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道现代化相关理论阐释
日本有志之士对日本武道的发展展开了一系列的探索与反思，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这对日本武道的现代化转型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福泽谕吉在《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中提出了其著名的反映人类自由平等主张的人权思想，即“一身独立则一国独立”的命题，并诠释了“文明”的概念，指出文明内在蕴藏的精神无非是人民的气节，提倡个人独立自主的国民精神，间接地表明了在应对西方文化冲击时，具有自主性的“日本精神”的重要性，为日本指出了一条用本国的文明来应对西方挑战、保持日本民族独立的途径，这种思想为日本武道现代化转型奠定了理论基础。
福泽谕吉强调了体育对教育的重要意义，即它是以人的身心获得健全的发展为目的的，并非仅仅作为满足人的运动兴趣、爱好的手段，对教育中“体育—目的，运动—手段”进行了明确的识别。此外，福泽谕吉还指出，增强国民体质是殖产兴业的要旨，提倡在教育上施行奖励体育的政策。在实施办法上，福泽谕吉倡导：“将作为练兵的运动，诸如剑、枪、柔术、体操、乘马、远足等吾辈所见之方法，设为学校教育的一科，乃最有效的办法。”福泽谕吉的“独立精神”和“体育目的论”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嘉纳治五郎现代柔道体育化的理念，可以说是现代日本武道改革的思想源泉。
高岛平三郎从教育的目的入手，提出“身体修养”的必要性。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达成完善的人格，而人格要完善，首先是身体要健全，并且精神和身体是人的两部分，两者密切相关，他主张以科学的“身心相关论”为基础展开对体育的研究。高岛平三郎指出，体育既要致力于强健的身体，也要培养活泼的精神，“一旦国家处于危急的时刻，就必须努力为国奉献义勇之精神。实际上，体育是振奋国民的精神，培养爱国精神的最有效的方法”。高岛平三郎倡导的科学的修身教育、体育观，既吸收了西方体育文化中对人格尊重和崇尚个性发展的自由主义思想，又在国家意识的民族主义中承接了明治新政以来所确立的教育体制中《教育敕语》的思想，对学校武道教育和人才培养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
江户末年，在日本武道现代化转型的实践过程中，柔道之父嘉纳治五郎将门派众多、风格各异的传统柔术由博归约、博采众长，结合众多柔术名家的心得系统地进行了技术改造，整理为三大类：投技、固技、当身技。嘉纳治五郎以其远瞻的现代体育眼光将传统柔术中那些譬如掰手指、挤压等对身体安全有威胁的动作进行了摘除或保存在柔术的套路——“形”中，而在技击的“乱取”中禁止使用，现代柔道出于安全考虑更是连“当身技”也取消了。而全日本空手道联盟则要求比赛采用“寸止”制，即要求在打到对手前一寸处停止，就连由大山倍达创立的极真会空手道也规定在不穿护具的直接击打制比赛中不允许用手击头，这些都有效保证了习练者在训练和比赛中的人身安全。综上，技击中吸收了合理主义，使武道的科学化、现代化得到了大幅提升；技击成为合理主义的载体，使武道原本充满暴力和伤害的形象向健康和安全的形象华丽转身，恰当地处理了武道转型中因技击功用变迁所激发的矛盾。[41]
陈永军指出，日本剑道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诸多方面，包括刀剑的广泛使用、武士及武士集团的出现、剑道技法流派的形成、剑道理论的成熟等。剑道在某种程度上是日本武道的灵魂和代名词，将其单纯理解为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武士道是片面的，其主张的“杀人刀”“活人剑”思想，说明日本剑道受到儒家、禅宗思想的影响。虽然日本剑道的本质不是军国主义文化，但是与批评军国主义相结合是推动剑道发展的必由之路。近年来，日本剑道国际化发展所面临的难题是如何保持其传统。[42]
聂啸虎指出，日本剑道有着独特的历史价值、人文价值等，其流变过程漫长，随着社会变革和民族传统承袭而不断发展，吸收、融合了儒家思想、兵家思想等各种文化，融伦理道德、民族精神、礼仪规范等文化特质于一体，它的成熟不仅是技术上的成熟，也是思想与文化方面的融合发展。[43]笔者认为，日本剑道的流变反映了日本传统体育文化的流变，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日本剑道所蕴含的独特的本土文化特质，决定了其必将不断地发展下去。
张艳芳指出，日本剑道经历了由术至道、术道并重的发展过程，已经从单纯的技术学习上升为提升修养的重要途径，此外早在1926年日本政府就将剑道纳入了中小学必修课程，这些都为日本剑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44]
覃刚通过对日本剑道发展历史的梳理，总结了日本剑道发展的特点。他将日本剑道现代化发展的特点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剑道充分体现了日本传统文化的特点，“追求极致”是日本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也是剑道的精髓所在；二是剑道追求“剑”与“道”的融合，重视在精进剑术的基础上去探索精神与技术的统一，重视精神层面的修炼，只有从“道”的精神层面去解读剑道，才能更好地理解与研究日本文化。[45]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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