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血思考

“这么说来，最终你胜了，”我母亲说。这是在1995年1月中旬。

“你真的是一直在关注这件事吗，妈妈？”

“起初没有。他们开始攻击你的时候，我心想：嗷……反正最后你胜了，亲爱的。”

“我真的胜了？我想是吧。”

我先飞到波士顿，然后飞到洛杉矶，住进了比弗利威尔希尔饭店。这是在《风月俏佳人》中亮相的饭店。你要还记得这部电影的话，《风月俏佳人》讲的是某个洛杉矶的“鸡”（茱莉亚·罗伯茨）被一位帅气十足的商人（理查·基尔）挽救的故事。影片中有个场景，设在比弗利威尔希尔饭店一个最高档的房间里，摆放着草莓、香槟，还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口交。在强劲的后现代公关行动的推动下，每位新到的客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发现一盘草莓和一（半）瓶香槟。这一来，可能会让某个脑子不拐弯的住客给客房部打电话要茱莉亚·罗伯茨的下落，或者至少也得是个洛杉矶的“鸡”……苍白憔悴的“金赤”准备好去和特拉沃尔塔共进两人晚餐。第一天晚上约翰的妻子凯丽·普莱斯顿和他们的两岁的儿子也来了：小杰特（“杰特的睫毛”，我后来写道，“有一英寸长”）。杰特·特拉沃尔塔，杰特·特拉沃尔塔的一生：这拿来写部小说真不错……《纽约客》的卡洛琳·格雷厄姆到威尔希尔饭店的泳池边来见我。我觉得，对我的脸颊的状态，她稍稍有点惊愕。“但你胜了，”她说。是吗？我战胜了什么呢？几天之后，卡洛琳在金球奖颁奖仪式场地下面的停车场里，临时替我准备了黑领结。我是去支持好友约翰得奖的（《低俗小说》，最佳演员）。我们走进了场地。走在前面的是莎朗·斯通，金发美人影星中的佼佼者，隔离带外的群众声嘶力竭地向她欢呼着。一进门就同索菲娅·罗兰（一位“骄傲”的美人，她常带的表情像是说，一不小心就会犯了她的龙颜）照了面，令我自惭形秽。再过去一点，靠近门的是昆丁·塔伦蒂诺，正没精打采地悄悄往前走。他赢了（最佳原创剧本）。特拉沃尔塔输了。谁赢了他？汤姆·汉克斯？杰西卡·兰格赢了（《蓝色天空》⁽¹⁾，最佳女演员）。在她的得奖演说中，她感谢了每个人，一个不漏。“Lastly but not leastly”。Open Widely.接下来呢（nextly）？⁽²⁾……约翰·特拉沃尔塔是我遇到过的最清醒明理的人之一。他不浪费一点时间，去假装自己不是个影星。连科学真理教的那事儿（在报刊小文中，这被描绘成了混合瑜伽和魔鬼崇拜的东西）他也几乎执行得一丝不苟，让人吃惊：生活就是一张值勤表。和特拉沃尔塔吃饭时，我这辈子都还没觉得自己这么难看（还穷酸：我开了一辆大众高尔夫，他有三架飞机）。没有一点迹象表露他是不是注意到了我的困难：在我的脸庞正中，有什么不在了，少了什么东西。最后一天，在《矮子当道》的片场，在他的拖挂房车（就像是一个豪华活动房）里吃过披萨，我离开时，他拥抱了我——这个被特吕弗⁽³⁾赞美兼具阳刚阴柔之美的男人……我去了纽约，在旅店的房间里写了那一篇文。“你赢了，”很快会有美国记者这么对我说，“但不算是个完胜，是吧？”我说，“赢了什么了？”……

十个月之后的一天，我在父亲住的圣潘克拉斯医院外面招了一辆出租车，司机说，

“诺丁山？我以为你住在卡姆登镇呢。”

“还没去呢。”

“我在哪儿看到说你住在卡姆登镇。”

“我下个月搬。”

住到父亲的那条街上去。离他的屋子半英里远——但与父亲同条街。

“啊！这么说来，他们还比你早了一步。他们在指挥你了呢。”

等我从纽约回来时（经历了更多的牙科诊治——还真不少），出版社告诉我他们打算赶着出版我的小说，为了利用“所有的舆论”。可是，我心想，等等啊：所有的舆论都是坏的舆论。难道我们不是该等等，等这波热闹消退了再说？⁽⁴⁾

那时，他们是在指挥我。我败了，因为我怜惜我的小说。虽说都是不偏不倚的公正话，但看起来却非如此。小说面世时，闹哄哄的，还得意洋洋，旗开得胜的样子，造成了小说自身认知上的错位。因为小说是关于失去，不是赢得，是关于失败，我的失败。

当然，这些只是发生在此处的字里行间。我被指挥着；我是一部关于英格兰的电影里的一名演员。

那个希区：新英格兰，1989年

说到这里，拉维尔斯坦把头朝后仰着，闭上眼睛，他的身体猛地向后爆发出一阵大笑。我和他一样发笑，只是以我自己的不同风格而已。就像我以前说过的，这种对于滑稽可笑的领悟力，使我们结合在一起，不过那也许是空洞无力的表达方法。欢乐的喧哗——无限的喜悦——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将我们结合在一起，企图用固定的公式表现它是根本行不通的。

在租来的雪佛兰“名人”车里，我说道，

“不可以上险毒的球，答应？”

“……不上险毒的球。”

“保证？”

“保证。”

我的乘客是克里斯托弗·希钦斯。我带他去佛蒙特见索尔·贝娄。我们会在那儿吃晚饭并过夜，第二天早上开车回科德角。科德角是我和第一位妻子还有两个儿子一起度过八九个夏天的地方。我们住在韦尔弗利特镇南边的马蛭池塘……“险毒的球”这一比喻要追溯到我们一起在《新政治家周刊》的日子。1978年，时任主编的安东尼·霍华德向历史的力量低了头，体面地辞去了职务。我和希区都属于那个复杂的两层式六人委员会，将决定他的继任。在一次面试时，尼尔·阿舍森是最后入围的三位候选人之一，⁽⁵⁾他提出了这一说法：“谁想要去对抗已经关闭的商铺，就会得到举世无双的滴血大鼻。”面试结束后，我说这是“险毒的球”。克里斯托弗不管是不是同意我的说法（当然，他远要比我更支持工会），显然是挺喜欢这个说法的。所以，“不上险毒的球”意思是不对左翼倾向持激烈的支持态度。1989年，在“政治正确”这一说法的影响下，索尔·贝娄有一段时间被各方打造成了个右翼人士。他时不时受到指责，所以我觉得他在自己的家中，应该有个平静的夜晚。我现在深信，贝娄和希钦斯在政治直觉上颇有相似之处——尤其是在他们对美国的运作、职能划分上的直觉。我看克里斯托弗写克林顿的书《再无人可骗》（1999）时，我的肉体都想到了1988年和索尔一起度过的一个小时。我是在去新奥尔良报导共和党大会（会上，布什放出了丹·奎尔⁽⁶⁾）的路上。为了准备此行，我约了一次政治辅导课。贝娄对联邦政府相关人员那些营私舞弊、收受贿赂的行径完全真实的洞察力让我后颈上的汗毛直竖……雪佛兰“名人”勇敢地一路朝六号公路开去，我很有信心，今晚会是美好的夜晚。不会上什么“险毒的球”。

车程有五六个小时，但开着收音机、和好友驾车同行，本身就是赏心乐事。一路停了几次，大堆没动过的饭食，大量希区渴求的强劲酒精。那个时候，我的朋友希区的中年危机急迫地起始于1987年年末。埃里克·希钦斯中校正面临着死亡，克里斯托弗的弟弟彼得揭开了家里的新闻：

我弟弟说的事挺简单，却非常让人吃惊。我们的母亲年纪轻轻就于1973年不幸去世⁽⁷⁾，但她的母亲还在世，依旧神清体健享受她的人瑞岁月。弟弟结婚时，带着新婚妻子去见她。老太太后来表扬他的选择，又出其不意地加了一句，“她是犹太人吧？”彼得之前没提过这事，心里提防着嘴上承认了确实是这样。“哦，”这位我们一直都叫“渡渡”的老太太说道，“我告诉你件事。你也是犹太人。”⁽⁸⁾

这一信息引起了某种复杂的快感，而且肯定是一种刺激。但所有这些都接踵而至，难以承受：对母亲身份的重新认识，父亲的去世（两者的意象现在已经改观），第一次婚姻的结束，和孩子们的分离，还加上克里斯托弗他自己：作为另一个种族的一员跨进了四十岁的门槛。对此我一直怀有歉意：在他的这一转折期，我还不够朋友，比不上他在我遇上转折期时对我的帮助。不错，他早已经了解了这一时期的人生场地：他已经经历了包括离婚在内的主要事件，而我还晚了几年……填写疼痛时刻表时，“最令人疼痛的莫过于爱”。克里斯托弗和我离开了家，做了我们“为爱”所做的事。但当做完时，爱的账簿上是怎么样的收支呢？因为你同时也成了爱的敌人；对你的孩子来说，成了爱的破坏者。“我憎恨爱，”路易斯在五六岁的时候说（他在抱怨我们一起在读的一本书中的爱）。他并不是真的憎恨爱，但他现在可以说，“我不再相信爱。”德莱登重新演绎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的故事时，他把这部悲剧叫做《一切为了爱》（或者是《江山尽失》）。那些了不起的恋人牺牲了王国，但他们可以肯定的是，即使他们失败、自杀，爱这一首要的价值还是得到了赞美歌颂。我羡慕他们的华美高调。我们这些从每日陪伴孩子中抽身出来的人必须要以不同的方式来考量。这样情况下的爱既有得又有失。失去爱的时候，死亡之力就有所增长。离婚：暴力得难以想象的事。涉及其中的父母，有哪位不曾希望曾经爱过的那位死掉？举世皆然。这也就是为什么你胸腔中的心像是得了坏疽。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是这么描述自己的）你希望白衣人来把你带走，清洗你的血液。

奶白色的“名人”车静静地往前驶去，穿过新罕布什尔意气风发的农田和草地后，进入了佛蒙特未被雕琢过的景致。路变得更暗更弯曲了，我们在金橙的树叶搭起来的高高的隧道间，又停了一回，买了希区提议的几瓶酒（我也赞同：贝娄夫妇是慷慨的主人，索尔认识约翰·贝利曼和德尔莫尔·施瓦兹⁽⁹⁾，但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要面对的是什么），再加上带回科德角的许多蜂蜜和枫糖。打了左转的方向灯，“名人”驶离了主道，往山谷开去。贝娄夫妇在花园里等我们。

在这儿我想说，1987年从耶路撒冷回来时，对父亲的艺术健康——这意味着我所见到的一切都是对他的精神状态至关重要——我又一次变得信心十足。一年之前，他出版了声名会借此而被传颂的小说：《老魔怪》。⁽¹⁰⁾这是他最长的一部小说，也是最自始至终都保持一致的水平。在我看来，这部小说可以和二十世纪任何一部英语小说媲美（当然除了《尤利西斯》，那是莎士比亚级别的）。它不怕人——是，连女人也不怕。当时对我最重要的是，这本小说宣告了“不妥协的妥协”。这是我之前一直希望的，就像你巴不得婴儿的哭闹、孩子马拉松式的闷气、恋人的不满能够消停一下。《老魔怪》标志着他自愿自认的孤独的结束。他退开了几步；他爬下了台阶。我们谁都有得这么做的一天：我们都得从自己走进去的房间里走出来。父亲出来时，拿着一本有关原谅的小说。他没有原谅简，永远没有原谅她，但他原谅了女人，他原谅了爱情；他回到了这一首要的价值（而且还会在接下来的五本小说中，继续回归这个价值）。“我憎恨爱，”我的儿子说道。“我憎恨爱”：这不是一个你应当继续提出来考虑的信条。当时我如释重负的感觉完全处于本能，有个声音说，你爸爸又像个人了。在我现在看来，金斯利因失望而冒出来的吼吼嚷嚷终于声消气尽了。而我知道原因何在……再说了，当然没有父亲的空缺需要填充，就像和索尔·贝娄一样。贝娄有三个亲生的儿子，没有空缺要再来一个。⁽¹¹⁾

11：15左右，一阵静默慢慢地在饭桌上延伸了开来。克里斯托弗完全清醒了，一边眼睛朝下看，一边揉捏着手中一个金边臣空烟盒。贝娄夫妇的目光也朝下。我双手捧着脑袋坐着，盯着这顿晚饭劫后的现场——那天晚上的车祸，车头灯变形了，铰链处开裂了，毂盖处还在摇摆。我的右脚踢了希区的小腿太多次了，都受了伤。⁽¹²⁾

要说克里斯托弗在过去的九十分钟里连珠炮似的发了一串“险毒的球”，这是简单化的说法。但我们也不要因为害怕简单化而逃跑。简单化有时候恰恰就是你想要的……不出意料，冲突的主题就是以色列。克里斯托弗早已经写了一篇文章叫《圣地的异教徒》（《拉里坦期刊》⁽¹³⁾，1987年春季刊）。在文中，他举出“由索尔·贝娄、埃利·维瑟尔⁽¹⁴⁾及其他一些人对以色列概括式的理想化描述”。克里斯托弗在佛蒙特餐桌上说的大多论调，能在这篇他作为非犹太人写作的八千字文章里找到。其余的可以在他作为犹太人写作的《不知一半的真相：向报务员雅各布斯致敬》（《大街》⁽¹⁵⁾，1988年夏季刊）一文中找到。克里斯托弗更换了的族裔身份不应在政治科学和政治道德问题上有任何影响，这不消说是基本的原则，也是最起码的智力上的自尊守信。“渡渡”外婆爆出的秘密没有让以色列显得不那么热衷宗教、热衷扩张主义、热衷半吊子的民主。不管是在书桌旁还是餐桌旁，克里斯托弗都不是以血思考的。血缘情感、祖祖宗宗，都会被弃之一旁，只有理智——各种官能的主管——四下活动起作用。

索尔也有文字记录，有书《往返耶路撒冷》，还有各种报导文章、散文。在他的小说中，犹太性就在小说运转的中轴线附近，也就是说，犹太性占据着他的无意识（而克里斯托弗的灵魂，我认为，本质上还是非犹太人的。他没有犹太人的无意识——虽然他那篇1988年的文章里令人心动地描绘了一个美丽的预示性的梦，表明在他身上还是有一些犹太人的痕迹。）在以色列的问题上，贝娄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血思考，要否定这一点毫无意义：无意识永远是以血思考的。假如一位作家是由三个不同存在体构成：文人、赤子和凡人，那么索尔·贝娄身上的“赤子”是非常强势的存在，哪怕他有的是才识、经历和理性。作为一个作家，他是这么做的：所有的一切，都经由他的“赤子”存在体、无意识、第一灵魂。所有的一切，都经由他的灵魂。血会思考，因此，以色列经由血缘与他紧密相连——“犹太血缘是古旧的说法。犹太人之前一直是在去除犹太血缘的过程中，直到本世纪阻止了他们继续这么做”。犹太人出埃及和大流散、俄国和东欧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专划的犹太人居住区、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以色列与此种种血脉相连。我有一次听他说，没有以色列，犹太人“在承受所有抽打之后”，就会“断气”了。下一步就是“同化”，那会是犹太族裔的终结。那也会是和所有重要死者的关联的终结。

自然，贝娄是能够理性地——以边沁主义者的方式——讨论以色列的种种优劣。但，那天晚上不是那样子的。是的，不是那样子的一个晚上。很快，贾妮斯和我顶多能偶尔发出个抗议的音节。而索尔，身子俯在餐桌上，双肩往前耸着，双腿在椅子下绷得紧紧的，说得越来越简洁，逐步屈服于克里斯托弗的头脑放出的千军万马：纯粹的思辨、事实的章节诗篇，夹带着历史掌故、高分贝迸出的数据、极强音标志的细微差别，如瀑布急流，直泻而下。

之后停歇了下来，我们面对着沉默。我的右脚因在桌下对着希区的小腿做的热身运动抽痛着，但毫无作用……我等下会解释，我也是以血思考以色列的。但那时我的血没有在思考以色列，还没有。默默地，房间里形成了一种共识：那个晚上已经没救了。换个话题，再来杯咖啡清一清情绪？没用。现在，什么都没用了，只有结束了夜晚去睡觉。但那一刻我们还坐在那儿，僵硬无言，唯有沉默在肆虐奔腾。

克里斯托弗还在静静地折叠着他那个金色的小烟盒。他像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给了手中的事。在他面前，平息下来的战场静默地躺着：以色列国，彻底败北，完全被推翻了……克莱夫·詹姆斯在他那本极具特色的描写伦敦文学界的小说《美妙的生物》（1983）中，提到以希钦斯为原型的人物时，说“无动于衷”（no whit abashed）这个词可能是为他发明的。不过，克里斯托弗确实有着自责的念头。爱德华·赛义德教授的观点是争论的一大重点，而这是克里斯托弗在争论结束时想要强调的一点。静默在我的耳中，仍旧像一只小蠓虫在叮咬。

“嗯，”他说，“抱歉，我多说了几句。但爱德华是我的朋友。如果我不替他辩护……我会于心不安的。”

“那你现在感觉如何？”索尔说。

*　*　*

雷切尔

设若我要去和他谈论，记忆中情感的根——那些汇集并承负着记忆的话题；设若我要去告诉他守住过去到底意味着什么。诸如此类的话：“如果睡眠即是遗忘，遗忘也即是睡眠，睡眠之于意识就像死亡之于生命。所以犹太人甚至要求上帝不要忘记，‘愿上帝记住’。”

上帝不会忘记，但你们的祷告特别要求他来记得你们的死者。可是要将那样的印象加之于孩童，我该怎么做呢？⁽¹⁶⁾

1987年那次并不是我第一次去以色列。之前作为以色列教育基金友好人士也去过。同行的还有其他四位作家：马丽娜·华纳、赫尔迈厄尼·李、梅尔文·布拉格和朱利安·巴恩斯。⁽¹⁷⁾我们对着拉比们和学者们作了发言；我们和国会一两个政治家在咖啡厅用了餐；我们去了希律王宫殿的废墟、马萨达、死海、伯利恒、耶利哥；我们住了戈兰高地上的以色列集体社区。⁽¹⁸⁾我们和一位上得了明信片的游牧贝多因人在他的帐篷里喝了茶，骑了他的骆驼。我们过得非常愉快。但我们没有被介绍认识任何一位巴勒斯坦人及任何一位圣地的异教徒——比如以色列·沙哈克、维托尔德·杰德里基和以马内利·法拉德均⁽¹⁹⁾。克里斯托弗·希钦斯现在和这三位相互激发思想，交往较多。V.S.奈保尔在他的游记里，把几个国家放在精神病医生的诊疗躺椅上，查看了一番各自的精神健康。所有的作家、所有的旅行者都多多少少会这么做。过了两三天后，就你所处的地方，你的身体会给你一份定论。我觉得精神焕发，重返青春。没错，虽然巴勒斯坦人还是看不见的存在，但在我交谈过的人中，没有哪位不是真诚地关注他们的境况，以及由公平和民主带来的公然侮辱。

一年之后，这一社团在我看来已经转了方向。对其作出的精神健康检查让我觉得无法放松。⁽²⁰⁾我的妻子在我身旁，而我不断地注意到有男人毫无顾忌地再三讨论着某些话题——比如说对女性卫生的担忧。看到戴着小帽的家伙在哭墙前做的那些，让我想到纳博科夫的说法：猩猩穿戴好演马戏，而这反而糟践了动物本色。是什么在这儿被糟践了？有些类似人类自治的东西。那些不断地从你身旁视而不见地旋风般走过的犹太学者和祈祷文领诵者是谁呢？忙着去缘木求鱼，海底捞月？（他们不时地被爱劝人皈依信基督的美国人搭讪：“朋友！另有大道呢！”）有一次，在阿拉伯区，我和一位清真寺的守门人小小地争执了一下。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他坚定的声明：他会对我、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母亲做出任何事来。唯有这样，才能来证明他的品行。人类，或者说我自己，没法承受太多的宗教。在政治上也是如此，似乎要直抒己见更困难了。奈保尔或许会注意到某些长期（大体上也是有根有据的）的被迫害妄想症的症状。这是个卫戍国家；这是时时被围攻带来的精神消耗。

对以色列我抱有希望，对她，我永远也做不到完全理性。我是以血思考以色列的。

1967年，索尔·贝娄在西奈半岛闻着尸体的气息（那“酸甜的、腐烂的硬纸板的气息变成了嘴里的味道”）⁽²¹⁾，而我躺在伦敦巴尼特区西班牙系犹太姑娘的怀抱里。6月5日，侵占开始，她激动地跑去为以色列献血。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爱：我的初恋……我唯一的朋友罗伯顺从地说，她是他此生见过的最漂亮的姑娘：她的嘴宽宽的；鼻子像是准备冲锋陷阵，让人无法忽视；‘她的头发乌黑得像是鞋油。她和母亲、外祖母一起住。母亲替玛莎百货的老板塞弗爵士干事，外祖母年纪很大了，体格娇小又幽默，是个正统的犹太教徒：在她的储藏室里，连速溶咖啡都是按教规制成的。我的女朋友比我大一年，她是个处女。当那事终于发生时，我们四处找血迹，却一点也没找到。有半年时间，我们如胶似漆分不开。然后，我们就分道扬镳了。

这次情事有个后续。六年之后，她读到《雷切尔文件》，给我打电话。我们安排在贝克街边上的“我们”的小饭店共进晚餐。我去了。我得坦白当时我想着会有连续三个小时的臭骂、一记耳光，还加上诽谤罪诉讼。在那本书中，谈了不少真真假假的人物。你二十一岁时（在我看来是这个年龄）开始写一部小说，你有的只是你自己的意识。自传性被按在了你的写作上，因为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可写。书中的雷切尔，富有同情心，但同时又悲痛、迷惑。她最终被唾弃这一点，我大大夸张渲染了一番。我到了小饭店，四下找着我的初恋。但她不在。在她的位子上，坐着一个二十五岁的女人，体格丰满⁽²²⁾……有时用餐会有侍应生不断地问你上的菜有没有什么问题，那顿饭就是那样子的。因为体格已经是完满紧绷、蓄得足足的，没有什么还能添加上去的；体格已经是太富足了。当她最后说道，“你想上我房间去吗？喝杯咖啡。”我狠狠地高兴了一下，美美地松了一口气，大大地感动了一番——也还是吃了一惊。随后，她又加了一句，不像她平素的性格（我当时心想。但我又知道什么呢？），“当然还有明摆着的”……那几个晚上的头一个晚上我住在她培训学院的住宿区。她在学医，很快就会离开这个国家：永别。她最后去了哪儿呢？澳大利亚？加拿大？以色列——她曾经为那儿的军队输入了鲜血？第二天一早，我坐上火车直接到了黑衣修士桥，去《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报社。上火车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这“明摆着的”可真是难以言说。我还会记得对自己血脉偾张勃起时的惊奇（甚至还有惊慌）。

所以，我永远也不会对以色列完全地理性。对她，我一直会以血思考。不是我的血。是我的初恋情人的血。

一种感情之死

早上，守林员一般都挺开心的。边吃着烤面包和麦片，边唱上一两个小调——比如，“凯—凯—凯—凯蒂”。要是要逗逗孩子的话，还有个《欧哈根的山羊》的儿歌。克里斯托弗停下来去壁炉旁灭了烟，又在原来的座位上坐下。这过程中，没有小调也没有儿歌，或许并不奇怪。早餐进行得宾客尽礼。他和我都没有逗留，很快我们就驶入了薄雾和山林中——“山毛榉、金桦树、枫树、椴木、蚱蜢、岩石、排水的沟渠、鸟雀、野生的动物，一直到路上的红蝾螈……眯起眼睛，杨树的叶子就会像天上下起了铜币银币的雨。”那就是问题所在，至少是一部分的问题：佛蒙特应当是绿色的世界，比胜地更为胜地。佛蒙特是好地方。⁽²³⁾

回科德角的路上，我小小报复了一下，用詹姆斯·芬顿的话来说，即“小趣复仇”。我没有把耍的花招当作是惩罚性的行为，当时没这么看（因为我们的回程照样还是兄弟间的轻松愉快）；我以为自己只是忍不住少年促狭了一回。现在，我清楚地明白，事实上我确实想要满足报复的欲望……我们在马萨诸塞州乡村作了必要的休息——为了获取大量强劲的酒精和大堆没动过的饭食，没有这些希区是持续不了太久的。我们过了桥上了六号公路，靠近科德角时，克里斯托弗开始提出强烈诉求，不是想要重新划分耶路撒冷，而是想要即刻停车解手。乳白色的“名人”车快速平稳地继续前行。又过了差不多二十分钟之后，克里斯托弗的呜咽变成了呼吁大慈大悲的哀嚎（他让我想起了两个儿子和他们的哭嚷：“爸爸，快！我熬不住了！”），我拐入一条岔路，六十英里的时速，疼痛的右脚踩下了刹车。希区弯着腰，膀胱和保险带已亲密地纠缠在一起，猛地朝前冲去，更可怕的是又嘭地往回弹落在座椅上。惊慌迅速变成了悬而未决时的疑虑，他发出的那两音节的呻吟声不好描述，差不多是“啊——哒！”。他坚决不肯为此觉得好笑。等他从浇透的灌木丛回来时，我也去了一趟（灌木，矮树，烟蒂，空气里总是弥漫着人类排泄物刺鼻的气息）。希区想耍个花招，抛下我开着“名人”车走，我猜是要让我走上个几英里。结果是他发动不了汽车。⁽²⁴⁾

那天晚上，在马蛭池塘的屋子里，克里斯托弗和我狂笑不已，时间之长响声之大，绝无仅有，之后又打了一架，时间之长响声之大也是绝无仅有。狂笑那一段我回头再说。打架是预料到的，不可能不打的：“那你是在为你的朋友辩护！你那个朋友爱德华！但爱德华不在那儿啊！在那儿的朋友是我啊！有没有想想那个朋友！我的朋友！你凭着那两片嘴皮子做出这么可怕的事来！”随后，我扩大了战火，指控克里斯托弗他自己就是最近生活中的种种风波的根本原因。⁽²⁵⁾但是，有时候，姿态比以色列国更要紧——就像在以色列，态度曾经比世界末日更要紧……此时此地，生命就像是一个短篇小说，每件事都相互关联。每件事都相互关联：都是为了爱、那个失去的世界、感情的死亡。克里斯托弗正走向一个世界的尽头，历经重要的挪移变化，大规模的重新安排。所有的意象，所有的图片——人像卡片——重新洗牌了，无论是“K”牌、“Q”牌还是“J”牌都换了。

第二天打电话时，我还在震惊、愤慨、内疚中。我说道，

“请转告贾妮斯我很抱歉。”

“请不要担心这事儿。”

“我想你本来该过一个轻松的夜晚的。”

索尔强调说：

“马丁，这事你千万别过于苛责自己了。”

“谢谢。但你带——”

“听着，我已经习惯了。那样的事儿，我屡见不鲜了。”

“希区也这么说来着！”

说完这句，我们都忍不住大笑起来，由此这事算是了结了。几个夏天之后，我正好在佛蒙特的同一个厨房里，克里斯托弗给贝娄夫妇寄来了一份道歉，或者至少算是一张感谢的便条吧。信息藏在他发表在《伦敦书评》上的一篇文章里。这一形式的交流被宽容地接受了——不对，被热情地接受了。我的妻子也被热情地接受了。是新妻子，那次她与我同行。而我也以新的现实存在被重新接受了……想要从中协调朋友之间的关系，是挺朴素的愿望。就这层关系来说，我已经准备好再试一次了。促使我这么做的是，把我——作为读者——介绍给贝娄的是希钦斯。“去看看《洪堡的礼物》，”他跟我说，脑袋严肃地前倾着。（我想）那是在1977年，《新政治家周刊》的楼梯上。而我却去看了《受害者》，看了没几页之后，我感觉到一种熟识感逐渐地穿透了我的身心。化作语言的话（与其说是喜出望外，不如说是隆重庄严）差不多是这样：“这儿有位作家，我必须得阅读他所有的作品。”所有其他的都是后续，这一点才是联接的基础。我差不多一年见贝娄两次，我们也打打电话写写信。但那只是他陪伴我的时间中极小的一部分。他在书架上，在书桌上，在屋子的角角落落，也总是在谈话的气氛中。而那正是书写的本意，不是信息的传递，而是思想情感共融合一的途径。这儿还有别的作家绕着你打转呢，就像是旧朋好友，数百年来都一直耐心、亲密地待你，无眠无休地随叫随到。这就是文学的定义。

哦，对了，那一阵狂笑。那是能将你从内到外翻个个，给你留下一摊子新鲜体液的大笑。“巨大的喜悦”。⁽²⁶⁾那句俏皮话——临时想出来的——和以色列毫无关系，和佛蒙特也毫无关系，但我们还是处在同一个短篇中，每件事都合着分寸。尼采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名言中有一句：俏皮话是有关一种感情死亡的隽言妙语。⁽²⁷⁾我们的临时创作极其的下三流，不好写出来。但确实是悼念曾经的感情：对于前半生的感情。对“青春”或许可以作这样的定义：青春是对你自身持久性的幻觉。这一幻觉最后蒸发的时候，会让眼睛下方的皮肤发干起皱，让你的头发在梳理时爆出干燥的噼啪声。青春，结束了。麻烦接踵而至。死去的恒星使出的招数是炼金师的梦魇：黄金变成了灰铅。1989年，我们就在那个阶段，朝着低贱的金属行去。变化已经降临在他的身上，也很快会降临在我身上。

“真是紧追不放啊，”我对他说。在那个悲凉的圣诞节，突然轮到我了。“离婚，离开孩子们，健康危机。”露西·帕汀顿，布鲁诺·丰塞卡，在重症看护中的索尔·贝娄。还有一本历时五年的小说《情报》，始于和平，这下止于阵阵战火……克里斯托弗坐在那儿，让我知道他在近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想说就不说。我感觉，他能够站在过来人的有利位置上，琢磨我。承认这一点后，我说，“这下我要的就是再加一项，父母的死亡。”

不过在这儿——马蛭池塘的屋子，还有一段时间。在这儿的树下，克里斯托弗和我，三十六岁，抱着儿子拍了照片：路易斯、亚历山大。拍照片的女人是安东尼娅和艾莱妮。还会有别的新生儿：雅各布和索菲亚。所有这些都会远去。所有这些都会消失。这不会持续。我会经受失败。我对自己说，看看：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这是一辆租来的车，一辆不同的租来的车。你会独自开车去洛根机场。你的妻子在车道上哭泣着。她的身后是你的两个儿子，坐在那块草地上，玩着他们的蛙龟动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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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又译《芳心的放纵》。

(2)　见“Lurid”一节。这些都是副词表述错误。

(3)　可能指法国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1932—1984）。

(4)　并非所有的舆论都是好的宣传。纽约的一位公关人士指出：“什么呀：这家伙是个混蛋，所以我要去买他的小说？”——原文注

(5)　另两位是詹姆斯·芬顿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布鲁斯·佩奇。希区和我想试试运气，帮我们的朋友拿下这个职位（其实不可行，因为詹姆斯还不到三十岁）。卓越的V.S.普列切特也在委员会之列，选了阿舍森。那本该是合理且能够达到的结果。但因为委员会选票分散，布鲁斯·佩奇得到了职位。此后，《新政治家周刊》的衰退飞快加速。当时，所有这些都是全国新闻，这本身也可算是新闻了。——原文注

(6)　丹·奎尔，1989年至1993年任乔治·布什的副总统。

(7)　在我看来，这件事标志着我们友谊的开始。我读到有关他母亲去世的事时（是在一份星期天小报上），我只是和他稍稍有点认识。我给他写了封信，他给我回了信，我们的友谊就此开始了。（提一下，他母亲是自杀：又是一例自杀。）——原文注

(8)　见收录在《有备无患》（1988）中的一文《不知一半的真相：向报务员雅各布斯致敬》。克里斯托弗的母亲一直守着自己是犹太人这一秘密，不让丈夫、孩子知道，也不让她成长的那个年代（二十世纪头几十年）的牛津知道。“渡渡”决定把真相告诉她的外孙们，是一个令人敬佩的——且也是必须的——决定。——原文注

(9)　约翰·贝利曼（John Berryman，1914—1972），美国诗人和学者。他被认为是自白体诗歌流派中的重要人物。德尔莫尔·施瓦兹（Delmore Schwartz，1913—1966），美国诗人和短篇小说家。

(10)　自然是同《幸运的吉姆》一起，我还特别希望有这几部作品：《绿人》、《变化》、《姑娘二十》、《结局》、短篇小说《亲爱的幻象》、《我身上所有的血》、《线上的抽动》，还有《诗集》、《国王英语》，或许再加上《书信集》。《老魔怪》得了布克奖。或许我该说是“著名的”（“prestigious”）布克奖，因为这个形容词已经紧紧地和布克奖连在一起了，特别是在美国。我敢打赌不少美国人以为这玩意就是叫“著名的布克奖”，这么说自然一点也不错。《牛津简明词典》中福勒的词条：prestigious（-jus）形容词拥有或展示名声（prestige）；因此［-］LY副词，［-］NESS名词［词源=deception（有欺骗性的）,拉丁文praestigiosus（praestigiae玩杂耍者的戏法；见词缀-OUS）］。但这个奖是由临时邀请而非成员固定的委员会负责评选的。这儿明显缺乏的便是“名声”（prestige）这词在各个层面上的含义，却不乏词源的本意：“法语，=幻象，魅力。”——原文注

(11)　我们后面会看到，1995年之后，情况有了变化（1999年之后，又有变化）。1997年，在波士顿一家小饭店的餐桌上，我终于会对索尔说出一些话。——原文注

(12)　要对付希区体能和智能上的反抗也同样会一无所获的。1974年，他离开了《新政治家周刊》（我们几个都很快相继离开了），投奔资产阶级的大报《每日快讯报》。当时我和他开诚布公地谈了谈，地点是在皮卡迪利圆环边上地下室里的一家地狱般的爱尔兰酒吧，四下是烟雾、地板上的木屑和半露着的屁股缝儿。我以不常见的立场从左侧攻击克里斯托弗，指责他的逃跑、背叛，拿富人的钱。詹姆斯·芬顿忧伤地观望着我们（这场争吵中，有些惨兮兮、泪眼迷蒙的时刻）。我们的意志，我的意志，希区的意志都集中在我们右手中的那只玻璃杯。这是一只酒杯，杯中是一份威士忌。我们一边毫不退让地死盯着对方的眼睛，一边紧捏着玻璃杯，直到杯子开始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我停住，退了下来。因为我突然意识到他是不会先停的，再千年万载也不会。我们一起去了急诊室（詹姆斯搞定了出租车司机，郁郁地陪着我们），希区不会后悔，无论是手掌中深长的伤口还是丢失在木屑中的手指，他都不会后悔：绝无一丝悔意。同一年的后来，詹姆斯和我，还有克里斯托弗，一起坐火车去在布莱克普尔举办的保守党年会。我们之间的感情有点变化，但没有减少。《每日快讯报》把希区安顿在当地的大饭店，对着爱尔兰海的海景。詹姆斯和我住在离海边不少距离的后街小弄里五镑钱一晚的小旅店。那才是左翼的做派：躺在狭窄的小床上无法入眠，听着房间里唯一一件家具——笨重的衣柜——发出来的响动，那是虫子在咬啮衣柜。——原文注

(13)　由美国罗格斯大学主办的以文学作品为主的期刊，发表诗歌、小说和杂文。

(14)　埃利·维瑟尔（Elie Wiesel，1928—2016）,美国犹太裔作家、政治活动家，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15)　美国文学期刊，在1981年至2004年秋之间发行。

(16)　出自贝娄的中篇小说《贝拉罗莎的暗道》（1989）——出版于佛蒙特之行的两个月之前。克里斯托弗看过这本书。他不像书中的孩子：一个“刻薄的低级的”虚无主义者。克里斯托弗的复杂在于更具有人性的一面。我的危机降临时，我退化到一种不闻不问的状态。而希区走了另一种极端。他呆在科德角的那几天，每天为我另一位伟大的（将来的）朋友写一篇辩护文，洋洋洒洒，引经据典，高谈雄辩。那一年，那位朋友即萨曼·拉什迪的生活也突然间完全改观了。——原文注

(17)　马丽娜·华纳（Marina Warner，1946—　），英国小说家、历史学家，以其女性主义、神话为主题的非虚构小说知名。赫尔迈厄尼·李（Hermione Lee，1948—　）,牛津文学教授，以伍尔夫研究及传记作品知名。梅尔文·布拉格（Melvyn Bragg，1939—　）,英国著名广播节目主持人、作家。

(18)　在一次有关以色列集体社区运动（基布兹）历史的非正式讲座上，大概讲了半小时后，我举起手，问：“有关基布兹运动，有一点我想知道。我知道这也是我的同道朱利安·巴恩斯深切关注的问题。你们这儿有没有一张乒乓台？”1986年，我（正确地）觉得这是可言之事。到了1999年，这是否还是可言之事呢？——原文注

基布兹是混合共产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建立的乌托邦社区。

(19)　这三位学者都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裔以色列公民。

(20)　金斯利对以色列怀有同情，但他也不会喜欢那儿的。某次晚宴上，我被迫想起来《幸运的吉姆》中的一句话：我手中握着一杯酒，从来没有谁当真给我过这么小的一杯。——原文注

(21)　他是作为记者在那儿的。我注意到，六日战争（阿拉伯人称之为六月战争）结束在索尔的五十二岁生日。——原文注

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先发制人，对埃及、约旦和叙利亚发动战争。以色列占领了埃及控制的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约旦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旧城，叙利亚的戈兰高地，数十万阿拉伯平民逃离家园沦为难民。

(22)　我意识到在小说中，我削弱了她异族的一面。雷切尔像是犹太人，但结果又不是。我不知道当时有什么莫名其妙的白痴念头攫住了我。我确实换了她的名字。在我想象的烈火熔炉、格斗战场中，她的名字我确实是换了。——原文注

(23)　《佛蒙特：好地方》（1990），收录在《集腋成裘》里。早年给拉金的信件中，父亲打出家里地址时，通常是“不可在此待”而不是“伯克翰斯德”。对他来说，出于各种不同原因，家是个坏地方。——原文注

(24)　他不会开车颇能证明我这位朋友类似诗人（和类似帕夏）的特性。诗人不能、不会也不应该开车。（英国的诗人不能也不会开车。美国的诗人会开车，但不应该开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我就此写过一篇文章。没过多久，在北卡罗来纳州罗利、达勒姆这一带举办一次活动时，我在一个广场上签名售书，一位当地的诗人走了上来，以一种滑稽有趣的方式驳斥了我。他把一本薄薄的册子和一份驾照扔在了桌子上。这位诗人干瘦英俊，有着饱经风霜的沙色皮肤。他的右臂上着石膏。“你这是怎么来着？”我说，“开车撞的？”自那以后，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已经学会了开车。他开车时的样子非常的奇怪，让人心生爱怜——他像是穿着件舞会的礼服，要不就是件大力金刚的外套。他眼睛里的快乐就足以证明他不应该坐在那儿。拉金在历经种种困难之后，学会了开车，也得到了教训，为此后悔不迭（见之后出版的《书信集》）。芬顿是最原初纯粹的诗人，想学开车，几乎到了西西弗的境界。——原文注

帕夏为旧时奥斯曼帝国和北非高级文武官员的称号。

(25)　这是个无知的错误。克里斯托弗不仅原谅了我（我指望他的谅解），但他的胸怀更宽广，还设法去遗忘，这事他没有再提，再也没被触动过。这事没有困扰他：但一直困扰着我。——原文注

(26)　原文为意大利语。

(27)　顺便提一句。戴安娜王妃去世的时候，过了四五天时间才炮制出一些俏皮话。小肯尼迪去世的时候，俏皮话随即出现，快得如同光速电流。换句话说，感情没有存在的机会，诞生即是死亡。这不禁让人也想到继之而来在信息高速公路上的路杀。——原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