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年级非法学专业学生自我权利认知水平

（一）不同年级非法学专业学生自我权利认知水平

“您的年级”与“您很明确知道自己有哪些权利吗”交叉统计数据表明，受访非法学专业学生中，不同年级群体学生之间对于一般性权利认知的理解与认知水平没有明显差异：一方面，“严格根据‘法无禁止即自由’推定自己的权利范围”等五个选项的有效百分比，四个年级学生之间均较接近，相差幅度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四个年级学生“严格根据‘法无禁止即自由’推定自己的权利范围”等五个选项的有效百分比结构状态，也非常相似，“认真学习过宪法，很清楚自己的基本权利”“跟着感觉走，大概知道一些自己的权利”“不清楚权利内容，但凭良心做人做事，不侵害他人”三个选项有效百分比，在四个年级中均较接近，也都成为每个年级学生的主要选项。这应该可以说明，非法学专业本科生在校四年期间对于一般性权利的自我认知，总体上变化很小，整体上更多凭借道德自觉来认识和把握自身一般性权利，相关学习与教育对其自我法律权利具体认知水平提升的贡献非常有限。

“您的年级”与“您如何理解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的关系”交叉统计数据表明，受访非法学专业本科生中，不同年级学生对于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之间一般关系的理解与认知水平差别不大：“享受权利就要承担义务，承担义务是为了享受权利”这一正确选项的有效百分比，大二、大三和大四三个年级学生之间非常接近，大一学生稍高一点但相差幅度较小；“权利和义务不相干，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这一割裂权利义务之间联系选项的有效百分比，大二、大三和大四三个年级学生之间比较接近，大一学生相对较低；“权利越多越好，义务越少越好”这一绝对权利倾向选项的有效百分比，大二、大三学生相对较高，大一学生相对较低，四个年级之间差距不大。总体上，大一学生对于权利义务关系的理解与认知水平稍好于高年级学生，高年级学生之间差距很小。这也可以说明，非法学专业本科生对于权利义务一般性关系的理解与把握，总体上主要还是基于上大学前的学习与教育认知，大学四年在校期间不仅没有显著进步与提升，甚至在进入高年级后有一定幅度的“退步”。

将上述数据进行汇总，形成以下图表：

交叉统计数据表明，受访非法学专业本科生中，表示主动学习过《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这两部教育基本法律的，大一学生有效百分比最高（18.4%），大二学生最低（11.0%），大三和大四学生非常接近（分别为16.7%、16.3%），而且四个年级之间，除了大二明显较低以外，差距不算太大。这一状态进而在不同年级学生分别对《教育法》所列举的五项受教育者权利的具体认知状态考察统计数据中得到进一步证明：总体上，四个年级学生分别对这六项具体权利表示已经明知的有效百分比，彼此之间比较接近，尤其是大一、大三和大四三个年级之间差距更小。但其中四个选项表示已经明知的有效百分比中，大二学生均处最低位，另外一个位列四个年级中第三位。基于这一数据结构状态可以说明，一方面，是否主动学习过《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与对《教育法》列举的受教育者具体权利认知状态之间是正相关的；另一方面，学生对于《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的学习及其相关内容的具体认知，可能更多缘于主体自觉，缺乏外部有效组织与支持。

就是否系统学习过《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41号）进行考察的年级比较数据统计看，受访非法学专业学生四个年级之间，对于教育部第41号令的一般性认知程度存在一定限度的差异：“学校组织过《学生手册》考试，其中有相关内容，但考试后就不再关心”选项有效百分比，四个年级之间非常接近，均占六成；“全面学习过，而且很重视其中有关规定对本人在校学习和生活过程中所提供的保护和提出的要求”选项有效百分比，大一学生最高，大四学生最低，而且前后差距明显，但大二和大三均居其中；“从没关心和在意过，也不知道有这一部门规章”选项有效百分比，总体上随着年级增高而扩大。总体判断，四个年级学生均有六成左右学生承认参与过内容学习及其考试，但考试后就不再予以关心；同时，随着年级增高，对教育部第41号令淡忘或者不在意的学生比例逐渐增多。这说明，学生在校期间相关方面对于这一直接关系学生学习与生活的重要部门规章宣传和教育还很不够。

将上述数据进行汇总，形成以下图表：

从对教育部第41号令中六项权利义务性规定内容认知情况考察的年级比较统计数据看，基本上可以印证前述数据所反映的学生对第41号令一般性认知程度的年级比较状态。总体而言，受访非法学专业学生对于第41号令中六项权利义务性规定内容的理解与认知情况，四个年级之间差别不大。相对而言，大一学生情况稍好，可能缘于新生入学后学校组织进行了包含有相关内容的学习与考试；大二学生在多个选项的有效百分比最低，可能缘于大二学生在思想上普遍有一定松懈。这也再次说明，后期的学校生活与学习过程中，比较缺乏有关教育部第41号令等内容的进一步宣传与教育。

从对待“山寨产品”态度以及由此反映的对他人知识产权尊重程度考察的年级比较数据看，受访非法学专业学生，随着年级的增高反而呈现明显“消极性”变化：“坚决抵制山寨产品，支持正版”选项有效百分比，大一、大二、大三和大四学生依次下降；“尽量使用正版，偶尔因为贪便宜也购买山寨产品”以及“价格低廉，我乐意购买”两个选项有效百分比，大一、大二、大三和大四学生则渐次提升，而且前后变化幅度比较明显。这也说明，受访非法学专业学生在大一期间还能基于之前的学习和教育，对待他人知识产权还能呈现较好积极态度，随后在校期间一方面缘于相关法律教育不充分，另一方面可能缘于受到社会环境影响以及自我趋利性意识增强等，学生对待“山寨产品”则似乎越来越“宽容”。

从对于“人肉搜索”的态度以及由此反映的对待他人隐私权尊重程度考察年级比较数据看，受访非法学专业学生四个年级之间总体状况比较接近，大一和大四学生相对而言情况稍好：“坚决反对，因为那是侵犯他人隐私的违法行为”选项有效百分比，大一和大四学生相对较高；“不了解，无所谓”选项有效百分比，大一、大二、大三和大四学生依次提升；“尽管这样不道德甚至违法，但是对那些咎由自取的人活该”和“很支持，让违法犯罪无处可逃”两个选项有效百分比，总体上大二和大三学生比较高。这也说明，就受访非法学专业大学生而言，在校期间由于缺乏相关法律知识学习与教育，他们对于他人隐私权等的认知与尊重水平并没有明显提高，尤其是在大二、大三期间相对更加“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