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年级法学专业本科生法治观念自我评价

（二）不同年级法学专业本科生法治观念自我评价

单纯从受访法学专业本科生不同年级学生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数据统计来看（由于大四学生过少，在此不做评价），对自身法律意识状况做自我肯定评价的学生占比从大一到大三总体上变化不大，但其中自我评价“非常强”的有效百分比逐年级提升，自我评价“强”和“一般”的有效百分比在三个年级之间变化不明显，自我评价“比较差”的有效百分比逐年级下降（大三、大四学生此项有效百分比甚至降为零）。所以，从受访法学专业本科生的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数据看，总体上随着年级的提高，自我肯定评价的占比有所提高。但是从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看，这一状况相较于合格乃至优秀的法律职业者应有的法律意识水平而言，还有较大距离。

单纯从本表数据看，一方面，只有一半学生对法律“非常有用，不可替代，而且应该成为首选”选项做了肯定选择，也就意味着有一半学生没能基于法治思维和法治理念对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中法律地位和作用做出正确选择，甚至也有一定数量学生漠视法律的地位与作用；另一方面，对于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中法律地位和作用理解与认知，四个年级学生尽管有一定幅度的结构性不同，但总体上没有明显的进步和提高。这一状况凸显出法学专业学生在系统接受法学理论、法律知识教育过程中，还必须有效培养和训练法治思维、增强和提高法治理念。

将上述数据进行汇总，形成以下图表：

考虑到受访法学专业本科生中大三、大四学生过少，其统计数据参考意义有限，从本表数据所反映出的受访学生对一般意义上法律七项主要作用理解与认知，不同年级对每一项具体法律作用选择的有效百分比差异不大，总体上，大二学生对七项法律主要作用选择有效百分比相对于大一学生而言有所下降，但在大三学生中再次回归到与大一学生相当水平。受访大四学生基本不具有考察意义，但是至少从中看不出有相对显著提升的可能。所以单纯从受访学生数据统计看，能否同样由此得出结论：从大一到大四，受访法学专业学生对一般意义上法律主要作用的理解和认知在总体上没有明显积极性变化？

另外，将本表数据与前述非法学专业本科生关于法律主要作用理解与认知的年级统计数据进行比较，两组学生对具体法律作用选择的有效百分比在平均值上居然几乎相同（非法学学生总体平均值为81.91%，法学专业学生总体平均值为81.80%）。两组数据中分别按每一年级在七项具体法律作用选择上的有效百分比，以及每一项具体法律作用的不同年级学生选择的有效百分比进行平均值计算，尽管两组数值存在结构性差别，但每项平均值之间差距幅度也很有限。尽管可能由于受访法学专业学生中大一新生居多的缘故，但是统计数据表明两组学生在这一问题的理解与认知上并没有反映出法学专业学生应有的优势水平。

总体上，从受访本科生法治观念自我评价年级比较看，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并没有因为年级增高而有应有的提升，其间甚至有不同程度的小幅下降，而关于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中法律地位和作用的整体认知，前三个年级差别不大，大四学生有非常有限的幅度提升，对于七项法律主要作用的认知水平，四个年级之间也几无差异，这说明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法治观念及其自我评价在年级之间没有出现应有的进步性差异。受访法学专业本科生，主要因为总量偏少、大一学生居多，所以总体状况与受访非法学专业本科生相似，尽管情况稍好，但也远未达到作为未来法律职业者应有的相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