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他，曾经的他！
现在的他，曾经的他！
牙齿很坏的奥斯力克评论约翰·多恩，说他写《圣露西节》的时候，“咬紧牙关”。这是对多恩错误的认识，也是对诗歌写作错误的认识。十四年之后，我会傲慢地批判约翰·凯里在《约翰·多恩：生活、思想与艺术》一书中推崇这首诗。一样的名字“约翰”促使我又重读了《圣露西节》（又叫做《圣露西节之夜，最短的白昼》）。虽说凯里教授懂得抒情诗是“想象力的作品”，但与诗人生平相联系的帽子挺沉的：“毕竟，华兹华斯不需要真正的死亡来悼念他的露西。但如果多恩的诗是有关一位去世的女人，那他的妻子是唯一一位值得考虑的人选。”他描述押韵的《圣露西节》是“有自杀倾向的”。可自杀的人写的是遗言，而不是挽诗。诗中最后几行令人难以忘怀，所表述的情感在挽诗中实属常见：
既然她喜欢这长夜的庆典，
让我来替她准备，让我命名
这一时刻,为她守夜之时，节日之夕，
这是日日年年中最深最黑的午夜。(1)
圣露西（又叫圣露西亚）是谁，《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解释很少，而《牛津英语词典》对此只字不提。《布鲁尔人名词典》有下面的解释：“这座加勒比海上的岛屿由哥伦布以他发现之日命名。1502年12月13日星期二，西西里的殉道圣女圣露西之庆典。”12月23日现在被认定是一年中最短的日子——一年中的午夜。露西·帕汀顿在12月27日消失。那年冬天能源短缺，那天晚上没有路灯。公元1973年，却有着十七世纪的黑暗。
1994年11月，咬紧牙关是我不能做的。一个神秘的概念：单只下巴的牙关咬紧时的声响。
我知道所有锡克教的人都有同样的姓氏，但想到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刻，辛格兄弟们正温柔地开着车带着我在纽约转，我感到挺安慰的。可我的白日梦没持续多久：英德杰德·辛格把我从机场接来，很快就出了一次事故。(2)接下来是卡龙·辛格，他送我首次去见牙医及美国口腔颌面外科执业医师托德·贝尔曼。托德面临着我的下颌给他带来的职业挑战：拔掉一系列的牙齿、清除一只肿瘤、用测过艾滋病毒的牛骨来重建下巴再加骨移植重建骨床。
再恰巧落到恰杰德·辛格带我坐了一趟十一美金的车去上城做了个一千一百美金的CT扫描。克里斯，我那个想让拉什迪叫他出门干上一架的朋友，最近做了个CT扫描（或说是试图做上一个）。“我对自己有了新认识，”他告诉我，“我有幽闭恐惧症的。我不知道他们把你整个儿的脑袋都放在里面。我完全疯掉了。”
他们真是把你整个儿脑袋都放在里面的。下颌间支着个指甲锉，头上戴着顶蓝浴帽，眉骨和下巴上绑着根带子，我被往后吸入了某种回旋加速器中。在里面待了十分钟。这种约束，或者称之为囚禁，让我无助地想起露西·帕汀顿。萧伯纳错了。痛苦是相对的。
……二十八九岁的时候，我开始在地铁上产生突如其来的恐惧感。有一阵子，我以为自己继承了父亲各种各样的恐惧症：飞行恐惧（他小时候在海边游乐场花了五先令“翻”了一次，从此就得了这个），高空恐惧（1959年，他带孩子们去帝国大厦的顶楼。他说，只是因为我们都在，他才不至于尖叫起来），黑夜恐惧症。(3)黑夜恐惧症部分和孤身恐惧症重合。有很多事情他都没法一个人做。他几次去斯旺西，是妹妹陪他去再去把他接回来。有一次困在纽卡斯尔，他招了辆出租车到伦敦。(4)不过最关键的是，他不能在天黑后一个人待在屋子里。他就是做不到……我那突如其来的恐惧症被酒吧里的一句话治愈了。那是吉姆·杜伦，精神疾病专家，金斯利的亲密朋友。他说，“记住，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是你让自己成了个傻瓜。”那时候，这句话起了作用；现在在回旋加速器中，也起了作用。我的情绪安定了下来，接受持续十分钟安静的监禁。
我出来时，扬声器里同情地播放着《风中之烛》。等着付费时，我和两个老太太坐在一起。其中一个专注地读着一本叫《当代成熟年华》的杂志，封面上照例是一对身材出众的老家伙。两老太喝着自动售卖机纸杯装的咖啡，气定神闲的，挺享受的样子。扬声器里的音乐从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换到披头士的《让它去吧》……我付了钱走到外面。我刚经历了磨难，辛格兄弟们却都去了别处，让人伤心。于是，我找了荷塞·帕洛米诺把我带回城中心。
我刚和迈克·萨巴图拉的双手约了会，伊莎贝尔就狡诈地带我去下东区吃午餐。我停下来，往下水道吐血的时候，她说，
“记住，这是一个怪异的城市。四下看看。没人会来注意你。”
我四下看看。一点没错。自言自语，咕咕哝哝的、街头卖艺的、乞讨的、一个个都有着惊人的生物量分布，体脂饱和的肥人、人形的台球杆。还有骑在轮椅车上、靠在助步器上的、在垃圾箱里淘宝的、吸毒的、拉客的、精神失常的老兵。这个角落是毒品的角落，今日的卖家站在那儿，以某个角度站立着却看不见有什么倚靠，就像一条斜杠“/”。(5)到处都是垃圾，深到了脚踝处，无处不在。在市中心区金碧辉煌的连拱柱廊，我是给整个场景丢脸的那个。但在这儿，第二大道，我可以昂首挺胸，没人理我，也没人评论我，甚至还有不少走下坡路的余地。
所以，这儿的街路上，我有很好的同伴。午餐桌的对面，也坐着一位很好的同伴。伊莎贝尔，像空港电影中的航班调度员，说着话，陪我喝完了鸡汤。而且在别的地方，我也有很好的同伴：他们在我的脑海里。
问：詹姆斯·乔伊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马丁·艾米斯，这三位注重风格的知名作家中，有几位在四十出头到中期这一阶段，遭受了痛失牙齿的灾难？答：所有三位。
“我的牙糟透了，”《尤利西斯》的第一章中，斯蒂芬思索着，接着问了个出色而无用的问题：“怎么回事呢？”
怎么回事呢？摸了摸。这一颗也快要脱落了。只剩了空壳。要不要用那笔钱去看牙医呢？那一颗，还有这一颗。没有牙齿的金赤是个超人。为什么这么说呢？或许有所指吧？(6)
怎么回事呢？遗传？凯尔特地区的自来水？毒性侵蚀？早在二十出头时，乔伊斯喝热汤时，也会痛得扭身子。1907年，他从马赛给弟弟斯坦尼斯劳斯写信：“我的嘴里全是衰败的牙齿，我的灵魂里全是衰败的雄心。”乔伊斯出生于1882年，他的牙齿坚持到了1923年。拔了牙之后，他在疗养院住了两个星期休养，但据理查·埃利曼（近乎非凡）的传记《詹姆斯·乔伊斯》（1959），失去牙齿“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大的影响”。因为他这么简洁地对儿子乔治说，“它们反正也没什么用了。”
还有让乔伊斯更受困扰的事：弥尔顿式的（或许荷马式的）失明的阴影。到1922年，他已经完成了《尤利西斯》。牙齿对他写《芬尼根守灵夜》反正也帮不上什么忙。“我总觉得是到了晚上，”同一年，他对朋友菲利普·苏波(7)这么说。拔除牙齿是虹膜切除术三阶段中插进来的（为准备切除虹膜还包括了“用五条蚂蟥把眼睛里的血吸干”）。脸、头、脑都遭受了种种暴力折磨之后，乔伊斯写了五年多里的第一首诗：《祈祷》。埃尔曼解释道（传记一向是费劲的活），“说话者的态度把欲望和痛苦混淆在一起，（痛苦）是因为他的头脑把顺从爱人和屈服于其他——比如眼睛的毛病和死亡——联系在一起了。”还有屈服于失去牙齿。《祈祷者》（出自诗集《一分钱一枚的水果》）(8)通常被认为是写给妻子诺拉·乔伊斯的。但在我的世界中，这是写给迈克·萨巴图拉的。三节诗中的第二节是这么写的（美丽的诗行，对我，也是不可承受的痛）：
我不敢忍受我害怕的冰冷接触。
汲取我早已
迟缓的生命！深深地俯向我，吓人的头颅，
为我的坠落而骄傲，回忆着，悲悯着
现在的他，曾经的他！
我在1992年或是1993年第一次读到这首诗。我发现自己在空白处写道——“无可逃避的投降”。当时我想的不是女人。
1943年11月23日，纳博科夫（出生于1899年）在给埃德蒙·威尔逊的信中直接写道：
亲爱的兔子(9)，
有些有小小的红樱桃——脓肿——当它们连着猩红的牙根整个儿出来，穿白衣的男人挺高兴的。我的舌头像是有人回到家却发现家具不见了。牙托要到下个星期才弄好——我成了个口腔残疾……
有什么凸面映出我的脸部时，我一向都能看到和那个天使（你知道的——搏斗的那个）有奇怪的相似之处，不过现在一面普通的镜子就能造成这一效果了。(10)
这段经历过了一阵子，被提炼成小说里的章节——经历通常都是这样的。在出版于1957年的《普宁》中，“英雄的”铁莫菲最终拖着沉重的步子去见穿白衣的人。之后：
嘴里经过那一阵可憎的折磨，至今还在发麻，但是正有解冻的迹象，一股暖流渐渐取代麻木现象，这使他觉得疼痛了。……以往舌头就像一条又肥又滑溜的海豹，常常在熟悉的礁石当中翻腾欢扑，查看一个破旧而还安全的王国内部，从洞穴跳到小海岬，攀上这个锯齿峰，挨紧那个凹口，又在那个旧裂缝里找到一丝甜海草；而现在所有界标全都荡然无存，只剩下一个又黑又大的伤疤，一个牙床的未知领域，恐惧和厌恶又叫人不敢去探察。
这种凄凉感很快渗入了另一种凄凉感。普宁热烈地期盼着同他的前妻（那个可怕的丽萨）重聚却落空——全然落空了。他那温柔的美国房主琼发现他待在厨房里：
普宁那没什么必要强壮的肩膀还在抽动……
“她不想回来吗？”琼温柔地问。
普宁，脑袋还伏在胳膊上，用他那捏得不太紧的拳头擂起桌子来了。
“我什佛也没欧，”普宁响亮地吸拉着鼻涕，恸哭道，“我什佛，什佛，什佛都没欧剩下啊！”
除了极坏的牙齿和极好的文章，纳博科夫和乔伊斯还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流放，还有数十年的穷困潦倒，(11)会强迫性地多给小费，唯妻子是从——这是他们的妻子鼓励出来的：无所不能又有艺术气质的薇拉·斯洛尼姆（她把《微暗的火》译成了俄语），诺拉·巴纳科尔毫无一点文学素养（“他又写上一本书了。”她有点恼火地说，指的是《芬尼根守灵夜》）。不仅仅如此，他们还一辈子都活得挺“美好”——不是詹姆斯意义上的“美好”（对他来说，经济无忧是一个前提），而是可笑的坚强刚毅、百折不挠。他们把文章写出来了，还各有风格。你可以说，乔伊斯对斯坦尼斯劳斯摆个大哥架势，那冷淡做得过分了。还可以说他喜欢易卜生的剧作胜过莎士比亚的(12)。你可以说纳博科夫有时候有某种巴那斯派(13)的自负：但他们度过了坚定不移的一生。劳伦斯或许是有史以来脾气最坏的作家（揍女人、揍动物、种族歧视、反犹等等等等）(14)，也是最为夸张草率地推崇语言的人，一寻思这一点，我就很想就人格正直和行文风格的相关性做个总结。但，中意的读者、理想的读者，只是把作家的人生作为有趣的番外。好日子里，感觉到自己不过是来这儿要干的活的工具，这就是作家的生活真正的感觉：一篇有趣的番外。而且，生活和工作之间没有价值上的相关性。听到这一点，有些作家会大大松一口气的。
“同乔伊斯的冠军球技相比，我的英语就是个棉花球，”纳博科夫说这个话，我猜，带了很大的诚意，但不是全然的真实。我要说同样的话，和纳博科夫比一比。不过，所有这些事中，只有一方面我可以同他相比。不是艺术成就也不是生活经历。只是牙齿。牙齿可以比一比。(15)
反羞辱之战
我会说的第一个词是“公共汽车”。除了婴儿版的“妈咪”“爹地”“菲利普”，“公共汽车”是我说的第一个词。在斯旺西的整个孩提时代，我对血红的双层公共汽车有着无法抗拒的激情。我会连着几个小时一天又一天地坐在公车上，没有目的地。七八岁时，有一次我听到检票员——那时检票员是光鲜得多的人物，金属的售票机挂在胸前像是银质的手风琴——同一个女乘客的对话。她报出了一个站名说，
“我这一阵子很不好。坏透了。”
“哦，是医院的事吧？”
“是啊。牙疼。”
“都拔了了事，要我就这么说。”
“省了好多麻烦呢。”
“可不是，常识呐。”
他抓着上方的拉手，把脸伸到她面前去，像是接吻前的犹疑，随后一下露出了一整套完美无缺的假牙。
“哇，漂亮。上档次。”
这两个说话的人二十岁光景。
曾经有过的文化真心喜欢假牙，认为假牙仿拟真货，更实用更好看，这是这种文化残留的一点边缘。当然，这种偏好只在下层和中下层间保留了下来。伊夫林·沃对此嘲笑过，在《故园风雨后》（1945）中提到一个巡回推销员，假牙闪闪而笑。(16)今天，大多小资的读者会认为前面的对话是对容易轻信的无产阶级的描述。但这种偏好也是审美上的偏好，是对新生事物的接纳，就像人们曾经喜欢尼龙超过纯棉，喜欢塑料超过木材。
牙齿显然同阶层相关，这或许都不用说。这对下层来说，是坏消息；对奥斯力克来说，也是坏消息。三十年前，我就感觉到麻烦降临了，而且也早知道这麻烦将伴随终生，由此对自己的高贵出生一说又加上了一个问号。再说了，牙齿健康的人口分布在变化。那些穷人们令人吃惊的嘴巴渐渐成了记忆。观察得到的证据很快能说明任谁都有比我好的牙齿：足球流氓、吸毒的、流浪汉。就是在那时候，我还不能拿高贵的纳博科夫做反面例子，他的血管里流淌着帝王的血……(17)
当然，另一个和牙齿相关的重要联系是性能力。弗洛伊德就此有不少说法——比如，梦见掉牙齿是表明对性的怀疑和恐惧。有意思的是，纳博科夫虽说对“维也纳的江湖郎中”（以及他那个“满是怨愤的小胎儿”的世界，“这些小胎儿从天然的角落，窥视着父母的爱情生活”）有些过度的轻蔑，却在《普宁》和其他作品中承认这一联系，还有生动的描写，而且在《洛丽塔》（1955）其中一个最出色的段落中，也出现了这一联系。这些句子——美丽、可怖，因痛苦和哀痛而躲闪着呻吟着——向我们展示了整件事道德上的化身。洛丽塔的亨伯特·亨伯特写道，在她走了之后，“她的确出没在我的梦中”。
但她奇怪而荒唐地以瓦莱丽或夏洛特(18)的模样出现，或是两者混在一起。那个混杂不明的鬼魂会朝我走来，一件又一件地脱落着裙子，气氛是那样令人伤感又令人厌恶。她会斜躺在一条窄木板或硬靠椅上，做出一副闷闷的挑逗样，肉身翕张着，像是足球气囊的橡皮气嘴。我还会发现自己在一间可怕的租来的房间里，假牙碎裂或是完全不知放到哪儿了。这儿举行着乏味的活体解剖的聚会，结局总是夏洛特或瓦莱丽靠在我血淋淋的怀抱里哭泣，受着我的嘴唇兄弟一般温柔的吻。无序的梦境中，散落着被拍卖的维也纳人的小古玩、怜悯、阳痿，还有刚被毒气杀死的悲惨的老妇人的棕色假发。(19)
我有时候相信性和牙齿相依共存。而爱情会终结。在一些更为胆怯的幻想中，我溜出了这个国家，去另一片土地——阿尔巴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南威尔士？——在那儿谁都一样，也没有牙齿。或者，不要那么冒险，就找个合适的“伤心人解危中心”，大家一起团团坐下，四周氤氲着薄荷和固定剂的气息，各种各样满嘴的陶瓷像音响板似的咔哒咔哒地敲击着。然后，我或许会和多萝西·华兹华斯一起去吧台，她握着漱口水鸡尾酒，我握着漱口水威士忌——显得多赤诚坦荡又有阳刚之气啊……
那个成为金赤的过渡时期，口腔全裸的那一周，似乎容不得思考。不过，我觉得要是能待在地下储煤室就够舒适了，或是楼梯下的橱柜，和保险丝盒、天竺葵的球茎待在一起也行，有人能从门下滚进来装着热汤的形状怪异的保温瓶。等第一次去试牙托那天来临时，我会以胎儿般的姿势展开来，像“性手枪”(20)那些歌手一样脸容苍白。
年纪更轻也更蠢的时候，我会有另一个策略来对付这事儿：自杀。这一向都是想想而已，是对付恐惧的办法。只要父母有一个还活着，自杀从来都不可能是选择。我想到过的另一条退路。是认定万物皆空而去滥用安定和酒精——不过，还要有点得体的举动，比如在门上贴张纸，告诉旅馆的工作人员通知警局。所有这些念头都阻挡不了缓慢的、被动的、低层次的死亡意愿在我身上慢慢地扎了根。按我的标准来看，我在飞机上已经非常不害怕了，连最翻江倒海的颠簸，我也能保持超然外空的平静。
1984年11月，大儿子出生的日子，自杀连作为幻想也消失了。大儿子出生的那一天，我牙疼了。小儿子出生的那一天，我牙疼了。我和露西·帕汀顿作如此重要的灵魂交流的那一天，我牙疼了……如今，我有了这些孩子，我有过这些牙疼，而我不再想自杀了——这是指作为转移注意力的令人放松的自杀，孩子们的出生把自杀的念头给杀死了。我很高兴。我很高兴我撼动了这一习惯。很快，对于自杀我更懂了一点：比如说，你知道你其实不是真的考虑自杀而在想着这事，这挺作孽的（而且是对自杀者的侮辱）。
因此，除了与之和平共处，没有什么我能做的。我别无选择。
令人振奋的是（我以为），我只需要做三天的金赤，就可以去试临时的牙托。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深信将要受到很不错的款待。但第一个兆头就不好。在北向的第六大道上走了五分钟之后，我发现了自己同辛格兄弟们的关系。噢，他们的感觉如何，已经清楚不过了……我迈着富有弹性的脚步朝上城走去，想着纳尔逊·罗雅斯满是皱纹的脖子，伊莎贝尔走在我的身旁。她是为了给我支持，但她自己也同迈克·萨巴图拉有个约会：她那水晶般的雉堞显然也有可以继续完善的地方。我曾经和一位牙医说，女人的牙齿比男人的更好，他没有反对。更好的牙齿，一如她们有更好的头发。想象一个具有发丝平等的星球：那儿的女人有着男人潟湖般谢了的头顶（还有什么其他的形状吗？），也有的植过发，也有的把周围的头发往上梳来遮掩……起初是惊骇——“就像是一个朽坏的骷髅化石装上了全然是陌生人的露齿而笑的颌骨”——铁莫菲·普宁学会了喜欢他“半透明的塑料圆形露天剧场”：“这是一桩叫人心智顿开的事，一种旭日东升的景象，一嘴瓷瓷实实、雪白光滑、有效且人道的美国货。”那么说来，很快我就会像普宁，或是斯旺西那个还不到二十的售票员，会告诉每个人，把所有的牙齿去拔了，“明早第一件事。‘你就会像我一样改头换面了，’普宁大声嚷道。”
“口腔的适应性是非常强的，”我在椅子上躺下的时候，温柔的米莉这么告诉我。我的嘴将要遭受一次入侵。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敌人渐渐变得像是我敌人的敌人：我的敌人会变得像是我的朋友。那玩意儿被带入了诊室，害羞地等待着被引介。它来临了，这张入场券将让我拥有漂亮的容颜、品尝精美的食物，可以让我仰头放声大笑，让我可以做出亲密的举动，说出如蜜的话语，让我去深吻轻舔。
但请等一下。这可不全然是陌生人的颌骨。没有什么能比这更熟悉得可怕了。这就是我，我自己：这是我以前的牙桥，我的叹息桥负载着金子的重量，从脸的这一侧到另一侧架在上颚粉红的鞍座上。它伸了进去。我有气无力地躺在那儿，单被这牙托的体积就完全打倒了。我想要表达一下我的沮丧时，我听到一个全然是陌生人的声音，那人像是隔着相当一段距离站在我身后。米莉的脸满是同情。她说，
“这就像是把一双新鞋穿习惯了。”
要是我能说话，我就说了。没错，一只新鞋：你嘴里的一只新鞋。不对，是一只足球鞋：你嘴里的一只足球鞋。一只用元素表里新近才出现的元素造的足球鞋：一种叫“
”的元素。米莉拿来一面手镜。我和那个古怪的教授照了个面熟悉了一下。我一边想念儿子们，感觉到他们也在想我。我知道最艰难的那部分或许就是拿这张脸去见他们。
走出医生的诊室时，人们的步子里不是有着悄然满足的弹性，就是拖着脚步像是顺从地负了重担。我走向麦迪逊大道的时候就是后面这种风格。伊莎贝尔让我喝了一口橙汁：隔了几秒钟橙汁的滋味才传到喉咙的底部，随即是一大堆的唾液。抽烟也不再是小菜儿一碟。抽烟也不再是赛过山珍海味。但想想小菜儿，想想山珍海味……咽一下，呕一下，边想抽烟边想骂人，我沉沉地靠在了伊莎贝尔的手臂上。
我们走了三个街区，进了布伦塔诺书店。我的想法是买些书，让书把我送离这凡俗的日子、庸常的尘世、生硬的牙托。我走近一个红发高个子小伙子，说，
“我想找天文书。”
“请再说一遍？”
“天文书。”
“什么？”
“天文书。”
“请再说一遍？”
“天文书。”
“什么？”
他似乎终于明白了。他带路，我随后。我发现自己站在占星术的书架前……几百年来，理性的男男女女指望能用天文来吸纳进而完全取代占星术。但这事没有发生。(21)占星术的书就在这儿，一排排一架架地列着。我不需要占星术。我不需要那些星盘图表、命理运势来告诉我今天并非吉日。
不是吉日，却有良宵。
可怜的普宁什么也没有。他什么、什么、什么都没有剩下。我的情况不是那样。
那天晚上，你从浴室舞着出来（a）穿着你的丝绸浴袍和（b）戴着我的牙齿。随即这两样都被卸下了。
这是一场反羞辱的战争。
第二天，我早早醒来，躺在那儿静静地捂着枕头又笑又哭。我觉得自己脆弱、毫无矫饰，被安抚得妥妥帖帖。那种幸福的感觉让我想到一首诗——早年的叶慈。三十年前，我把这首诗抄下来让妹妹去背。我若有……湛蓝的、暗淡的和深黑的织锦……我把梦想铺……轻轻地踏呀因为你……(22)
“因为你坠入爱河时，不是那样子的，”母亲告诉我，“这事儿很糟糕。你现在经历的这事。非常的糟糕。但要是那人爱你，那就没关系。因为你爱上的不是那人的牙齿，是不是？”
不是。这场战争还没结束。不过现在，或许，可以再创造些生命。
(1) 我记得是1975年，可能是在全年最长的那个日子，在克莱尔·托马林举办的聚会上，临近午夜时，哈罗德·品特被邀请朗诵《圣露西节》，他答应了。在把握得恰到好处的高潮之后的寂静中，克莱尔的秘书萨丽打了个嗝，说，“好球，西里尔。”足球界的流行语，用在这里让人扫兴。（品特宽容的大笑让我印象深刻。）其实，萨丽自己是有自杀的倾向。次年，她自杀了。后来还有一个自杀的：克莱尔的女儿苏珊娜，1980年，二十二岁。——原文注
克莱尔·托马林（Claire Tomalin，1933— ）英国作家，出版过多部作家传记作品，如狄更斯、哈代和奥斯汀。
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1930—2008）英国剧作家及剧场导演，于200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2) 就是一侧碰撞了一下，对英德杰德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在纽约接待我的理查德·科尼埃尔（现在成了我的岳父）曾经因为车祸在医院里待过极短的时间。他对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医生说，他觉得这敢情是个神话——纽约的计程车一天到晚都在撞车。医生说：“神话？听着，计程车司机罢工的时候，这地方都没了人迹。”——原文注
(3) 《同类词汇编》相关分类中，有些不可思议的词，不可思议的恐惧症。金斯利没有“恐数字十三症”。他也没有“恐己症”：对提及自己，他一丁点儿都不害怕。——原文注
(4) 从纽卡斯尔到伦敦约400公里。
(5) 这个像比萨斜塔的效果是“瘾君子斜”，和“皮条客摇”一样的有明显特征。我得等上三年才有人把这些解释给我听。
兜售毒品的是个活动的广告牌——流经他们身体的毒品，他们成了能走会说的广告。一个兜售毒品的摇摇晃晃地走到他的位置上，单单站在那儿——双眼空洞，呈三十度“瘾君子斜”，告诉路人装可卡因的袋子是炸药包——就算是在干活挣他那份钱。
出自戴维·西蒙和爱德华·伯恩斯所著的《角落》（1997）。这是一本真正让人肃然起敬的书，和戴维·西蒙之前的著作《杀人》（1991）一样。后者描述让人无比震惊的徒劳无功和狂欢闹腾，是一篇文字完美无缺的史诗。——原文注
(6) 此处根据萧乾、文洁若译本《尤利西斯》稍作改动。
(7) 菲利普·苏波（Philippe Soupault，1897—1990），法国作家，诗人和文艺评论家，曾参与创建超现实主义。
(8) 这首诗写于1924年，为诗集中最后一首。
(9) “兔子”是埃德蒙·威尔逊幼时母亲给他的绰号，他保留了一辈子。
(10) 摘自《纳博科夫—威尔逊书信集（1940—1971）》（1979），由塞门·卡林斯基编辑。这本书是两位重量级文人动人的对话。兔子对沃罗佳早期的慷慨大方让人倍感亲切而敬佩，而沃罗佳有时候会对兔子无礼地讽刺一下。对威尔逊小说《赫卡特郡的回忆录》（1946年，因淫秽描写而被成功起诉）中被认作是淫荡的女性角色，纳博科夫写道，“我还是早点儿试着用我的鸡巴来开个沙丁鱼的罐头。”不过，无论是从能力还是财力来说，沃罗佳都远为出色。在几乎所有重要的事上，他都对了，而兔子错了：诗体学、政治（苏联），还有对被称为天才的安德烈·马尔罗（“我承认他没有什么幽默感。”威尔逊写道，像是不把吹毛求疵的指责当回事）。——原文注
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1901—1976），法国小说家、文艺理论家，曾任法国文化部部长。
(11) 1922年，乔伊斯收到父亲约翰的一封信，问他要一镑钱过圣诞节。在罗马的詹姆斯从在的里雅斯特的斯坦尼斯劳斯处要了一镑钱寄给在都柏林的约翰。一直有人说，有两类爱尔兰男人：一类是吃苦耐劳的硬汉子，另一类是绝处求生的投机者。在生活中，乔伊斯是个绝处求生的投机者。但在写作中，他是个吃苦耐劳的硬汉子。亨利·詹姆斯说过，讲个梦，少个详梦的；讲个梦，少个读书的。我们都知道一语双关是最低档次的机智。乔伊斯花了十七年时间拿梦做文章。结果是《芬尼根守灵夜》，读起来像是六百页的填字游戏的提示。但写完这本书，得是个吃苦耐劳的硬汉子。——原文注
詹姆斯一语用了“reader”为“详梦”和“读者”的两层意思。
(12) 在《国王英语》（1997）一书中，我父亲写了有关莎士比亚的一篇短文，我同意他的观点：“明说或暗示有这个名字的人不是我们最伟大的作家，表明这人顶多是二等货。”我也同意纳博科夫：“莎士比亚语言中的诗性是世上最杰出的”（《固执己见》，1978）。——原文注
(13) 巴那斯派，19世纪下半叶法国诗歌流派，强调韵律，技艺完美和描写准确。
(14) 可是，看到布兰达·马多克斯的《已婚男人》的结尾处，我流了泪。她引用山姆·约翰逊的话：“让一个有病的男人不成为一个恶棍，实在是太难了。劳伦斯的牙齿曾经被比作黑色的南瓜子。但在他短暂的有生之年——四十四年间，一直与他同在。——原文注
(15) 约翰·厄普代克在回忆录《自我意识》（1989）中，明显企图擅自闯入烂牙俱乐部。书中有一章叫《论不做鸽子》，有两点得质疑一下。在这篇文章中，厄普代克努力（但不成功）把他反越战的立场——更确切地说，是反对反越战和平运动中他受到的霸凌，和他在牙医诊所椅子上的“抗争”联系在一起。弗拉基米尔、詹姆斯和我都拒绝让他加入俱乐部。他的牙齿好得太多了。瞧瞧：到了六十九岁，还咧着嘴露着牙笑呢。要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同乔伊斯有点交情，同纳博科夫拉拉关系的。顺便提一句，厄普代克论及纳博科夫时，有见地有共鸣，但没有真正的激动。但他对乔伊斯表达了巨大的赞誉。他多年来一直想像乔伊斯那样地写作——想要写出当代美国的《尤利西斯》。见《夫妇们》（1968）。这事没有成功，但其他不少事，厄普代克做成了。而且我也同意，在同牛皮癣的搏斗（在《自我意识》一书中有详细谈论）这事上，谁也比不过他。他的病友尼古拉斯·贝克在他那部出色的作品《U和我》（1990）中盛赞厄普代克的某个人物——他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是给床单吸尘。给出下面这个建议会不会显得太冷酷呢？厄普代克应当给自己组个俱乐部，尼克·贝克是第一名会员，我肯定他还能招募到不少声名显赫的前辈先驱。——原文注
《U和我》（1990）分析一位读者如何同作者的作品深入交流：既是对厄普代克作品的赏析，也是一种自我探索。U指英文中的“你”，也是厄普代克的第一个字母。
(16) 我们从《书信集》中看到，沃的牙齿也没有成功坚持到底。对此，他挺勇敢的，觉得并未因此降低了社会地位。——原文注
(17) 给纳博科夫迷做个脚注。最近（1999年4月23日），笔会举办百年庆典，四十三大街上的剧院聚集了一千二百人。我宣称，纳博科夫是本世纪我最爱的作家。在另一个场合——这是给贝娄迷看的——我也可以一点不含糊地说贝娄是本世纪我最爱的作家。我一向认为这两位是我的双峰。荒谬的是，纳博科夫曾经说贝娄不过是“阴郁的平庸作家”。这一评价基于（我有信心）他对贝娄的东西稍许一点点了解，或许也有可能他把贝娄和那类“宏大思想”的小说联系在一起，埃德蒙·威尔逊有时会要求他写这类小说。而且，纳博科夫显然从贬损别人中得到了一些感官上的乐趣：这是他身上的贵族血统在作怪。在笔会的那次活动中，他的传记作者布莱恩·博伊德告诉我，有一次，纳博科夫给一本由不同作家作品合编的短篇小说选集“打分”，给乔伊斯（《死者》）打了A+，但给劳伦斯和其他知名作家Z-。不过，索尔·贝娄对纳博科夫也有微词。我知道他非常推崇《洛丽塔》和《普宁》，但纳博科夫有什么让他觉得挺膈应的：疑心他带着贵族的自负，这在俄语写的《玛丽》（1926）、《荣耀》（1932）、《礼物》（1937）和那本用英语写的俄国小说《爱达》（1967）中都可以察觉到。我同意这一看法，或者说，我也有同样感觉。那些人物好像趾高气昂：路不是走的，是“昂首阔步”；食物不是细嚼慢咽的，而是大声咔嚓着吃的；他们感觉“受之无愧”。但我也要说，这和势利无关（纳博科夫一向都是以诙谐机智攻击势利）。再看一遍《说吧，记忆》，我注意到他习惯性地把他父亲描绘成血脉偾张的样子，其他没有人是这样的（“他闯进我的房间，一把抓起我的扑蝶网，冲下门廊的台阶”）。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纳博科夫（1870—1922）是个非常能干的律师、报人和政客（“贵族家庭出身的自由派，前沙皇部长的儿子，纳博科夫自我满足的正确性和干巴巴的自我主义，几乎成了象征”：这个冷冰冰的描述出自托洛茨基）。他在乡村的宅子有五十个仆人。他替1917年的临时政府服务过，可能之后（或者说他儿子一向这么认为）在某个中央政府的行政职位上“领导”过俄国。流亡到柏林后，他被一个和保皇派有关联的“阴狠的流氓”暗杀（在二战期间，这个人被希特勒任命为俄国流亡者事务总管）。因此，或许可以把纳博科夫的自负看作是一种怀旧，是对父辈强健的体魄、富有决断力的气势、内在的自信的追思。这些是贵族的（不合时代潮流的）德行，但仍是德行。我想谨慎地提出这一看法：他的作品中这一类少许的失衡现象，是由无处付诸的承继父辈的孝心引起的。——原文注）
(18) 亨伯特的两个前妻，瓦莱丽，他在巴黎时期的“无脑的宝贝”，还有夏洛特，曾是海兹太太，洛丽塔的母亲，“她乳头高贵华美，大腿粗大无比”。好了，请回头重读这一段。——原文注
(19) 有一次，大概1990年前后，我把这一段大声读给父亲听，想看他的反应。三十年前，1959年，就在《洛丽塔》在英国出版（书是在内阁会议上讨论过后，才被小心翼翼地出版的）前，他写过一篇长篇评论，毫不客气，而且在我看来，故意不合他的素养。他声称，这本书在两层意义上都坏得够呛：“艺术上，够坏；道德上，也够坏——虽说确实没有涉及猥亵或淫秽”。一旦满足了把亨伯特和纳博科夫完全等同的必要条件后，金斯利可以任意粗暴地打上几拳：“……诸多全然不必要的残酷事件让人不由得想想这位作者。当洛丽塔的母亲……被车子碾过去丧命，我真是不在乎到底是人物还是作者成熟老练、毁人一流（之后是一长段的引用，以此结尾：）‘一个死去的女人，她的头顶骨头、脑浆、金发和鲜血混在一起成了一摊烂粥。’这小子就是这样，亨伯特/纳博科夫：到最后还在押头韵。”金斯利用在这儿的斜杠，是暴徒挥刀。而那句“我真是不在乎”（评论者甩掉了作为书评的枷锁，把人拉回到讲求伦理道德）应当按字面意思看做是对文学真相的不在乎的夸示……我把这段话大声读给他听时，他说，“那不过是些呜哩呜哩让你转移注意力的东西，让你觉得他在乎。那不过是他的文风而已。”与他不同的是，我认为文风就是道德：是道德的浓缩，有细节有具象。让读者感觉到道德，不仅仅是在叙事层面上安排些善恶好坏之事。道德可以在字里行间。不过，对金斯利来说，对文字音韵持续的注重自动变成了夸饰的问题：一直都是这样的。他的《洛丽塔》评论收录在《简·奥斯丁怎么了？》（1970）。——原文注
(20) 性手枪，英国朋克摇滚乐队，于1975年在伦敦组建。
(21) 附文：占星术中一切都是百分之百的错误，只除了有关天蝎座的一切，那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原文注
(22) 出自叶慈的诗《他祈愿有天堂的织锦》：“我若有那天堂的织锦，/织进了金色银色的光线，/湛蓝的、暗淡的和深黑的织锦，/是那黑夜、白日和晨昏时候的光线，/我愿将这些织锦铺在你的脚下：/可是贫穷的我只有我的梦想；/我把梦想铺在你的脚下；/轻轻地踏呀因为你踩着我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