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三：魔法
事件三：魔法
1996年11月
“有个男人马上要做爸爸了，”我的对手（扎卡里·利德）说。
休息的时候他去了俱乐部的洗手间。他回到场地的时候，以为会看到我坐在长椅上抽烟。
我在球场的端线上做俯卧撑。
我是那个快要做爸爸的男人。
上个礼拜我主持了在特拉法尔加广场旁边的圣马田教堂举办的金斯利纪念会。来的人不少，多的是小说家，其中有伊恩·麦克尤恩、萨曼·拉什迪、皮尔斯·保罗·里德(1)、A.N.威尔逊(2)、威廉·博伊德、戴维·洛奇、V.S.奈保尔(3)和艾丽丝·默多克(4)。希拉里在，简也在。迪莱拉也在。当然，还有路易斯和雅各布，以及我的侄女、菲利普的女儿，杰西卡。还另有一个孙辈在场，但尚未来到外面的世界。金斯利从未见过他最大的那位孙辈。当然，他也永远见不到最小的那个了。到这一天，他过世一年了。
主要的事件就是这些普普通通的奇迹和普普通通的灾难。
我把迪莱拉的事告诉了萨曼·拉什迪，他说，
“这么说她现在在牛津了。她已经在牛津读书了。”
“读历史。二年级。”
“这么一来还挺有趣的。跳过尿布，直接进入学位袍学位帽阶段了。”
“没错。”
我详详细细想象了一番这是怎么做的，让自己镇静了下来（我四十七岁）。另一条上牛津去的路，另一种名号上的可能（在那儿父亲的称号只是荣誉性的），为此我们是在圣玛丽医院生的孩子——从那儿去帕丁顿车站方便极了(5)。婴儿一出生，就将其打包送到牛津。我知道这计划有一处漏洞。接到个电话说，小宝宝不会读书写字，不会走路说话，没有一刻不在啼哭，我可真不见得会有多吃惊……真相是我已经准备好迎接另一个孩子了（为了另一个孩子，我受了培训），不过我一点也不掩饰自己很想要一个女孩。虽说我现在有了迪莱拉，但我没有把她养大。而我想把一个女孩培养成人。我极其想要知道人类的另一半是怎么生活的。
不过，在这一阶段我得承认这小宝宝模仿男孩模仿得像极了。它在母亲的子宫的上端，据说男孩都是在那个位置的。而且还带着令人生疑的男性暴力在那儿四下动作。都没必要去“感觉小宝宝在动”，肉眼就能看到它在动：像是要拳打脚踢地出来。我们本可以打个电话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个现代的便利，我还是想不要动用；这个时代的诱惑，我还是想要抵制。你不应当知道。而出生的那一刻证实了你确实不应当知道。当生产快接近尾声时，你不再想是“女孩”还是“男孩”，你想的就是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出生的那一刻，大自然像是抹去了性别的问题，这甚至都不是什么细节问题。你不应当知道。更何况，如果你知道了，就不再是和人类有共同的经历了。你把自己从祖先和所有过往的人类中分离了出来。
我当然准备好了。主要的事件就是这些普普通通的奇迹和普普通通的灾难。在普普通通的奇迹中，两个人进了那个房间，出来了三个。在普普通通的灾难中，呃，我原来是打算说两个人进了那个房间，只有一个出来了。但事实上是，只有一个人进了那个房间，再也没人出来。
时钟回拨的那一天
我给罗伯打了电话，告诉他，“国王死了。”(6)他说，“哦，我觉得那非常让人难过……”我也是那么想的。我觉得那非常让人难过……“就像是失去了你自己的一部分，对不对？”在俱乐部，克里斯这么说。是啊，一点不错，就是这种感觉。当某个已经用滥的说法以其原初的劲道攫住你的时候，你知道你应对的是经历，是主要事件的经历。还有些别人说过的话、慰问的事留在记忆中：医院里护士的温柔；德米特里·纳博科夫写来长长的充满感情的信(7)；帕特·卡瓦纳的来信；戈尔·维达尔的来信。不过戈尔的诅咒这次不是很有效：时间掐准了，但不知怎么目标没有命中。
父亲去世的那天，我带两个儿子和他们这一辈子的两个朋友（也是一对兄弟）去吃披萨，然后去沃姆伍德-斯克拉比斯这块沼泽似的广阔又荒凉的游乐地。两家守护的机构俯视着这块地方：医院，监狱（罗伯在那儿蹲过监，我在那儿朗读过《伦敦场地》的选段）。这四个男孩我都见过他们趴在母亲的胸上，此时此地，他们像是半个足球队……孩子在我心中激发的难以置信的感觉，一向如此，不会减弱。看着我的孩子，我无法相信我参与的一项创造会获得如此的轮廓、质地和体积。看着他们是怎样把一辆汽车、一间房间装得满满的。在浴缸里——瞧瞧他们一进去，水涨高了多少。
后来，我一动不动地坐在厨房里，像是被置于一个巨大的环形的空位的中心。一个孩子出生时，你将街道上显见的空空荡荡收起了一些，因为世界要给新来的腾出空间，而腾出得太多了，都得收起来。在这点上，死亡并不对称。死亡也会产生空间，但这是将你隔离、将你孤绝的空间。在一个星期天离开这世界，这多像金斯利的举动啊。他是如此的不肯妥协：死在一个时钟回拨的星期天。
在卫生间不自然的光线中，整整一分钟我站在镜子前，脆弱易感：半是自己招来的幻影出现了，在我脸上抹上了死亡的色彩——那些在凤凰病房亲眼所见的黄黄绿绿。死亡本当是没有什么回赠的（什么也没有！），但那个很可能就是给做儿子的。对我而言，死亡即将到来了，切切实实的，在我父亲的尸体上演示了——放映了——我自己的死亡。现在，时钟已经回拨了，我从来没有面对过如此巨大的暮色。“国王死了，”我对着电话说。“哦，我觉得那非常让人难过……”给罗伯打过电话后，我又给索尔打。一般情况下，我非常不情愿打扰他。出于自私的原因，我从来都不愿打扰他分散他的注意力。我希望他能继续写作，这样等他写完时，我就有书可看了。但我还是打了电话；没有多想什么也没有顾忌什么。我的声音闷闷的，“我父亲今天去世了。”他告诉我的正是我非常需要听到的。
暮色确实早早地降临了。在新的时间中，这不出所料。
“自从你父亲去世后，你变了，”他说。
“变得怎么了？”
“更稳重了。再也不是孩子了。”
“天啊，不会吧。孩子？”
这是很后来的事了：1997年。我们和贾妮斯一起坐在波士顿的一家小餐馆里。我们旁边有一帮电视摄制组的人正笨手笨脚地把东西收起来；他们刚刚拍完“书签”系列节目《索尔·贝娄的礼物》（我提议过叫做《索尔·贝娄和真实》）的最后几个场景。过去这几天里的人工布置、受控环境（编排的对话、背景杂音、路人好奇但没有恶意的骚扰）撤去了，我们差不多又是我们自己了。我马上四十八岁了。他马上八十二了。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我向他询问有关死亡的事，有关“到这条路的尽头时多多少少令人愉快的头脑清明”。他说的话让我吃了一惊，“我有时候觉得我是死人。”这一说似乎勾画出一场未曾想到的新的挣扎：挣扎着相信你还活着。
在饭店里，我说了一直想说的话，
“我父亲去世的那天我给你打了电话，你还记得吗？你做得好极了。你只说了一句话，但那是对我唯一有点用的一句。唯一能帮我走出来的一句话。(8)我呆呆地答道，‘这下只好由你来做我的父亲了。’当时很管用，至今也仍管用。只要你还活着，我就不会觉得完全失去了父亲。”
到1999年的今天，也照样管用。但我千万不能侵占了格雷戈里、亚当和丹尼尔的领域，还有将在本千年结束前出世的第四个孩子。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给贾妮斯写了封信。我觉得可以从中引用这一句，因为我只是引用我父亲(9)：“最大的困难是相信婴儿的坚韧。但是他们确实很坚韧，一根筋地坚韧……对索尔的这一点，你是知道的，对吧？你会拥有他的一部分，一半，永永远远。”
信使
在我看来，我的人生无形无状地荒唐。我知道由什么来成就一个好的故事，可是这在人生经历中不太常见——图案和平衡、形式、完结、匀称。经常是这样的：人的生命会像是一个成功故事，至少在开始是这样；但是人生呈现的唯一的形状无一例外地都是悲剧——除掉所有那些冠冕堂皇的东西，诸如因果报应、命运之轮还有命中劫数之类的。悲剧是循着悲剧面具上嘴巴的轮廓（同理喜剧也是这样的），上升到顶峰，之后曲线往下再水平延展到一个点上。这是人生通常具有的唯一一个真实的形状——再提一下，忘了那些意象的连贯、主题的一致之类的。(10)
我的嘴里叼着一根烟。它哀求着、尖叫着想要被点燃。我们等着从楼上的人传话过来……这是1996年四月初，纽约，一次短暂的售书巡回活动快要结束了。我坐在电视台的化妆室里，打火机竖着。然后上面传来了消息：“才子可以抽烟。”我就抽上了。才子感觉大好。
第二天，我踉踉跄跄地走进酒店的大堂，一位老朋友迎了上来。
“又来了？”他说。
“又来了，”我说。
“又来了”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出于我的皮相给的提示：沾满了血迹的纸巾敷在一张红肿的嘴上，嘴里还有纱布露了出来。第二层意思，第二个“又来了”和金斯利·艾米斯的传记作者一事相关（或是说和金斯利·艾米斯的“意愿”一事相关）(11)，家乡的报纸上风波未定，还在无力地闹腾着。
“永远也不会歇停的，”我说，“总是会再来一个‘又来了’”。
托德·贝尔曼刚从我的下颌拔除了一颗臼齿：把嘴张大。在纳什维尔（被称为南方的希腊）的时候，这颗牙就宣称自己完蛋了，但它还继续吊着，和牙床差不多成直角，一路撑过了迈阿密和费城。拔牙也不是寻常的步骤：打三针，缝两针，再加在休息室里的一段血淋淋的中场休息。(12)之后，我是“全景”X光的照射对象：穿着一件铅背心，被固定在一把椅子上，探测头慢吞吞地但一丝不苟地在脸上巡查着。一声轻轻的咳嗽作为客气的自我介绍，幽闭恐惧症一如往常地来临了。你躲不开去，因为没有地方可躲。那几分钟里，我和表妹在一起，明白痛苦（和萧伯纳所说的相反）确实是相对的。痛苦有数值范围，从1到10（10^100）。
那天晚上父亲来梦中见我。他有正经事。他不是以魅影而是以信使出现。
我睡着了，他像是早已在了，耐心地等待着，虽说他的时间一点不见得无穷无尽。他差不多六十岁左右；他看起来体面得很，简直稍微有点过时，比他在世时更要独立自足也显然更为宽厚仁慈。而且是无性的——极端地无性：没有性别也没有性欲。
在死者的梦中，你一直想说：“你可真聪明啊。你骗了每个人，你的计谋骗过了每个人……”
“哎，爸爸，”我说，“这下你回来了，你希望事情怎么进展呢？”
我不是指起死回生。我的意思是回到这一带的街坊邻里中。不过，同时又另有一种感觉，他现在不再需要把自己卷入这些粗浅的烦恼中，凡人俗事得令人窒息。这已经没有力量让他苦恼也没有力量让他着迷了。
他什么也没说（我感觉他不想被触碰）。只凭着手势，凭着表情，凭着中顿，他让我明白我拥有他所有的信任——不管是执行他的遗愿，还是别的任何事。因为我的愿望就是他的愿望，反之亦然。然后他离开了，步履轻快地消失了，不是回到死亡，而是一个中间的有利位置。他果断坚定。这个梦全然是正经事。他不是以魅影而是以信使出现。
从我自己的无意识来的信使，这是自然的。但没关系。因为我的想法就是他的想法，反之亦然。
所以说见到你让我觉得无与伦比的温暖，爸爸。你要那样子地多来来呢。作为信使，而不是一个魅影，一个我以毕恭毕敬来淹没、骚扰、厌烦的魅影。
见到你让我觉得无与伦比的温暖，但就你的意愿，我真的不需要什么保证。因为我的意愿就是你的意愿。我是你，你是我。
胎儿的狡猾
我的第一个儿子出生时，我想要一个女儿，但以男孩开始这一点，我很快就接受了金斯利的观点（虽说这一观点既传统老派又是极金斯利式的）。我的第二个儿子出生时，我想要一个女儿，我花了几分钟才能原谅他不是一个女儿。我的第二个儿子是剖腹产的。那不再有“男孩”、“女孩”之辨的更为紧急的关头，我没有在场。因此，当护士告诉我女孩其实是男孩时，我迷惑不解。不管怎么说，我的一辈子都想要个女儿。甚至在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也想要一个女儿。
在圣玛丽医院，我不时地想一想宝宝会不会准时到，赶上四点钟去牛津的火车。不过，分娩还没开始，这玩笑就不能继续了。之前有整整一分钟，宝宝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从那一刻起，所有的念头都简单一致——只成了呜呜咽咽地不断地哀求福佑。不过，我对胎儿的狡猾有极强的信念。我知道，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既不是被动的也不是不感兴趣——他们真的是想活下去，坚持自我的存在。两个男孩都提早到了，早得都有危险，但他们坚持下来了。新宝宝足了月，会准备得更好，更机智、更坚定、更狡猾……在产房里，这时刻满是危机管理的气氛，紧张忙碌。帮手们——一位儿科医生，另来的两位助产士——准备好等候在一旁，一边吸引器正在一下一下果断地吸着胎儿。
马伍德先生以斗牛士般的娴熟手势分开了婴儿的大腿。这一切我都深深地看在眼里，但让我无法挪开目光的是婴儿的下唇，还在颤抖着，像是要努力抵制泪水。嗯，确实是一段艰难的旅程，经历了各种各样怪异的天气。过了一会儿，我把这热乎乎的小人儿带到隔壁，清洗了一遍，称了体重，量了身高，系上了牌子，由护士的针头在大腿处接受了人生第一注派给的疼痛。
第二天，第一个来看我们的是迪莱拉·西尔。上来之前，她在底楼医院内设的花店停了一下。她说，
“女店主在包花的时候问我，‘侄子还是侄女？’”
“你怎么跟她说的？”
迪莱拉·西尔的话让我很高兴，但也让我意识到在世间度过了多少的日日夜夜。
“‘不，是妹妹，’我说，‘妹妹。’”
两个人进了那个房间，出来了三个。后来我告诉伊莎贝尔，成为母亲还另有一个不那么明显的好处：这下她可以完成她对父母的爱，或者说让她对父母的爱更为圆满，而没有孩子的人没有这样的成果。你的孩子一出生，想都不用想，你就原谅了你父母的一切，就像是一场天鹅绒革命。这也是婴儿狡猾的一部分。会有时间做这事儿，但不多，因为贡扎罗·丰塞卡第二年就去世了。死亡对他很宽容，来得挺突然的。一整天从纽约风尘仆仆地赶回来，他吃过晚饭，上床睡觉。他的住所在彼得拉桑塔附近，那个雕塑家和石匠的家乡。只有一个人进了那个房间，再也没人出来。新生的宝宝失去了两位亲人。对这个令人不敢相信的费尔南达来说，外婆和奶奶，还在，但没有了爷爷，没有了外公。费尔南达是个女孩。她也是个犹太人。她也是四分之一的金斯利，四分之一的贝蒂，四分之一的希拉里，四分之一的贡扎罗。
布鲁诺去世的时候，坐在他一旁的是贡扎罗，就像坐在金斯利一旁的是萨丽。每个人都赞同就应该是那样的。
“人生主要就是悲痛和生产(13)……”没错，爸爸。人生主要就是死死生生；普普通通的奇迹和普普通通的灾难。始于生长的白色魔术，然后是这条路尽头的另一种魔术——黑色魔术，同样的奇特，同样的忙乱，同样的凭空而来。
四年之后，萨丽还会在“想爸爸想得厉害的日子”，哭着给我打电话。金斯利过世后，替代了他的空白之深之广磨砺着我们。对我来说还算好，因为书还在这儿，因此，他也还在这儿：日日夜夜触手可及。
在凤凰病房时，我恼恨他转过身去，我恼恨他转身离去。现在，他们转身离去都令我恼恨。无论是谁都一样，哪怕是一只动物：路边躺着的阿尔萨斯狗，那只搁浅在热带海滩上的海象。女儿在她的生命中第一次沿着自身的轴心转圈，对我转过身去。他们转过身去都令我恼恨。
(1) 皮尔斯·保罗·里德（Piers Paul Read，1941— ），英国小说家、历史学家。
(2) A.N.威尔逊（A.N. Wilson，1950— ），著有多部传记和小说。
(3) 我和奈保尔的关系有个令人高兴的小对称——足以写个（可能是比较老派的）短篇。他有两条人人皆知的戒律：不准时是不可原宥的，“任谁也不要给第二次机会”。所以，我第一次碰到他的时候，我只是想，好吧，那就这样了吧。因为我在他弟弟的纪念会上念了一首诗，而且我还迟到了。迟到得厉害还毫无原则。希瓦，和气亲切，富有才华，而我为了纪念他献上的却是不自检的奥登：“时间不能容忍/勇敢和天真的人，/一个星期就漠然/对待一个美丽的躯体，//时间崇拜语言，宽恕//每一个令其常存的人。”不过，维迪亚爵士像是原谅了我。我给他寄金斯利纪念会的邀请信的时候，一阵冲动让我加了一句（这是不是恳求他心照不宣地原谅我呢？），“不要迟到了。”在圣马田教堂的长椅上，我跟他提到这事。居然有这样的失礼之事，他的眼睛马上转向了教堂的最高处。“我没有……迟到，”他说。或许是我误会了，或许是我一厢情愿，我感觉到因得到宽恕而生的感恩。或者说是一个得到第二次机会的人的感恩。——原文注
(4) 艾丽丝是父亲的一个好朋友（他拜服于她的智力）。她于1998年因阿尔茨海默病去世。那个时候，她的状况被谨慎地伪装成是作家一时文思不畅。纪念会结束后，在加里克俱乐部举行的招待会上，我跟她说，她会有一天回头看，所有的文字都会重新回来。但是没有。1990年左右，我被《星期天泰晤士报》命名为“年度作家”。这意味着要参加一个公众宴会，读者每人出点钱便可以和文坛人士一起进个餐聚一聚，而这才是此项活动的目标。艾丽丝和约翰也在。艾丽丝把我拉向她，鼓起了嘴唇实实在在地亲在了我的嘴上。这才是大荣幸，我也这么和她说了。贝利夫妻俩真的是特立独行，真的是不入凡俗，但在场的时候，又生动活泼，亲切随和，头发乱蓬蓬的，潮乎乎的。约翰会从深深的裤袋里掏出一个橄榄，说，“吃一个。这些橄榄好极了。”——原文注
约翰·贝利是艾丽丝·默多克的丈夫。
(5) 从伦敦到牛津的火车在帕丁顿车站出发。
(6) 金斯利（Kingsley）的名字中有“国王”一词。
(7) 纳博科夫夫妇弗拉基米尔和薇拉的独生子：登山运动员、赛车手、歌剧演员，不消说还是他父亲作品的主要译者，守卫着对父亲的纪念。——原文注
(8) 道别的时候，他说，“我非常爱你。”我当然不是他的儿子。我是他的理想读者。我不是父亲的理想读者。滑稽的是，他的理想读者，是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原文注
(9) 见《和姑娘们的困难》的结尾几行。内奥米·罗斯·贝娄于1999年12月23日出生。——原文注
(10) 就此金斯利写过一首很不错的诗，《巨大的诡计》。诗中有一位好教诲的（具体点说是利维斯式的）文人就所有的创造作了一番评论。“即便在这个阶段，我们也可以确定，/那种严肃，足以配上我们最深刻的批评的关怀/不会在此处找到。”他以此开头作为铺垫，然后总结：“那些创造的无知，彻底的卑鄙/很少被超越——/漠然的习惯/要比爱的拥抱更少破坏性，罪过/不是永不受惩就是被罚千百次，/温柔的人儿走入了悲痛——所有这些都被迫/塞入了场景、对话、评论，由/主要情节来支持，展示的是/令人绝望之极的全无人性。”——原文注
(11) 我被指控干涉他对身后事的意愿。见附录。——原文注
(12) 到了我四十九岁的那年夏天，我的下颌终于垮下来了。没有了下颌，我只需支撑十分钟时间，从托德·贝尔曼走到迈克·萨巴图拉。我的下唇，因为麻醉松弛地耷拉着，挂在我的下巴上就像是狗的舌头。“嗨，你看起来好极了！”迈克逗我。我将自己运到了他的诊椅上。他说的是消失了的切牙下面的牛骨移植。然后他把移植体拧紧焊接复位。好了，移植体就像是铸铁，就像是壁炉的格栅。整件事做了一半光景，我已经准备好下一个“又来了”。迈克·萨巴图拉那天提早收工了。我和他一起坐电梯下楼。迈克·萨巴图拉这下换了便服：马球衫、白色便裤。后来呢？“我不敢忍受我害怕的冰冷接触。/汲取我早已/迟缓的生命！深深地俯向我，吓人的头颅，/为我的坠落而骄傲，回忆着，悲悯着/现在的他，曾经的他！”对我来说，迈克·萨巴图拉会永远闪耀着神话的光彩。但1998年的此刻，他站着，不过是准备回韦斯切斯特去的牙医。——原文注
引文的诗出自乔伊斯的《祈祷者》，另见前面章节。韦斯切斯特为纽约州东南部的一个郡。
(13) 此处“labour”可能既指“分娩”也指“劳作”。