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道现代化转型在器物层面的探究与改革
（一）国家层面下日本武道现代化转型的制度化探索
明治维新初期，受西方体育教育思潮影响，“体操”成为日本学校体育教育的核心内容，与此同时一系列球类运动开始涌入日本校园，对日本传统体育造成极大的冲击，日本武道首当其冲。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日本体育界开始反思和探索具有日本优秀传统文化因子的武道能否在赋予新的价值认识的基础上适应现代学校体育发展的问题。
在1883年至1905年的20多年间，文部省开展了数次关于将柔术、剑术作为学校正科的调查，均未能改变日本传统武术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的边缘地位，但是复兴日本武道的呼声依然很高，在国家意识主导下，日本社会形成了支持武道发展的局面。
基于日本不同团体的努力，在社会需求的刺激和推动下，文部省于1931年修订并颁布了《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其中第十三条规定：“日本体锻课应当以体操、操练、剑道、柔道、游戏和竞技为教授的主要内容，其中，剑道和柔道是我国的武道项目，适合培养国民精神和锻炼身心，应该将二者其中之一作为学校体育的必修课程。”该法令的颁布，标志着日本武道在适应现代教育过程中取得了质的发展，也标志着日本武道的现代化转型日趋成熟，说明日本武道在发挥教育价值的同时，也实现了法令化、制度化的发展。
（二）社会层面下日本武道现代化转型的项目化探索
1.由“术”至“道”之柔道的现代化转型
嘉纳治五郎对柔术的现代化改革使柔道成功进入奥运会，对其他武道项目的现代化转型起到指引作用，他掀起了日本武道项目由“术”至“道”的现代化转型浪潮。嘉纳治五郎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柔术进行现代化改革：
第一，在文化层面，吸收了欧美体育思想，其中包括英国的合理主义体育观和三育主义教育思想，对柔术进行赋予其现代体育形式的改造，这成为柔术走向现代化的持续动力。另外，在柔道精神方面，嘉纳治五郎倡导“精力善用，自他共荣”的观念，明确提出“体育、胜负、修心”的三大目标，按照现代教育的形态来创立讲道馆柔道。
第二，在制度层面，嘉纳治五郎致力于技术、手段等方面的创新，致力于发展作为“体育法”“胜负法”“修心法”的柔道，鼓励持之以恒地修炼，实行讲道馆段位制，为柔道体系化、现代化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三，在器物层面，嘉纳治五郎注重柔道的国际化传播，强调“一身独立则一国独立”的精神，进而体现日本包容开放、现代化发展的国家形象。
2.由“术”至“道”之剑道的现代化转型
以柔道改革为范例，剑术也逐渐走上现代化转型之路。剑术是日本武道项目现代化发展中最特殊的一项，剑术由于在战争中的特殊作用，一直备受日本政府推崇，因此剑术的现代化转型是日本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
日本法西斯战败后，剑术发展日渐式微，剑术界人士开始摸索以体育形式复兴剑术的道路。1949年，《武道鉴定中的剑道鉴定种目》[6]正式实施，“斩刺”等危险性动作被剔除，剑道更加重视“击打”“挥击”“躲闪”等动作，在技术上完成了由“术”至“道”的现代化转型。经过不懈努力，全日本剑道联盟于1952年成立。1950年（昭和二十五年），日本按照西方竞技体育赛事的竞赛方法举办了竹刀竞技比赛，并成立了全日本竹刀竞技联盟，该联盟于1954年加入全日本剑道联盟。此后，全日本剑道联盟举办了多种多样的剑道比赛，如全日本剑道联盟京都大会（现为全日本剑道演武大会）、全日本都道府县优胜大会、全日本剑道选手权大会等，通过这些大会的成功举办，剑道的普及、奖励等方案逐渐成熟，在各种制度得到完善后，日本剑道得以再次兴起。与此同时，社会、学校掀起了剑道复兴热潮，1955年剑道加入日本国民体育大会；1958年，日本体育协会重新修订中学《学习指导要点》，明确将剑道表述为“锻炼身心的竞技体育项目”。在剑道由“术”至“道”的现代化转型中，剑道技术逐渐趋于简单化，技术动作类型由17种简化为7种。另外，出于安全考虑，基本技术中注重练习承受方法，这种保护对手意识的产生标志着剑道逐渐注重体育化、体系化发展，也标志着日本武道现代化转型在制度层面日趋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