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律常识的了解与认知

（一）对法律常识的了解与认知

有高达96%的受访非法学专业学生从道德和法律上否定了“不当得利”行为，其中82.2%的同学能够从行为法律性质角度评析拒绝归还拾得物的行为。但是，仍然有4.0%的同学没能形成非法占有他人合法财物的道德是非观，更是缺乏相应的法律认知，就作为青年大学生而言，这也是我们不可放任和忽视的。

“您对自身法律意识状况如何总体评价”与“拾得他人财物据为己有并拒绝所有权人的索要，您怎么看”交叉统计数据表明，受访非法学专业学生对于拒绝归还拾得物行为的理解与认知水平，与其自身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高低之间只是呈现出有限的相关性：“不仅仅不道德，还属于不当得利，达到一定金额就构成违法”选项有效百分比，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 “强”“一般”两个群体学生之间非常接近，前者反而稍低；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非常强”“比较差”两个群体学生之间也非常接近，而且前者在四个群体中处于最低位。“占人便宜，很不道德”选项有效百分比，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 “强”“一般”两个群体学生之间比较接近，然而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非常强”群体学生处于最低位、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比较差”群体学生则处于最高位。分别从法律和道德上否定“不当得利”行为的这两个选项有效百分比之和，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 “强”“一般”和“比较差”三个群体学生之间比较接近，而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非常强”群体学生则最低而且有明显差距。不仅如此，“很正常，捡到他人财物很幸运也理所当然归自己”选项有效百分比，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非常强”群体学生则遥遥领先于其他三个群体学生。总体上看，就对“不当得利”行为的理解和认知水平而言，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强”和“一般”两群体学生之间差别不大，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比较差”群体学生相对稍微有些差距，而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非常强”群体学生则处于最低位并有明显差距。由此足以说明，尽管有较高比例学生从道德和法律上否定了“不当得利”行为，但是整体上看这背后实际上缺乏正确法律意识的有效支持，其判断更多基于一种“习惯”或者“自觉”以及内心“正义”等道德价值取向。

作为国家法制宣传日，应当是一个普遍知晓的问题，但遗憾的是正确回答率为79.5%，仍然有五分之一受访非法学专业本科学生回答错误。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家法制宣传日期间相关法制宣传活动不够有效，但同样能够说明作为青年大学生对国家法治建设缺乏应有的关注和必要热情。

“您对自身法律意识状况如何总体评价”与“我国的法制宣传日是哪一天”交叉统计数据表明，受访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的高低，与其对于国家法制宣传日的具体认知之间也没有显现出正相关关系：“12月4日”这一正确选项有效百分比，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非常强”“强”“一般”和“比较差”四个群体学生之间比较接近，从高到低依次是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一般”“强”“非常强”和“比较差”四个群体。这也说明，受访非法学专业本科生对于国家法制宣传日的认知状况，并非建立在自身法律意识这一理性自觉基础之上。

本组数据表明，受访非法学专业本科生中主动关注国家立法以及重大司法执法案例的占比只有14.5%，除学科专业以及相应知识结构等因素外，学生对国家法治建设实践的积极主动认知还普遍缺乏兴趣和热情。

“您对自身法律意识状况如何总体评价”与“您平时是否关心国家立法活动以及重大司法执法案例”交叉统计数据表明，受访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高低，与其对于国家立法以及重大司法执法案例关注的主动性程度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密切关注”选项有效百分比，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非常强”“强”“一般”和“比较差”四个群体学生依次降低。这充分说明学生法律意识状况将会直接影响自身对于国家立法活动以及重大司法执法案例的关注程度。因而，有效增强法律意识、引导学生积极关注国家立法活动以及重大司法执法案例，应当成为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法律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两者之间可以形成良性互动。

面向非法学专业本科学生，“我国最高国家立法机构是？”这一问题回答正确率为81.5%，接近五分之一的同学不仅对我国中央国家机构以及我们的政党制度等缺乏基本的认知，对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当然也不够了解，足见仍有一定比例学生缺乏基本的宪法认知，宪法教育可谓任重道远。

“您对自身法律意识状况如何总体评价”与“我国最高国家立法机构是？”交叉统计数据表明，受访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高低，与其对于我国最高国家立法模式机构的认知程度之间没有显现出应有的相关性：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强”“一般”和“比较差”的回答正确率依次下降，但差距不大，而且法律意识状况自我评价“非常强”的回答正确率则是最低。这进一步说明，受访非法学专业本科生对于我国最高国家立法机构的认知，也同样缺乏内在法律意识的理性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