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理论概述及中国武术现代化的异化
（一）异化理论概述
异化从本质上讲是自我异化的一种具体表现，但自我异化并不是泛指主体直接转化为主体的异己力量，而是在不同的情况下，主体通过自身的活动或活动产生的产物与自身相互对立、相互敌视而产生异化。马克思认为，主体实际上就是有着自我意识的人，主体的异化即为人的异化。在社会生活中，人总是通过其活动创造出生存所需的一切，而人在进行活动及创造产物的过程中总是带着自身的需求与目的，人对其活动及其创造的产物是有所期待的。这一状态是区别人与动物的重要特征。
德国著名哲学家费尔巴哈则对“异化”有另外的见解，他认为的异化属于宗教的异化，但究其实质也是人的异化，不同于黑格尔的异化观，费尔巴哈把人当作异化的主体，其根本观点是“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
综上所述，异化的思想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发展，对“异化”的理论阐述和实践运用被赋予了越来越深刻的内涵。马克思的早期异化思想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批判并继承而产生的，随着思想的发展、转变，马克思逐渐从抽象的自由意识转向现实的人类劳动，并赋予其全新的思想内涵。
（二）中国武术现代化的异化研究综述
1.国内现代体育的异化研究综述
近年来，体育异化现象已成为我国体育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现代体育的异化现象进行了剖析。
我国诸多学者对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部分学者对异化现象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如周爱光认为：“异化是指由主体产生的客体脱离开主体成为与主体相对立的独立存在，并在保持其独立性的同时反过来支配其主体的结构。”[4]卢元镇提出：“所谓异化，是指从主体中分裂出来或丧失掉的东西在摆脱主体的控制并获得独立性后逐渐壮大，反过来控制、支配、压迫或扭曲主体。”[5]张宏宇在运用弗洛姆的“自由异化理论”对我国现代体育的异化现象进行论述时就表示：体育异化的根源在于人的异化，伴随着“金牌至上”“过度商业化”“种族主义”“赛场暴力”“兴奋剂”等一系列体育异化现象的愈演愈烈，部分学者开始从哲学的角度对体育的异化现象进行反思，研究的视角多以“资本”和“技术”为主线对体育的异化加以批判，但忽略了对体育行为的主体——人的异化研究。[6]庞建民等认为，竞技体育的异化是竞技体育的本质、过程及其结果的异化，而竞技体育本质的异化是指参与竞技体育的人与竞技体育之间关系的不协调。竞技体育过程的异化主要指组织、训练、体育竞赛的过程中一些非理性、非科学、非人性甚至非法手段的采用，政治干预、不公平竞争和暴力事件是导致竞技体育过程变质的主要因素。竞技体育异化的结果是由于人们受到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商业主义的左右，竞技体育已经基本丧失其原本的文化教育本质，沦为政治的工具和商业的手段。[7]
邵桂华等认为，举国体制下的竞技体育表现出主客体颠倒的特色，竞技体育胁迫政府不断加大体育投资，导致了体育投资分配的不合理和竞技体育项目布局的不科学，出现了不得不牺牲其他系统的利益保证竞技体育“争金夺银”目标的实现的异化现象。[8]
曹卫从儒家文化的视域对竞技体育异化的消解提供了具有一定意义的体育道德建设的参考。他认为，运用儒家伦理思想能有效遏制竞技体育的异化，并引领竞技体育未来的发展方向，促进良性、健康的竞技体育发展。[9]
黄平波等将学校体育异化定义为：在学校体育环境下，原本是属于人的东西或人活动的结果，现在取得了独立性，并反过来成为制约人、统一人的力量。他们将当今学校体育异化现象产生的原因总结为：①“唯体育健康论”在学校体育认识上的异化；②弱化运动技术学习所引发的学校体育异化；③误读“学生中心”所带来的学生主体绝对化的异化；④对“安全第一”过度考虑所带来的异化。[10]
马卫平在论述体育与人的哲学关系时指出，在学校，文化被狭义地理解为科学文化，从而忽视了体育的文化本质是形成健全的人格，促进肉体和心灵的双重发展，是人在不同内在规定中的表现。他把这种“学科化”体育归纳为：体育课程化、知识化、专门化；体育文化知识的传承被机械地复制，过于强调对社会的“有用性”。[11]然而，马卫平所说的“学科化”却是学校体育的一种异化现象，学校体育开展的目的是更好地促使学生快乐地学习体育技能，从而达到强身健体的作用。在体育教学过程中，要做到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而不是为了学而学，带领学生体会运动所带来的“酸甜苦辣”，做到知识、情感、态度、行为的和谐统一。
综上所述，以上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我国现代体育的异化现象进行了客观评价，这对我们认识和理解“现代体育的异化现象”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异化是科学现代化的必然产物，在面对体育异化现象时，我们要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对其进行分析，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2.中国武术现代化的异化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通过对现代体育异化现象的研究，将“异化”概念引入武术科研领域。国内学者对传统武术的演变及现代武术的发展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但对于武术现代化的异化问题，国内仍处于初级探索阶段，不同的学者有各自的看法。
王岗等在论证现代竞技武术是一种强化的过程时，认为竞技武术的“异化”是“强化”的一种衍生物，过分的文化模仿和对进入奥运会的过分追求是使竞技武术发生异化的主要原因。[12]
戴国斌对武术现代化进行了深度分析，运用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四个维度对武术现代化进行了一次理论性探索：本质的异化——武术套路异化为体操、舞蹈、戏剧的“奴婢”，武术散打异化为拳击和摔跤的“竞技场”，竞技武术异化为金牌的“牺牲”；对象的异化——“输血”后的武术异化为其他范式的“混血儿”，武术现代化异化为长拳的“一枝独秀”，竞赛规则异化为“制裁者”；过程的异化——对武术的解释异化为“随心所欲”，武术现代化的发展动力异化为外在于武术的东西；关系的异化——武术系统内不同范式的竞争，其他体育范式与武术的竞争。[13]
范洁在论述武术的发展与推广时也曾提及武术的异化，她认为，在武术普及化、国际化的推广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出现了“异化”现象。多年以来，对武术的改良，一直是“移植多于借鉴，模仿多于创造”。有学者指出当前武术的发展继承了近代以来“中体西用”的思维习惯，用现代竞技体育的模式和规范改造传统的武术，使得武术失去了一些固有特性，以至于“萨马兰奇说不知道武术到底是什么”。[14]
何永成指出，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标识，武术表征着厚重的“中国性”，但在日益加剧的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强势话语逐渐实现了对武术的“混化认同”，武术也突显出某种程度的主动趋附，导致武术的国际化发展陷入丧失民族“话语权”的尴尬境地。这一切主要体现在指涉系统的“延异”、价值内涵的“脱域”及经济话语的“殖民”三个方面。在“世界性系统”的空间中，武术在面对强势文化支配时应采取“抗衡”的文化策略。基于此，在传统武术“回归”的路途中，我们要进行深刻的审视与反思，以求在夯实文化根基的同时做到吸收融通，从而实现生生不已、异化同构。[15]
王湧涛等指出，中国武术的西方化改造，可以说是对自己文化的无情割舍与抛弃，最终竞技武术成了没有文化内涵支撑的外壳、西方体育的“半成品”。竞技武术以变异的技术体系和畸形的文化形态走进了西方人的视线中。这种为了迎合西方体育文化而以摒弃传统文化为代价的削足适履式的改革，不仅未能博得西方人的青睐，反而将西方人和国人推入不解的迷圈。中国武术为进入奥运会而模仿西方体育的游戏规则及文化精神禀赋进行的竞技化改造的失败，无不证明以西方文化语境为标准和价值参照系将导致东方体育在西方意识形态所规定的舞台上的“失语”，即“话语权的缺失”。中国武术因此患上了文化失语症，自己没有话语体系，一旦离开了西方话语，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规则也乱了方寸。[16]
王岗等指出，近代以来，在西方强势文化的裹挟之下，西方体育严重挤压了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存发展空间，以武术为代表的民族传统体育陷入了西方强势文化的“沼泽地”之中，以至于中国武术的发展未能摆脱西方强势文化的示范性和主导性的牵引，导致中国武术的发展走进了一个文化模仿的时代。[17]关于武术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关系，他们认为，武术与奥林匹克运动由于其文化根源和文化品格上的巨大差异，呈现出“以反求正”和“以正求正”两种截然相反的本质区别，进而导致两者之间不可兼容。因此，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奢谈武术与奥林匹克运动的融合只能是一厢情愿。[18]
刘祖辉从文化自觉的视角对武术异化体系进行论述，他认为在西方文化话语的时代，武术的发展偏离了其传统文化的土壤，在不自觉状态下发生了异化现象，当今武术异化已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武术异化是一个由表及里的长期过程，不仅包括技术、传承、评价等文化异化层面，而且还包含人的形体、心理等人的异化层面。[19]
高守清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西方体育的不断渗透和扩张的过程中，渐渐地成为文化传统被“封存”，不少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竞赛模式是效仿西方竞技体育的。在开发传统体育项目方面，没有围绕民族传统体育“体育的、传统的、民族的”三方面的内涵进行创新，而只是在竞赛体制和程序化上选择了西方体育的程式，淡化了自身的民族特色及个性，出现了与传统武术“打练结合”渐行渐远的现象。[20]
综上所述，对于中国武术现代化的异化现象，目前学术界持有不同的观点，尚未形成定论。从上述学者对中国武术异化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他们大多认为中国武术不断地被外来体育形式所同化从而产生了异化。中国武术逐渐脱离了武术的本质——“技击”，出现了与武术相背离的现象。从中国武术的发展及传播视角来看，受西方体育文化的影响，武术的现代化成为“金牌至上”的奴隶，而忽视了传统武术的真善美精神。研究中国武术现代化的异化现象，有利于审视与反思武术自身的文化内涵，对实现中国武术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及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