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传记作者和媒体
附录：传记作者和媒体
有一次我走在波多贝罗路上，步子缓慢（我前头有个年迈的妇人），不得不排着队往前走（这条露天市场的街上有些修路工程），突然感到一双有力的双手一把抓住了我的后脖颈。我吓了一跳，转过头去。不过就在那半秒间，我认定这是位朋友，不是有人袭击我。甚至还想了想：雷德蒙！雷德蒙·奥汉隆(1)。大熊似的（亲热的）雷德蒙总是做这种事。我想起在他的第一部游记中，他故意给他的旅伴詹姆斯·芬顿制造了一些吓死人的事。不过那是在婆罗洲，一个比波多贝罗路远远更为吓人的地方，而且这是在星期六早上。于是，我转过身来，嗓子眼里要冒出“滚你妈的蛋，雷德！”那不是雷德。而是一个咧着嘴的陌生黑人青年。他把我推到一边，同他女朋友一道抢到了前头，说，“不行的，兄弟，不作兴在街上这么走的。”他的意思是：这么慢地走。就在那时，挡着路的老妇人往左拐，这一对走入了十字路口，动作夸张地炫耀着自由。白肤色的姑娘挽住男友的手臂，赞同地说道：“你看到他了没？他尿裤子了！”我觉得……我觉得极其疲乏。这种疲乏感差不多让我靠着墙倒下了。不对，我不是选择慢慢地走；不对，你不应当抓住陌生人的后脖颈，而且我也没有尿裤子，不对，我……各种不正不义的混合，各种无用无望的混合；宇宙间无理可讲，无法伸张，这种感觉，这种深信：让我想起了另一件事。
这就像是四处上了报纸。
要说到目前为止这些书页间还没有一种郁郁不平的感觉，那不是因为我努力要将其排斥在外，而是因为本来就没有。不过，我们现在到了附录部分，分隔开来属于不同的领域，我想要澄清一下。接下来要说的与其说是对犯错的个人的指责，不如说是对媒体界的指责。媒体在其演变过程中，正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一方面，对自蚀其机能的权力越发地自满；而另一方面，对所有真正重要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笨拙无能。
父亲去世的三天之后，我接到传记作者埃里克·雅各布斯的电话。他说，他一直在写一些有关金斯利的“零散笔记”——这是他打算用来写第二本书的。他告诉我《星期天泰晤士报》认为这些笔记可以发表。说这句话时，他的声音里掺入了既惊且喜，像是争取在句子结尾时挂上一个感叹号。我说，
“哦，听起来可以的。”
“你应当先过目一下才好。”
我没觉得有什么可忧虑的。对埃里克，我挺感激的。他精力充沛，与我们意气相投，减轻了不少金斯利去世带来的重负。或者说是他去世这一过程带来的重负。我预想这些笔记满怀爱意，抚慰心情。顺带着我也支持拮据的传记作者赚点小钱，给满是溢美之词的悼词再添点花。临近结束时的某个阶段，我以为连讣告都会充满敌意……
我继续工作。包裹到了，我继续工作。到2：15，我开始看埃里克的文章，到2：45，我记起要去打一场网球，我就去了。但打了一两局后，我只得服输，道了歉（我的对手又是扎卡里·利德。他很快就理解了），回家开始对付这件事。
“零散笔记”是差不多三十页的打字稿，包括从一个知情人的视角来写的金斯利最后的日子，按时间次序分段记录。我们家的一些敏感事，就像是一家瓷器店，而埃里克东倒西歪地冲了进来，撞翻了这个，碰碎了那个。每一次他弯下身去查看一只碎花瓶，后臀就会连带着把另一个架子上的东西扫在地上。他在这儿干的都是什么啊？这个时候他在这儿干什么啊？最亲近的家人受到侵犯，令人烦忧不堪（还包括边缘的人物：比如说，我的两个儿子），而死亡之旅这一中心事件，却被降低了重要性，让人无法忍受。看到我的父亲在他最无助、真的是赤条条的时刻，被不带一星点礼节地描绘，这不是件轻松小事，就像是去了一个没有一丝情感的世界。七十二小时前他才刚死。
我看完了稿子后，纯粹是出于痛苦，我流了泪。也正是处于这样的状态中，我开始四处打电话。
“这么……粗鲁，”母亲说。
她用这个词总是包含着很多层的意思。她是说：如此的唐突，如此的无礼，如此的下三滥。
“把你那个经纪人找来，”她说，“他叫什么名字来着？对了：‘死赖’”(2)。
“他叫怀利，妈妈。他已经开始对付这事了。”
埃里克马上同意撤掉这篇稿子（他的那封道歉信我不知放在哪个地方了）。然后，他坦白这些笔记不仅是给《星期天泰晤士报》看了，也给《每日邮报》看了。于是，那一天，还有接下来的一天，尽忙着从媒体的血液流通里清除埃里克的描述。在《星期天泰晤士报》，我有一些影响力。我是那家报纸书评的总负责，或有类似的这类头衔。我和吉伦·埃特肯谈了谈。他是安德鲁·怀利的合伙人，却不可思议地代理埃里克。（吉伦代理埃里克已经很久了，但对我来说，其中的感受还是不可思议。）这都不是我想做的事。我的父亲还没有入棺木，葬礼还有几天就要举行。
家里人自然不想和埃里克再打什么交道。这一来就意味着，编辑金斯利《书信集》这事还没开始，先得把他解雇了。消息传到了埃里克那儿，十月三十一日在圣马可教堂举行的葬礼不欢迎他来参加。后来我给埃里克写了一封措辞悲伤的信。我为他觉得遗憾——而且还怀有感激。
四个半月之后，这些零星的笔记分三期在《星期天泰晤士报》上发表了。我第一次听到这事时，是在星期六晚上，一个骑车人捎来一份第二天的报纸还有一封栏目编辑的短信：信里提到吠犬不咬人之类的话。书评版的首页上是我写希拉里·克林顿的文章。另一个栏目的首页上是埃里克写金斯利的三篇文章中的第一篇。
我父亲的传记作者，在我的报纸上，这一笔交易是通过我的经纪人的合伙人吉伦·埃特肯谈判达成的。那一刻，我又回到了波多贝罗路上。
是什么让埃里克倒向了一边？我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另有人编辑《书信集》：我的朋友扎卡里·利德。不出所料，埃里克以为我只是因为人情关系偏袒朋友才把这个活派给我的“打网球的球友”。后来，他在给一位与金斯利·艾米斯有信函往来的人的信中中伤扎卡里·利德，说他有“奇怪的名字”。没错，我还想说，扎卡里·利德还有个奇怪的称号：教授。
和上次一样，埃里克的做法把我卷入了各种各样费力费时费心思的事中。他还让我不得不撒了谎，这事我没法原谅他。为了在《星期天泰晤士报》继续保持一定的影响力，我不得不告诉文学编辑乔迪·格雷格，我可能被说服继续接受他的聘用——而事实上是，我站在门口打开了那个信封，骑车人在一旁看着，我和那家报纸的关系在那几秒钟内结束了。在整个过程中，格雷格都正直有理，富有同情心，为此事深觉失望。误导他无疑是一种羞辱。更累人的是，我还得继续用平静的声调和埃里克打电话，要求他做这儿那儿的删改。这些对话是我参与过的对话中最怪异的。比如说：
“我看到你加上了对葬礼的记述。”
“嗯，是的。”
“你把葬礼描写成敷衍了事。你的描写以此结尾：‘唯有萨丽哭了。’埃里克，如果我是你，我会把这一句去掉的。因为这不是真的。”
“哦，真的？”
“有很多在场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不是真的。”
“哦。”
“你又不在那儿，对吧，埃里克。谁告诉你只有萨丽哭了？”
“某个……在那儿的人。”
“不管是谁说的，这都是错误的。”
“哦。那我……那我会……”
“每个人都哭了。”
这下子整件事都公开了。哦，我的读者，我告诉你当时我指望媒体的舆论能够坚决地站在家庭的这一边，你会满怀同情微笑的。如果埃里克是在别的地方，比如意大利，这么做的话，他现在就已经进监狱了。不过，一半的英国记者也会进监狱的。报纸做的是把事情印在纸上透露给公众，所以他们会一直支持透露事情的那些人。记者永远同意记者，而埃里克是个记者，他只是在做记者都在做的事。还有其他的力量在施加影响，发生作用。首都的几家知名大报的存在已经被认为是多元化和健康的标志。而你最终得到的是相对主义者的回音壁——金斯利称作恶性的中立立场。不管是“公之于众的宿怨”、“文学界的混战”还是“有失尊严的打架”都有两面，对吧，否则报纸怎么运营呢？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媒体纷纷发声，又含糊其辞地退回了真空。
因为这是最最基本的，明摆着的事。根本不需要动脑筋才能理解。所需的只是一颗合情合理的心。归根结底要看的是，埃里克对我们做了什么，而我们又对他做了什么。他的行为起的作用是在我们悲痛的时候，攻击我们。我们所做的是所有我认识的家人都会做的事，和他切断一切联系。我们据称所采取的“令人痛苦的报复”——不让他编辑《书信集》——只是割断又一层的联系。这一刻，看到埃里克谈论金斯利的“愿望”，我还替他脸红。“我以为遗嘱执行人应当遵循他们所代表的人士的意愿，”他这么对《星期天泰晤士报》说，“可是，这与金斯利所希望的恰恰是背道而驰。”（我想这是说，埃里克和一个叫做“扎卡里”的人是截然不同道上的。）如果他能说服谁相信，我的父亲——或者说任何想得出来的人——会在身后支持一个伤害他家人的人，而且在家人还沉浸在悲痛中的时候，那么就算他赢了。
《圣经》有言——这也刻在圣潘克勒斯后面的教堂墓地（也是我父亲安眠的地方）的一根石柱上：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埃里克的行为不仅仅是错的，而且是错中之错。十月的错到三月仍旧是错的。值得表扬的是，埃里克至少是意识到了这一点。(3)
金斯利去世后的第二个星期六，我一个人待在公寓里，不能写作也不能看书。唯一一件看似能做好的事，是盯着我的鞋子看。我没有得病的感觉，因为被狠狠地上了药。我们都是那个样子，我们都上了悲痛的抗生素。那个周末两个男孩都不在：行军床收了起来，公寓里没有散落的酸奶空杯、空薯片袋、鬼怪神兽的玩具；没有泡过的茶包耷拉在牙膏旁边。我决定见见我的儿子们，请求和他们待上一两个小时。而这像是个错误的决定：下雨的天，繁忙的车流，在最糟糕的星期天的天色中去了一家糟糕的购物中心……我们的任务是去给路易斯买一双运动鞋。年轻的营业员打开了很多鞋盒，对着每个鞋盒里的东西盯了好一会儿。最后，他举起了两只鞋子说，
“这俩是同个尺寸的吧。”
我闷闷地想了一会儿。我感觉搞清这鞋子的尺寸该是他那边的事，不是我的，可能露出了不能忍受的神色。我说道，
“不是，显然不是。”
一只鞋子轻轻松松比另一只大了不少。而且颜色也有点不一样。营业员继续盯了一会儿，说，
“它们是一对的呀。”
这次外出肯定是有成功的一部分，因为我的笔记本上写着：“可是，路易斯很甜很感恩，更有同情心。雅各布拍了我很多次。”安慰人的拍拍是雅各布的专长……
而那位卖鞋的营业员：我现在认为这孩子入错了行。在卖鞋这一行里，他没有前途可言。他应当给一家大报写文章的。大报都很习惯于盯着一只长筒靴和一只水晶鞋，嘟哝着说，它们是一对的呀……
每个人都哭了。
“只有萨丽哭了。”不对，每个人都哭了。萨丽哭得最凶（“我要是有颗安定就好了，”她说。罗伯像是自动售货机似的，马上拿出了一颗），不过每个人都哭了。哭传染到了每个人。整个过程雅各布不是握着我的手，就是拍拍我颤抖的肩膀安慰我。男孩们以前也见我哭过，但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们还没见过萨丽哭伊莎贝尔哭希拉里哭菲利普哭。还有他们的母亲也在哭。于是男孩们也哭了起来。过后，在街上：路易斯通常情况下都能保持良好的仪态，管好自己。这一天穿着校服的他看起来蔫头蔫脑，像是他四五岁时有时会出现的样子。可怜的孩子。他以为这个仪式只不过是从学校请假一个小时。他没有料想到是个重要的事件。
艾米斯家的老一辈（都在抽烟，都在咳嗽）跟着灵车去了火葬场，又跟着回来，都在抽烟，都在咳嗽。葬礼之后的聚会，第一个同我说话的也是第一个我吻在唇上的人：我的表姐玛丽安·帕汀顿。这些日子她一直去旁听罗斯玛丽·韦斯特的审判。
“你说‘雅各布斯’这个名字时，”雅各布这会儿又提这个事了，“请你加重‘s’的发音。我一直以为你是在说我。”
“你说得没错，杰依克(4)。我们不能把你们两人混了。那个和你名字相似的人怎么样了呢？我们对他的最终评价是怎么样的呢？”
《星期天泰晤士报》把“零散笔记”的最后一期排好了版。那天晚上，我给埃里克打了电话，粗暴地谴责了他：“睡前好好想想金斯利这下子会怎么看你了。”我琢磨着自己现在怎么看他。我觉得记忆中的他远比吉伦·埃特肯——他的经纪人和顾问——更多点同情之心。埃里克的行为很愚蠢、很混乱，可能是悲痛导致的杂乱无章。我也好心地替他想想，他需要钱。可是，埃特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怎么看的呢？(5)如果他对代理的作家提供不同的建议，埃里克就会编辑《书信集》。他的编辑无疑会引发一些争议，但他可以问心无愧地完成这件事。
而埃里克确实是有良知的。这一点我们都知道。
在一年之后的金斯利纪念会上，卡尔·米勒谈了他的小说；布莱克·莫里森谈了他的诗歌；梅维斯·尼克尔森谈了作为老师的金斯利；理查德·霍夫和埃里克·肖特尔回忆了朋友中的金斯利；克里斯托弗·希钦斯谈及了所有这些方面。我谈了金斯利的最后日子，还有他对上帝的态度。我还说，我们现在开始以不同的眼光来看他，不仅仅只是个“老魔怪”。我们开始看到了一个完整的人。纪念会以播放金斯利·艾米斯有一次模仿别人的录音带结束：在二战最黑暗的日子里，富兰克林·罗斯福通过短波电台对英国发表讲话，一边还有支铜管乐队奏着乐曲。有笑声，有掌声，还有爵士乐。我们出来走进特拉法尔加广场，向加里克俱乐部走去。在那儿，为了纪念金斯利，我们一起聊天喝酒。对我们中大多人来说，这是愉快的一天。
只有埃里克哭了，我有意打下这一行。只有埃里克哭了。可是，这几个词有点新闻记者的味道，因此不可能是真的。
玛丽弋尔德·约翰逊也哭了，而她的丈夫保罗昂着头怒气冲冲地走了。他声称金斯利“被左派劫持了”。
我无法消除对埃里克残余的一些感激之情。可是，你只能原谅自己认为可以理解的人事，而他对我来说还是一团谜。即使他走进我的某部小说，我也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埃里克经常让我突然想到小说中的人物。那么问题就是：谁的小说呢？
我再看了一遍《零星的笔记》。笔记让我想起了伟大的现代主义传统中不可靠的叙述者——那个“我”所讲述的事件，不能单就表面来看。如果这一技巧能起作用，不可靠的叙述者必须得非常可靠：可以确信不可靠的叙述者是有偏见的，可以确信他不知晓自己的自以为是。我后来想到埃里克可能是金波特的远房表亲。金波特是纳博科夫《微暗的火》中那个会吞噬毁人的“编辑”。他错误地认为自己开始着手注解诗歌是对诗人一生的赞美。(6)听听埃里克对金斯利·艾米斯最后一部小说《传记作者的胡子》的评论：
我说：“金斯利，这听起来挺像我的——一个写作家的苏格兰人。”哦，对，他很快地说道，“可是他不像你啊”……我纳闷——塞德里克，是他选择的名字吗？他对这个名字挺满意的，是不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埃里克(7)……我禁不住开始想，这部小说似乎和他自己的生活如此的接近，是不是由我写他的传记而引发了灵感。
塞德里克/埃里克这一说（人物的名字后来被改成了戈登），还有那个“他很快地说道”，可能出自金波特——虽说这是一个很安静的日子。而且，顺带提一句，戈登也不像埃里克。这部小说和其他几本不一样，完全是非自传性的……我一直在想着那个句子——“只有萨丽哭了”——未作修改的摘录添油加醋地以此结束。代埃里克去了葬礼（无论从哪个标准来看都是个众人恸哭不已的场面）的那个人应当是有知有觉的。或许只是埃里克需要将葬礼想象成那样子，他自己惨兮兮地被排斥在外，无法让萨丽的泪再加上他的泪。他热爱金斯利，尽其所能，正如金波特热爱他的诗人约翰·谢德。
雅各布斯这事显然让我们看到了文化界顶尖之顶尖人物的最佳表现，哪怕行不通也要向他们这一行的绝对巅峰拉升。他们失败得很惨，但至少他们是想要认认真真的。连埃里克也是想要认认真真的……而对其他人来说，所有那些媒体中辛勤劳作的小农：他们已有了闻名于世的各种特点——侵犯私事、疏忽大意、粗俗下作、嗜酒成瘾。我们还可以再加上金斯利所称的“态度含糊的优越姿态”、“无所不在而又不明确的讽刺”、“不假思索的敌意”。(8)搜了一小会儿后，我们找到了埃里克·雅各布斯的原型。不过，在普通的日子，找到一个普通记者的原型，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在莎士比亚作品这一首要的文本里找到了他。莎士比亚的作品里，什么样的人都能找得到，早早晚晚的事。他是忒耳西忒斯：在《伊利亚特》中仅说过一句话，但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你这天生的硬面包皮儿”，（此处）可鄙的阿喀琉斯这么称呼他。“你这嫉妒的核儿。”忒耳西忒斯——“一个一肚子都是骂人的言语的奴才。”他是个“变态下流的希腊人”，因着自己的卑鄙看到四处都是变态。(9)
* * *
够了。我担心，纳博科夫会觉得这一个传记作者就他的意图来说，动作太慢了。而巴尔扎克这样的作家笔下有玩阴谋耍把戏的，马上就被反拧着双臂强行从书页间拉走了——因为实在太不懂事了。总之，埃里克太英国了。我现在觉得V.S.普利切特会一眼看穿了他。还有一位作家，要是能听到整个故事，会好好地把他修理一番：金斯利·艾米斯。
(1) 雷德蒙·奥汉隆（Redmond O'Hanlon，1947— ）,英国作家和学者，以自然历史和传记作品知名。
(2) “怀利”（Wylie）发音与“Wily”（“狡猾，诡计多端”）一样。此处艾米斯母亲可能与“sly”（“狡猾”）混淆。
(3) 1996年10月，埃里克·雅各布斯和克里斯托弗·希钦斯有过这段对话。雅各布斯：“我想你认为我有点犯贱。”希钦斯：“是的，我确实这么想。是什么蒙了你的心？你怎么会想着自己能得逞的？”雅各布斯：“好吧，我知道自己有点犯贱。”我们还会看到，埃里克会进一步表达他的悔恨。——原文注
(4) 杰依克（Jake）是雅各布（Jacob）的小名。
(5) 每个人都以为他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给安德鲁·怀利发一个烟雾信号。埃特肯第二次要求《星期天泰晤士报》刊载的做法导致了他俩合作关系的瓦解。后来埃特肯谈到他自己在《情报》的交涉过程中的角色“不太光彩”。他和《星期天泰晤士报》的交涉又是何等的光彩呢？——原文注
(6) 这个例子充分体现了金波特抓不住要点的本领：“至少有一个搞恶作剧的阴险家伙。我一到家就知道了……在我的外套口袋里找到一张不署名的便条，恶狠狠地说：‘你有很严重的幻——，伙计。’意思显然是‘幻觉’……”——原文注
(7) 塞德里克（Cedric）里包含了埃里克（Eric）的字母。
(8) 1999年还有一场百年纪念：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诞辰百年。伊恩·麦克尤恩和我都去了伦敦图书馆的纪念活动，向他致敬。活动洋溢着温暖的庆祝气氛，但在一张大报的报道中，却带上了几乎是列宁式的尖刻。下面的这个例子完全不足挂齿，但很能说明问题。撰稿人说，我穿了一套“不合潮流”的西装。呃，可以肯定的是，一套“很潮”的西装也一样不合适。——原文注
1999年也是纳博科夫的百年诞辰。
(9) 唯一麻烦的一点是，忒耳西忒斯作为莎士比亚的人物，照样让人难以抗拒。我最喜欢的一段不算是他最典型的表现，不过让我们看到了他性格中另一个主要方面。在一场战斗中：（赫克托耳上。）赫克托耳：希腊人，你是谁？你也是要来跟赫克托耳比一个高下吗？你是不是一个贵族？忒耳西忒斯：不，不，我是个无赖，一个只会骂人的下流汉，一个卑鄙龌龊的小人。赫克托耳：我相信你，放你活命吧。（下）忒耳西忒斯：慈悲的上帝，你居然会相信我！这天杀的把我吓了这么一跳！——原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