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萨巴图拉的手
迈克·萨巴图拉的手
现在是1994年秋天一个明媚的星期一早上。我坐在麦迪逊大道上的一家咖啡店。小说写完了（虽然还要做一些小改动），我在这儿准备坐上那把诊椅。我说过，上一次去牙医诊所是在五年之前。已不再如此。在更新的现实中，我是在五天前上牙医诊所的。而现在我又回来了。二十分钟之后，在我身上将要发生非常可怕的事。
第一次去牙医诊所需要勇气：理论上，我仍旧可以掉头走开。第二次，我所需要就是吃苦的精神。因为我已无选择。
我小的时候，所有这一切才刚刚露出苗头，我盼望着长大。只要长大了，我就会勇敢起来——不可避免地必然地勇敢起来。勇气自然会降临在我身上：我躲都躲不开。瞧瞧那些大人，我说。大人不会因为他们晚些时候要去看牙，早上就拒绝起床，他们不会在午餐时间躲在厕所里哭，他们不会回家告诉妈妈他们去看过牙医了，而事实上并没有——事实上，他们是在街上无助地游走着，被神秘的意志的挫败、勇气的挫败弄得神思恍惚。年岁会带来勇气；年岁会给我信心。然而，这并没有发生。我四十岁的时候，就停止看牙医了。现在我四十五岁。
第一次上迈克·萨巴图拉的诊所是在上个星期三早上八点。我的名字被叫到了，我就走了进去。迈克·萨巴图拉的握手：规整得像是医务上的共济会握手礼。牙医的手：手之温度，手之力度，手之神一般的洁净。两个漂亮的年轻女人，光泽的棕色皮肤穿着粉红的工作服，围着我们摆动。我不需要再次邀请，就躺在了诊椅上。语句很容易地成形了。很多年来，我一直在脑海中写这些句子。
“我在这儿可没什么好事，但对你也不是什么好事。你得看我口腔里面。我的下排牙齿只是非常坏，但我的上排牙齿……我有一只牙桥，从这只耳朵到另一只耳朵。牙桥还在那儿，我只能说是靠着习惯。整个麻烦都是遗传的，还加上早年护理不够。我母亲的牙还好，但牙龈很坏。我父亲的牙龈还好，但牙齿很坏。而我有很坏的牙齿和很坏的牙龈。”
“我们来看一下。”
“坚强一点。”我说，然后把嘴张得大大的。
半个小时后，米莉帮我脱下为了照一连排X光的铅背心。我在照X光的时候，在受到束缚的时候，总是会想到表妹露西；我发现自己在教堂的时候，也总是会想到她……我等在候诊室里。早上九点还不到，别的深受牙齿之苦的人正在聚集起来。为什么来呢？很可能是局部的震颤和波动，而不是构造性的变化。米莉朝我招手，我被带入另一间屋子，兆头不祥。那间屋子更暗更静，还是叫做“坏消息之屋”更合适吧。迈克·萨巴图拉正站立着俯身看着一张X光片。迈克是个大个子敦实的男人，脸上多肉，表情多变丰富得几乎像卡通里的人物。他说话的时候，晃着脑袋，把嘴唇嘬起来，又把眼睛鼓出来。这是一张会戏剧化地表达好消息和坏消息的脸，训练了好多年——会说，一方面，这样，另一方面，那样。不过，我这一病例都不用测试他的保留节目。今天，没有另一方面的说法。
“上面的都坏透了。下面的也不好。看。”
我们盯着X光片上月面般的景观。下颌骨上有“病变”：下巴上方有黑色的隆起。我学到了这可能是下列三种情况之一：癌症肿瘤；有一个很长名字的肿瘤，割了还会再长；肿瘤，但可以控制也算常见。不管怎样，都得取出来。好几个月，好几个月以来，我感觉到那儿有什么新的奇怪的东西：压力、动作、占据……
“上面的都坏透了。任一顿饭你都有可能手里捧着牙齿。它们星期一都得拔掉。你没有选择。”
这之间的周末，我们在伊莎贝尔家人在长岛的大宅子度过，和她哥哥即画家卡约·丰塞卡一道。以前还有一个弟弟，另一个画家：布鲁诺。但布鲁诺死了，就在六月，在这儿。他母亲伊丽莎白对我说：“我想到他，仍旧不觉得他死了。我想：他回到巴塞罗那去了。我反正从来也见不到他，”她耸耸肩加了一句。“他在巴塞罗那！”布鲁诺是理想中的爱人，总是会邀请壁花共舞。现在他的骨灰随着大海流淌。最后一次我见到他时，他就像艾略特笔下的基督，一个有着无尽的温柔、无尽的磨难的生灵。在黑魆魆的底楼房间里，周围家用护理的机器闪着暗沉沉的亮光，我坐在那儿读书给他听。他喜欢我的嗓音，有时候会要求我读一次书，但离开我嘴唇的每一个段落都像是对他的状态诗意而不祥的评论。下面摘自博尔赫斯的《环形废墟》：
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谁也没有看到他上岸，谁也没有看到那条竹扎的小划子沉入神圣的沼泽。但是几天后，谁都知道这个沉默寡言的人来自南方，他的家乡是河上游无数村落中的一个……引导他到这里来的目的虽然异乎寻常，但并非不能实现。他要梦见一个人：要毫发不爽地梦见那人，使之成为现实……有一刻，他想跳进水里躲避，随即又想到死亡是来结束他的晚年，替他解脱辛劳的。他朝火焰走去。火焰没有吞噬他的皮肉，而是不烫不灼地抚慰他，淹没了他。他宽慰地、惭愧地、害怕地知道他自己也是一个幻影，另一个人梦中的幻影。
下面一段出自卡夫卡的《饥饿的艺术家》：
这是他最后的几句话，但在他那瞳孔已经扩散的眼睛里，流露着虽然不再是骄傲、却仍然是坚定的信念：他还要继续饿下去。
“好，归置归置吧。”管事说。于是人们把饥饿艺术家连同烂草一起给埋了。而笼子里换上了一只小豹，即使感觉最迟钝的人看到了弃置了如此长时间的笼子里，这只凶猛的野兽不停地蹦来跳去，他也会切切实实地感到如释重负。小豹什么也不缺。看守们无需多想就会替它送来爱吃的食料；它似乎都没有想念曾经的自由；它那高贵的身躯，应有尽有，好像连自由都跟随左右——好像就藏在牙齿中的某个地方。它生命的欢乐是随着它喉咙发出如此强烈的吼声而产生，以致观众感到对它的欢乐很受不了。
或许是布鲁诺的例子支撑了我对事情大小比例的看法，但整整那个周末，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镇静自若”。这一陈词滥调其实非常形象生动（一如其他许许多多的陈词滥调：比如“喜不自禁”）。我感觉被造了型，塑了形——自我意识很强又像瘫痪了一般；然而我终究还是镇静的。我镇静自若地走在海滩上。我镇静自若地打了网球。我镇静自若地观望着大雁聚集起来准备南飞。我镇静自若抽了烟喝了酒吃了安定片。我镇静自若地刷了牙齿。当然，只刷了下面一排，因为上排的会在星期一早上十点之前出现在垃圾桶里。刷牙以前是我生命中的一大部分。十五年保持的卫生规则意味着我花了差不多八千个小时来清理我的牙齿：牙签、冲牙器、牙间刷、牙线、电动牙刷。我刷牙的时候打开电视，我看到了什么呢？牙齿移植的广告。瞧瞧它们：一口咬下胡萝卜和苹果，吃玉米棒的样子让你想到击打电动打字机，撕咬完鸡腿像亨利八世一样地往肩后扔去——还有亲吻。有力的亲吻。“这些以前能做到，现在也能做到。请致电88—牙医”……这个广告让人觉得这些人突然又被重新允许参加一场宴会了——一场群欢极乐的大宴席，长生不老，喜悦无尽。从被拒之门外的痛苦转变为现在如此的快乐，我发现自己的眼里流出了泪水。随后我意识到，这些人不过是演员，原本就一直有着一口好牙。
这是我生命中身体经历的高潮。或者更恰当地说，是第三场的高潮。接下来会是第四场（按惯俗，这一场挺安静的）。接着是第五场。两个星期前，我从《情报》书稿的最后几页中直起身来，走进卫生间，看着一张包含着三四处牙痛的脸，它像老式电视似的鼓胀着。我大声说道：“你还没准备好。这大计划不管用了。你还没准备好。”但我准备好了，至少心理上准备好了。大计划一直都是这样的：坚持到你不能再坚持了为止。坚持到你再不能熬下去为止。坚持到任何一事都可以更轻松地来承受为止。这个计划挺烂的。好的计划应该是继续去看牙医。这个计划挺烂的，但有阵子还是管用的。我对无意识的敬佩不断增长着。我的无意识对这个计划可能也挺不以为然的，但它根据这个计划调整工作，做好准备。真的，有意识的那部分可以让自己休整一下。大型的工作都是由无意识来完成的。无意识干了所有活。
我很镇静，我这么宣称的，但大雁不镇静。它们把屋后的整片田野变成了美国机场的出发楼——虽说任何一个美国人，任何一个人，看到大厅忙碌到这个地步，都会转身回去坐出租车，无可奈何又如释重负地重新调整行程。大雁们兴奋不已，情绪高涨，欣喜若狂地交流着。对它们来说，不需要办登机手续也不需要安排座位。它们或摆出群情激昂的三角阵或摆出激动颤抖的大方阵。它们的精力因迫切的期盼而愈加充沛，却不带一丝的急躁。它们会选择什么时候离开，不需要从机场控制塔发出的出发许可。它们的时间快到了。我的时间也快到了。我也要去另一个地方……随后，是的，这一刻：它们离开了，不是一整团儿的，而是削果皮似的形成一长条的队组，像成排的子弹、成排的炮火射发，形成一片刀刃可以形成的各种形状：剑尖，箭头，或齐整平滑或呈锯齿状。在每个雁阵的顶端，领头雁雄武有力又细腻敏锐，俯冲腾飞，穿过上升的热气流——飞向博卡拉顿(1)，飞向特塞拉岛(2)，飞向圣克鲁斯(3)，飞向巴塞罗那。
鸟儿们是不是吉利的好兆头（英语中的“吉兆”来自拉丁文，意即用鸟类的飞行来占卜）？明天将是我所认识的嘴的终结之日，按着这条思路想，还有些安慰。我的嘴干了坏事，得受点惩罚。我的嘴有几样坏习惯——它喝酒，抽烟，还骂人。就像亨伯特·亨伯特的双手，我的嘴给太多的人造成太多的伤害。它撒过谎，发过虚假的誓。不真诚地、不谨慎地、不节制地亲吻过别人……在那次聚会上，我第一次和拉莫娜·西尔交流了几句低语，相互间的吸引是如此迅速，我们就消失在无人的阴影处，当我又出现在亮光处时，我的女友(4)哭了起来。“你怎么了？”我故作清白地问道——用的就是我那张嘴，上面厚厚地盖着层口红。（这是我能与父亲较量的少数几件事之一。他在情事上的鲁莽乱来，我们后面会看到，经常接近病态了。）……我的嘴说得太多。就在一个星期前，我的嘴让一场《纽约客》在伦敦卡普里斯饭店举行的宴席变了味，因为它和萨曼·拉什迪作了下面的“交流”：
“你喜欢贝克特的作品，是吧？你喜欢贝克特的作品。”
萨曼早先已经明确了他确实喜欢贝克特的作品，他没有回答。
“好吧，背几句给我听听。哦，我知道了，你背不出来。”
没有回应：只有极厚的眼皮对着我。一个没有准备的萨曼得花理查·阿维顿(5)一整个摄影棚的灯光和反射装置来打出这个表情。可还是比不过这一刻若有个路过的侍者拿傻瓜相机照出的效果。谁也没吭声。连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也没吭声。而我是真的讨厌贝克特的作品：每个句子对我的耳朵都是一次伤害。于是，我说道，
“那好吧，让我来背给你听。你只需要最大的丑陋和许多的否定。‘不会无物永不。’‘也不无处无物是无。’‘无之无物永不。’”
这下我感觉到我身上的父亲（还有我们这一群人在宴席上喝下去的二百来杯的葡萄酒），我决定集中刺激挑衅一下。这时，萨曼看起来就像透过百叶帘朝外看的猎鹰。
“不也不再不永不无否不”
“你想到外面去干一架吗？”
夜晚到此结束。(6)我的嘴不知道什么该停。而明天，就可以替它解决这一问题了。它没什么选择。
上个周末，每一顿饭都是难受的历险。每一次上排牙碰到下排牙的时候，它们都会经历一种电荷斥力，让我的脑袋猛烈摇晃一下。有时候我咀嚼的时候，整排上牙会颤抖挪移起来，发出有弹力的嘣的一声。就像拐弯时打了方向灯，拐到某个点时，方向灯会自行调整停止闪动，但灯杆却不干，按着自己的意愿继续抖索着。
我想念儿子们。
隧道
麦迪逊大街的星期一早上。我面前咖啡桌上：我的笔记本，一杯忧心忡忡的卡布基诺。我正与我的上颚道别，但我的上颚可不会为了任何形式的临行款待而感谢我。可能来个意大利蒜味香肠潜艇三明治吧，或者牛排汉堡。吃上一个再上路吧。另外一件我不愿用牙的事是咬牙关。咬牙关的事我都已经干过了，实在太疼了。下个钟头不足挂齿：我要顺风顺水扬帆直航。怎么做到呢？因为我可以直视我的灵魂，看见了勇气、力量、简简单单的英雄气概——那是一个吃了一大堆安定的男人所拥有的。(7)噢，让别人的笔来琢磨恐惧的症状吧。不过……不过，更深入的那一刻，躲也躲不开。真是那样儿，我在向我自己告别呢。此后的我，就不一样了。不一样在哪儿，我说不清。但不一样了：主命题换了。
我看了看手表。再抿了一口咖啡，在马路上再抽一根烟，一边小心翼翼地吮着一颗薄荷糖。我把东西收拾起来。正朝店门走去的时候，一个瘦削的年轻人从我眼角的余光处冒了出来，声音发颤地问道，
“你是马丁·艾米斯吗？”
“是的，”我答道。随即想到，很快这在严格意义上就不算正确了。
“非常喜欢你的作品。保持下去！”
“谢谢你！”
要是他面前正打开着这本书的话，咖啡店里那位高贵的读者这下就知道我差一点就要瘫倒在他的臂膀里。不过他做了他该做的：他做了他该做的，帮我站直了没倒下去。在意义重大的电梯里——那是我的起航控制板（请按写着“巴塞罗那”的按键），我告诉自己说：“是的，还有那件事呢：写作。我不是歌剧演唱家、长号演奏家，也不是演员。我的写作不需要我的嘴。而我的那一部分，我最好的那一部分——那不会改变。吃喝会改变，微笑会改变，讲话会改变，接吻会改变，但写作不会改变……”我们到了：十五楼……抱着我走吧，泰迪，就像你抱着我走过玩具市场。(8)
“再见了。”我不出声地说道，一边很快爬上模制的躺椅。
米莉站在一旁，拿着辅助工具。迈克·萨巴图拉穿着工作服的肩膀弯着，专注地做着手中的事。先是皮下注射的扭动和刺戳带来的酸痛感，一次接着一次（十二次，还是十五次？），直到我的眼睛里似乎都溢满了注射物。下一步，迈克·萨巴图拉拿出马蹄形的深度牙托，开始用强力胶粘上。我们等着该固化的东西固化，该液化的东西液化的时候，出现了一阵子文明的暂停。
再见了。再见了。这就道过别了。你恨过我。我恨过你。我爱过你。远走了。留下吧！再见。我爱你，我恨你，我爱你，我恨你。再见了。
这下牙托顶着我的上颚，迈克·萨巴图拉的手伸了下来，拔拉了起来。在带着节律的咯吱咯吱声中，有些松开了，有些屏住了。我的右手食指抬了起来，指着右边的犬牙：它决不放弃其创造痛苦的才华，殊死一战。又连着注射了三次。米莉站得很近，举着牙科冲洗器、真空清洁器，一张戴着口罩的脸。继续地裂山崩式地拧拉、扯拔——让人浑然忘我地割裂碎断。
“等等。你的牙齿还在。”
我控制不住我的舌头，它跳起来接住了晃悠着的牙桥。有什么东西轻轻地落在了上面——是一块拔断的牙根——又滋溜一下往旁边滑了下去。迈克·萨巴图拉带着香味的双手这下使出决定性的力量。拔掉了——剩下的那段血淋淋的牙根很快从我的视线中取走了，就像是产房里发生的可怕的不幸事故。
我清晰地坚定地说道，
“我发现自己可以说话了。”
这下（终于）本作者提议邀请读者进入卫生间。迈克·萨巴图拉的手刚拍了一下我的背，而我仍旧沉浸在米莉棕色的温柔注视中，那充满忧伤的关心，但一边我已经滑一下趔趄一下地走过诊疗室，经过前台，穿过走廊。那儿，有一面镜子等着我。我把身后的门锁上，在黑暗中站立着。会是怎么样的呢？像多萝西·华兹华斯(9)那样的，好比是夹坚果的钳子？还是艾尔伯特·斯特普托(10)软塌塌压瘪的下巴？还是一下子长了好几岁？我打开了灯。
这几年，卫生间的镜子已经让我习惯了凸面的种种奇观。没有任何迹象——没有疼痛，凸面也会出现。去赴晚宴的时候，我会进卫生间梳一下头发，迎面遇上一张奇形怪状的土豆脸。对凸面我已经再熟悉不过了。不过，这下是凹面。还不算太离谱：脸还没有完全塌陷。我看起来下巴瘦削而突出，一副蠢样，像是有反颌（反的上颌在哪儿？）。我背了一遍字母表：除了“f”（这个字母我太需要了(11)）都说得出来。我说话的时候，看起来也还好。上唇下垂而沉重——那是因为几十年都不张嘴微笑。不过，这一刻我把嘴张到最大程度。清醒的意识和认识瞬时就发生了。
我认为作家是三者合一：文学的附身，天真无邪者，凡夫俗子。好吧，这一想法完全是凡夫俗子的。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见到我所见到的；但每个见到我所见到的人，都会这么想……四五年前，我无意中听到我母亲对一个老朋友说，“哦，我的都已经没了。”随后非常直白地加了一句：“我知道我死的时候是什么模样了。”
我还没到这个地步。我的下排牙尽管也没什么指望，受到过损坏，随时会出现问题，但到底还在。但在它们上方出现的新空间里，怎么也不会认错的是一片黑暗，一个空洞，一条一路通向我灭亡的隧道。
(1)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城市。
(2) 葡萄牙的火山岛，位于大西洋海域。
(3)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中北部太平洋沿岸的城市。
(4) 我第二部小说的题献人，朱莉·卡瓦纳。对不起，朱莉，我仍旧欠你那封信。——原文注
(5) 理查·阿维顿（1923—2004），美国时尚及肖像摄影师。
(6) 我们没有出去干一架。第二天下午（那天早上，萨曼和我很快就在电话上和解了），我在帕丁顿体育俱乐部,同两个朋友斯蒂夫和克里斯一起在竞猜游戏机上玩。屏幕上出现了这个问题：谁写了《老魔怪》？多重选项为：A：金斯利·艾米斯；B：威廉·戈尔丁；C：萨曼·拉什迪。按了A之后，我指着C说：“昨天晚上我和他吵了一架。他要我出去和他干一架。”斯蒂夫说：“真的？那我希望你带他出去，把他狠狠揍一顿。”得了得了，我说，接着说平日在辩论的话题，虽然用的词要比和乔治·斯坦纳（在这个问题上，他不可理喻，转不过弯来）辩论的时候口语得多。“这是什么？‘纳税人的钱’？”（E.M.福斯特说过，“女人和孩子”是让［英格兰］男人不得理智的一组词，现在这是纳税人的钱）。“那钱花得很值。要不然，你会看到你的祖国为了一大帮包着头巾的家伙栽跟斗……”我注意到了克里斯：他的沉默无声，他的屹立不动。他肌肉紧张得前倾蹲伏着，震惊地盯了我一眼。这位自我奋斗成功的大腕，前全国柔道冠军，曾经被夜总会雇佣的壮汉：一整块巨大的肌肉。好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寻求克里斯和拉什迪的邀请之间的最优解，告诉他放弃一成不变的回答，换个同他智商相称的答案。我认为我几近成功。不过，他当时说的是：“让你出去干一架？我希望他奶奶的让我出去干一架。”——原文注
乔治·斯坦纳（1929—2020）,文学评论家，作家。
E.M.福斯特一说引自其小说《印度之行》。
(7) 忠告。在起床时吃上一个几乎能致命的剂量，这不消说了。此外，在前一夜也吃上一个几乎能致命的剂量。这样，麻木覆盖在麻木上，你就和现实隔着两重的距离了。——原文注
(8) 出自詹姆斯·乔伊斯《芬尼根守灵夜》中的最后一段。
(9) 诗人华兹华斯的妹妹，不到四十就失去了所有的牙齿。
(10) 英国电视连续剧《斯特普托父子》中的角色。斯特普托是个肮脏的收垃圾的老头。
(11) 指英语中以“f”开头的骂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