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和爱情之二
女人和爱情之二
1970年：从1970年开始，什么都开始不对劲了。摘自1991年写给罗伯特·康奎斯特的一封信：
我继续高高兴兴地过着日子，从来没有看过那个包一眼。离上次看过到去年十一月已经有八年了，简直难以相信……她离开后，我心碎了好几个月，现在想来，觉得不可思议。我想要她回来，还就此想了一首诗——你要他妈的不在意我提一下的话。现在我希望这事发生在——好吧，我想要是发生在1970年就没事了。好吧，都是经历，虽说经历太多了，也是个遗憾。
这是处于修正状态中的金斯利（而且还是个相对比较温和的例子：在别处，他会更气壮如牛地无礼）。我想我现在理解了对那种修正的需要，虽然我纳闷父亲是不是真作过修正。而且，看到这些，至今都让我难受。1970年？肯定不对。但我怎么会知道呢？从好几层意义来讲，婚姻是个秘密，只有婚姻双方分享的秘密。反正等到了1976年春，这都写到了墙上。大宅子有一面墙，两位作家把文字用斜体大写字母写到了墙上。看来就在一个星期内，事情发生了变化。连最没好奇心的访客，将脑袋伸进前门十秒钟，就能告诉你金斯利·艾米斯和伊丽莎白·简·霍华德的婚姻已经无可救药了。
就感情的事——没有成功地走到一起，走到了一起再分手，结了婚再离——分配谁对几分错几分，我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兴趣，其中原因乍看之下可能明显不过，但事实不仅仅是那样。共生依存的关系，两人一体的组合，衰败而不能再持续下去，就是那样子……让一个爱母亲的人爱上令他父亲抛弃母亲的女人，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或许根本就不可能。因为那个女人让你对爱有了戒心：正是她在你心里培植了对爱的戒心。尽管可能是这样，但我已经非常接近爱简了。“我是你邪恶的继母，”婚礼之后，简对我说。她确实曾经是我“邪恶”的继母——但这就像是我的儿子路易斯告诉我（举个例子）他的“拉丁文邪乎得很”(1)。简曾经是我“邪乎”的继母：她慷慨大方，和蔼可亲，足智多谋；她挽救了我的学业，对此，我欠她的无法计数。有一个缺陷：在早期，她有时候会故意告诉我让我会看轻母亲的事，而我挥挥手让她走开，说，简，这只会事与愿违，让我看轻了你。于是，她努力改正这个小缺点，不会再提。我现在看到她时，会怨恨我们之间失去的那层联系——被法律取消而不是因感情消淡而失去的联系。作为艺术家的她，我也敬慕，一如过去。(2)敏锐且犀利的清醒意识：他俩的作品都具有。眼看着这一家开始分崩离析，我一直在想，要是他们可以抽离一点，如果他们可以把这些当做故事来写，那么他们肯定可以看清楚……不过，作家的笔端，较他们过的日子相比，要敏锐犀利得多。他们的小说展示了他们最出色的一面，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尽力地延展着，直至绷断。
发生了什么呢？金斯利·艾米斯的授权传记作者埃里克·雅各布斯就这个问题如此思考：“在这样的变动中，寻常的力量和神秘的力量同时在运作。艾米斯和简的婚姻走下坡路有点像这样：他俩关系的解体既寻常又神秘，在关系还在存续的过程中散了开来，就像一种艺术形式慢慢地毫无知觉地滑向了衰竭。”(3)嗯，说的不错。原因总是既直接又不那么直接，既寻常又不可复制。但我可以透露，真正让事态水落石出的是《傅满洲的面具》……金斯利跟我提过这件事。他说，整一天都因期盼这部卡洛夫(4)的经典之作（深夜电影）而不同往日，变得更有意义了。夜幕降临了；午夜的钟声敲过；等到电影放映时，乏味得不得了。(5)他一个人又坐了一个小时。他描写自己是处于“忧郁的恍惚中”。他的生活中一定缺失了什么，他归因于此。他断定缺失的是伦敦。他想离开那大宅子……所以说，如果《面具》还不错的话，这婚姻可能会被延长至少二十四个小时。结果是，婚姻又持续了五年。但事实上，当片尾字幕出现时，婚姻就已经结束了。
我注意到，男人确实会对周围的环境毫不留意（可能不包括地理位置）。女人却不是那样。一两年之后，我母亲会跟我说（当时她四处流浪不定）：“如果你是个女的，那么你就是你的家，你的家就是你。”根本不想搬离的简像是毫无异议地接受了金斯利的提议，这让我感到双重的吃惊。“不管你付出多少，”她告诉我，“如果这地方让你们俩其中一个不快乐，就不能继续住下去了。”我当时二十六岁。我心想：这就是成熟。这就是文明。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几乎是暴发性的二联性精神疾病……为了省点钱，简决定不用专业搬家公司的服务，全是她自己来搬。这不仅仅延长了搬家的痛苦，而且在体力消耗上大大加剧痛苦。家中的气氛很快就令人苦恼。搬家是从一部电影开始的；这儿上演了另一场电影：一部漫长的电影，有着冗长的题目，诸如：《搬家，非常显而易见地在搬家，虽然非常显而易见地一点都不想搬家，而丈夫在一边袖手旁观》。过了一阵子，我说，
“爸，现在这儿的情形太不正常了。你得坚持让搬家公司的人来。”
“她说我们付不起。”
“你从一个大宅子搬到另一处大宅子。搬个家的费用不过是其中的小零头而已。”
“她说我们付不起。”
“那就欠点债。”
“显然我们早已经债台高筑了。”
“那就筑得再高一点。”
我们陷入无语中，一边简迈着卡洛夫式（《弗兰肯斯坦》，1931）的步子，慢慢地走过楼厅，在满满的箱子的重压下叹着气。金斯利看起来像是成了残废：程度较轻的残废。他遭受着艾米斯家族的瘫痪。当然，让父亲“帮个手”，这从来没有任何问题。不管怎么说，这会让简潜意识中的目的实现不了，我只能得出结论这其中有着施虐受虐的倾向。1976年5月，金斯利·艾米斯不自在地向罗伯特·康奎斯特夸耀道：“到目前为止，我的主要工作是喝光快空了的酒瓶”（“诸如樱桃伏特加、黑月桂酒、茴香酒等这些可怕的货色”）。那一天晚些时候，父亲和我出门打算开车去“两个酿造师”酒吧。在院子里，简正努力地把一把扶手椅塞进备受摧残的小货车，再来回一趟伦敦……某个时候她一定是雇了些能使力气的帮工：我从来没见她搬过冰箱、双人床。反正好歹都搬完了。最后，艾米斯夫妇在汉普斯特德的一处宅子安顿了下来（保护建筑，独立屋，十八世纪，前后花园都有围墙），根基里堆聚了巨大的怨恨。而且情况会愈来愈糟。
前阵子我在看《姑娘二十》时，看到金斯利为哈德利林地的宅子营造的气氛，一直像是在坏死腐败，让我心生寒意。这部小说滑稽、悲伤而且不是一部自传性的小说。接下来我要引用的几句话在小说中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但我还是免不了把它们视作暗藏的不满的迹象(6)：“铺石的园子点缀着不是病恹恹就是枯死的小树”，挂在旧衣架上的旧外套，空了的酒瓶，“谷仓的昏暗”，“四处横着倒下的树杈的林荫道”，“长满杂草的小径原来堆积着两三寸厚的枯叶”，“温室的废址”，“装着枯萎的花束的瓶子”。再说，我该怎么来看“长毛桶”的命运呢？滑稽而撩人的萝丝·普卢什是她的原型。和《反死亡同盟》中的南希不一样，萝丝算是在《姑娘二十》中活了下来。小说以离婚和荒废结尾，叙述者（是个局外人，最后一次去了那幢屋子）见到那条狗也被卷入最后的动乱中，被这破碎家中的孩子给弄瘸了腿，“一条后腿贴了一道橡皮胶带，按着某个角度支棱着，她的后臀上绑着几条带子”。这一段，我又该如何来看？
我弯下了腰，摩挲着狗丝绒般的脑袋，觉得在我自己的人生和各种忧虑的正中央，像是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某种意味重大的事，某种无法挽救的事，像是我在数年前做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决定，只是到了现在才看到由此失去了多少。
《姑娘二十》出版于1971年（我的那本书上写着：“送给即将毕业的好家伙马丁。爱你的爸爸”）。《绿人》出版于1969年。所以《姑娘二十》的故事属于1970年。
这是《浪费》，发表于1973年：
那个寒冷的冬天的晚上
炉火点不起来，
一家子围在
阴沉的壁炉前
雨水浸透的木条
吐着水泡，冒着烟，嘶嘶地响
后来，别人都上楼
去了他们冰凉的床，
我也准备去了，
木条开始燃起了火焰
明丽的玫红蓝紫，
温暖了小小的壁炉。
现在孩子们都已经长大，
而屋子——不同的屋子——
在任何的时节都温暖没有寒意
那段记忆为什么还留着不走？
那是什么被“浪费”了？是什么一直被“浪费”了？显然不仅仅是火燃起来时的一阵暖意。“不同的屋子”：围绕这几个字的破折号，像是有点儿不屑，有点儿排斥。诗写的是反反复复出现的悲痛，在离婚的男方中普遍出现——对失去了的家庭觉得悲痛。不过，不仅仅如此，这儿的悲伤是失败主义的。这是在说，不值得这么悲痛呀。家庭割裂、家人痛苦的所有种种：那才是被浪费了的。
这阵子，我听到来自另一阵营一个颠覆性的声音，声称（并非毫无根据）1973年是金斯利被浪费了的一年。而且我在这些书页间也找到了一定的小主题——“两个酿造师”酒吧，樱桃伏特加、黑月桂酒、茴香酒——勉力想要挤进来。我们必定要回到那个话题上……这一节，我想要用父亲脸部的两幅图像来结束。中间隔了二十年，两帧图像看起来却一模一样。我知道两幅图片之间有什么关联，但不能确认。
第一幅图像。这是在哈德利林地宅子的图书室争执之后。我大概记得这场争执涉及三人：我也有点卷入其中，可能是因为站了队（不一定是站到了父亲这边）。争执算是了结了，过后是茫茫然不知所措的安静。金斯利拿眼角余光扫视简的一举一动，当她本能地向金斯利示好时，他反射性地举起手臂护着自己，退开身去。然后就轮到简又气又惊，不甘再示弱，像是在说，“瞧？瞧你和我是什么样子了吧？”我父亲的脸：孩子气的，微微有点皱着眉，恳求宽大处理、从轻发落，想要别人往好处来看事情。
第二幅图像。这是在斯旺西，我被打发上楼，长长的走廊的尽头是父亲逼仄的书房。我等着被父亲狠揍，至少是打几下。长长的走廊，黄褐色逼仄的书房面对着有个陡坡的后花园：那意味着我们还在格罗夫街24号，还没有往山上搬到格兰莫路。我犯下这些罪行的年龄小得令人难以置信，无地自容——至多拿了六先令九便士。我从母亲的手袋和外套口袋里偷钱和香烟，胆子越来越大。我知道算账的时候到了。那天早些时候，又害怕又嫌恶自己，我晕乎乎地把一把偷来的零钱藏在公交车站的长凳下——然后回了家。到了家，母亲告诉我去父亲的书房见他，去领一顿打……我记得走廊里的黑暗越来越浓。我敲了敲门（我们一向都敲门的）。他背对着我站在窗前。他转过身来——带着那张意味重大的脸。接下来发生的事留在深重的阴影中了，在记忆里荡然无存。我的脑袋里什么都不知道。过后，他说：“现在你想要做什么？”我说：“我想去睡觉。”那是夏日的晚上。街路上无数急匆匆的脚步声，人们相互呼唤着，带着在晚间的时刻里难以想象的轻快和希望……而挨的那一顿揍被抹去了的记忆：空白是如此的完美彻底，我有时候都怀疑是不是真的发生过。但要是没有发生，我会记得的。而且母亲告诉我，那天晚上他流了泪，而他每次打过我们都会流泪。(7)
他从书房的窗前转过身来。他的脸是四分之一侧面（这难道不应当是我的脸？）：孩子气的，微微有点皱着眉，恳求宽大处理、从轻发落，想要别人往好处来看事情。
虽说在小说中，要时时来些闪电战来攻击沉闷乏味的人事、抓不住重点的人、装模作样的人，这需要来一点暴力，锤子、火钳、刺刀、指节铜套、燃烧的木棍、密密匝匝的蚁冢、饿极了的鳄鱼（爸爸。嗯？如果有三个蚁冢两条鳄鱼……）、火器、迫击炮、喷火器（这一列表根本还不全），再加上常见的攻击（“罗尼站了差不多半分钟……思量着要不要跑上去，把曼斯菲尔德打上一顿，能不能借此来表达一下他对他的感受”），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金斯利是一个非常不愿施加暴力的人。他没有离开我母亲，他没有离开简。她们离开了他。离婚“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件极其暴力的事”。他最惧怕的是暴力升级。
疼痛时刻表
“我们还会有个舞会呢。”贝娄不断提着这事，当时还处在单调的海法会议的麻木中，都暂时被安顿在平安居所宾馆。这是官方指定的宾馆，被大大抬高了房价，大家都只好四下再找一家宾馆。我们最后确实参加了场舞会。还有一次晚宴。那次晚宴让我感受到一种活力，远远超越了所处的地理位置能够保证的刺激：耶路撒冷，一座没有客气套话的城市。现在看来，那天晚上的剧中人，像是特意带着不祥的心思安排的：我妻子和我，索尔和贾妮斯，艾伦·布鲁姆（政治哲学家），泰迪·科勒克（市长），还有罗斯柴尔德夫妇阿姆谢尔和安妮塔(8)。布鲁姆和我就核武器问题提着嗓门长长地争了一回,但各不怀恶意。(9)那天晚上，我小心翼翼地下了台阶。我很明白，无论争论的升级，还是军火清理的升级都深深地吸引着我。有一阵子，就像是白宫战情室的倒计数器，我站在边缘，望着深渊。但我爬了下来。有些时候礼貌要比世界末日更要紧。事实上，在以色列这些比我德高望重的长辈之间，我觉得身心舒畅，能住在城中的宾馆，我私下觉得很荣幸——在我看来，布鲁姆和贝娄夫妇住那儿才算是适得其所。布鲁姆的举止（不停地指望有点好玩的事），还有抽万宝路的那股贪婪劲儿，让我深受吸引。而索尔对布鲁姆的欣赏，我也深受感染。两人的友谊看起来令人愉快：这两个从《尤利西斯》里逃出来的逃亡者（布卢姆(10)，摩西·赫索格），开开心心地一道谋划着……泰迪·科勒克经常在上下一道菜时消失，等他再孔武有力地现身时，他已经在某处露了个脸或是打了某个电话，而他的城市不是平静了许多，就是多了点钱。罗斯柴尔德夫妇这一对年轻的夫妇——虽说年轻，都是我的老朋友了——也参与那方（在我看来）神秘的领域：权力和公共关系、馈赠捐款、无偿参加公益组织揭幕式这一些领域。“我是以色列的戴安娜王妃，”安妮塔半认真半开玩笑（婚前姓是吉尼斯）地说道：“我真的算得上。”她的丈夫阿姆谢尔在一旁看着，惯常的谦逊善良，惯常的体态优雅（还柔韧得很有趣），热辣的棕色眼睛。我们刚谈了什么？以色列。我要这夜晚一直继续下去。
第二天在平安居所宾馆，我给贝娄写了封短信。不好意思得无以复加。我想我和别人一样都明白作家总是在培育并保护一种“全神贯注”。正如他所说，“我们通常都是在等待，等着谁走开，让我们的生活继续下去（来打理一个小小的令人欲罢不能的花园）。”没有哪位作家对令人分心的事会抨击得如此动人（“发生在周围的一切并不能让我们置之度外”）；我再一次觉得自己在那儿就是一个来自傻瓜地狱的代表，这本身就令人分神。所以，再说一遍，我写给索尔的短信算是欲说还休。《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一书中，贝恩·克拉德说道，“在你的生命快近尾声的时候，”
你有一份类似疼痛时刻表的东西要填写——这份表格长得像是一份联邦文件，只不过这是你的疼痛时刻表。没完没了的分类。第一个类别源自身体本身——诸如风湿、胆结石、痛经。第二个类别，受到挫伤的虚荣、背叛、欺骗、不公。但最令人疼痛的莫过于爱。那么问题就是：既然如此，为什么每个人还在坚持？如果爱令他们千刀万剐，谁都能见到横尸遍野，为什么不想想明白，早早退场？
因此，在我的短信里，我询问了贝娄疼痛时间表的状态，(11)也提到我不想再由我往上添个名目，但他若碰巧——当然除非他……
他回了信。荒芜的热带景观，垃圾遍地——在耶路撒冷不知何从的风景中，我们在宾馆的阳台也可能是屋顶一起喝了下午茶（我加了牛奶，他加了柠檬片）。这是我们第一次完全不以职业身份见面。我有点儿希望当时随身带着我的职业工具：笔、笔记本、可以不信任地盯着看的录音机，颤抖的双手。(12)因为我一点不记得我们谈了些什么。不过我猜得出来。人们总说索尔·贝娄言如其文。在我看来，这不可能是对任何一位小说家精确的描写（想想要是这么说一位诗人，该有多么奇特可怕啊）。不过，和其他任何一位我认识的小说家相比，这么说他还不算太离谱。他说起话来，有着同行文一样的节奏习惯，一样的小心谨慎，还同样地愿意升华和发扬。(13)那天同他谈话，感觉和蜷着身子看《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差不了多少（那种与天才连接的感觉），而说这话并不意味着我完全是被动的接受。说到这，我们同文艺小说的某个定义非常的接近。那类流行小说，连最好的都是直扑你而来；你和流行小说之间没有对话。相反，同《赫索格》中的赫索格、《雨王汉德森》中的汉德森、《洪堡的礼物》中的洪堡，你会有一段对话（你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皱眉、点头、隐忍、阐发、反对、退让——然后是微笑，起先是强而为之的微笑，继而是心悦诚服的微笑。这就是在耶路撒冷屋顶上的情形。这也是昨晚上的情形（1999年7月18日）：隔着长远的时空，我坐在伦敦的某个厨房里，再读《只争朝夕》。
因此，在以色列，我有快乐相伴。而我不断地发现快乐总是掺和着浓烈的恐惧。这下你觉得快乐了吧（你心想），一架飞机会直冲你而来，砸在你的头顶。那年晚些时候，贝娄出版了《更多的人死于心碎》，我出版了《爱因斯坦的魔怪》，艾伦·布鲁姆出版了《美国思想的封闭》（1987）(14)。在所有这些丰沛的创作力中，我现在只能看到最终的灾难的冷笑。让我们往前七年。我是脱身最容易的，受了点因中年危机而产生的抽搐惊厥。然而艾伦·布鲁姆正因艾滋走向死亡。而圣马丁的那条红鲷鱼正啄食着一块珊瑚礁，将自己变成了一袋子的氰化物，准备好让贝娄夫妇进食。耶路撒冷那张饭桌上的其他人，泰迪·科勒克到那时已经败给利库德党；而他这一辈子的功课——这座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热腾腾地集聚了普世教会主义的城市，将会变得更为单一保守且依附传统。我最后一次见到的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是1996年在伦敦的一次聚会上。我们说了一会儿话，我向他讨教枪械知识，用于我那本有关自杀的小说《夜车》。三个月之后，他在巴黎一家旅店的房间里上吊自杀了。(15)
阿姆谢尔再不会回来，虽然在他的三个孩子身上依旧保留着他的存在。而别的人回来了。在死亡等候厅里度过了二十五天之后，索尔·贝娄回来了。之后他又会有一次回归。艾伦·布鲁姆“是”拉维尔斯坦。我用的是双引号，但我感觉很快就得去掉它们——还有其他一些关键的细节。当然啰，半文盲才会说哈罗德·斯基坡尔就是利·亨特(16)，鲁伯特·伯金就是D.H.劳伦斯(17)。当然啰，即使是按葫芦画瓢精确再现的人物也是“重新创作”，是变形再现；当然啰，自传体小说究竟还是虚构小说——是自主的创建，基于真人真事换个名字的小说是才华的最低级形式。我对贝娄小说的了解远远、远远胜过对他朋友的了解。不过，《拉维尔斯坦》一书几乎要让我认为了解他的朋友胜过了解他的小说。这部小说令人敬畏。这是起死回生的举动，书页间，布鲁姆继续活在世间。
转折点
“我想把罗伯写入一部小说。”金斯利说。
时间是1982年（简之后的年代）；地点是伦敦肯蒂什镇上某处街角逼仄、不规整的小房子的客厅。哥哥菲利普也在……我们新近有位同菲利普同名的访客：菲利普·拉金。约定的那个晚上我从车里出来，看到拉金家的菲利普和他的女朋友——有着男子气概的莫妮卡——正摸索着走在雷顿路上。他们刚去过罗德板球场看板球赛(18)，这下子稍稍有点迷路。他们看起来陪着小心，像是从乡下来的。拉金的样子让我想起他自贬的一句话（一条臆想的标题，来配一张让人遗憾的相片：是信仰治疗的大师，还是无信的超级骗子？）。我不想惊吓他们，从一侧慢慢地走近，顺利地将他们迎进了门。哥哥从客厅的另一侧走过来，拥抱了他的教父，这让我吃了一惊。拉金的回应也让我吃了一惊（因为我对他诗歌的了解胜过这些诗歌的作者）；这一举动恰好印证了金斯利曾经说过的一句话，那是1985年12月在赫尔举行的拉金葬礼：
任谁遇见他，都会在最初的几秒钟内意识到他全力待人的完美的礼貌：严肃凝重而又阳光般明亮温煦，随时准备对一点幽默一丝暖意作出回应。
当然，他和希拉里总是很高兴见到对方……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拉金。一段困难的时期将要落在这些在我们家出入的诗人身上。在你的过去，曾经出现这些诗人，这是多大一项奢华。约翰·贝杰曼(19)于1984年离世。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见过贝杰曼很多次：他是简和金斯利两人都喜欢的极少数几位朋友之一（对婚姻却有不祥之意）。金斯利·艾米斯后来写的一封信中提到了有关“贝奇”身后的一则传言，他令一位秘书哭了起来，又加了类似这样的一句话：人们会记得他是个和蔼可亲的好人，而真正的泰迪熊（金斯利·艾米斯）则会被记作不过是又一头老肥猪。我见过的贝杰曼，仅仅是喜欢聚会的贝杰曼（有一次夏日的午餐一直持续到夜黑），还有和蔼可亲的贝杰曼（无论什么时候来哈德利林地，甚至在后来，要是你正好不适，无论有多少台阶，他都坚持爬上来探望你）。
我说：“罗伯？”
“是啊。我想着把他放进一本书里。嗯，就是个小角色。”
“什么样的角色？”
“一个想做制片人的酒鬼。”
“罗伯从来没有想过做制片。他是助理导演。”
“就照后说的那样好了。他会介意吗？”
“我觉得他不会。我不会跟他说的。”
“我该管他叫什么呢？”
一阵静默。然后我哥哥开了口，
“叫他‘罗伯’。”
过了好一阵子后，1990年，金斯利出版了《住在山上的那些人》。次要人物中有一个想要成为电影制作人的酒鬼，叫做“罗伯”。但此罗伯并非彼罗伯。事实是，你不能把真人放入小说，因为设若小说是活生生的，必然会扭曲了他们，将他们拉扯得脱了形，来符合自身的设计。因此，《住在山上的那些人》大体上是关于善意的故事，而“罗伯”这一人物的主要一点是他对善意无动于衷，或是把别人对他的善意视作理所当然——这全然不像罗伯的德行。在这一方面，罗伯让我想起《印度之行》中的阿齐兹医生悲哀而令人困惑的话（这些话是被“沉重地”道出）：“菲尔丁先生，从来没有人能够意识到我们这些印度人所需要的善意，我们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有人给予善意时，我们是明白的。”对罗伯不经意间稍微给予一点慷慨的帮助，这本身就是一种回报，否则的话，我大概也不会这么做的……在1973年写的一篇题为《真实和虚构的人》(20)一文中，金斯利·艾米斯写道：“不管是叫做似是而非的说法还是陈词滥调，小说中的人物越接近真实的原型，在小说中越会显得乏味。”在1978年之前，我父亲和我对此观点一致。不过，把一个次要人物叫做“罗伯”，那只是金斯利和他儿子们继续那有趣的一刻。
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写出了我之前已经摘引过的一个句子：“唯有一次，出于懒惰或是衰退的想象力，我把真人搬到了纸上，写出了众人一致同意的我最糟糕的小说，《我喜欢在这儿》。”在我看来，金斯利·艾米斯最坏的小说，或者说最不好的小说是另类世界的奇幻小说《俄罗斯迷藏》（1980）(21)，差得不相上下的是大有问题的《杰依克的东西》（1978），然后在写作生涯最长的一次中断后，是超级有问题的《斯丹利和女人》（1984）。这段时期是个“climacteric”（转折点）——瞧瞧《牛津简明英语词典》是如何不留情面地定义这个词的：“a.构成危机的，关键的；（医）发生于四十五岁至六十岁间，生命力开始衰退。”金斯利的小说写作会恢复，而且成绩斐然。但从我这有利的角度看，他像是在艺术和生活间浮浮沉沉。《俄罗斯迷藏》是一本消沉忧伤的书。他没有力气远离自己的忧虑。而《杰依克的东西》和《斯丹利和女人》太接近疼痛时刻表了，几乎窒息。在金斯利身上，我感觉到失去的平静。他的生活刚经历一场暴风雨，怒海狂涛，剩了（半）条命，这很明显且有据可循。但他的作品发生了什么呢？如果我说这个问题也是同样的紧要，恐怕只有其他的作家才会相信我。
我看完《杰依克的东西》的那天，我去了汉普斯特德的屋子。简离开房间的时候，我说，
“那些有关性治疗的事，你真做了？”
对父亲的性生活，我有所了解。信息的来源之一是简。早在1975年，她就告诉我父亲在那方面越来越懈怠，虽说我并不是那么想知道。另一来源是《杰依克的东西》。
“没错！”
“天啊！那些专注生殖器的事、鸡巴上套着个圈上床的事？”
“没错！这是其中的一部分。”
“天啊！”
“唉，这种事上，你得表示一下意愿……”
“说是这样，但小说并没有表现出意愿，是不是？”
他又让我看到了那个表情。他像是成了残废：程度较轻的残废。简又回来了。我们换了话题。
在那些更为快乐的时光，两位作家是喝喝酒，向对方朗读自己劳作的成果来结束一天的工作的。这本《杰依克的东西》，我感觉他们不曾这么做过。而那本《斯丹利和女人》，他们肯定没有这么做过。
他是天黑就不能独自呆在屋子里的男人。我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但这次电话是在预料之中。哥哥一说这话，我即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马特。发生了。”
(1) 原文“wicked”在口语中有“精彩的”，“出色的”的意思。
(2) 在我看来，她和艾丽丝·默多克是那一代女作家中最有趣的。她既有直觉的感知，又有典雅的风格（就像穆里尔·斯帕克），眼光奇特又有诗意，敏锐且犀利的清醒意识……这一刻，我记起了后来在哈德利林地宅子里发生的事：金斯利后悔不迭又闷闷不乐地修改着简的一个短篇（这原本是为了收录在1975年出版的短篇集《错先生》中，这是她最好的作品之一）。他修改的是打字稿上一些语法错误，每一页上都有几个错误。后来我静心读这篇故事时，我觉得父亲可能是在吹毛求疵，或是自以为是，或是受了某些平行发展的势头的影响（他们俩早已对对方心怀不满）。但并非如此。所有的修订看起来都是认真谨慎的，也不过于拘泥规则。只有一处让我不快。有个描写近郊街道的句子，大致是这么说的：“所有的窗户都拉上了窗帘，像是（like）屋子在睡觉。”金斯利把“像是”划掉，插入了“正是”（“as of”）。我心想；你说的不错，但你把诗意给抹杀了，也坏了节奏。简是个自学成才的人（她为我的教育担心，或许是因为她所受的教育几乎都在家中，且少得可怜），听话地接受了这些指正——而且我记得都做了相应的修改。金斯利的表情说：我该怎么做才好？我不是不赞同他指出的，但我同情她，也同情他。他并没有让另一次婚姻决定这次婚姻。他有过两次婚姻。——原文注
穆里尔·斯帕克（Muriel Spark，1918—2006），苏格兰小说家、诗人和散文家。
(3) 早先我把雅各布斯的书称作“重复得难以理解”。上述的引用摘自313页。在314页，我们看到：“变化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简单的衰竭，就像一种流尽了能量的艺术形式。”到了315页，我们又读到：“衰竭扮演了它的角色，就像是一种文学形式流尽了能量。”而校稿人肯定也是同样重复得难以理解。见附录。——原文注
(4) 鲍里斯·卡洛夫（Boris Karloff，1887—1969），英国演员，以饰演弗兰肯斯坦的怪物一角色知名。
(5) 金斯利写到《杰依克的东西》（1978）第31页时，可能想着这一次的失望。在小说场景中，杰依克熬夜等着看“和恐怖会面：《黄铜魔像》”。“虽说背景音乐中的低音单簧管能有各种效果，而且在数量上的确实现了不少，但期待中的恐怖完全没有出现在事先安排的地点。”希区柯克的《惊魂记》可能让他受惊不小，但金斯利确实喜欢恐怖片，特别是老式的恐怖片（《面具》一片于1932年开始公映）。我喜欢他的文章《吸血鬼、弗兰肯斯坦及父子公司》，文中兴奋的语调，充满朝气而不故作勇猛：“那个缩小得令人难以相信的人经历了种种冒险，此外，我主要能想到的是《苍蝇》（1958）及其他续作。在这电影里，最急躁的嗡嗡大头苍蝇经过明显的设计，成了带人头的苍蝇和带苍蝇头的人，有着令人不快的举动和长相——尤其是那个人。”）（《简·奥斯丁的遭遇》）。——原文注
(6) 因为小说就是这样子的（还有别的特征）：不是你清醒人生的编年史，而是从你潜意识历史中流出的信息。这些信息在你意识的深处，而不是前端。最终我会非常清晰地明确这一点。——原文注
(7) 这样的情形极少发生。应当再加一句，金斯利在惩罚孩子们这事上，有时挺可怜挺差劲的。有一次聚会，就是这段时间前后，菲利普和我不断地下楼躲在家具后面，变得没法控制。最终金斯利拿了把梳子打我们，但手势很轻，等他下楼后，我们俩叽叽咕咕地为了这事笑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本来就已经闹疯了，我们故意把傻笑叫成了痛苦的嚎哭，而这也变得越来越好笑。与此同时，在楼下，我们的父亲的眼泪却是一点不假，后来，为我们对他的欺骗，我感到挺歉意的。——原文注
(8) 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Amschel Rothschild，1955—1996），犹太裔罗斯柴尔德家族后裔，曾任罗斯柴尔德资产管理执行主席。
(9) 布鲁姆认为核武器是一种辣手但有效的制止传统战争的手段。我说，某种安排以某种方法（到目前为止，不会更久）成功地控制了现状，以此来赌未来，是站不住脚的。我还说了其他等等。我现在知道了布鲁姆有着非常博大的才识，但当时我不时觉得自己是和父亲在争论。在这个问题上，父亲总是按吉普林的话来说“以血思考”（而不是思考一下流洒的鲜血，这是清醒人士应当做的）。随着苏联的垮台和威吓制衡的削弱，地球（用唐·德里罗的话来说）“成了可以安全发生战争的地方”。巴尔干岛上的那点血流成河、种族清洗——其实是种族脏污——绝不会被允许来动摇继续奉行“共同毁灭原则”的时代。但反对这一原则的道德伦理还是无懈可击的。因此：撤下去。可1987年的那个时期（美国的“战略防御倡议”，“星球大战”），很多声音都还在说“搞上去”。——原文注
“共同毁灭原则”的首写字母组合为“MAD”（“发疯”）。
(10) 布鲁姆和布卢姆的拼写一样，译名有所不一是依循两者常见的译名。
(11) 我自然明白从我们1983年首次见面以来，贝娄的处境有所改变。他不再是同他的第四任妻子亚历山德拉住在一起……但我不好说我明白这对心灵意味着什么，因为那时同样的事还没降临在我身上。我亲眼目睹了父亲的经历，且读过他写的相关文字；我也读过贝娄写的相关文字，还读过其他许多人的。这仍旧是文学作品中重要的短缺之处：对自然的模仿并不能让你准备好应对重大的事件。对重大的事件，只有经历才能给出答案。“如果爱令他们千刀万剐……为什么不想想明白，早早退场？”父亲接受了这一建议。1987年，他六十五岁；贝娄七十二岁，但还远远没有结束。——原文注
(12) 约翰·厄普代克写过来见他的年轻人，带着他们的问题还有抖索着的双手。同一年的夏天，我的双手也会因厄普代克而抖索。在麻省总医院的咖啡厅，我装好了茶盘（我要了牛奶，他要了……甘菊茶？），他注意到我抖索的手，平静地说道，“我来端吧。”我得益于这次经历。当年轻人来见我时，带着他们的问题还有抖索着的双手（只有真正的粉丝才会颤抖），我会把饮品放在他们面前的桌上。他们喝上第一口或是饮品溅出来时，我掉转自己的视线。——原文注
(13) 我自己向来都是一文三稿的，得知《洪堡的礼物》有几段是贝娄口述的，我震惊极了。（当然，我也知道贝娄改稿强迫性地没完没了。）大多数作家在这一点上同纳博科夫有相似之处：“我思考起来像个天才，写起文章来像个杰出的作家，说起话来像个孩童”（《固执己见》）。——原文注
(14) 这本奇特的畅销书之广受欢迎虽说是实至名归，但这几乎动摇了作品的主旨，因为美国心灵不受关注的病态却成了千千万万美国人想要阅读的东西。布鲁姆的书扣人心弦，幽默滑稽，还博学得令人惭愧。但就核武器这一问题，始终（此处我得屏住了不要改变字体来强调）免不了一贯的愚痴不明。这些武器让布鲁姆不快，但只是因为一些大学本科生提供借口，引发他们的自悯自怜。虽然这么说有点奇怪，但就这一问题以及这一问题如何影响他认为理所当然的一些主张，他思考得不够彻底——并没有从哲学层面来思考。布鲁姆写道（他是在总结霍布斯和洛克）“对家人安全的考虑是忠于国家的强大理由，因为国家保护家人”。一个核武器化的世界，国家把家人置于前线，完全否定了上述貌似显而易见的说法的真实性。——原文注
(15) 自杀是最暗淡的人类结局。这真是最悲哀的故事。我的小说是关于一次貌似无法解释的自杀，而阿姆谢尔的自杀则让人目瞪口呆得多，因为这是真实的，又离得这么近。的确有些可能的触发原因（母亲的去世、工作上的压力）。但宾馆服务员的陈述中有一点，乍看不过是一处细节，但可能是最令人震惊的披露。那天下午，该服务员送了些毛巾去他的房间。她描述他对她的态度不耐烦且生硬。而阿姆谢尔这一傲慢的态度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他，不可能是他的举止……人们通常认为自杀发生的时刻是在疼痛时刻表中突然间不再有空气也看不到再有空气进来的可能性的时刻。但文献资料告诉我们自杀也可能是由无法自控的冲动出发的，类似一种精神的抽搐状态。我情愿相信——任谁都得相信——阿姆谢尔的自杀并非是自愿的。他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三起自杀之一，另两个是苏珊娜·托马林（克莱尔和尼古拉斯的女儿）和拉莫娜·西尔——我的女儿迪莱拉的母亲。不论自杀还造成过什么样的影响，这些书页间提到过的另一次自杀——弗雷德里克·韦斯特——是再清楚不过的，在道德宇宙中不会激起一星点的火花。——原文注
(16) 哈罗德·斯基坡尔（Harold Skimpole）为狄更斯小说《荒凉山庄》中的人物。他自私、不负责任，利用朋友，但聪明有魅力。据称该人物的原型是利·亨特（Leigh Hunt，1784—1859）。亨特为英国批评家、散文家、诗人。
(17) 鲁伯特·伯金（Rupert Birkin）是劳伦斯小说《恋爱中的女人》的人物。他是学校的督察，自省内敛，发表的一些观点、看法据称和劳伦斯本人接近。
(18) 莫妮卡斥责我低估了巴基斯坦右旋球手阿卜杜勒·卡迪尔的技巧。我翻了一下小儿子的《板球年鉴》（是在他的床头桌上找到的，令人感动），才确认了这次见面的日期。——原文注
(19) 塞西尔·戴·刘易斯是1968年至1972年的桂冠诗人（他从古董老人约翰·梅斯菲尔德那儿接过了这个称号。梅斯菲尔德在这个位子上占了三十七年）。贝杰曼是1972年至1984年的桂冠诗人。拉金，这位当之无愧的继任，让众人都知道他会拒绝这一职位。我给拉金写过一篇悼词，差不多十年之后，我还会更详尽地写他的事——这是为了保护他免受传记作者安德鲁·莫逊的皮里阳秋。后者刚不久前（1999年5月）被封为桂冠诗人。——原文注
(20) 收录于《艾米斯散文集》（1990）。他接下来说，自传性的作家是这一世纪的独特现象：“……D.H.劳伦斯开始写他自己、他认识的人，还有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劳伦斯自觉不自觉的后人今天就在我们四周。他们让那些死了已久的腓力斯人起死回生。这些人认为诗人谎言连篇，历史才是唯一的真实。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被称作是‘最具自传性的作者’，而此为纯粹的赞美……”劳伦斯经常要面对诉讼的压力，除了淫秽的描写，还有诽谤。假如他今天还在写作的话，还得调整一下下述引文中的情绪。这一段出自《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康妮质疑她对克利福德忠诚的价值：“毕竟，她有什么于人有用的地方？那种冷酷的虚荣心，没有温热的人与人的接触，正如任何最下流的犹太人般的缺德，巴望着卖身给那个叫‘成功’的下贱女神。”我把这一段摘抄给索尔·贝娄看。他平静地同意这属于账簿上的出账一栏。我一向没那么宽容。《尤利西斯》中，滑稽而又令人厌憎的“市民”所体现的反犹倾向比这要微妙一点。劳伦斯的出言不逊是双重的平庸：既是头脑的迂腐也是心灵的陈旧。——原文注
(21) 我问他，“题目是什么意思啊？”他说，“是指俄罗斯轮盘赌。”我说，“人家领会不了的。连我也没看出来。”他说，“哦，可千万别忘了你笨得难以置信。”小说发生在二十一世纪，描写了由于俄罗斯五十年的统治退回到中世纪的英格兰。出版日的晚宴上，金斯利向玛格丽特·撒切尔赠送了一本。“讲的是什么呢？”她问。他告诉了她。“再来一个水晶球看看，”铁娘子回道。——原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