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时期（1901—1918年）

1901年，清政府宣布废除为选拔军事人才而设立的武举制度，废硬弓、刀、石、马步射，因其无与兵事，固废之。武举制度的废除切断了中国最早“职业武者”的仕途，因此武术发展重心逐渐向民间转移。武举制度的废除成为武术向民间转移的关键性外部因素之一，虽然从客观上降低了习武者的积极性，但为之后武术在价值、功能、形式等方面的多元化提供了发展空间与条件，也为中国武术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广泛和坚实的社会基础。综观20世纪初的民间武术，多数习武之人随着明清以来武术日益远离政治中心的总趋势，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为了生存，他们不能仅靠练武，所以大多各操己业，故“各省各处之武学馆，亦列入天演之淘汰”。由此可见，武举制度的废除也为之后武术的教育活动、社会活动、武术组织的创办等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使武术与现代社会活动开始了复杂而广阔的联系。

19世纪下半叶，在“西学东渐”之风的影响下，近代体育思潮在中国迅速传播，使武术开始向近现代竞技体育项目转变，即武术由本土体育向近现代体育转型。1911年，马良邀集一些武术名家，编写武术教材，并将所编写的教材定名为《中华新武术》。1914年，马良再次广邀各派武术名家，修订《中华新武术》。在马良的努力宣传和推广下，国民政府规定“中华新武术”为军警必学之术，并把其列为全国各中学及高等以上学校的正式体操。1918年，“中华新武术”被定为全国正式体操。《中华新武术》分为率角、拳脚、棍术、剑术四科。各科又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初级教科，下编为高级教科，上编各科全部成书，下编却终未问世。

由马良发起创编的《中华新武术》，打破了旧武坛的门户之见，选取传统武术中的动作作为素材，借鉴“兵式体操”的操练方法，分段分节地配以口令，制定出了团体教练法。新武术在改革中，体现了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由单练到对练的循序渐进的原则，改变了原来武术师徒相承的单一传授方法，使其适宜进行团体教学和练习，为武术进入学校体育课程提供了可行的形式，并对其后的精武体育会、中央国术馆及学校武术教育都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新武术的推广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武术的大众化发展与普及。但是，由于马良发起创编《中华新武术》之际正值五四运动前新旧思潮激烈交锋之时，国人对“新”与“旧”的认识还比较模糊，使本来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新武术创举被复辟势力与激进民主主义者利用，作为其抨击、进攻新文化运动的武器。再加上新武术动作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兵操色彩过重，上编出版后无下编续之，内容较为单调，缺乏连续性与系统性，这就导致新武术推广在新旧势力的斗争中不了了之。

1915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明令“各学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此项教员于各师范学校养成之”。中国传统武术至此正式进入学校，作为学校体育课程的内容之一，成为学校教育的一部分。古老的中国武术被纳入现代教育的范畴，促使武术的价值观、运动思想、活动领域、运动形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武术进入学校后按照学校体育的要求，开始改革教学方法，课堂式的团体教练法取代了原来的师徒传承的传习教法。学校进行武术教学需要专门的武术教材，因此，武术在学校课程中的出现也推动了武术教材的编写工作，一些散落于民间的、仅靠口传身教的武技与功法，开始逐渐被整理成规范的武术图解教材，并且出现了一批宏观介绍武术的理论性教材。

在此阶段后期，一些武术社团成立，“精武体育会”是其中最有影响力也是最为典型的一个以武术为主的民间体育社团。这些社团大多得到乡绅或商界、军政界、教育界人士的扶持与帮助。这些社团的成立较好地推动了武术的社会普及与教育化，同时也为武术的进一步改革奠定了较好的武术群众组织基础。

在此期间，以马良创编《中华新武术》为主的改革，以及西方体育的成功传入，都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武术的发展方向。在西方体育思潮的影响下，武术作为本土的体育项目开始寻找与西方体育融合的方法，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这对武术后续的现代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这一阶段盲目崇拜西方体育造成武术对西方体育的盲目模仿，导致新武术改革不能很好地体现本土体育项目的优势与魅力，内容不成体系，外加旧势力的影响，最终新武术改革不了了之。这充分说明了中国武术的现代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困难重重，需要不断深入的探索与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