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进入的问题
重新进入的问题
1994年11月，我失去了我的颜面。这是我非常依恋喜欢的东西，我们之间的历史也挺长远了。在我看来，我变了，彻底地变了。
事实没有我以为的那么糟糕。我的脸同艾尔伯特·斯特普托没有什么相似之处，这老爷子——这个名声响亮的捡破烂的老爷子出自早期的无产阶级肥皂剧《斯特普托父子》。他典型的表情是某种没有牙之后的咀嚼，仿佛满是怨恨。我的嘴也没有打了褶皱，像是有无数竖条的缺口。我还可以冒充两个骗子。我戴上牙托的时候，就像来自莫洛博士岛(1)的小兽人：半人半兔，呆得胜似《呆瓜复仇记》(2)中的男主角。我不戴牙托的时候就像……我的脸在我的看来，不是空空荡荡（远还没到那地步），而是奇怪地被搬空了。当我，或者说要是我，在镜子前张开嘴，就会有那个空洞，那条通向湮灭的通道。此外，我觉得，我的眼睛表现了对这条通道的认识和含义。
回到伦敦，我得对付重新进入的问题。重新来面对每个人，重新来面对他们半避开一旁的注视。要对付这个问题，我别无选择。我得见我的儿子，他们也得见我：我知道前方是什么。早先的经历已经告诉我了。
我在牛津的第二年夏季学期，我的母亲来看我——她那时候四处游走捉摸不定。她刚从美国回来不久。她跟着第二任丈夫(3)在美国待了两年，很快就要去西班牙。在那儿，她会碰到第三任丈夫(4)。之前，她在密歇根州的安娜堡开了一家叫“幸运的吉姆”的炸鱼薯条店，成功极了，按妈妈的话来说，“财源滚滚”。她带了萨丽一起来，还有一瓶庆祝用的阿斯蒂气泡葡萄酒……我母亲对酒有很奇特的口味，比如，她不加两块糖就没法喝完一杯干雪莉酒。她最喜欢的是绿荨麻酒和巴菲特力娇酒——一种甜得发齁的酒，带着红紫的色泽，本意是“完美爱情”……
这是个愉快的下午，母亲为她牛津的奥斯力克感到骄傲，喋喋不休地说着话。但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演员，在一场让人难过的梦中。因为我的母亲变了。和那个她叫做“彼得·塞勒斯的牙医”（无疑是想自己取个乐）的男人最后分手的话题已经说了好一阵子。这事终于发生了。我母亲先是被“金赤”，继而被“普宁”了。让我悲伤的并不是改变的效果（她的漂亮或许不曾有一点逊色），而是改变这一事实本身。看到这个仿拟的母亲，我感觉一阵寒意，心也随之策略性地抽离开来。因为你最好不要为某个突然间变得变化不定的人付出太多的爱。母亲，父亲，不应该有变化；就像他们也不应该离开，或是离世。他们绝对不能这么做。
* * *
在纽约的时候，我挣扎着去遵从温柔的米莉的话，努力地让口腔适应这丑怪庞大的侵犯者。所遭受的种种痛苦，我不想细细道来，免得让忠诚耐心的读者心生烦厌。不过，要是我没有说明白齿科重塑的过程比任何人能够想象的要漫长得多，那可是在逃避我的任务了。
我进入了一个新世界，但还是想回到旧世界——那儿有着可怜兮兮没有什么用的牙线、冰包和冲牙器，还有各种牙痛各种否认。否认这一招，我深深觉得被大大诋毁了。在《情报》这本我还在修修改改的书中，有大段的描写赞美这种状态。对否认，我满怀敬意，也愿意付出时间；对牙痛我也有着同样的感觉。那一年的晚些时候我偶遇了老友约翰·格罗斯(5)，当我陪着两个儿子去女王大道上的大商场里淘唱片时。这家商场差不多占据了半条大道，和我二十几岁时住的肯辛顿公园广场很近，周围都是容易引起火灾的旅店。这是在约翰成功地做了冠状动脉搭桥手术以后我第一次碰到他。儿子们探勘着商店，买买东西或仅仅是摸摸货架上的东西，约翰则在一边描述了心肌梗塞带来的险情。“不怎么痛，”他说，“可以忍受。我有过的牙痛比这更难受。”约翰把牙痛放在平民百姓非致命性疼痛的最高点，似乎是自然不过的事。
太同意了。对牙痛大师级的音乐造诣我熟悉极了，铜管的、木管的、打击的，而且最居主导地位的是弦乐，哦，弦乐（最近我听到巴赫的大提琴无伴奏组曲，这是对一种牙痛最完美的音译——这坚持不懈百折不挠，这令人俯首帖耳而无法抗拒）。牙痛能奏出断音、滑音、渐速音、最极板，而且最拿手的是最强音。牙痛能玩摇滚、蓝调、灵魂乐、杜沃普(6)和比波普爵士乐(7)；牙痛还能玩重金属、说唱乐、朋克乐和放克乐(8)。在所有这些混乱又尖锐刺耳的各种声响中，有种轻轻地持续不断的声音，回响在我那可悲的脑海里：阉伶凄惨的恸哭声。
没错，但经历牙痛的至少是我自己，而这钳套不是我，哪怕它就是想活在我脑袋正中心的位置。奇怪极了。我只是坐着，看看书写写字，一点没事。但要是得说话走路……所有公众场合的交流没一会儿就让我筋疲力尽。
今天，陪你和你母亲贝蒂去联合广场买东西（其中一项是要给俩儿子买足球衫），我感觉到了地心引力的全部力量——我感觉这东西想让我坠落到地心。口腔里多了这么一点点几盎司，怎么可能有着全副军备武装的重量（而且还是行军了十二个小时以后的重量）？压迫只能是精神性的，这一定是出自精神。(9)
每个人都对我好得不得了。你姐姐的笑容是温软的；你母亲烧的饭菜也是温软的。我一向都觉得吃饭挺麻烦的，这是件好事，很好的训练，因为现在每一餐都是惩罚，每一口都是非同寻常的摧残。我的唇齿从来不曾细腻敏感（经常手里握着一瓶用软木塞的高品质葡萄酒，还亲着撮在一起的指尖不放），这也是件好事，因为我现在根本就没了上颚：嘴巴需要十秒钟来辨别糖和盐。
但这还不是全部。
这钳套让我觉得像是有什么东西把我的口腔放在它的口腔里。但这还不是全部。更不消说那些哽噎干呕，就像打嗝一样控制不了，还有突然间口水就像尼亚加拉大瀑布似的倾盆而下。我好多年没去看牙医。这下子钳套让我觉得像是整个白天都待在牙医诊所里了。而且整个晚上也待在那儿了。接下来它会在玻璃杯里，对着我不是张着嘴咆哮就是咧着嘴嗤笑。
很快我得去伦敦了，让儿子们看到我的脸。
套套城堡
我第一次出现在报纸头页的新闻中，还不到十岁。南威尔士第一晚报的大标题（我记得是《晚间邮报》）写着：《艾米斯家男孩们的英雄事迹》。
作为父母，我要比母亲焦虑得多。有一次我花了半个下午——在西班牙时的一次野餐，当时我二十八岁，无孩——张着手臂站在一棵树下，又站在另一棵树下，以防四五岁的杰米掉下来。我母亲从三明治上抬起眼，手往后在空中挥了一下。
“他做什么，我都随他。你做什么，我也都随你。”
确实如此。我们做什么，她都随我们。整天整晚的开车旅行时，我们兄妹仨，无论什么天气，都会在莫里斯1000的车顶架上爬上爬下，而母亲则皱着眉头盯着挡风玻璃……父亲在车里时，我不记得这么干过。总体上他可能要比母亲更小心。至于让艾米斯家男孩们最终成就“英雄事迹”的决定，呃，这事发生在户外，不需要咨询他，他也不想被咨询。他在书房里。他总是在书房里。
艾米斯家的男孩们，主要是菲利普，告诉他们的母亲他们应当独自划艇，从斯旺西湾往西几英里划到彭布洛克湾（威尔士西海岸这一段是出了名的变幻莫测，而且越往西越难）。母亲同意了。我私下一直觉得这个计划太大胆了。出发时，看到海浪的高度，我可没觉得由此生出了勇气（斯旺西湾通常要比我们接下去要经过的海湾温顺得多），也看明白了让划艇穿过翻滚着扑向海岸的浪头有多么的艰难。一而再再而三浪头凶猛地把我们击退。淹了半死，我们才坐到了划艇的座位上，菲利普在前，朝斯旺西湾的西侧划去。顺畅地划了几分钟后，我们吸纳了某种海洋的影响，划艇桨没了声息，这在我的经历中是绝无仅有的。数千吨狂乱的海水沿着海湾横向地向我们压了过来……我见过飓风尾声时的大海，蓬头垢面，杂乱无章。飓风显摆过威风，肆虐地吞噬之后，泛着暴饮暴食后恶心的绿色，无聊地乱转着拍打着，退缩不前。我们现在要对付的横向潮流，粗野地从一侧冲过来，强健得骇人，却有着同样垂死挣扎的气势。我们可以回头（我明确偏向这个选择）；但我知道菲利普是不会回头的。总的说来，做弟弟的还是轻松一点，眼看着哥哥不回头——往前，往前，进入那没有光亮的地方，也不回头。菲利普总是站在我的前头。可这次，我在同一条船上。他盯视着前方，大声叫道，
“再见了，马特。”
我们划着桨冲进涌过来的滚滚白沫，时而以抗争的速度，时而以攻打的速度，时而以撞击的速度。“英雄事迹”一文想说明我们坚持不懈，百折不挠（而且还和北欧人一样的毫不抱怨）。其实仅仅是那么几秒钟，我们冲击着蹦跃着，冲了出去，这就是整段冒险最严峻的程度了。不管怎么说，对我而言，这已经是够受了。我要求在下个海滩把我放下，这一要求收获了很多兄长的不满不屑。在卡斯韦尔湾的小吃店里，我给家里打了电话，之后就站在通向崖石的台阶上，观望着菲利普推动着高高竖起的划艇越过更高的海浪，一次，一次，又一次，而每一次，划艇就像覆在了他身上，他又被打到了浅滩处。他的身体不知疲倦，我看不见他的脸，但我知道他的脸上这会儿有了痛不欲生的表情。
在彭布洛克湾，母亲和我整个下午都一无所获地扫视在着如群峰起伏的海面。到了这时，救援队已经得到了通知……不过，我们来看看吧。《晚间邮报》的首页，勾画出一幅奋力拼搏海上困境的画面，让帕特里克·欧布莱恩(10)都会瞠目结舌，这几乎完全是瞎编。因为我哥哥并没有能让划艇跨过浪头。而且，当海岸救援队在搜寻、直升飞机咔嗒咔嗒沿海岸飞下来的时候，菲利普正在卡斯韦尔海湾的小吃店里喝着汽水，试着打电话。
这条标题，我不觉得是受到赞誉，而是令我尴尬极了。我在这篇文章中的地位尤其骗人，菲利普至少是努力前进着去丢性命的。
所以说，报纸把所有事都搞错了。这事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报纸把我（大错特错地）当做英雄来报道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父母婚姻破裂的时候，报纸报道了这事。三十年之后，我的婚姻破裂的时候，报纸报道了这事（报道的方式大相径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父亲修补好牙齿的时候，报纸没有报道（他的牙齿没有上报纸，但他的新笑容上了：他从来没有这样笑过）。三十年之后，我修补好牙齿的时候，报纸报道了这事。我的牙齿上了头条。但容我告诉你这段经历。这赛过所有对此事的说法——所有外面的版本。街角的一个人癫痫全面发作时，是顾不上旁边的孩子在窃笑的。他深深沉浸在自己的应急状态中。
1993年，父亲在吃晚饭时说，
“想说多少就说多少。”
我告诉他最近去了科德角去看孩子们，还有他们的母亲——对她，我已经成了陌生人，而我也已经不得已同她疏远了。儿子们感觉到了和好的可能性。第一天早上，雅各布把我的咖啡杯往右手推进了一英寸，说，“还挺乐意在这儿吧？”……五天之后，我准备离开时，屋外的池塘乖乖地映照着天空中堆聚起来的云霾。儿子们在一片草地上搭着一个小型动物园。路易斯给我耍了个小戏法，往一处复杂的通道扔一枚硬币，就能拿到一张门票。可是我不会待下去，他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就要走了。他们知道这事没成——整件事都失败了。我道过别，进了租来的车。
“我就是没法儿不想。我就是没法儿从脑海中除掉。”
“那样的事你没有什么可去做的，只能指望着与其共存。永远也不会消失，会一直伴着你。就在——那儿……”
是的，一直候在那儿等着你咂摸一番，而且威力丝毫不见减弱。回到伦敦的夜行航班中，我表演了在我看来是无与伦比的壮举，整整六个小时不停地流着泪。我不断地睡睡醒醒，连在短短的浅睡时也还在流着泪。我纳闷这哭泣的生理机能：储备和供应的问题。在我的谵妄状态中，被插进来的念头弄得烦扰不堪，好像有个指示灯，在驾驶舱上亮个不停，就像是汽车仪表盘上的水罐标志，告诉我终于已经用完了所有的喷水。
这次又是跨越大西洋的夜行航班，去看儿子们。而我是“金赤”，是“普宁”，是仿拟的父亲。使得我同他们甚至更疏远了。
短小的一段前序。
从斯旺西到加迪夫的火车减缓了速度，停了下来，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车厢里的乘客茫然地朝窗外看去，所有的谈话也同样地停了下来——即刻一起停了下来，就像无线电的电源突然被拔掉了。我们相互看了看，又往外看去。如果这是幻觉，也是大家共有的幻觉。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简单的箭头指示牌，指引游客去一个叫“套套城堡”的地方……那时，我十一岁，兴高采烈地和两个学校的朋友去加迪夫纹章球场看21岁以下国际英式橄榄球比赛。按说我太小，不该知道那个“套套”在南威尔士可能还有其他地方指的是“避孕套”……我对面坐着个年轻人：穿着衬衣打着领带，精干的发型。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脸上的表情，慢慢地严肃而悲伤地蹙起了眉头，受了伤害不可置信地倒抽了口气，说道（像是认识到事物顺序中非常关键的错误），“套套之城堡……？”朋友和我都假装天真无知：我们努力不让自己放声大笑。但这位年轻人说出了大家的心声，还婉转优雅。套套之城堡？
1994年11月，我回到伦敦的那天，得对付两件和牙齿相关的事。从某种角度看，这挺稀松平常的，因为我最近这段时间在纽约，钳套让我觉得无时不刻不在牙医诊所里，我事实上也是整天待在牙医诊所里，裸露的上颚接受了迈克·萨巴图拉的装配调试，沉陷得可怕的下颚接受了托德·贝尔曼的探察刮拭。(11)此时此刻，我从飞机上下来，眼睛发干，被所有这一切搞得眼花耳聋，茫然不知所从，鬼一样地消瘦得可怕。不过，在诸种坏消息中，也有一些好消息：来自牙医诊所。下巴处的肿瘤（下个月割除）几乎可以肯定没有癌细胞，也很可能是挺常见的瘤子。昂贵的分层造影扫描图显示，按我的颌面外科医生的话来说，我的“下颌好极了”，借助额骨移植，足以接受钛金属植体。
在我重新进入的第一天，我的两次牙科测试,都不需要我待在牙医诊所里，这值得记上一笔。第一次是喜剧，第二次是带色的悲剧，两次都是必经的仪式。就是那样，我没有选择。
简单地说，第一次测试是以钱易物：第一次去购买假牙清洁片。这一经历，我想，只有我最最年长的读者可能会有点儿熟悉。假牙清洁片的牌子叫“齿得丽”，装在管子里。清洁片接触到温水，会释放出一阵喜庆的气泡。钳套就在这溶剂里咧着嘴冷笑着泡过夜……我做好准备干这件事时——我的确在两家可能买到的商店里转了几圈——我意识到这事尖锐地提醒我另一件事：三十年前第一次买避孕套。有种联系不是先由头脑而是先由身体作出，这次便是如此：同样的感觉，同样的生理反应。我自甘认输，闷笑了一下。因为头一次被引进门是雄性强壮的抵达，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无与伦比的享受。与之相反的第二次，唉，第二次都是拙劣的模仿，那根斑驳僵硬的拇指指向了另一个方向。除此之外，两者的相似处躲也躲不开。
（1）确认招呼你的店员是个男人，不是个女人，断断不可以是年轻女人。（2）你会转悠很长时间，看看发胶、止汗剂什么的，一直等到店里几乎空了。不过，买避孕套也好买齿得丽也好，当你站在柜台前准备付钱时，都会有整一客车静默的十八岁女孩推门进来。（3）不用说，用作（可笑的）转移注意力的策略，你当然还会买上些别的东西。一些同你想要偷偷购买的货品全然不相干的东西。不是凡士林也不是飞力生滋补品（金斯利以前老是说，让四十来岁的飞升到五十）(12)。像香波或是维生素C这类纯洁的东西（但不是维生素E）。（4）你会努力给人造成这种印象，这些东西不是你自用的：你只不过是给某个虚无的好色之徒或耄耋老人跑跑腿。你或许甚至还扬扬手中的单子，咕哝上几句（或是考虑咕哝上几句），你那个哥哥有多懒，或是你那可怜的老爷爷有多健忘（还出不了门）。（5）不管发生了什么，你离开商店时，脸都会在发烧。
还有，你自然会去一家你从未去过的药房。眼前这一例是一家阴湿的小店。我进门时，铃铛叮咚响了一声。没错，收银的是个女的，银白头发的老好太太，但除此之外，这地方对我来说堪称完美。外面的人行道上，就像是一首关于贫穷的诗，站着一位老年的公民，穿着变形了的运动鞋和喇叭裤(13)；到了里面就越来越好了，没有重新改建过，几乎就是战前的模样，尽是些润喉糖、鸡眼刀和肉色的纱布，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坏的盘尼西林的味道。没有能吸引健康的年轻人的遮阳镜和海滩包。只有成了拖累的肉身自我维护的必需品——再加上一个处方柜台，是为那些跑医院的人准备的。一旁，齿得丽的神龛几乎占据了整块牙齿保健区，陈列着三种滋味。
我挑了些剃刀、护肘这些男人用的东西，走到收银台前，把购物单子放进口袋，这段时间店里都空空的。再几秒钟，这事就了结了。我站在了老太太前，注意到她的眼睛里出现了些奇怪的神采：瞳孔因为高兴放大了。
“你是马丁·艾米斯！哦。哦。我侄子。我侄子以为你太……吉姆！吉姆！”
吉姆是处方柜后的那个和蔼开朗的老头。我在一张订单表格背面给那个侄子写了封鼓励的短信，签上名（这位想成为作家的年轻人——再次祝你好运）。随后我出门上了街，脸烧得火烫。不过这对老夫妇可爱极了，而我对着命运不经意间的亮光也笑了起来。那事，在避孕套的时代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对避孕套越来越有意识的时代，我不知道像麦考利·卡尔金这样的童星是怎么对付的。或许他让他爹去给他买。就像金斯利曾经给我哥哥和我买过一次，还一点不遮不掩。
那天晚上，我把一颗齿得丽放入水杯中。这颗可能也太老了，没反应。但第二颗起了反应，这让经过漫长的一天之后还在我嘴巴里的钳套，虚弱地斜睨了它一眼。
我的父母对孩子们的爱情生活都一致保持了无可挑剔的距离。母亲是凭着直觉；对父亲来说，我觉得这是斟酌过的策略。在迈达谷的屋子，我的一个女朋友在找厕所时，走错了房间，大半夜把金斯利和简给弄醒了。第二天早上，我小心翼翼地捡起放在我房门外的字条。是父亲的笔迹，上面写道：“非常欢迎你的朋友一起吃早餐。只是对柳西太太要小心点。”(14)事实上，我女朋友对留宿挺紧张的，而我也不确定，她并没有过夜。所以，我不仅仅得到了原谅，还收到了一份满怀理解的通知：我有了一种新的自由。这下就很明确了。
“什么这么好笑？”
“我刚看到有关手淫的一部分。”
这是1995年，我躺在伦敦某公园的一片草坪上，又在看金斯利的《回忆录》，儿子们踩着滑板，摇摇晃晃地滑了过去，停了下来。
“还有呢？”
“金斯利在你们这个年纪时，他爸爸告诉他，这会‘让血液变得稀薄，受害者最终会精神错乱无可救药’。”
“真的？”
“真这么说了。不过，这不会让人血液稀薄，精神错乱。”
“那就好。”
这是金斯利从威廉·罗伯特·艾米斯处得到的唯一一点有关性的建议。“读者们，你开始笑了，如果这是你此刻想做的，”金斯利接着又写道，“……有个朋友告诉我，他们学校每个班级快临近发育期时，都会去当地的精神病院，参观据说是由手淫引起的精神病的病房”，真正的精神分裂症和躁郁症患者被当做了普通的长期手淫者。我父亲在他的回忆录中称，他“够有脑子”没有相信这些警告。虚伪的欺骗和恐吓，那些当年盛行的阴谋，我认为金斯利的确没有太受影响。这种现象在现在看来，我们只能解读成是对年轻的憎恨。整件事或许是那些对生活失望的平庸人士玩的一场拙劣的游戏。我爷爷不知怎么深信，他年轻时若是“放过了自己”，或许有望不只是个金融城里的高级职员，当然他希望儿子要更好一点……这么说好像也不算牵强：自从父亲把和性相关的事说得神秘而吓人之后，父子间的关系似乎再也没有恢复过。并非是金斯利需要有关小鸟和蜜蜂的事实信息。他说过，“家庭中的性指点……并非是指点，而是正式的许可”；“必须是授予的”。
金斯利后来把这个小鸟和蜜蜂的故事告诉给他的儿子们听，然后我尽职地传给我的儿子们……农夫的老婆跟他说：“你该把小鸟和蜜蜂的故事告诉给乔治听了。”农夫迈不开脚：“啊，老婆啊。你看，这对个大男人来讲，有点儿尴尬呐……”最后他还是同意了。炎热的下午，父子俩单独坐在屋后的树林子里，小鸟婉转地在歌唱，无数的蜜蜂在嗡嗡地响着。“乔治啊，爸爸要告诉你小鸟和蜜蜂的故事了。”“哦，好的，爸爸。”“你记得上星期五晚上，我们在沟渠里对那些姑娘做的事？”“嗯，记得，爸爸。”“呃，这事儿小鸟和蜜蜂也做的”……作为一个笑话，我发现自己对这个故事的评价时高时低。但我怎么也不会忘记我小儿子对这个笑话的反应：整整三秒钟傻呆呆的，明白过来后发出一声饱满的尖叫。
1943年，金斯利二十一岁，是牛津的本科生，军队里的中尉，威廉发现他和一个有夫之妇好上了。(15)这事在中规中矩的艾米斯家近郊宅子里投下的炸弹，试着想象一下都令人抑郁。六年之后，威廉傲慢地抵制我父母的婚礼。那一次，艾家老妈罗莎（我的记忆中，她只是一个黑乎乎的存在，浑身装饰繁复华丽，香喷喷，胖墩墩）算是把他说转了心意。但她自己也没有什么自由的精神——比如说，有邻居在她的十四岁的孩子面前用了“蜜月”一词，她就一脸怒容地朝花园墙的另一面瞪眼睛。总的来说，金斯利写道，“如果男人卖淫或是未成年嗜酒这些事在家族中有长久的历史”，威廉和罗莎“也未见得会更坚定不移地来限制我对朋友的选择”，“限制我去见他们的机会”。结果是，父亲对他母亲的爱没有什么复杂之处，但我从来没见过他在我爷爷在场时，是完全放松自在的。
我记忆中的爷爷是个肤色土黄的英俊男人，衣着传统而整洁。不过这土黄的肤色可能是由我对他临终时的印象加上去的，他因黄疸闪着暗橙色。丧偶后的（1957—1963）好些年，他都住在我们家——我现在意识到，这给金斯利带来了巨大的不便。其中有挺大一部分时间，他都同哥哥和我玩，兴致勃勃又富有创意，却严肃不苟。我毫无保留地坦承他是我儿童时代最最热爱的人之一——以至于有一次他让我难受得大哭不已。他坚持认为“作为祖父”对长孙有“更多的感情”是“很自然”的。对我而言，这里的问题不是自然不自然，而是爱：没有得到足够回报的爱。他试图说些好话，但他不肯收回他说的。他不肯因我的痛苦之严重而屈服……在美国待了一年后，他变得烦躁不安，搬回了伦敦。他的来访再频繁，也仍旧让我盼望不已。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他会带来一个花枝招展喋喋不休的女性朋友。
随后就结束了。我是说爱到了尽头：我的爱。我没有感觉到它离开了，不过我记得我意识到爱不在了。那是在剑桥，我母亲一整天都在嘀咕有个秘密的礼物等着我：那可是一等一的礼物。近晚时分，我们开车去某个神秘的地方（其实是彼得学院，父亲所在的学院）。就在那儿，突然间门旁站着不可救药地羸弱不堪的艾家老爹。我只停顿了半拍就冲出车子拥抱了他。但就在那一瞬间，我亲身经历了失望和惊讶的重击。艾家老爹以前是一等一的礼物。但再也不是了。我当时十三岁，不幸的十三岁。祖父母在你十三岁时，唉，可是你要舍弃的孩子气的东西之一……一年之后，金斯利离开(16)、剑桥的屋子成了死去或临死的动物的停尸房。在这之前的一两个月，艾家老爹死于癌症。菲利普和我被带去附近的养老院看他，这显然是最后一次了。现在，我挺高兴当时的我不再爱了。那努力想挤出一丝笑容的可怕模样，泡在黄疸里的眼珠显得亮闪闪的，像是万圣节晚上的南瓜灯。私下里，哥哥和我对于这次经历——对于爷爷——觉得又紧张又无动于衷。或许这也是对于死亡的态度。也有可能是，从我的爱被轻视的那天起，我年少的心一直都觉得受伤。
而且，我还感觉这伤害来自这人绝顶的冷酷顽固。他试图说些好话，但却不肯收回他说的话。他不愿屈服。他不愿说个好心的谎来安抚一个抽抽搭搭哀哀不休的小孩。
“你像是金斯利，”我对儿子说（老大），一边开车送他去某个地方。我接着说，
“你就是那类永远不肯承认自己有错的人。”
“是的，你也是那类人。”(17)
没错，金斯利是那类人，威廉也是那类人。“等我感觉到父亲企图要按什么样子来塑造我的性格和未来时，”他的回忆录写道，“我开始抵制他，连着很多年我们都至少一两个星期一次地激烈争吵。”在外面的世界没有什么威力的爷爷，企图单单借助唠叨重复来施加他的意志，而比他聪明好几个量级的金斯利逐渐认识到他可以来主导这场舞蹈。这些场景，我能看到，我能听到，就像是一场不好的婚姻。最后，爷爷就以无聊乏味来折磨父亲（自狄更斯以来，还有哪位小说家能够为“所有无聊乏味含有的炽烈的真诚”如此入迷继而劲头十足？）。我觉得，对金斯利来说，有对父亲的爱，但被推到了地底下。爱最终在一首诗里浮现了出来，这首短小的挽诗直接就叫做《纪念W.R.A》(18)，副标题写着“于1963年4月18日辞世”。我读了这首诗，又对它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后，我感觉到爷爷和我之间有些错了位的、有些起了褶皱的地方也被抹平了。不过，这首诗最后几行（有关情感的懒惰，有关憎恨和顽固，还有艾米斯家人情感上的麻木不仁）中的自我批评，甚至到了微妙的自我厌恶的地步，这些我在当时读这首诗时没有抓住。长长的争论终于有了输赢结果——死亡才是胜者。诗人觉得这样一种结果太没劲了，他稍稍带点敷衍的口气便是对此的承认。《纪念W.R.A》最后以诗中的“我”作以下的想象来结尾：
你说啊说啊说啊，
我越来越正式地作答
永远无法为自己辩护
也永远不会足以软化，
引向沉默，
和不同的方向。
原谅我，我只能
看到所发生的：
连你的骄傲和你的爱
也需要这段时间来变得
明晰，来唤起我的爱。
很遗憾，你要死去
让我觉得遗憾
你已不在此时此地。
1965年夏天，在比阿吉饭店吃着晚饭，金斯利确认了他的两个儿子都已经驶入性的领域。他高高兴兴地鼓励着我们，甚至还有点沾沾自喜。一两天后，他带我们去苏豪区吃中饭。这一次，他又放肆得很滑稽，同时保持着颠覆性。“老爸棒极了，”我们兄弟俩对彼此说，我们以前这么说，到现在也这么认为。但我记得自己说（或者只是想想而已），他只是因为我们不是同性恋而高兴坏了。(19)现在想来，我错了。一个乱交的男人，一个生活在需要很多精力成为乱交男人的年代的乱交男人，金斯利为自己能接触到更多的乱交而兴奋不已。而且，他没有依照他父亲的做法；相反，对他的儿子们来说，成了无聊乏味的另一个极端，他感受到了行为得到合理辩护的温暖。
吃过中饭后，他带我们去皮卡迪利北侧的一条偏街，进了一家暧昧的小店。有人会觉得他在那儿给我们买再合适不过了。在护发膏、下体弹力护身和疝气带之间，他买了12×12只避孕套：总共一百四十四只。就像拉金那首有名的诗中庆祝婚礼的人们，我们从不曾有过如此巨大而纯然滑稽的成功。(20)当然，这礼物很大程度也是象征性的：这代表了许可。不过，也省下了十四镑十二先令，替我们省下了往药房跑的四十八趟(21)。
金斯利以前喜欢讲这个兄弟之争的故事——我四五岁的时候，他是怎么发现我躺在楼梯上，伤心得死去活来，他是怎么焦虑地跪在我身旁，等了好几分钟，才得以平息了我大口大口的喘气，起伏的胸腔。然后他说，“好一点了吧……怎么回事呢？”当我终于能找到词说出话来，我说，“菲利普吃了块饼干”……在另一个版本里，我答道，“菲利普比我多吃了一块饼干。”1965年的夏天，我老是想着这个故事的另一种演绎。我没法躺倒在楼梯上大哭：我快要到十六岁了。和爸爸一起的那天之后不久——在我看来快得简直不像是真的——我又到了药房门口，攥着三先令三便士，脸色苍白地等着我的机会。
我后来才想到写着“套套城堡”的路标不是指引你去城堡的，而是指引你去药房的。对年轻的购买者来说，药房就是这个需要攀登的壁垒：套套城堡。为了支持这个理论，我们需要确立另一个姐妹城堡的存在，或者姐妹路标（箭头指向另一个方向），指引你去齿得丽城堡。
* * *
重新进入的第一天，第二次齿科测试，这听起来简单明确。我去看儿子们。
一段时间后，连轻的东西也变得重了起来，而重的东西就更重了。度过了沉沉的一天之后，钳套在我的口腔里沉沉的。
他们就在那儿，我继续大声说着，但我的脑袋放在哪儿都不舒服，没有可以忍受的角度，没有可以坚持的高度。
儿子们与其说是看着我，不如说是观察着我，他们的仿拟父亲。那个父亲已经走了，这个父亲来了。他们的脸忽闪忽闪的。“爸爸。你的脸上有了什么变化。”我说，是的，我知道。但这是暂时的。变化只是暂时的。
我想对他们说，就像你们收回对我的爱——这明显感觉得到，无法回避。但我没说。我只能努力模仿自己一会儿。我模仿着自己，再和他们道别，两手抓着头发，匆匆走下了台阶。
伤害之事实
这是金斯利·艾米斯写的A.E.H(22)。我十八岁时记住了这首诗，至今仍了熟于心。这是对A.E.豪斯曼满怀敬意的模仿，复制了豪斯曼特有的一种诗意效果。一般情况下，扬抑格——轻-重——更加适合轻松的小诗或打油诗，这和抑扬格——轻-重——更加庄严的节奏刚好相反。用扬抑格来写严肃的题材，按理是节律不当。(23)诗歌的第一行也像是需要有人来提醒我太阳是从哪儿升起在哪儿落下。
A.E.H
西边的天空火焰熊熊
燃尽所有的树林和山丘；
晨时连成一片的战斗声由重
而渐渐退去，稍许的弥留，继而止休。
经过撕裂脏污的旗帜，
经过成堆成堆杂乱横陈的尸骨，
伫立着一个红衣人，不见一丝血渍，
他愤怒地哭泣，不是出自痛苦。
受了伤的年轻人，何时让他们复苏
死神和医生在阴影中穿梭着
止住了哭声，让黑暗将他们紧紧裹住；
终于都在睡梦中安躺了。
只除了一个，整夜地咒诅
想象着不是亲眼目睹的伤口，
以不变的语调重复
伤口的事实必有的意义深厚。
伤口这一事实必有的意义，当然是上帝缺席，要不就是上帝道德沦丧，或是无力软弱。
露西·帕汀顿在死前三个月皈依了罗马天主教。在我看来，这对表彰上帝公正的神正论提出了诸多质疑。无疑我是天真无知的，但我总是发现自己在想，自1973年圣诞之后，梵蒂冈怎么还会有勇气矗立在那儿呢。格雷厄姆·格林的《布赖顿硬糖》结尾那几行错综迷离的说法（“你无法理解，我的孩子，我也无法理解，谁都无法理解，上帝的仁慈之可怕之奇特”）一向都是动听但无用的。因为这要求我们把杀害露西·帕汀顿的凶手当做某种意义上的神之器具(24)，这显然是个绝无可能的想法。而另一面，在切尔滕纳姆的纪念会上，不止有一个人表达过同样的想法，新近的皈依让她更有力量，所以（正如简·卡马尔感人的话），“她走的时候，带着全部信仰的能量”。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去相信这一点，就像我们全心全意地去相信她走得很快：极其的迅速。
另一位在纪念会上的发言人克里斯蒂娜·基尔南写的文章以更高远的角度来安慰生者（大致有佛教、印度教的倾向）。她探索自己的直觉，认为露西是“多次生命轮回的顶点”：“有些人得以有机会……清理多次生命的残留，让他们毫无累赘地继续前行，或是进入另一层次的生命。”这一源自直觉的探索大胆而又富有诗意，对此我们都会有所呼应，而且还可以引证一条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哲学理论（多重宇宙，多重心灵，又称量子力学相对态解释），根据这一理论，宇宙不断在分裂。因此，在别的宇宙里，或许1973年12月27日那天晚上，露西·帕汀顿安全地（不对：轻松地）回到在葛雷屯的母亲家中。“我认为我们应该将她的生命视作是完整结束的生命，”克里斯蒂娜·基尔南说道，“而不是过早被破坏被掐断的生命。”这是我没能听懂的。我们这些聚集在一起的人，很多是露西的同龄人。我们都已经成人了，在各自的历史和处世上前进了不少。那露西历经的岁月在哪儿呢？
再次引用伊丽莎白·韦伯斯特所说的：
……我对她说，‘现在你长大了，你打算做什么？’她说，‘我不在意做什么，只要我做得彻彻底底。’——然后我说，‘嗯，这很好，但你准备上哪儿去呢？’她非常努力地想了想，说道，‘奔向光明……奔向光明。’
她的一切，乃至她的名字，都指向光明。既是如此，我无法在如此深重如此持久的黑暗中找到秩序和意义。
露西·帕汀顿之死代表一次不可思议的冲撞（collision）（collide：源自“col”意为“一起”+“laedere”意为“击打”）。这是黑暗遇上光亮，世故遇上天真，虚假遇上真实，彻底的无神遇上纯粹的精神，这样的——
嗨梅你爸给你写信。或者给我你的电话号码……或者尽快给我写信。我可能得搞清楚那欧格登做的，我的新律师很不错你在新闻上说我的我都看了那算是很忠诚你有没有看司各特卡那凡说他做的——(25)
——遇上那样的：
事儿的大小在于你的创造——
我可以装满全身，
生命的一整天
对一张小纸片上
几个字的
担忧；
然而，同一个晚上，
抬头看，
捧起双手
以手指为框
圈起天空。
(1) 《莫洛博士岛》（1896）是英国小说家H.G.威尔斯的科幻小说。莫洛博士通过外科手术改造各种动物，将它们变成兽人。
(2) 《呆瓜复仇记》（1984），又译《鬼马校园》，美国电影，杰夫·卡尼导演。
(3) D.R.沙克尔顿·贝利教授，又叫沙克——前一种叫法能更好地描述他。沙克至今仍是世界一流的西塞罗权威学者。而且，我总是觉得他和我父亲截然相反：一个用词简略、不苟言笑、长得矮胖的吝啬鬼。我以前总对自己说：妈妈已经有足够的魅力。不过，沙克的头颅很有意思。他去密歇根大学任教授之前，是剑桥大学的藏学讲师，教了二十年。有一次我在他那儿，恰逢他尝试迷幻药。在我眼里，好几个小时，他都受药力影响极大，处在崩溃的边缘，不过他后来声称自己对此练习挺满意的。——原文注
D.R.沙克尔顿·贝利于2005年去世。
(4) 艾利，艾利斯泰尔·博伊德，即基尔马诺克男爵：是我母亲一生的第二次真爱。我从埃里克·雅各布斯写的父亲的传记中了解到，艾利斯泰尔的头衔是我十五岁做情色梦时所幻想的那种贵族。没有钱也没有其他的财产——但家族能追溯到七世纪。早年有一个基尔马诺克伯爵，参与1745年詹姆士二世党人反叛，犯了叛国罪，在伦敦塔山被处决。“若不是家族纹章上的这个污点，”传记作者写道，“艾利斯泰尔·博伊德现在就会是第十四代基尔马诺克伯爵。”——原文注
(5) 约翰·格罗斯是我早期两位极其重要的编辑之一，另一位是《观察者》报特伦斯·基尔马丁。约翰向我灌输了一条原则，一条我不管是写小说还是报刊文章、读书评论仍旧在遵循的原则。绝不要连续几段用同一个词开头——除非至少有连着三段这么开始的，那么读者就会知道你是有意为之（我自己添加的）。约翰说得没错。这会看起来丑陋不注意细节，读起来别扭，听起来也别扭。我也得提一句很多伟大的作家都忽略这条原则。康拉德对此不敏感，当然还有劳伦斯。福斯特似乎只是有时会意识到这一条原则。纳博科夫总体上遵循这条原则，而且越写越是如此：《说吧，记忆》和《普宁》一个段首的重复都没有。《微暗的火》的107页至109页，有连着三个段落以“他”开始，又连着有三个段落以定冠词开始，我们就知道其中有什么原委（要出现大规模的转调）。乔伊斯在《都柏林人》和《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没有遵循这条原则，但在《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那些令人着了魔似的段落中，他是不会让人认为自己是无意偶然为之了。不知疲倦地精工细作的亨利·詹姆斯有时候会违反这条原则一下，不过他的段落都够臃肿了，足以蒙了眼又蒙了耳（有时候左手上都有好几页了，还得翻回去查看）。早期的贝娄不遵循。后期的贝娄遵循。金斯利·艾米斯也是如此。——原文注
(6) 杜沃普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发源于非裔美国人社区，其特征为多人和声、无意义的填充音节、简单的节拍和歌词，对灵魂乐、流行乐和摇滚乐均有影响。
(7) 比波普爵士乐二十世纪四十年发源于美国，是当代爵士乐发展的根基，黑人歌手用拟声唱法以无意义的语词所吟唱的旋律。
(8) 放克乐起源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晚期，非裔美国音乐家将灵魂乐、灵魂爵士乐和蓝调融合成一种有节奏的、适合舞蹈的音乐新形式。
(9) 这也是生理性的。我后来看到恶心本身也是极费力气的。身体与之对抗而竭尽力气。——原文注
(10) 帕特里克·欧布莱恩（Patrick O'Brian，1914—2000），英国作家、翻译家，以描写拿破仑时代海战和海军生活的《怒海争锋》系列小说知名。
(11) 在迈克诊所做牙模时，我得静坐几分钟，嘴巴里糊着一层无味的泡泡糖。烂牙俱乐部的会员乔伊斯和纳博科夫告诉我，那时候他们可得花上半个小时，喉咙里像是塞满了打散的臭蛋，扭动着呕吐着。那个年代的牙科，臭蛋味是这类用料受人偏爱的风味。——原文注
(12) 飞力生滋补品曾经有过广告语，意味帮助四十岁以上人士强身健体，金斯利利用谐音，讽刺滋补品。
(13) 喇叭裤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时髦装束。
(14) 家务好手，厨艺极臭。有时候连她好心端来的速溶咖啡都不单单是喝不了，还（全家人都同意）看不出来是咖啡。——原文注
(15) 而且还不是随意地调调情。这是金斯利高贵而悲伤的初恋。见他的《诗集》的首篇，《给伊丽莎白的信》。——原文注
(16) 我不想把这两件事挂起钩来。不过，父亲的死亡（或许尤其是那位父亲的死亡）给人带来的诸多影响中，有一桩确实是让人更有胆量。——原文注
(17) 两天后，我说：“我让你赢了那场争论。在车上的。”他承认了：策略上认输而已，在车上的争论，兴许还是输了好。——原文注
(18) W.R.A为威廉·罗伯特·艾米斯的首写字母。
(19) 那时我把这个反动的偏见加给父亲，还早了点。那时候，奥斯力克老是会模仿金斯利，服从他的原则，姿态不美（却极其忠诚），比如在越战这事上。但这阶段不长。等他开始建议英军——还没有被大麻麻倒的男人，如果还能找得到的话——加入越战时，我已经不再是主战派了。接下来我们就越战一事争了三十年。——原文注
(20) 《降临节婚礼》一诗。《降临节婚礼》诗集出版于前一年，1964年。——原文注
(21) 小盒装避孕套三只一盒。
(22) 阿尔弗雷德·爱德华·豪斯曼（Alfred Edward Houseman，1859—1936）首写字母。英国诗人，以《什罗普郡少年》长诗知名。一战后豪斯曼写的战争诗歌对后来的战争诗人有影响。译诗无法保留原诗的节奏，但保留了abab的尾韵。艾米斯是对豪斯曼诚心地模仿还是戏谑地仿拟，有不同解读。
(23) 包括金斯利·艾米斯在内的不少人提过，著名的战争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以一种特有的痛苦和温柔来书写战争中的男人，至少部分原因是他的同性恋倾向（不管有多不明显）。同样的话也可用于豪斯曼。这看来完全有可能。（作为一种思维试验，我试图用女演员来饰演《拯救大兵瑞恩》中开头那几分钟，没多久就坚持不下去了。）欧文也坚决地把敌人看作是一群聚在一起的被施加了压力的个体，而不是一个国家或是一种意识形态。《精神病者》：“从背后抓住重击了他们的我们，兄弟啊，/撕裂给了他们战争和疯狂的我们”。还有《奇怪的会面》，欧文用了他最漂亮的半韵：“‘我是你杀死的仇敌，我的友人……/我辨出了你在这黑暗时分：为此你蹙起眉头/昨日你捅穿杀死了我。/我闪开了，但我的双手又冷又难解其恨。/现在让我们睡去吧……”金斯利对这一句总是战栗不已：“我的双手又冷又难解其恨”。——原文注
(24) 弗雷德里克·韦斯特，杀害孩子的凶手，播种噩梦的魔鬼。此处的“凶手”我用的是单数，有争议，亦有所据。罗斯玛丽·韦斯特活该终身为囚，但看过布莱恩·马斯特斯《她一定是知道的》（1996）一书后，认为她被判为凶手是公正的这一想法会瓦解。——原文注
(25) 艾米斯引用韦斯特写给一个女儿的信。原文语法、拼写、用词等都错误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