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偷“考”官
有一年，省委副书记郑培民的家，竟蒙受了一次小偷的“考验”。
两个小偷，一高一矮，撬门进入没有装防盗门的郑家。他俩心想：这人是省委副书记，位高权重，家里没有百万也得有几十万。但是，他俩把所有的抽屉倒出来，连柜子里的衣服也全都抖出来捏过了，却没找到什么值钱的东西。
这时，高个子小偷怀疑起来：“兄弟，我们是不是走错了门，这不是省委书记的家？”矮个子小偷道：“没有错，我打听了四五个人，都说这就是郑培民的家。”高个子小偷说：“那怎么找不到钱？连点金银首饰都没有？”矮个子小偷道：“不要着急，慢慢找，我就不相信一个共产党的省委副书记家里没有点货，一定是他藏得很隐蔽。”于是，两个小偷又细细地翻了一遍，甚至把桌底、椅背、顶棚、洗衣机、电冰箱都找了，最后只找到4000元现金和两条香烟。他俩不甘心，还想继续翻。这时，女主人回来了，两个小偷不得不跳窗逃走。
几个月后，盗窃案告破，小偷的交代与郑家报案的数字，完全吻合。而那4000元钱，还是郑培民女儿出差后尚未来得及归还的公款。
比起普通百姓，领导干部会更多地面对诱惑和考验。在领导岗位上要真正做到坚持操守，承受考验，就要比常人更严格要求自己。
郑培民的秘书王武一直保存着一个记账本，上面记录的都是郑培民多年的稿费、劳务费以及别人送的一些红包和礼金。这些红包和礼金，郑培民退不掉的，都交公了。
除了秘书手中的账本，为了约束自己，郑培民还在家里为自己备了一本廉政情况记录本。2000年7月他记载：“婉拒某某同志为感谢我而送的两块瑞士手表……”2001年9月他记载：“某某同志欲送礼金用信封封着，临离开时放在抽屉里，我主动拿出，几次反复，严词厉色才说服他收回，大约有万元。”
对于下级单位送的礼物，郑培民从来是能拒就拒，自己拒不了就让秘书去退。
集邮，可说是郑培民唯一的爱好。就是这个爱好，他也绝对保密，生怕有人投其所好。
无论是调离湘潭还是调离湘西，不喜张扬的郑培民总是挑选在早晨未上班之时悄悄离去，而且事先不告诉周围人，他不想惊扰大家，也怕可能送来的人情礼。
郑培民记日记的习惯是大学时养成的。走上领导岗位后，这个一日三省其身的习惯细分为备忘录、工作笔记和日记。他收到的每一笔稿费，数额、收到的时间及发放单位都在工作笔记上有详细记录，稿费的出路只有一个：交秘书登记收存。
这是郑培民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工作时的一段日记：“这次回湘潭度春节，我谢绝了办公室派车送我的盛情，同时谢绝了办公室要为我报销路费的好意。坚持自费返家，往返火车票近80元，自己掏腰包。有人讲我太死板，我想，宁肯自己吃亏，对自己严格要求，是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当自觉做到的。”
还有一段日记：“在吉首给两个孩子分别订做了一件羽绒上衣，这是我给孩子们买东西中最大的一次，计247.61元。不占企业的一点便宜。”
从20世纪80年代起，郑培民就先后担任市委书记、自治州委书记、副省长、省委副书记，又曾长期分管全省农业、文教、政法和党群工作，可谓位高权重。但他总强调：“情浓钱淡，永葆清白。”“君子之交淡如水。”
郑培民偶尔也会收下极少的一部分礼物，但送礼物者必须符合两个前提：一是极为熟识的亲友，如同亲人一般的老部下、老同事；二是正常的人情往来，而不是有事求他而送礼。
有一年春节，郑培民十几年前的老秘书去看他，送的礼物是一篓水果和两桶瓜子，他高兴地收下了，但转身又拎出两瓶酒给老秘书，价值远高于送来的东西：“把这个拿去！”
“对待身外之物，要铁石心肠。”郑培民写得清楚，做得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