武兼修做了富有创意的理论阐发和实践探索。他认为治国安邦要做到文武兼用，“理人必以文德，防边必以武威”[26]，主张以文德治理人民，用武威巩固边防。唐太宗强调要灵活运用“文武”手段，做到“文武之道，各随其时”[27]，认为在乱世要以武功平定天下，而在治世则要以文德绥怀四方，也就是说要根据时势变化，合理选择“文武之道”。文武兼修的丰富内涵反映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指文治与武功不可偏废，相互为用；另一方面是指文与武有主次之分、轻重之别，在推行“文武之道”时要突出重点，或以“文治”为主，辅以“武功”，或以“武功”为主，辅以“文治”。唐太宗的成功实践反映在对“文武之道”的主次、轻重的合理把握上，尤其在“贞观之治”中得到生动体现。他在早年创业阶段崇尚武功，登基之后注重守成，强调在天下统一后要着重“修文”，探索太平盛世的治国之道，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尊崇儒术、大兴礼乐、抑佛崇道、举办学校、编纂史书、以史为鉴等，[28]营造了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创建了较为清明的政治环境。与此同时，唐太宗以“武备”辅助“文治”，指出“土地虽广，好战则人凋；邦境虽安，忘战则人殆。凋非保全之术，殆非拟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29]，强调要慎重用兵，但又不可不备战，尤其要加强边防战备，实施武力戍边，以巩固边境安全。唐太宗还指出仁与诡、诚与诈应辩证处理，认为取得政权后要“增修仁义”，不可重蹈秦朝“益尚诈力”的覆辙，但用兵仍需要以谋略取胜。[30]唐代著名兵家裴行俭则明确区分了行为对象，指出“抚士贵诚，制敌贵诈”[31]，认为施用诚、诈要做到内外有别，对己方用诚，对敌方用诈。世人对于《孙子兵法》是否蕴含仁诈统一思想，历来说法不一。唐代杜牧首次明确指出“武之所论，大约用仁义，使机权也”[32]，认为孙子兵学思想兼有仁与诈，可谓是深入解读《孙子兵法》兵学本质的真知灼见，也为后人进一步探究兵法开阔了思路。
二是积极有为的战略利益拓展。纵观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隋唐五代正好是中期，处于封建社会发展的上升期。学术界认为，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三大盛世，即西汉盛世、唐代盛世、康乾盛世。[33]作为三大盛世之一，唐代盛世局面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比如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昌盛等，而积极有为的战略利益拓展则是唐廷大力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有效手段。
唐建国之初，统治者深谋远虑，从长计议，着手解决了两大战略问题，为日后的战略利益拓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一是正确处理“安内”与“服外”的关系。唐朝君臣对“内”与“外”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将其比喻成“根本”与“枝叶”的关系，强调本末不可倒置。唐太宗指出“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34]，认为“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附，用求久安，未之有也”[35]。凉州都督李大亮在此基础上总结为“欲绥远者，必先安近”“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盛，四夷自服”[36]。由此可见，“治安中国”居于首位，只有“安内”才能“服外”；同时，“服外”也是“安内”的必要手段。当代学者于汝波指出：“唐太宗正是采用了这种 ‘安内’和‘服外’相辅相济的方略，才获得了内政和外交上的巨大胜利，使国势形成了不断上升的良性互动。”[37]其实，唐朝统治者对“内”“外”关系的处理之道，也为历代封建盛世时期统治者所采用。他们根据安全威胁的性质和轻重缓急综合考量，大都遵循着先内后外、先重后轻的顺序，逐次解决所面临的安全威胁。[38]当然，实践中的“安内”与“服外”关系更为复杂，尤其要关注二者的互动关系，切不可低估“服外”对“安内”的影响。只有正确处理二者辩证关系，在变化中灵活处置，才能最有效地拓展战略利益。其二是积形造势的韬晦之计。战争是实力的对抗，弱者要想打败强敌，必须采取适宜的战术策略，要善于以屈求伸，暗中发展实力，等待时机成熟后反击破敌。唐高祖李渊起兵之初卑事突厥，唐太宗即位之初隐忍“渭水之耻”，都是韬光养晦之举，经过长期富国强兵、整军备战之后，最终一击获胜。
唐朝积极有为的战略利益拓展，是唐朝统治者推行积极防御战略的外在表现，究其本质，乃是维护和巩固国家安全利益，进而构建唐主导的天下秩序。与前朝相比，唐朝统治者的战略理念是充满积极进取精神的。唐太宗一反传统做法，不再修筑长城，而以人为长城，精选良将守备边境，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他曾说道：“朕今委任李世
（后因避太宗李世民讳，单名
）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39]唐太宗此举，与孙子“择人而任势”兵学思想暗合。
众所周知，任何军事行动都受到客观地缘环境的影响，而国家决策者和军队将帅在指导战争实践和拓展战略利益时，也必须遵循隐藏在背后的地缘战略规律。在地缘战略规律中，利益分布非均衡规律和由近及远扩展规律对战略利益拓展的影响最为显著。利益分布非均衡规律是指国家利益因为地理差异和社会发展不平衡而出现非均衡的分布，可分为核心区、重要区、边缘区和利益相关线。由近及远扩展规律是指一个国家实现统一或对外扩张一般都是由近及远进行的。[40]唐朝统治者在拓展战略利益时，首先解决威胁核心利益者，然后解决威胁重大利益者，以此顺推。当代学者高润浩指出：“隋唐王朝利益拓展的方向选择与先后顺序，受威胁的严重度、利益的关联度与统治者的关注度等多种因素影响。”[41]唐朝战略利益拓展方向、对象依次是北方的东突厥、薛延陀等，西北方向的吐谷浑和西域的高昌、龟兹、西突厥、突骑施等，东北方向的高句丽[42]、百济、渤海国等，西南方向的吐蕃、南诏等。唐朝初期，横行于漠南、漠北的东突厥对唐廷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北部安全事关王朝存亡，实乃唐朝生死攸关的利益。武德七年（624）八月，东突厥颉利可汗派兵大举入寇，兵锋直指豳州（治今陕西彬州），大有南下进犯关中之势，唐朝统治者一度打算迁都以避其锋。武德九年（626）八月，颉利可汗率大军南下，经陇右进入关中，其中一部人马进至唐都长安附近，最终与唐太宗李世民订立便桥之盟，而唐太宗则将其称为“渭水之耻”。由此可见，唐太宗在贞观初年着力解除北方边患，既是出于维护核心利益、巩固王朝统治的现实考虑，同时也是出于拓展战略利益的长远考虑。之后，唐朝统治者在西北、东北、西南等方向持续拓展战略利益，声威远播，收效显著，引领唐廷在不断发展壮大中走向强盛。
三是因时而变、革故鼎新的兵学创新精神。隋唐五代时期爆发了频繁而激烈的战争，统一战争、平叛战争、农民战争等多种样式的战争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时期兵学的发展，也催生了一大批灿若星河的著名将帅。以隋文帝杨坚、杨素、唐太宗李世民、李靖、郭子仪、李光弼、周世宗柴荣等为代表的杰出兵家，在长期战争实践中勇于创新战略和作战指导方法，在府兵制改革、大规模江河作战思想、轻骑兵作战理论、精兵建设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极大地推动了隋唐五代兵学的发展，也鲜明地体现了因时而变、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
隋唐五代兵学在兵制上的创新，突出反映在府兵制改革上。府兵制起源于西魏，是以府为基本单位征调民户当兵的制度，至隋唐时期进入兴盛期。自隋文帝始，统治者着眼提高军队战斗力，先后推行了大刀阔斧的府兵制改革，为一统天下、巩固国防奠定了坚实基础。
隋朝的府兵制改革集中反映在户籍和卫府制两个方面。为巩固统治，隋王朝在全国军事要地和边防重镇设置军府，将府兵编入民户，寓兵于农，兵民合一。在军府地区，府兵平时直属地方州县管辖，同一般民户一样生产生活，具有“民籍”的性质；在应征服役期间，府兵在军府的统管与组织下进行军事训练，执行宿卫和作战任务，具有“军籍”的性质。[43]为适应战争的需要，进一步提升军队战斗力，同时增强国家对军队的掌控，隋朝统治者大力改革府兵制，下令废止府兵官兵鲜卑赐姓制度，革除了府兵鲜卑部落制的遗风，顺应了时代发展趋势，有利于争取汉族人民的支持，对于推进封建大一统发挥了积极作用；将各地乡兵纳入府兵系统，增置军府，增强了府兵实力；创立十二卫府、十六卫府体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指挥体系，健全了府兵组织系统；改革军民分籍，实行“兵农合一”制，在乡为农，在军为兵，平时生产，战时出征，轮流番上宿卫。
唐朝建立之初，高祖李渊继承隋制，恢复并建立了府兵制。唐太宗即位以后，进一步完善了府兵的征集与训练制度，府兵制的组织机构更趋完善，府兵的任务与作用更加明确，府兵的分布更趋合理，形成了“内重外轻”的军事格局，有利于巩固王朝统治。府兵战时出征，平时习武，耕战并重，“寓兵于农”“兵农合一”，无论是在宿卫京师、戍守边防以及征行作战方面，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唐前期政局稳定，边境安固，经济繁荣，与府兵的作用密不可分。隋唐统治者紧密结合历史实践，不断改革、完善府兵制，从而使其很好地契合了现实需要，在特定时期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隋唐五代兵家锐意创新兵学范畴，对奇正、虚实、攻守、主客、久速、形神等范畴做了富有新意的阐释，[44]极大地推动了这一时期兵学理论的发展。《问对》注重对兵学理论考镜源流，特别是从新的视角诠释了奇正、虚实等兵学范畴，对后世兵学产生了较大影响。《问对》提出了“奇正相变”的用兵法则，唐太宗主张“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莫测”[45]，认为在作战中是用正还是用奇需要“临时制变”，根据战场实际情况而定；李靖指出“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46]，强调只要“正”“奇”运用得当，无论是用“正”还是用“奇”都可以取胜，从而突破了以往认为只有用“奇”才能获胜的传统观点，对于后人正确理解并运用“奇正”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问对》还重新诠释了“攻守”“久速”“主客”等兵学范畴，指出“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47]“较量主客之势，则有变客为主、变主为客之术”[48]，深化了前人对相关兵学范畴的认识，在学术和实战指导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李靖在总结战争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在坚持速战速决的同时，如果战场情况有变而难以速胜时，就应该实施权变，“避其锋势，与其持久”[49]，强调速胜战与持久战各得其所，各适其宜，切忌只讲速胜或持久而不知灵活变通。李筌较深入地探讨了“形神”范畴，认为“旗帜金革依于形，智谋计事依于神”[50]，并揭示了二者的互动关系，“形不因神，不能为变化；神不因敌，不能为智谋”[51]，指出“形”不依赖军事谋略的运用，就不能产生灵活多变的战法；“神”不依赖敌情的变化，就不能成为克敌制胜的有效谋略，从而深刻阐述了“形”与“神”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极大地丰富了这一对范畴的兵学内涵。
伴随着轻骑兵的发展，隋唐五代兵家适时地创新了轻骑兵战术及作战思想。在隋末唐初战争中，由于重装骑兵在作战中越来越暴露出机动性差的致命弱点，极大地制约了其发展；同时，轻骑兵则伴随着格斗兵器的改良得到了较大发展。此消彼长，重装骑兵日渐式微，而轻骑兵的地位与日俱增。轻骑兵通常担当袭击、截击、追击或堵击的作战任务，在军事行动中充分发挥了其行动快捷、机动灵活的优势，显示出无可替代的作用，至唐初已发展成为骑兵的主力。李渊、李世民父子统领唐军在霍邑之战、浅水原之战、柏壁之战、虎牢之战等诸多战役中，李靖、侯君集、契苾何力、阿史那社尔、苏定方等将领在卫疆战争中，每每在作战关键时刻，善于充分利用骑兵的速度优势与冲击力出奇制胜：或者在战局陷入僵持之际，以轻骑兵侧击对手；或者以轻骑兵试探敌情，测其虚实；或者以轻骑兵千里奔袭，覆其巢穴；或者以轻骑兵组成突击队，实施战术突击；或者以轻骑兵为诱饵，诱敌深入；或者以轻骑兵迂回包抄，前后夹击敌人，最终凭借轻骑兵赢得作战的胜利，极大地促进了轻骑兵战术的发展。唐代兵家还进一步发展了轻骑兵作战思想。李世民主张要充分发挥轻骑兵机动性强、冲击力大的优势，坚决执行乘胜追击、穷追猛打的歼灭战思想，强调“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必乘此势取之”[52]，率轻骑兵快速进军，连续作战，取得了一系列战役的胜利。李靖提出了“用兵上神，战贵其速”[53]的轻骑兵作战指导思想，并将其成功运用于战争实践。他在突袭颉利之战、西击吐谷浑之战中，充分利用了轻骑兵的快速机动优势，对敌军实施袭击，战果辉煌，取得了统一战争和巩固边疆作战的一系列胜利。
战法是兵学理论中最活跃、最具灵性的部分，直接关系作战成败，而战法创新也是隋唐五代兵学颇为闪光之处。
首先是野战战法创新。隋唐五代时期，中原王朝军队与北方游牧民族骑兵频繁交战，双方为克敌制胜而不得不求新求变，在对抗中借鉴彼此作战思想，在战斗中不断创新野战战法，极大地推动了这一时期的兵学发展。隋朝大将杨素在与强大的突厥骑兵作战时，“悉除旧法，令诸军为骑阵”[54]，采取以骑制骑战法，因敌制胜，最终击败了突厥军。在诺真水之战中，薛延陀军与唐军在作战过程中几经反复。薛延陀大度设主动改变战法，变骑战为步骑作战，命令“每五人，以一人经习战阵者使执马，而四人前战，克胜即授马以追奔，失应接罪至于死”[55]，首战击败了唐军。唐军将领薛万彻被迫求变，改骑战为步战，“率长矟数百为队，齐奋以冲之”[56]，猛烈冲击薛延陀军的长阵，终于反败为胜，薛延陀军大败而逃。唐将苏定方率步骑军与西突厥骑兵作战，采取步骑配合的战法，先以步兵“攒矟外向”[57]，连续抵抗住了对方骑兵的三次冲击，而后唐军骑兵趁机出击，一举击败了对手。此外，隋唐五代兵家还创新了轻骑兵长途奔袭战法。在巩固边疆战争中，李靖、李
、苏定方、李道宗、薛万彻、执失思力等将领展现了高超的作战指挥艺术，娴熟地运用轻骑兵，采取了长途奔袭的战术，通过快速灵活的机动性，突然对敌发起猛烈的攻击，往往能够一击获胜，充分显示出唐军强大的野战作战能力。
其次是阵法创新。唐代阵法以六花阵、横阵、竖阵、行引方阵为主，其中李靖创置了六花阵，强调各阵营密切衔接，不同兵种合理配置，体现出协同、集中、机动等特点。唐代创新阵法，突出反映在撤退阵法上，如李靖提出的逐次抵抗、交互掩护的边战斗边撤退的战术，被后世兵家普遍运用于战争实践，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战术原则的发展。
再次是攻守城战法创新。唐军将领在指导攻守城作战过程中能够依据敌情和战场态势的变化而通权达变，创新战法，常能出奇制胜。在太原之战中，李光弼在守城过程中创新了地道战战法，秘密通过地道向城外敌军发起突袭；在常山之战中又创新了以弩制骑战法，最终击败了攻城的安军骑兵。李世民在指挥洛阳、虎牢之战中，正确分析了战场态势，采取了围城打援的战法，一面围攻洛阳，一面打击援兵，收到了一举两克的良好效果。在收复长安之战中，李晟没有因循常法从正面逐次攻城，而是反其道行之，率军冲敌腹心，直捣黄龙，“自苑北攻之，溃其腹心”[58]，一举获胜，从而创新了攻城战法。历史实践表明，隋唐五代兵家在守城战中注重采取攻守结合战法，特别强调把主动出击、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作为扼制对手进攻的有效手段，以攻为守，积极防御，争取战场主动权，为战略反攻创造有利条件；在攻城战中主张灵活采取战法，“践墨随敌”[59]，或围城打援，或长围久困，或奇袭出击，或施计用谋，或综合多种手段，选择最适宜的攻城战法，并充分结合敌情我情和战场态势，进行合理创新，以获取最佳战争效益。
最后是大规模江河作战战法创新。伴随着战略战术和军事技术的进步，隋唐五代兵家在大规模江河作战指导方面也有所创新。在隋灭陈之战中，隋军采取了多路出击、水陆并进、各路配合、重点突破的战法，八路人马在横贯长江上、中、下游的广阔作战空间同时展开；杨俊、杨素、刘仁恩三路人马从长江上游迅猛进军，采取分割围歼战法，切断了上游陈军支援下游建康之路，有力地配合了下游隋军的作战行动。在唐平萧铣之战中，李靖利用长江连日暴雨而水势迅速上涨时机，采取突袭战法，率军顺流而下，果断出击，取得一场速胜。这一时期江河作战战法创新主要体现在战役组织周密、水陆协同顺畅、主次配合默契等方面，具体做法是以主力歼敌主力，直捣腹心，以偏师策应主力，牵制分割敌军，[60]通过快速进军、突袭，达成速战速决的作战目的。
兵书是兵法的载体，是传承和创新兵学理论的物质基础。[61]隋唐五代兵学的创新，也在兵书方面得到了深刻的体现。其一是对兵书流派、分类的创新性认识。《问对》考镜源流，系统梳理兵学发展源流，富有创意地将兵书划分为两大流派，分别以《六韬》《三略》和《司马法》《孙子》为代表，指出兵书分类“大体不出三门四种而已”[62]，其中“三门”是指《太公谋》《太公言》《太公兵》，“四种”是指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兵技巧家这四个种类的兵书。《问对》关于兵书流派、分类的独特见解，为后人持续深入研究兵书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63]其二是兵书种类的创新。隋唐五代兵书内容丰富，涵盖了军事、政治、法律、历史、地理、天文等领域，在兵书种类的创新方面做了可贵的探索。这里有综合类兵书，如《太白阴经》；有兵技巧类兵书，如《射经》；有注释类兵书，如《李筌注孙子》《杜牧注孙子》等；有兵史类兵书，如《问对》《阃外春秋》；有战略类兵书，如《道德经论兵要义述》；有服务军事的地理图书，如《元和郡县图志》；有涉及军事制度的法典，如《唐六典》；有涉及兵学的综合型图书，如《通典·兵典》《长短经》；等等。其三是兵书著述、编纂体例的创新。这一时期的兵家锐意创新，创立了分类辑录、专题论述、注解、图志、典章等兵书著述和编纂体例，对后世综合类兵书《武经总要》《武备志》等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四是撰写方法的创新。《问对》《通典·兵典》《长短经》等娴熟运用史论结合方法探讨兵学，深入剖析历代经典战例，生动揭示蕴含其中的用兵之道，将抽象的兵学理论和作战原则具体化，便于世人深刻领悟和灵活运用兵学思想，开创了一条以战例研习兵学之路，形成了兵史类兵书的新类别，对后世兵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兵学发展史上，隋唐五代兵学处于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在传承前人成果基础上不断发展，在长期战争实践过程中勇于创新，创设了武举制度，注解《孙子》多有创新性阐释，推出了涉及兵学的通史式政书《通典·兵典》，出现了《问对》《李靖兵法》《太白阴经》《道德经论兵要义述》等著名兵书，在战争观、国防思想、战略策略思想、作战指导思想、建军治军思想等方面提出了富有价值的兵学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将中国兵学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注释】
[1]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形篇》，中华书局，1999年。
[2]《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形篇》。
[3]参见王援朝：《唐代兵法形成新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
[4]该书成书时间不详，但可视为一部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唐代前期兵学状况的兵书予以研究。该书又称《李卫公问对》《李靖问对》《唐李问对》《问对》。
[5]参见王援朝：《唐代兵法形成新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
[6]温大雅撰，李季平、李锡厚点校：《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起义旗至发引凡四十八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7]林立平：《隋唐的边疆政策》，马大正主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57页。
[8]参见王援朝：《唐代兵法形成新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
[9]参见黄朴民：《兵儒合流与学术兼容》，《中国军事科学》1999年第3期。
[10]参见黄朴民、魏鸿、熊剑平：《中国兵学思想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45—246页。
[11]陈子昂：《陈拾遗集》卷八《上军国利害事·人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2]李筌：《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贵和篇》，《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二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8年。
[13]参见于国庆、詹石窗：《道教与传统兵学互通关系略论》，《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4期。
[14]参见于国庆、詹石窗：《道教兵学简论》，《哲学研究》2012年第12期。
[15]参见吴如嵩：《〈尉缭子〉的兵形势特色》，《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16]《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沉谋篇》。
[17]参见钟少异：《中国古代军事工程技术史（上古至五代）》导言，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页。
[18]冷兵器在火器时代并没有立即消失，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被大量运用于战场。因此，火器时代包含了较长的一段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时期。
[19]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
[20]《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行军篇》。
[21]《吴子》卷上《图国》，《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一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7年。
[22]参见于汝波：《略谈〈孙子兵法〉的仁诈辩证统一思想》，《管子学刊》1992年第1期。
[23]《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计篇》。
[24]《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军争篇》。
[25]《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用间篇》。
[26]董诰等：《全唐文》卷十《太宗皇帝·金镜》，中华书局，1983年。
[27]刘昫等：《旧唐书》卷二十八《音乐志》，中华书局，1975年。
[28]参见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82—353页。
[29]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九《议征伐第三十五》，中华书局，2003年。
[30]参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纪八》，太宗贞观元年六月，中华书局，1956年。
[31]《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唐纪十八》，高宗永隆元年三月。
[32]杜牧：《樊川文集》卷十《注孙子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33]参见兰丕炜：《中国封建盛世的兴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2页。
[34]《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唐纪九》，太宗贞观三年十二月。
[35]《贞观政要集校》卷九《议安边第三十六》。
[36]《贞观政要集校》卷九《议安边第三十六》。
[37]于汝波：《唐代前期“安内”与“服外”关系的争论和决策》，《中国军事科学》2002年第2期。
[38]参见高润浩：《盛衰之变：中国封建盛世时期安全战略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04—106页。
[39]《旧唐书》卷六十七《李
传》。
[40]参见程广中：《地缘战略论》，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7—97页。
[41]高润浩：《试析隋唐时期战略利益的拓展》，《中国军事科学》2010年第1期。
[42]高句丽是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7世纪期间的中国古代边疆政权，南北朝时期改称“高丽”，又称“高氏高丽”。高句丽与公元918年王建建立的高丽（又称“王氏高丽”）有本质区别，二者没有承继关系。为示区别，本书行文统一称“高句丽”，所引史料涉及“高句丽”“高丽”者，一概遵从原书，不做改动。
[43]参见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03页。
[44]参见于汝波、黄朴民主编：《中国历代军事思想教程》，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00—103页。
[45]吴如嵩、王显臣校注：《李卫公问对校注》卷上，中华书局，2016年。
[46]《李卫公问对校注》卷上。
[47]《李卫公问对校注》卷下。
[48]《李卫公问对校注》卷中。
[49]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百五十四《兵典七·兵机务速》，中华书局，1988年。
[50]《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兵形篇》。
[51]《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兵形篇》。
[52]《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八《唐纪四》，高祖武德三年四月。
[53]《通典》卷一百五十四《兵典七·兵机务速》。
[54]魏徵、令狐德棻：《隋书》卷四十八《杨素传》，中华书局，1973年。
[55]《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铁勒传》。
[56]《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铁勒传》。
[57]《资治通鉴》卷二百《唐纪十六》，高宗显庆二年十二月。
[58]《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一《唐纪四十七》，德宗兴元元年五月。
[59]《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九地篇》。
[60]参见《中国兵学思想史》，第253页。
[61]参见王显臣、许保林：《中国古代兵书杂谈》，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第1—19页。
[62]《李卫公问对校注》卷上。
[63]参见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50—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