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权利认知

（一）自我权利认知

受访法学专业本科生中，只有48.3%的同学表示“很清楚自己的基本权利”，15.7%的同学懂得“法无禁止即自由”这一权利推定规则，总体上有64.0%的同学有正确的个人权利认知。而32.6%的同学只是“跟着感觉走”或者跟随道德指引，更多同学可能出于习惯来认识和享用权利，甚至还有3.4%的同学极端任性，缺乏具体的权利认知。尽管这一数据可以证明受访法学专业学生对于权利的明确认知水平要明显高于受访非法学专业学生，但是作为未来法律职业者的法学专业学生，仍有较高比例受访学生对权利缺乏正确而具体的认知，甚至“不知道，但无所谓，想咋干就咋干”选项有效百分比高达3.4%，几乎是受访非法学专业学生该选项有效百分比的一倍，即使考虑到受访非法学专业学生总量偏少、低年级居多这一重要因素，但这一数据结构也是令人不愿看到的。

从“您对自身法律意识状况如何总体评价”与“您很明确知道自己有哪些权利吗”两者交叉统计数据看，受访法学专业本科生中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的四个不同群体学生，“严格根据‘法无禁止即自由’推定自己的权利范围”与“认真学习过宪法，很清楚自己的基本权利”两个选项的有效百分比，也基本反映出受访主体法律意识状态与其对于权利正确认知之间的内在关联：受访主体越是能够正确认知权利内容与范围，其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也相对较高。但是，将本数据表与受访非法学专业学生该数据表相对照可以看出，受访法学专业学生在权利整体认知上相对而言有更加明显的“分化”现象：一方面，受访法学专业学生总体上较受访非法学专业学生对权利有更好认知，另一方面，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非常强”学生的权利认知水平反而低于自我评价“强”学生，而自我评价“比较差”群体学生对于权利的认知水平，受访法学专业学生反而比受访非法学专业学生要明显低了一些。

尽管91.6%的受访法学专业本科生能够正确理解权利与义务之间一般关系，或者说，绝大多数受访非法学专业同学能够正确理解权利和义务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但还有5.1%的同学完全不了解权利和义务之间联系，再加上3.4%的同学有绝对权利倾向，所以有近8.5%的同学不能从权利义务相辅相成角度正确认识权利和义务之间的一般关系。

同样“令人费解”的是，“您对自身法律意识状况如何总体评价”与“您如何理解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的关系”交叉统计数据表明，受访法学专业学生不仅在总体上，而且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非常强”以及“强”“一般”和“比较差”四个群体学生，各自“权利和义务相一致，享受权利就要承担义务，承担义务是为了享受权利”选项有效百分比均低于受访非法学专业学生。同时，受访法学专业学生中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非常强”学生该选项有效百分比最低。另外，受访法学专业学生“权利越多越好，义务越少越好”选项的有效百分比，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比较差”和“非常强”两个群体学生均明显高于另外两个群体，这不仅类似于受访非法学专业学生，而且该选项有效百分比远远高于后者。

尽管相关统计数据只有参考意义，但这一交叉统计数据及其与受访非法学专业学生的对照，还是能够提醒我们要特别注意，作为未来法律职业者的法学专业学生中有一定比例学生存在明显极端权利倾向。

统计数据表明，受访法学专业学生“主动学习过《教育法》《高等教育法》”选项有效百分比虽然高于受访非法学专业学生，但也只有31.5%。同时，“您对自身法律意识状况如何总体评价”“您主动学习过《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吗”交叉统计数据表明，受访法学专业学生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水平与其有否主动学习过《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之间同样显示高度正相关。总体上，三分之二以上受访非法学专业学生表示并没有主动学习了解与自身权利密切相关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基本法律。

将上述数据进行汇总，形成以下图表：

受访法学专业本科学生，对《教育法》所列举的“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使用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等权利表示已经明知的占比总体上较高，有效百分比均在83.0%以上，而“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这一救济性权利的知晓学生比例相对低了近5个百分点甚至更多，有效百分比仅为78.1%，“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这一兜底性条款的选择最少，有效百分比为70.8%，也就意味着至少有五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的受访学生对受教育者一些具体权利并不明知。总体上好于受访非法学专业本科生，但作为法学专业学生来说，这显然更不理想。

将上述数据进行汇总，形成以下图表：

“您主动学习过《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吗”与“您之前已经明确知道的，受法律确认和保护的受教育者权利有哪些”交叉统计数据也表明，表示已经主动学习过《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学生中，除个别权利条款外，对《教育法》所列举受教育者具体权利已经明知的学生占比也同样反而普遍低于承认之前没有主动学习过《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的学生的有效百分比。所以，就受访法学专业本科生来说，实际上已经主动学习过《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的学生可能更少，就其对于受教育者主要权利的认知情况看，学生对于具体权利的认知总体上同样需要进一步提升。

将上述数据汇总，形成以下图表：

将“您对自身法律意识状况如何总体评价”与“您之前已经明确知道的，受法律确认和保护的受教育者权利有哪些”交叉统计数据表明，一方面，受访法学专业学生中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非常强”“强”以及“一般”三个群体学生，分别对五项具体受教育者权利的认可度及其平均值均高于受访非法学专业学生；另一方面，对《教育法》所列举的五个方面受教育者具体权利（包括兜底性条款）表示已经明知的受访学生中，受访法学专业学生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强”和“一般”两个群体，每一项具体权利的有效百分比也比较接近，而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比较差”这一群体学生，除个别权利选项有效百分比最高外，其他四项权利有效百分比也均低于自我评价“强”和“一般”的两个群体。然而，相较于其他三个群体而言，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非常强”的这一受访法学专业学生群体，五项权利的有效百分比同样没有呈现出理论上应有的结构状态（在四个群体中，两项位列第二，三项位列第三，平均值位列第三），而且总体上与受访非法学专业学生比较相似。这一数据也再次说明，受访法学专业学生法律意识状况的自我评价，同样总体缺乏足够理性认知的支持，也可说明受访学生对于受教育者五项具体权利的认知也并没有受到自身法律意识状况直接积极影响。

受访法学专业学生中，“全面学习过，而且很重视其中有关规定对本人在校学习和生活过程中所提供的保护和提出的要求”选项有效百分比虽高于受访非法学专业学生，但只有30.3%，“学校组织过《学生手册》考试，其中有相关内容，但考试后就不再关心”选项有效百分比也比较高，为56.7%，甚至还有12.9%受访法学专业本科生选择了“从没关心和在意过，也不知道有这一部门规章”。对与自身权益密切相关的教育部41号令，仅有不到三分之一学生有良好认知并给予高度重视，接近六成学生虽然因为学校组织学习和考试对此有所了解但并未予以必要重视，另外12.9%的学生则对此完全漠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同样表明，大部分受访法学专业本科生缺乏明确而具体的相关规则意识和义务观念。

将“您对自身法律意识状况如何总体评价”与“您系统学习过《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41号）吗”进行交叉统计，数据也充分表明受访法学专业学生中，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高低与其对教育部41号令的认知与重视程度同样直接相关：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非常强”“强”“一般”与“比较差”的四个受访群体学生，“全面学习过，而且很重视其中有关规定对本人在校学习和生活过程中所提供的保护和提出的要求”选项有效百分比依次降低（然而，即使是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非常强”群体学生该项有效百分比也只有56.0%）；“学校组织过《学生手册》考试，其中有相关内容，但考试后就不再关心”选项有效百分比则依次升高；“从没关心和在意过，也不知道有这一部门规章”选项有效百分比，后三个群体之间非常接近，而自我评价“非常强”部分学生该项有效百分比反倒最高。

将上述数据进行汇总，形成以下图表：

就教育部41号令中与大学生直接相关的权利、义务性规定的认知评测数据表明，受访法学专业本科生对“除商业和旅游类校（院）系科（专业）可举办实习商店外，学生个人不得从事经商活动”“校园内禁止张贴大、小字报”“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在学校进行宗教活动” 等义务性要求，选择已经认知的有效百分比均未超过60.0%，分别为32.6%、53.9%、56.7%；“学校有权依法劝阻或制止未经批准的游行、示威等活动”“学生社团邀请校外人员到学校进行社会政治和学

将上述数据进行汇总，形成以下图表：

本表数据表明，受访法学专业学生自我表明的对教育部41号令的认知和重视程度，与其对该令中具体相关权利和义务性规定认知程度，总体上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性，但不如受访非法学专业相关数据那么明显。而且，总体上看，“全面学习过，而且很重视其中有关规定对本人在校学习和生活过程中所提供的保护和提出的要求”群体学生，六项权利义务规定有效百分比的平均值（62.33%）本身不算高，甚至还低于“学校组织过《学生手册》考试，其中有相关内容，但考试后就不再关心”群体学生有效百分比平均值（64.18%），比“从没关心和在意过，也不知道有这一部门规章”群体学生有效百分比平均值（54.33%）只高了8个百分点；就六项具体权利义务性规定各自有效百分比看，“全面学习过，而且很重视其中有关规定对本人在校学习和生活过程中所提供的保护和提出的要求”群体学生，有三项义务规定的有效百分比低于“学校组织过《学生手册》考试，其中有相关内容，但考试后就不再关心”群体学生；“从没关心和在意过，也不知道有这一部门规章”群体学生，有两项义务性规定有效百分比还高于“学校组织过《学生手册》考试，其中有相关内容，但考试后就不再关心”群体学生。这也进一步说明，受访法学专业学生对教育部41号令中相关权利和义务性规定认知程度并不高，而且相关内容的学习、教育效果同样非常不理想。

将上述数据进行汇总，形成以下图表：

本组交叉统计数据表明，受访法学专业学生中，除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非常强”群体外的其他三个群体学生，对于教育部第41号令中六项权利义务性规定的认知只是呈现出总体上的相关性：自我评价“强”“一般”和“比较差”三个群体分别对于六个选项有效百分比的平均值依次下降。而就六项具体权利义务性规定的各个有效百分比来看，只有“除商业和旅游类校（院）系科（专业）可举办实习商店外，学生个人不得从事经商活动”选项的四个有效百分比是依次下降的，其余五个选项中，自我评价“非常强”群体学生有四个项的有效百分比并非最高，甚至其中还有个别最低；而自我评价“强”和“一般”两个群体学生在六个选项的有效百分比中各有高低。另外，无论是六个选项的四个群体学生有效百分比平均值，还是四个群体的六个选项有效百分比平均值都不高，前者最高值和最低值分别为75.83、35.43，后者最高值和最低值分别为65.33、49.98。这充分说明受访学生实际上对于教育部第41号令缺乏足够认知，普遍缺乏对其中权利义务性规定等内容的学习和理解，进而有效说明受访法学专业学生相关权利认知等权利意识水平有待提高。

59.0%的受访法学专业同学选择“坚决抵制山寨产品，支持正版”，只是稍高于受访非法学专业学生该项有效百分比，而且仍然有37.6%的同学承认“偶尔因为贪便宜也购买山寨产品”，甚至3.4%的同学表示因为山寨产品“价格低廉”而“乐意购买”（这也高于受访非法学专业学生）。41.0%的受访法学专业同学并没有选择充分尊重他人知识产权，这也同样从一个侧面表明他们在权利认知方面同样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

“您对自身法律意识状况如何总体评价”与“您如何看待‘山寨产品’”交叉统计数据表明，受访学生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的高低，与其是否购买“山寨产品”所表现出的对待他人知识产权尊重程度之间呈现出完全的正相关状态：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的“非常强”“强”“一般”和“比较差”的四个群体，“坚决抵制山寨产品，支持正版”选项有效百分比依次下降；“尽量使用正版，偶尔因为贪便宜也购买山寨产品”选项有效百分比则依次上升；自我评价“比较差”群体学生“价格低廉，我乐意购买”选项有效百分比则最高。

77.5%的受访法学专业学生选择了“坚决反对”人肉搜索，但同时还有16.9%的同学选择了放任，甚至也有5.6%的同学选择了“很支持”，也就意味着受访法学专业学生中也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同学没能很好理解并充分尊重他人隐私权等权利，而支持和放任的理由主要还是缘于对待违法犯罪行为的“报复”理念，由此反映出受访学生在权利意识方面存在错误观念。

与受访非法学专业学生相关交叉统计数据非常相似，受访法学专业学生“您对自身法律意识状况如何总体评价”与“ 对于‘人肉搜索’，您怎么看”交叉统计数据表明，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强”“一般”和“比较差”的三个受访学生群体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水平，与其对“人肉搜索”认识与评价的合法性、合理性程度之间，总体上呈现出正相关状态：三个群体“坚决反对，因为那是侵犯他人隐私的违法行为”选项有效百分比依次下降。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非常强”的受访学生群体，“坚决反对，因为那是侵犯他人隐私的违法行为”选项有效百分比最低，“很支持，让违法犯罪无处可逃”选项有效百分比高达32.0%，占受访法学专业学生中选择该选项学生的80.0%。尽管受访法学专业学生总量偏少、低年级居多，统计数据只是具有参考意义，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那些自认为法律意识“非常强”的同学事实上并不一定拥有科学、正确的法律意识与法治观念，本组数据充分显示其“报应型法”理念比较普遍。要将持如此错误法理念的法学专业学生培养成为优秀的法律职业者，无疑需要在权利认知等方面有效加强教育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