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年级非法学专业学生自我权利保护与救济能力

（二）不同年级非法学专业学生自我权利保护与救济能力

从对朋友间借款是否需要打借条的态度以及由此反映的自我权利积极保护能力考察的年级比较数据看，“‘亲兄弟、明算账’，应当写借条，这样可以避免和有效解决纠纷，更好保护朋友之间友谊”选项有效百分比，大一学生最高，其余三个年级学生比较接近；“好朋友之间应该相互帮助、相互信任，不需要写借条”选项有效百分比，大一学生最低，其余三个年级学生比较接近而且相对于大一学生而言有显著提升（翻了一倍）；“写不写都可以，钱也不算太多，无所谓”选项有效百分比，大一和大四学生接近而且较低，大二和大三学生接近而且相对于大一和大四学生而言也已翻倍；“作为亲密无间的朋友之间借钱写欠条，很伤感情，不够道德，所以不该写借条”选项有效百分比，大一学生最低，大二、大三和大四学生比较接近，而且相对于大一学生而言增加了2倍。总体上看，受访非法学专业学生在校期间，就朋友间借款是否要打借条的态度以及由此反映的自我权利积极保护意识并没有明显积极性变化，反倒是随着年级增高，同学之间相对更加在意朋友之间的“信任”和“感情”。这同样说明，非法学专业学生在校期间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与教育不够充分。

从就餐、购物后是否索要并保留发票以及由此反映的自我权利积极保护意识状态考察的年级比较统计数据看，受访非法学专业学生随着年级的增高而呈现出“消极”变化态势：“一定会”选项有效百分比，大一学生最高，大二学生最低，大三和大四有所回归但仍低于大一学生；“无所谓，偶尔索要并保留”选项有效百分比，大一和大四学生非常接近，大二和大三学生相对较高；“如果可以少付钱，宁可不要发票”和“从来不会”两个选项有效百分比，总体上，从大一到大四呈现明显走高趋势。这说明，受访非法学专业学生在校期间，由于相关法律知识学习与教育的缺失，在就餐、购物等消费活动中的自我权利积极保护意识不仅没有得到增强和提高，甚至因为“趋利性”增强等原因相对变得更加不能注意自我权利的积极保护与防范。

从自身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模式选择年级比较统计数据看，“尽量沟通协商解决，沟通协商无效情况下毫不犹豫地选择法律途径”“随时准备诉诸法律途径”两个选项有效百分比，总体上随着年级增高而呈现下降趋势：大一到大四两选项有效百分比小计分别为46.0%、37.9%、41.0%、31.9%；“首先沟通协商解决，同时积极寻求关系和资源支持，法律途径作为最后选项”选项有效百分比则呈现升高趋势：从大一到大四分别为52.9%、59.7%、55.1%、64.4%；“尽量忍气吞声，忍到忍无可忍的时候再寻求法律支持”选项有效百分比分别为0.5%、2.1%、3.4%、2.2%；“按自己的方式‘武力解决’”及“其他”两个选项的有效百分比基本稳定（大四学生因绝对量过低，作为相对量的有效百分比则没有太大参考意义）。总体而言，随着学生年级的增高，非法学专业本科学生在自身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模式选择上，并没有呈现出积极的、进步性变化，选择法律支持的相对减少，而寻求“关系和资源支持”以及选择“忍气吞声”的相对增多。这可以说明，学生在校期间由于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与教育不够充分，其自我权利保护意识增强与救济能力提升受到局限。

从购买到过期食品或者其他假冒伪劣商品时会如何处理以及由此所反映的自我权利保护与救济能力的年级比较统计数据看，受访非法学专业本科生随着年级的增高，尽管“向有关部门举报”选项有效百分比依次下降，但“坚决找商家理论，要求退还并索赔”选项有效百分比总体呈上升态势，而两选项有效百分比的小计则是大一最高，大二、大三和大四渐次升高但幅度很小（从大一到大四分别为80.1%、71.1%、72.6%、74.1%）；与此同时，选择“自认倒霉”、放弃权利主张的有效百分比总体上也有所升高。所以，总体而言，受访非法学专业本科生在购买到过期食品或者其他假冒伪劣商品的时候，所采取的相应措施以及由此反映出的自我权利保护意识与救济能力，并没有随着年级的增高而显现出积极性的变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退步”态势。这也可以说明，学生在校期间由于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与教育不够充分，其自我权利保护意识增强与救济能力提升同样受到局限。

面对不公正法律裁决时做出的选择以及由此反映出的自我权利保护与救济能力年级比较统计数据表明，受访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整体上在四个年级之间呈现出波动并随着年级增高有一定程度的消极性变化：从大一到大四，“寻求律师等专业人士帮助，按法律程序捍卫公正”选项有效百分比波动变化并在大四处于最低；“通过上访，寻求上级党委或者有关国家机关的支持”选项有效百分比大一、大二持平，大三、大四分别有小幅度下降；“忍气吞声，‘胳膊拧不过大腿’，息事宁人”选项尽管大四较大三有小幅回落，但总体上呈上升态势；“拒绝执行不公正的裁决”选项尽管从大一到大三依次下降，但大四相对大幅反弹并位居最高；“设法对抗，绝不执行，甚至报复做出不公正裁决的司法执法人员”从大一到大四波动性变化，但呈上升态势，而且大四相对高位明显。这也说明，面对不公正法律裁决的时候，受访非法学专业本科生并没有表现出随着年级增高而更加理性，甚至非理性的处理方式选择呈现升高态势。同样证明，非法学专业本科生在校期间可能因为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与教育缺失，其自我权利保护意识与救济能力也难以得到全面提高。

就非法学专业本科生对法律援助制度的了解情况看，从大一到大四四个年级之间，“知道且了解，懂得获取法律援助的条件和渠道”选项有效百分比有波动但总体下降，“只是听说过，不懂得具体怎样获取法律援助”选项有效百分比也有波动但总体升高，两者之和在四个年级之间基本相当；“完全不清楚”选项有效百分比有波动但变化幅度不大。总体而言，可能因为国家及社会对于法律援助制度的广泛宣传，非法学专业本科生随着年级的增高，对此项制度建设的一般性认知（“只是听说过”）占比呈现增高趋势，但对其具体了解占比并未增多。这同样难以说明四个年级的非法学专业本科生在对于法律援助制度的认知与了解并没有随着年级的增高而呈现积极性变化，当然也难以由此支持自身权利保护与救济能力提升。

从受访非法学专业学生的权利意识状况年级比较数据看，四个年级学生的权利认知水平，以及自我权利保护与救济能力，总体上比较接近，但在相关具体法律制度认知以及有关法律问题的处理方式选择等方面，存在一定幅度的结构性差异，甚至随着年级增高，对教育部第41号令淡忘或者不在意的学生比例逐渐增多，对待“山寨产品”态度以及由此反映的对他人知识产权尊重程度明显“消极性”变化，自我权利保护意识与救济能力，并没有随着年级的增高而显现出明显的积极性变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退步”态势。总体上普遍缺乏积极、主动的权利保护意识与能力，高年级学生更加讲求“义气”和“情面”，甚至更加“意气”和“非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