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道现代化转型在文化层面的应激与转变
（一）日本武道文化现代化转型初期武士阶级价值取向的转变
1.从“学习传统”走向“认知现代”
日本以清政府为前车之鉴，主动走上“认知现代”的道路。日本武道现代化转型的催化剂是现代西方文化的强势崛起，但是让日本武士阶级的思想动向发生转变的触媒，是曾经作为日本人“心之故乡”的中国。早期日本以“尊崇中国”为主，学习儒家传统文化，以达到促进礼制社会形成的目的。
1862年，日本官方正式派遣官船“千岁丸”来华进行商贸考察，随行的武士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敏锐的观察力，胸怀求知识于世界以助日本国富民强的大志，其中的高杉晋作、中牟田仓之助、五代才助等人都是日本明治维新改革派的有志之士，他们以这次访华为契机，通过实地考察中国社会，在学习交流的同时，总结清政府失败的教训，在此基础上探索日本现代化发展的方略。这种在文化交流与学习过程中总结和吸取经验教训的做法，加速了日本武士倒幕维新思想的形成，推动了日本明治维新的进程。在这样的背景下，向来注重以强国为师的日本，逐渐舍弃了对“文化母国”的崇拜心理，将日本文化现代化转型的价值取向转到学习现代西方强势文化的轨道上来。幕末武士阶级的这种价值取向的转变，为日本武道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必然与西方体育文化交融的基调。
2.从“全盘西化”到“和魂洋才”
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对西方制度、文化等的学习全面展开，学习西方的目标和方向十分明确，西方文明成果带给日本科技文明与思想开化的同时，也使日本陷入了传统遗失、全盘西化的误区，日本传统文化因此受到严重打压，复兴传统迫在眉睫，日本政界和武士阶级经过反思与商讨后，提出了具有和洋折中特质的“和魂洋才”思想，它实际上是日本旧有的武术伦理观点，经过筛选和转化，适应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需要。“和魂洋才”是日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生动体现，间接反映了日本武士阶级从“以西化为主旨”回归到“忠君爱国、忠孝一体”的传统价值取向。以“和魂洋才”的理念和模式来指导日本武道对西方体育文化的吸收，成为促进日本武道现代化转型的催化剂。
（二）现代体育观的形成促使日本武道现代化转型进一步发展
民众如果不能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及对科学技术认识的加深而培育出自己的体育意识或思想的话，那么从民间产生的形成现代体育的能量及现代体育创造性发展的能力就会变弱。由此可见，日本武道的现代化转型属于“后发外发式”更新，取决于国民的体育意识，因此日本民众的体育观就成为影响日本武道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因素之一。
1.福泽谕吉“独立精神”与“体育目的论”的奠基
福泽谕吉（1835—1901年）是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其体育思想对日本武道现代化转型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他主要出版了《文明论概略》和《劝学篇》两本著作，提出“一身独立则一国独立”的思想，提倡个人独立自主的国民精神，间接地表明了在应对西方体育文化冲击时，建立具有自主性的“日本精神”的重要性，为日本武道的发展指出了一条用本国武道文化来应对西方体育文化的冲击，并保持日本武道特有性质的道路。
福泽谕吉强调了日本武道对教育的重要意义，他提出：“将作为练兵的运动，诸如剑、枪、柔术、体操、乘马、远足等吾辈所见之方法，设为学校教育的一科，乃最有效的方法。”福泽谕吉所倡导的“独立精神”的思想与嘉纳治五郎现代柔道体育化的理念不谋而合，是现代日本武道改革的思想源泉，也是日本武道现代化转型的思想源泉。
2.嘉纳治五郎三育主义下的柔道改革
1873年，任职于日本教育系统的美国人马里向日本政府申请创设“学监申报”，提出身体锻炼方法与保健知识应通过教育手段传达，这一思想对日本学校教育方针产生了深刻影响。1876年以后，在各种各样的书籍版本中就出现了今天的智育、德育、体育三育主义思想。其中，英国人Subensa的著作Education Intellectual Moral and Physical（1879年被译为日语）极大地影响了嘉纳治五郎，触发了他将传统武术转变成体育运动的构想。[3]随后他便提出运用西方力学原理对柔术技术进行说明：“传统教习柔术的老师不以阐述柔术技术原理为主，这是由于前辈不是基于现代科学理论进行传授的，而讲道馆的柔道几乎是基于科学原理进行解释和练习的。”即柔道理论其实是用科学原理对柔术中那些晦涩难懂的部分重新解释构建起来的。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嘉纳治五郎是立足于现代科学原理来区分柔术与柔道的，体现了柔道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传统柔术的一种延续，而柔道理论（包括体育法和修心法）则是与传统柔术的“决裂”，这便是其具有独到意义之处，它实现了与日本近代学校三育主义（德育、智育、体育）教育原理的结合。这种在西方三育主义理念影响下产生的柔道理论是日本武道现代化转型的“拐点”，它使日本武道在理论基础上实质性地完成了与西方外来文化的对抗融合，柔道自身蕴含的西方科学主义精神是日本武道现代化转型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